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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意人蜂擁而至,蘭州商業異軍突起

  從1935年開始,京、津、晉一帶的商人和商業團體及流亡人口就陸續遷往蘭州,最初經商者一般不帶家屬子女,而抗戰開始後不得不將家眷接來蘭州,甚至連晉南蒲劇也搬來蘭州上演。由於大量人口湧入蘭州,除原來的商號擴大、從業人口增加外,還出現了遍布於全市的小商業經營者。

  大量人口遷入蘭州,成為蘭州私營商業迅速走向繁榮的催化劑。1945年前後,蘭州的商店總數已達到2095家,營業總額增加到10億多元,店員人數也達1.3萬人之多。僅蘭州的雜貨店就有277家;京貨店更是分門別類,形成了專門經營布匹、絲綢呢絨、百貨、服裝的商店。其中布商114家,絲綢呢絨商26家,百貨商98家,服裝商63家。此外,茶商、煙商、食品商和糧行等均有較大數量的增加。與之相適應,進出口貨物也大幅度增長。

  在其他大城市遭受日寇蹂躪、百業凋敝的情況下,蘭州商業卻異軍突起,獨占鼇頭。但就整個發展來看,蘭州地區的商業與東南沿海和內地城市相比,其規模還是比較小的。即使是比較有名的京貨行、雜貨行、茶葉行和煙行等,資本額也大都在幾千元之間,最多不過數萬元,甚至還有幾百元者。在這些商行中,除了極個別的新興近代商業外,許多都是恪守封建行規、循規蹈矩的的小商小販,甚至一些京貨行、雜貨行乃至十分有名的茶銷業和水煙業,也不例外。這種狀況,使蘭州地區沒有能夠出現十分有名的富商大賈,而且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動蕩的政治、經濟形勢下,蘭州商業迅速走向了衰落。

  在蘭州,抗戰時期的經商者始終以外地人為主。如著名的山西絳太幫,在蘭州經商者約有一萬餘人,蘭州的海菜行(醬園)、客棧業幾乎全為他們經營,其他綢布、百貨、五金、鐵器、雜貨、行商等也大都為其經營;京貨、雜貨業大都以京、津一帶商人專營;水煙中的青絲煙也主要由陝西籍商人經營。所以有人說,蘭州“金融之權,操縱於山、陝、津幫之手;各大行店,晉商稱勝;錢莊藥號,秦人居多;購辦皮貨綢緞雜貨事業,津、晉兩幫,又稱並駕;製造青條黃煙,陝、甘兩商亦足齊驅”。這些外地商人的移居蘭州和對蘭州商業的大規模經營,使各地先進的經營方式傳入蘭州,為蘭州商業的發展及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近代蘭州商業的發展,還使蘭州再次扮演了“絲路”重鎮的重要角色。當時,俄國商人在蘭州專門設立機構,運銷各種土特產品。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後,蘇聯仍然通過蘭州,經嘉峪關、新疆等地,將大量的皮毛、藥材、茶葉等,運銷西伯利亞和其他地區。當時,中西交通更加暢通無阻。在國內,蘭州的商人將南方大量的工業品運銷新疆等地,新疆等地豐富多彩的土特產品如地毯、皮衣、葡萄幹又被運回蘭州。在甘新公路修通後,這種交流更加頻繁。蘭州終於再次成為古絲綢之路上一顆明珠,古老而神奇的“絲綢之路”重新放射出耀眼奪目的光彩。其時,一方麵蘭州的商人奔波於全國各個地區,從其他城市購買各種工業品運銷蘭州市場;另一方麵,外地商人也在蘭州設點立行,運銷西北土特產品。由於蘭州地區商業的發展和繁榮,使本地工業品的銷售量迅速增加,尤其是麵粉、火柴、紡織等工業品更是名列前茅,年平均銷售值均在數百萬元以上,紡織品的銷售量甚至在數千萬元以上。所以,抗戰前後,蘭州工業格局迅速發生變化,原來以手工操作為主的作坊迅速向以機製工業為主的近代工業過渡。據1943年統計,這一時期,蘭州地區的機製工業廠數已達106家,除了戰前創辦的25家外,戰後新增加81家。與此同時,由於煙草、食品、麵粉、皮毛等銷售量的增加,使農業、畜牧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蘭州市已成立和籌備的同業公會共有102個,計2252戶。1940年,賀笑塵當選蘭州市商會理事長。早在抗戰前,就出現了“甘肅羊毛的產量及綿羊頭數均在中國占多數”的局麵。農產品中水煙、棉花更是蘭州出口貨物的大宗,動輒數百萬斤。從此,蘭州的水煙和皮毛成為名聞遐邇的土特產。近代蘭州,客商的足跡不僅遍及中國各個城市,而且還與歐美人直接交往。這種交流,除了將國內外先進的工業品引進蘭州外,客商們也將蘭州的工業品和土特產遠銷國內外。尤其是西北地區有名的農副產品,更成為國內外商人及消費者青睞的佳品。這種商品的交流,使蘭州地區對外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從而促進了蘭州社會經濟的發展。近代以來,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外地先進的經營方式進入了蘭州的城鄉經濟之中,許多農牧業產品不再是一般的產品,而直接變為商品,並一開始就進入流通領域。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也帶動了傳統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觀念的轉變。廣大農民開始自覺接受新鮮事物,並走出家門,去了解世界。

  抗戰前後,很長一段時間,蘭州的商業貿易,主要由山西和陝西商人經營,尤以山西商人較多,僅從當時在蘭州的山西商人的人數上就可見一斑。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當時的蘭州警察局調查全市人口僅有十餘萬人,而山西和陝西人就達一萬多人,約占全市總人口的10%以上,山西人又占多數。這一年的商業已經極為蕭條,但在蘭州的山西人還有如此之眾,可以想象商業興盛之時,往來於蘭州的山西商人該有多少。

  柴仲圭便是晉商中的代表人物。柴仲圭(1892—1966年),山西省新絳縣北柴村人。13歲時,隨其父來蘭上學和經商。1929年其父病逝,他繼承父業,在蘭州經營“致蘭齋”海菜鋪。仲圭注重商業道德,講究經營信譽,且以店為家,勤於事,精於業,重質量,創出遠近聞名的優質糕點蘭州餑餑點心。他善於經營,精於理財,持之以恒,穩步發展,先後在蘭開設“中和當”“均和當”當鋪兩處,“德順誠”食品店、“順德”百貨店、中盛永洋廣雜貨批發店各1處,購置房屋10多處,還在家鄉新絳縣開設順城食品店1處。

  建國前蘭州海菜行有五大名牌產品馳名西北各省,即致蘭齋的餑餑點心、三合公的水晶餅、恒豐裕的白醬油、高明遠的甜麵醬、文聚成的蓼花糖。其中餑餑點心,色香味俱佳,名冠榜首。

  20世紀中葉,蘭州的晉商中名氣最大、貢獻最多的當屬奇才賈繼英了。

  據考證,賈繼英曾因給八國聯軍入侵而逃亡的西太後借銀元30萬元,後任清廷“大清銀行”行長;抗戰爆發後,他帶著四兒媳、六兒媳和最小的子女避難蘭州,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蘭州分行經理,在蘭州生活工作了七八個年頭,期間大力支持甘肅辦礦。1943年去世後,埋在五泉山的一黃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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