1955年夏初,中共甘肅省委決定由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楊一木與中共上海市委協商援蘭事宜。不久,楊一木去北京開會時,恰與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相遇,談及此事,得到柯慶施的大力支持。會議結束後,楊即從北京直接去上海,與上海市委、市政府有關領導進一步協商關於發動和組織上海部分工商企業,部分資金、人員支援蘭州建設的問題。1955年7月,甘肅省委又派工業廳廳長王耀華等同誌去上海,參加由國務院三辦穀牧副主任主持召開的“關於工業內遷及勞動力調配座談會”,製定了內遷的初步方案。
麵對黨中央的號召和蘭州人民的邀請,上海給予了熱烈的回應,伸出了無私真誠的援助之手。
1956年4月,蘭州市組成訪問團奔赴上海。讓大上海的人們來蘭州這片荒涼之地工作生活,他們會接受嗎?訪問團成員的心裏,都懷著一個巨大的問號。常言道:“栽得梧桐樹,方能引來金鳳凰”,而我們靠什麽呢?僅靠一顆火熱的誠心行嗎?
然而,從踏上上海的那一刻起,他們便感到: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在上海,訪問團受到了上海市黨政領導的熱情歡迎和盛情接待。市委書記陳丕顯同誌專門在上海錦江飯店接見、宴請全團人員,並代表上海人民表示:堅決響應黨中央號召,無私支援大西北,支援蘭州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的原則是:你們需要什麽,我們給什麽!甚至還提醒說:你們可以在這裏多走走、多看看,什麽要求都可以提出來,我們共同研究,一定全力配合做好工作。
一番肺腑之言,使訪問團一掃顧慮,信心倍增。在兩個多月的考察中,他們時時刻刻都處在喜悅和激動之中,深切感受到上海人民的巨大熱情。
“隻要你張嘴,我們就同意;隻要你邀請,我們就接受。”成了當時上海人民支援蘭州的生動寫照。
上海的繁華與蘭州的落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巨大的反差,麵對上海發達、密集的工廠和服務業,訪問團深深感到蘭州需要得太多太多了。他們隻有一個心願:盡量多遷去一個工廠,盡量多邀請一個支援者。
盡管心存渴慕,但樸實的蘭州人並沒有獅子大張口般地伸手,而是設身處地去體諒上海政府和人民的難處。幾乎每一個要求,他們都是想了再想,他們不想讓上海人民為難。而上海市政府和人民表現出的熱情、真誠和無私則大大超出了訪問團的預料,他們說到做到,言而有信:要什麽就給什麽,你不好意思要的,我們主動支援。
當時確定遷蘭的企業中,有這樣幾家企業是蘭州人想要卻不敢張口的,但慷慨的上海人民卻主動“贈予”了。它們是:信大祥呢絨綢布店、悅賓樓京菜館、意姆登洗染店、佛慈製藥廠等享有盛譽、發展前景很好的“老字號”。
這是一次全麵的、無私的支援,行業涉及到城市發展的方方麵麵。工業企業方麵有:製藥、小五金、玻璃、搪瓷、墨水、針織、印刷、電鍍、儀表、機器等;商業企業有:百貨、棉布、絨線、皮鞋、西服、時裝、照相材料等;飲食服務企業有:洗染、理發、照相、中西菜館、糕點等。特別是蘭州膠鞋廠、蘭州搪瓷廠、蘭州熱水瓶廠、蘭州佛慈製藥廠、蘭州墨水廠、蘭州玻璃廠等一批輕工企業到蘭州落戶,填補了蘭州在這些領域的空白,解決了日用工業品要從沿海調進,本地輕工業基礎太弱的問題,也為甘肅輕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上海市政府製定的支援搬遷原則是,在確定遷蘭企業時,必須是經營要有特色、社會上有影響、質量服務有優勢、能起到示範推動作用的企業,並且是資金、人員、企業整體搬遷。在這場無私的大援助中,湧現出了一大批熱情的支援者,他們中有普通工人、也有高級技術人員,還有一大批上海有名的獨資、合資企業主,如韓鐵成、錢念祖、葛行之、濮容百、沈羅坤、周湘、嚴裏涓、韓鐵溶、韓鐵隆、張源泰、楊雲波、吳仁葆、陳樹棠等等。
在雙方的密切協作下,搬遷工作進展得異常順利和紮實。從1956年6月開始,到1957年初,僅用半年時間,便基本完成了援蘭企業的搬遷工作。
盡管支援者都誓言在胸,信心百倍,但現實中遇到的困難仍超出了他們的預料。
首當其衝的便是環境的極度不適應。從氣候宜人的沿海內地來到西北高原蘭州,氣候的巨大反差,使支援者吃了不少苦頭。當時的蘭州樹木稀少,一刮風,便是一片飛沙走石,打在支援者身上、臉上,是難忍的疼痛、滿嘴的泥土和難言的無奈。剛來時,很多人都因氧氣不足而頭暈、惡心。因氣候幹燥,他們常常流鼻血,嗓子發炎,反複感冒。南方來的建設者們不會生火爐,為此吃了太多的苦頭等,需要克服的困難很多。
令人崇敬的是,麵對條件的惡劣和種種困難,眾多的支援者們不僅沒有灰心喪氣、打退堂鼓,而是知難奮進,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火熱的創業中去。
為了建設一個新蘭州,為了求得自身進一步的大發展,遷蘭的企業以百倍的信心投入到創業之中。無論是名聲在外的信大祥、泰昌、佛慈、悅賓樓,還是眾多的工商企業,都依據自身實際,銳意開拓,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三家皮革(件)廠遷蘭後更名為蘭州震旦皮件廠,成為西北皮件行業的鼻祖。
1960年遷蘭的蘭州開關廠,隨著事業的不斷發展,努力競爭,先後派生出蘭州儀表廠、蘭州無線電廠、蘭州儀表標準件廠、安寧彈簧廠、蘭州電鍍廠等地方企業,企業規模不斷擴展。
百貨、棉布、絨線、皮鞋、照相器材、西服等商業企業,從一開始,營業額就翻著跟著往上長。新亞洲理發店營業額比在上海時增長了50倍;鳳凰照相館在上海每天營業額隻有40元左右,遷蘭後第一天營業,就顧客盈門,營業額高達387元;大中華菜館,在上海時每天營業額隻有200多元,遷蘭後,在貨源不充足的情況下,每天營業額均在1000元至1500元左右,有時到了下午四五點鍾就關門打烊了。
很短的時間裏,上海遷蘭的人員就躍升至1837名。他們大多思想穩定,工作認真,積極為蘭州建設獻計獻策、流汗出力,共有513人在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受到了各種表揚和獎勵。
據負責援蘭接待工作的蘭州市原副市長王君朗同誌回憶:上海人民援蘭熱情十分高漲,踴躍報名的企業和群眾,遠遠超過預想的數額。記得有兩個沒有報上名的十七八歲的青年找到我,哭著要求參加援蘭建設。我對他們說:“蘭州生活條件很差,工作艱苦,馬路不平,電燈不明。”他們說,我們支援蘭州什麽都不怕,他們的父母也來“求情”。僅僅兩個多月時間,我們就從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上,搬來了一些曆史悠久,享有盛譽,有社會影響,經營有特色,在蘭州能起到示範帶動作用的商店。為了提高蘭州市的商業管理水平,上海市還從商業係統抽調了一批經驗豐富的幹部、技術人員支援蘭州。我們還招收了一大批上海青年來蘭州參加商業服務工作。為豐富群眾生活,我們還將上海的一家越劇團全班人馬搬來了,並為友誼飯店挑選了一批高級中西餐廚師和服務員。
蘭州用從上海公私合營企業引進的200萬元資金,修建了大眾市場、大眾浴池、永昌路百貨商店、建蘭飯店、建蘭路百貨商店及浴池和市商業學校等,填補了蘭州的空白,使蘭州的服務能力有了一個大的提高,初步解決了住宿、購物、洗澡、理發的困難。
遷蘭企業以各自特有的經營方式、經營作風和規範優質的服務,以及考究精細的做工,多樣的花色品種和新穎的布局陳列,給蘭州這座古老而新興的城市,增加了生機和活力。蘭州,借助上海人的力量迅速走向了繁榮。
從上海調來的商業服務業的骨幹,大都安排為蘭州有關國營單位公司的經理、副經理,甚至擔任了商業局的局長。對公私合營企業的領導,按工資不變、職務不變的原則,也都安排在原企業單位任正副經理,這些同誌守職盡責,發揮業務特長,在各企業中起了模範帶頭作用。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成為以後蘭州市各個重要企業或部門的廠長、經理、工程師、會計師,有的同誌還擔任了蘭州市的政府、人大、政協及省民建的領導。如1956年從上海來“支援大西北”的段均平,原在上海華東糧食局工作,來蘭以後,長期擔任領導工作,1980年至1990年出任蘭州市副市長。他們都是上海遷蘭工商界的優秀代表。
原工興玻璃廠經理,後任甘肅省工商業聯合會主任的周懷仁先生,對當年遷蘭的盛況記憶猶新,他說:
工興玻璃廠在上海市屬於中小型企業,以生產“四大缸”而名揚四方。當時的所謂四大缸即墨水缸、海綿缸、印泥缸和金魚缸。前三缸是出口產品,歸上海市文教用品公司包銷,而金魚缸則是該廠在上海的獨家產品,形似老虎足爪式的三腳魚缸曾風靡上海市。另外,該廠還生產日用玻璃器皿、電料罩、玻璃儀器等,是當時上海玻璃門類最多、技術力量較強的工廠。
1956年7月2日,上海工興玻璃廠65名職工,從上海來到蘭州,蘭州市黨政部門和市工商聯等單位領導熱烈歡迎的情景,今天回憶起來仍使人激動不已。工興玻璃廠遷蘭後,合並到地方國營蘭州玻璃廠。蘭州玻璃廠全體職工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大會,大家都為玻璃廠的發展壯大而歡欣鼓舞。
工興玻璃廠的職工在上海剛剛慶祝了跨入公私合營的喜慶大典後時間不長,到蘭州又一躍變為國營工廠的職工,因而情緒高漲,精神振奮,立即以極大的革命熱情投身到火熱的生產中去。
周山寶、孫少龍、沈家其、周有才、程誌香和黃年喜等同誌都是該廠技術上的能手。周山寶師傅是上海市玻璃行業中的四大名匠之一,是近代玻璃鉗子工的能手,他製作的金魚缸、荷葉罩果盤、花瓶等,做工精細,造型優美,在玻璃行業中獨樹一幟,使人難以望其項背。特別是他試製成功的大紅色套料玻璃花瓶為當時玻璃工藝的一絕,成為蘭州市的出口創匯產品。
縱觀上海遷蘭企業,陣容相當龐大,計有商業17戶,汽車修理19戶,服務業27戶,飲食業10戶,工業企業41戶,共計114戶,其中私方人員111人,職工987人,資金333.3萬元。如今,當年風華正茂的建設者都已步入晚年,有些人則長眠在蘭州的黃土地下,他們的子孫後代已在蘭州繁衍成長,成為新的一代蘭州人。如今他們像父輩一樣,繼續揮灑著他們的汗水,為新蘭州的建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蘭州早已成為他們真正的家!今天的蘭州,已遠非昔比,回顧五十年來的巨大變化,每一個蘭州人都會從心底裏發出對援蘭大軍由衷的感激之情。上海援蘭者們對蘭州工商業發展做出的貢獻將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