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一節 問我祖先來何處

　　在蘭州地區的曆史發展長河中，每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和政權更迭，都會帶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因經商等原因自動遷移而來，逐漸變成土著。此外中亞等地的外國貢使和商人，還有西方的傳教僧侶，均在蘭州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土著人和外來人，漢族種田的農耕者和西北草原上的遊牧人，中國人和外國人，他們在蘭州交往、相處、做生意、談婚論嫁，宣告各民族的融合從此開始了。

　　在這裏，我們首先尋覓一下羌人在蘭州地區留下的曆史軌跡。羌族是祖國多民族大家庭中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屬於藏緬族群，與華夏族乃同一祖先。其語言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羌語支（另一說為藏語支），沒有文字，長期通用漢文。古羌族的一支黨項羌曾創造使用過西夏文。保存下來的西夏文文獻長期以來無人讀懂，直到20世紀初才被少數學者解讀。古代羌族對中國曆史發展和民族發展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曆史傳說時期共工壅防百川、神農教民耕織、大禹治理水患，從炎黃到夏禹，到華夏民族的形成，都與古羌族密不可分。

　　古文的“羌”字，即是“羊”、“人”二字的組合。由此可以看出，遠古時期羌族的畜牧業生產水平是相當高的，已經為世人所知，而且遠遠超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

　　對於羌人的來源，目前史學界說法還不完全一致。根據我國曆史記載，羌為薑姓，是周人的始祖。薑字，從最早的甲骨文演變看，是女人牧羊圖像的標誌。傳說羌人是神農氏的後裔。夏代及其以前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今蘭州地區一直是羌人的“地盤”。據一些曆史學家考證研究，居住在今蘭州地區的羌人是中華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體，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黃河上遊及渭水上遊一帶繁衍生息。後來他們向四方遷徙，與周圍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漸形成吐蕃、蘇毗、氐、羊同、彝族和藏族及域內外諸羌等新的族群。《後漢書·西羌傳》裏的有關記述則告訴我們，由於黃河上遊、湟水地區少五穀，多禽獸，因而這一地區的羌人以遊牧狩獵為生，羌人首領無弋爰劍將從秦人那裏學來的農耕技術和飼養牲畜的方法教給羌人後，蘭州地區逐漸由遊牧文化發展成既有畜牧文化，也有農耕文化的地區。使蘭州地區成為中國古羌族的發祥地之一。夏代及其以前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今蘭州地區仍然是羌人活動的地區。至春秋戰國時期，羌人已由以農耕為主逐漸演變為以畜牧為主，“以射獵為事”了。統一的秦帝國建立之前，整個今蘭州地區仍然是羌戎部族居住生活的地區，而且居住的主要是曾在秦國做過奴隸的爰劍的後裔。他們在蘭州這塊土地上，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黃河上遊文明和聞名於世的馬家窯彩陶文化。

　　蘭州曆史文化源遠流長，從遠古走來的黃河上遊文化——羌文化，對蘭州地區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同時包容羌、氐、匈奴、鮮卑、回、蒙等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吐蕃本屬西羌，居住在青藏高原以及蘭州西部的河湟地區，遠古時代就與華夏民族有來往。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於今蘭州地區，擴大了蘭州地區民族融合的範圍。

　　長達400多年的宋遼金元時期，是蘭州地區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時期，蘭州的蒙古、維、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的。

　　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西夏占據了今蘭州地區黃河以北部分。宋高宗建炎五年（1130年），金又占領蘭州黃河以南。黃河以北仍為西夏占據。蘭州地區成為宋、西夏、金三國對峙、交界、爭奪的地區。蒙古族政權於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消滅西夏，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消滅金朝，占領了蘭州地區，夏金蒙民族王朝的建立，促進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融合。宋、西夏、金對峙、紛爭、衝突與逐步走向元朝統一的過程中，由於民族大遷徙而再次改變民族分布格局，從而促進了蘭州地區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西夏被蒙古成吉思汗所滅後，蘭州地區的黨項羌人逐漸同化於漢族和其他民族之中。此後，蘭州乃至整個中國北方基本上不再見羌人活動。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勃興於今黑龍江、鬆花江流域及長白山地區。公元1115年，女真領袖完顏阿骨打稱帝，建立金國，勢力迅速壯大。女真在占據蘭州後，其族人逐漸與蘭州各族人民交流、融合，擴大了蘭州地區的民族構成。

　　蒙古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興起於漠北蒙古草原，一直過著以遊牧為主的生活。蒙古族的“西征”和南下，對中國包括蘭州地區在內的西北地區的政治形勢和民族分布格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是蒙古族在三次大規模的“西征”中亞和歐洲的過程中，使大批被稱為“回回”的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中亞及阿拉伯的士兵、工匠和被俘虜婦孺遷徙到中國西北及全國各地。據史料記載，蒙古族在先後征服了蔥嶺以西、黑海以東中亞和西亞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一些民族後，征調和俘獲一部分人隨軍東歸，其中規模最大的是被蒙古族征調過來的“西域親軍”中的“回回軍”。這些人隨蒙古軍從陸上經過新疆來到中國的西北地區。這些到西北來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民，在蘭州及整個西北地區最後因軍屯、經商等原因，定居於今陝、甘、寧、青等地，經過與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特別是與漢族一百多年的融合演變，到明代時終於形成了一個獨立民族，因“回回軍”而得名回族。二是蒙古族滅西夏和統治了整個西北地區後，遷移大量蒙古軍士及其家屬到包括蘭州在內的西夏故地，這些遷移來的蒙古軍士及其家屬，在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過程中，一部分被趕回蒙古草原，但早已漢化的蒙古人大都留了下來，成了明王朝的臣民。以後大多與當地其他民族融合，形成為新的西北民族，如今蘭州及其周邊的土族、裕固族、東鄉族、保安族等在形成過程中，大都含有蒙古族的成分在內。因此這一時期，蘭州地區的民族融合有了新的發展，民族構成也有了新的變化。

　　粟特人的定居蘭州，則是因為經商的原因。粟特是中亞的一個古老民族，本是伊朗（即波斯）人中的一個分支，有時也被稱為“中亞伊朗人”，約在公元前16世紀，就已生活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索格底亞那，漢時為康居、月氏屬國，隋唐以後河中地區為昭武九姓所居。魏晉南北朝時期，就有不少粟特人到中國經商。斯坦因曾在敦煌附近的長城烽燧遺址中，獲得粟特文古信劄八封，其中的二號信劄是納奈凡達克寫給撒馬爾罕（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的納尼司·巴爾的。納奈凡達克是一個粟特人商團的首領。信中有關蘭州的情況是這樣寫的：“我們從敦煌前往金城，去銷售大麻紡織品、毛氈，推帶金錢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做難，這期間我們共賣掉了□十四件紡織品和毛氈。對我們來說，尊貴的老爺，我們希望金城至敦煌間的商業信譽，盡可能長時期得到維持，否則我們寸步難行，以至坐以待斃。”據法國布爾努瓦的《絲綢之路》記載：粟特“商人們的驛站或代理商行主要建立在阿富汗和北印度方向，尤其是在中國和從阿姆河到蘭州一線”。“在600～650年之間，粟特人也在蒲昌海以南地區建立了四個聚落……最後，他們在蘭州建立了一個大型的商人聚落。”以上史料告訴我們，至遲到西晉時期，粟特商隊已沿絲綢之路與中國進行貿易，並頻繁地往來於敦煌至金城之間。至隋唐時，蘭州已有大型的粟特商聚落。

　　戎、羌、氐、蒙、回……這些蘭州曆史上曾經的先民們，在古老金城的大地上進進出出、分分合合，創造和傳播了蘭州地區的古代文明！他們的經曆無不是波瀾壯闊、扣人心弦。

　　回過頭，我們再來考證一下如今蘭州市所屬皋蘭縣的魏、王、楊三大姓及其家族的曆史淵源，弄清楚他們的原籍究竟在哪裏，這對於了解蘭州曆史上的移民活動和民族交融情況無疑是很有益處也是很有趣的。

　　魏姓人原為姬姓，係黃帝後裔，至春秋時期，其中有個人在晉國擔任了軍職，隨晉獻公於公元前661年攻滅了霍、耿、魏三個小國，晉獻公論功行賞，即將魏（今山西芮城東北）封賜於他，從此他們就以自己的封地稱謂為姓。繁衍至明代洪武年間，有一支魏姓人出外經商，先到南京，後到甘肅皋蘭。這裏是明朝和元朝殘餘勢力對峙的邊防要地，魏姓人便參與了衛國禦敵的邊防戰事。在付出了犧牲的同時，他們也在這裏定居了下來，其後代分布居住在魏家台、柏木溝、魏家小岔、官川、什川等處。時至今天，魏姓人在蘭州市三縣五區的居民約有四五萬人，係皋蘭縣的第一大姓。

　　而皋蘭縣長川的王姓，則源自上古之貴姓，由“姬”改“王”。其先祖自宋末元初由常州府無錫縣西遷金城後，後裔們便集居皋蘭境內，從其家族宗譜上可以看到，王家的老祖宗王天祿在元朝時係常州府無錫縣人，曾官居元朝的吏部侍郎，元亡以後，老人家恥食明祿，辭官歸隱，於明洪武元年，自金陵（南京）長途跋涉，落戶於金城沙井驛。七年（1374年）又出任明朝的指揮職，從戎戍邊，奉令伐西羌於河西。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月十六日，王天祿任指揮使之職，鎮守西北邊陲，駐營沙井驛，他的後裔在明末移居皋蘭，漸成皋蘭縣第二大姓。

　　在皋蘭縣人數眾多稱得上是大姓的還有楊姓人家，據楊氏家譜載：“大元禦世三不花公之先。”意思是說，三不花公是金城楊氏之始祖。三不花是元晉王甘麻剌曾孫。甘麻剌係大元開國皇帝乃孛兒隻斤氏忽必烈長孫。元世始祖年間改封梁王甘麻剌為晉王，鎮守北邊。順帝至正年間，其裔有號飛也不花、楚也不花、庫也不花，即三不花，原任大元覺羅並居台吉之職，協隸擴廓帖木兒（又名王保保）麾下。“台吉”是曆史上蒙古貴族的稱號，是漢語太子的意思。成吉思汗時，隻用於皇子，後來漸成為成吉思汗後裔的通稱。可見，金城楊氏是成吉思汗的後裔。王保保在元滅明興之際，率兵孤守蘭州。三不花等三人，分守於桑園峽口。王保保與明將徐達在蘭州血戰數年而不降。王保保最終兵敗，三不花麵臨滅族之禍，遂隱姓埋名，躲藏於庶民和老百姓中間，開始在這裏種田。其中一部住出庫虎喇（今青白石），一部住鐵覺虎喇（後名為定火城、水阜河），一部住空虎喇（今石空寺），皆以農牧為生，一代代傳下來，就成了皋蘭的老土著了。

　　當我們把探尋的目光西移，來到莊浪河畔，來到蘭州市的永登縣時，則看到了這塊土地上那更具多民族融合的顯著特點——

　　漢以前，今永登縣是匈奴、羌人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自西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歸為漢朝版圖後至今兩千餘年。在這漫長的曆史時期，因政治、軍事、自然等原因，周邊居民遷進遷出，民族之間集散、融合，變化情況十分複雜。至今，全縣有18個民族之多。

　　永登歸漢之後，漢王朝除進駐兵卒之外，又不斷從內地遷移人口戍邊屯田。如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義渠安國以騎都尉率騎3000屯備浩（今永登河橋、連城一帶）；神爵元年（前61年），趙充國之子趙領兵至令居，留步兵一萬多人，在臨羌（今青海湟源東南）至浩一帶墾殖羌人故田。王莽時，曾有萬餘罪犯遷徙甘青一帶，至東漢時，繼續在河湟一帶屯田。這些從中原內地來的移民，大多定居下來，與當時定居的匈奴、羌人融合，成為當地居民。魏、晉時鮮卑、氐、羌族興起，與當地居民雜居。唐時吐蕃割據，宋時黨項建立西夏統治，元時被蒙古族統一。今天永登的“土著居民”，應指元及以前定居在永登的各族居民。他們中有外來者也有當地人，但外來者已不知其源，在長期與當地各族居民相處融合後，都自稱“世居土著”。這些“世居土著”們，主要是漢、回、藏、蒙古族。

　　明、清時期隨軍來永登的官兵定居當地者很多，主要有隨元室後裔脫歡來永登的。如把氏，原籍陝西，始祖帖木兒，元時襲指揮；蘇氏，祖籍四川眉山縣南拐村，出仕南京居處土巷，始祖蘇龍，元末任把總。把、蘇二姓始祖於元末明初隨元宗室脫歡流落這裏。明滅元後，脫歡投誠明朝，於洪武三年封為連城世襲土司，後賜姓魯，其下屬都定居當地。把姓洪武初定居今永登紅城野泉，後裔徙居於永登縣紅城野狐城、樹屏鹹水河、民樂漫水灘及周邊地區。蘇氏洪武初定居今紅古川，萬曆間遷居今永登七山、通遠、河橋等地。乾隆初年，正白旗副都統色爾古楞率八旗驍騎一千四百餘人駐永登滿城，民國四年裁撤。民國八年仍有一百八十四餘口人，被遷出滿城到坪城種地，後陸續分居於全縣各地。

　　明、清時期，因從政調遷為官或因為官遭貶而被謫遷來永登定居者也不少。如城關、古山史氏，原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明時其先祖調任莊浪大鬆山同知，遂定居永登。紅城吳氏，其祖先吳俊，於明嘉靖四十年調任莊浪紅城堡百戶職，遂居家。苦水張氏，其先祖自明天啟年間居大靖土門墩（今古浪縣），品列總戎，後解職，移居苦水萱帽山王家莊。火氏，本為元室之後，先祖脫赤，明滅元不降，以死盡忠。其子火石報父仇，後被明所擒方降。開始住在南京南橋石梯，至洪武十三年謫遷莊浪紅城堡。陳氏，原籍南京蘇州府常熟縣，先祖官至鴻臚寺少卿。後因直諫犯主，謫遷莊浪定居。還有永登的回民，最初是13世紀中葉蒙古軍隊西征時遣發來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蘭州東部榆中縣的居民來源，也同永登的情況差不多。

　　明朝的遷民對鞏固明朝的封建統治，開發邊疆，促進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時期的遷民基本奠定了榆中人口的分布格局。

　　榆中地處少數民族聚居邊緣區，是古代中原王朝與西部少數民族廝殺的戰場。由於戰爭的原因，加上秦、明兩個朝代多次宿衛、戍邊、屯田，遷移了較多的內地移民或謫民充邊，兩千多年來，羌、戎、氐、匈奴、鮮卑、盧水胡、吐穀渾、黨項、吐蕃、蒙古、滿、回等十多個民族在這裏聚居過。民族之間的爭戰與共處，形成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局麵。在民族曆史演化中，徙來的內地移民帶動了榆中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部分遊牧的少數民族得以定居，各民族的大雜居和小雜居加速了零散民族的漢化。到了今天，在榆中定居的主要為漢、回兩個民族。

　　肅莊王朱移肅王府於蘭州後，將榆中馬銜山、官灘溝辟為肅王府牧場，並將王壙（墓地）選在來紫堡鄉黃家莊村後的平頂峰。於是牧馬人和修墓的工匠、衛士以及家屬就定居下來，如今來紫堡鄉的談、施二姓就是其後裔。

　　榆中夏官營苑川河中上遊，有一處叫裴家窯的地方，這裏幹旱少雨，自然環境惡劣。明朝初年，榆中裴氏先祖從山西遷來之後，鑿窯而居，遂有裴家窯之稱。裴氏來自中國山西著名的宰相村——裴柏村，唐代名相裴度就是他們的遠祖，在中國曆史上曾顯赫一時，相當輝煌。

　　據說，其先祖居住的裴柏村是一塊風水寶地，那裏群嶺擁抱，涑水環繞，鬆柏疊翠，自裴氏家族遷到裴柏村之後，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裏，裴氏家族在曆史上曾在正史立傳者六百多人，名垂後世者三千餘人，僅宰相就先後出過59位，所以裴柏村是聞名全國的宰相村。裴度、裴寂、裴耀卿、裴炎均為唐朝著名宰相。文武雙全的裴度曾是四朝重臣，被封為晉國公。裴氏家族自古就是三晉望族，也是中國曆史上的名門巨族。如今榆中為數不多的裴姓人就是他們的後代。在皋蘭縣的西岔、黃茨灘、秦王川、柴家莊以及紅古區的海石灣、柳家河灣、張家祠，還有七裏河區的柴家河和城關區的東焦家灣、桃村坪等地居住著不少柴姓人家，他們常常會津津有味地追述曆史上的“陳橋兵變”，描述戲劇中的柴榮（世宗）皇帝以及北宋初年的柴郡主，梁山好漢柴大官人，元末官拜都堂首領之職的柴波羅章等。在五代十國時期，後周由郭威建立，稱周太祖，河北邢州堯山人，娶妻柴氏，公元954年卒，其義子柴榮（也稱郭榮）即位，稱周世宗。柴榮是河北邢州龍崗人（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係柴氏族譜所記載的“後周世宗柴皇帝”。元末，柴皇帝後裔柴波羅章在元軍中任職，鎮守蘭州金城關。元亡明興，柴波羅章攜族人和一些解散未歸的老殘兵卒，逃至今柴家台西坪對格台（應是對角台。隔河與紮馬台、祁家坪形成對角相望，古代是軍事隘道石津渡口），築城聚落，並在城旁修建佛寺，後遷柴家台村東，即幸福寺，也稱柴家寺。從築城、建寺規模之宏大，不難想見柴族當時人力、財力、物力之雄厚。

　　洪武之後，局勢轉得太平，柴族人家陸續遷往山下黃河岸邊，依山傍水，開發生息，從此有了柴家川、柴家台地名。若幹年後，因川、台兩地土地有限，難以維持生計，不少族人自謀生路，散居附近各地。

　　西固區柳泉鄉原叫西柳溝，西柳溝在明清時期屬於皋蘭西川，是當時西川最大的村子。柳泉鄉目前有史可考的姓氏有二十來個，竟有一半姓氏的先祖都是隨明肅王移藩來蘭的，且大都是明肅王的護衛隨從和文官武將。據《柳泉鄉誌》載：錢姓，原籍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其金城祖先錢寧於洪武五年（1375年），隨永嘉侯從軍，調戍莊浪衛，後改甘州左衛校尉，隨肅王定居蘭州，四世錢順為肅藩王典膳，儀衛司校尉，伺奉五十餘年。嘉靖二十七年立碑記。楊姓，原籍江蘇常州府無錫縣，金城先祖楊成弟於明初以貿易隨肅王來蘭，住西門甕城。嘉靖二十七年移居西柳溝。吳姓，原籍浙江處州府麗水縣，有名吳庸者隨肅王來蘭，明永樂年間為公部郎中，其父為洪武年間翰林。金姓，原籍南京上元縣，明初有兄弟二人隨肅王來蘭，居西園，城內有金姓二支。鍾姓，原籍江南蘇州府塢縣，元朝初移蘇州府崇明縣。明洪武年間，奮威將軍鍾智勇隨肅王進駐甘州，明建文元年（1399年）隨肅王遷蘭，明末清初遷鍾家河定居，20世紀50年代初遷來西柳溝落戶至今。

　　今蘭州紅古區八寶川裏的魯、石、韓、何幾個大姓的族人，據記載均來自南京朱石巷，是名門貴族的後人。如同“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再留下任何痕跡一樣，在經曆了數千裏的遷徙，數百年的歲月之後，這些南京人後裔已完全融入當地社會中，江南水鄉的獨特風俗民情也蕩然無存。從明朝洪武初年到如今，悠悠已是500年，第21代人了，其後人們的臉上已看不出江南俊子的風貌，有的隻是典型而普通的西北漢子的模樣。隻有在連城那一片翠竹中，我們或許可以依稀看到江南的影子。

　　這些從江南遷徙來的人們，為八寶川帶來了繁榮。江南來的能工巧匠的出現，使八寶川的製陶業、采煤業翻開了曆史的第一頁。

　　蘭州先祖走過的遷徙之路告訴我們，蘭州地區古代戰亂頻繁，大量移民遷入，絲綢之路從這裏經過，諸多民族在這裏爭戰交融。到了明代蘭州成為西北邊防要地，肅王府由甘州（今張掖市）遷到蘭州後，擴建城郭，修建府第，並將蘭州由縣的建置複升為州，蘭州人口也隨之增加到6342人。今天的蘭州城區就是從明代開始發展起來的。清代是蘭州發展最快的時期，康熙年間陝甘兩省分治，甘肅行省由鞏昌（今隴西）遷到蘭州。乾隆三年（1738年）又將蘭州提升為府，與皋蘭縣同治（今城關區）。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陝甘總督由陝西移駐蘭州，蘭州的人口也隨之不斷增加。據清《皋蘭縣誌》載：“乾隆三十年（1765年）冊報蘭州府有60276戶，400546人。”《蘭州府誌》載：“道光十年（1830年）冊報，蘭州府有73170戶，467816人，金縣（今榆中）有38654戶，320986人。”《保甲局冊》載：“光緒十三年（1887年）蘭州府有漢民87266戶，478294人，回民4876戶，2486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