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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鄧春蘭:心懷淩雲誌敢為天下先

  她們在漫漫的長夜中跋涉了幾千年——有人被鎖於深院之中,終身哀怨;有人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鬱鬱而終;有人發出了微弱的反抗之聲,可是卻沒有應答……曆史終於步入了現代,她們——中國的婦女們不再願意接受這種任人安排的命運了,她們要努力爭取本應屬於自己的權利。而她——鄧春蘭(1898—1982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中國勇闖大學女禁的第一人,也是中國首批進入高等學府的男女同校大學生。

  鯤鵬誌遠高

  1898年7月3日,一名女嬰在甘肅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今屬青海)出生,她的父母為她取了一個美麗的名字——春蘭,雅潔、清新,象征著新生,象征著希望。這是一個充滿溫馨的家庭,她沐浴著愛的陽光,快樂地成長著。她的父親名叫鄧宗,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在蘭州教育廳任職,他思想開明,主張民主,更提倡男女平等,曾經在辛亥革命時期為爭取民主自由而積極奮鬥;母親名叫梁析熙,在甘肅省立師範教書。在這樣一個開明的知識分子家庭裏,她並沒有因為是女孩而受到歧視,相反,父母對她百般嗬護,毋庸置疑,與那個年代的許多女孩子相比,她是個幸運兒。7歲時她進入了本縣的初等小學讀書,後來全家遷居蘭州,她又繼續在蘭州接受教育。

  在她16歲那年,年輕的鄧春蘭與安徽青年蔡曉舟自由戀愛結婚。蔡曉舟是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青年,所以,在婚後她並沒有停止自己的學業。五四時期,《新青年》雜誌的發行使得“民主”“科學”的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廣泛興起,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都分別著文批判封建專製主義與“三綱五常”等傳統倫理道德,鄧春蘭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努力學習新知識,接受新思想。

  1919年3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一次演講中呼籲男女受教育的機會應當平等,身在蘭州的鄧春蘭看過這篇演講文章後,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對於她來說,這真是“晦暗神州,新曙光,一線遙射”。兩個月後,京城爆發了聲勢浩大、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並很快波及全國許多城市,她歡欣鼓舞、喜不自禁。眼前的事實使她看到了青年們抵禦外侮、救亡圖存的決心與力量,也使她認識到:隻要願望良好並且努力奮鬥,那麽,沒有什麽不可能!

  1919年5月19日,她勇敢地給遠在北京的蔡元培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她一吐自己心中多年的夙願,希望大學能夠解除女禁,實行男女同校的政策,使女子有能夠進入高等學府深造的機會。她寫道:“職業、政權、一切平等,都需要提高我們婦女的人格,這也合乎人道主義……況且女子沒有能力怎麽能夠在社會上做事呢?所以萬事平等,都應該以教育平等為基礎。”她分析了開放女禁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認為女子要想真正與男子平等,必須首先做到教育平等。她還懇切地要求:“春蘭暫代表全國女同胞要求先生,在中學添設女子班,等到她們升入大學預科,便實行男女同班……以此為全國女子開一個先例。”(原文為文言,筆者翻譯,下同)她的言論有理有情,讀起來讓人精神一振。

  關山萬裏行

  但是,她的努力並沒有立刻得到回應。當時的北洋政府對外軟弱無能,對內又極盡血腥鎮壓之能事。蔡元培先生對這樣的政府忍無可忍,憤然辭職離京,這封信並沒有寄到他的手中。雖然信沒有寄到蔡元培先生手中,但由於她的呼籲,還是發生了一件“平地起驚雷”的事。就在鄧春蘭投書呼籲後不久,喜訊從北京傳到了蘭州: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要來甘肅招考女生!她毅然報考,成績優異,她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錄取了。

  為了求學,也為了給全國的女子作一個“敢為天下先”的表率,1919年7月25日,鄧春蘭和其他5名被錄取的女生一起離開蘭州,赴京求學。

  考慮到當時蘭州到北京的路上土匪出沒,很不安全,她們改換了赴京路線:從蘭州乘羊皮筏子順黃河東下,然後在寧夏中衛改乘木船,行至內蒙古包頭,再改乘老式大車驅車豐鎮,再乘火車沿京綏鐵路東行,經過居庸關最終到達了北京。曆時一月有餘。蘭州距北京,關山萬裏,路途艱險,這樣遙遙數千裏的旅途對於6位從未出過遠門的女孩子來說,實在是艱難備至。在路途中,她們屢遭凶險,備嚐艱辛。然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她們不愧為新時代的精英驕子,曆盡千難萬險,終於抵達北京。鄧春蘭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們這次出行,曆時一月有餘,行程數千裏,備嚐艱辛困苦。想到小時候自己體質虛弱,嬌養成性,離家不過百裏,便淚水漣漣,思家心切,如果時間更長,就歸心似箭;而這次離別家鄉親人,遠走異地,所經曆的困難,更勝過男子,而精神體力反倒健旺起來。由此看來,女子在生理方麵未必比男子差。況且今後的世界日新月異,我們女子怎麽能夠經常呆在閨房中不出呢?所以此後,我應當振作精神,致力於學術,以此來服務於社會,這豈不是一件令人激動興奮的事嗎?”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真是一名氣度不凡的奇女子!這番話在今天看來,仍然是金玉之言,擲地有聲。她們的這次遠行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標誌著中國的現代教育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她們身先士卒,為當時二萬萬的婦女同胞作了表率,也在近現代婦女解放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才學比須眉

  鄧春蘭在離開蘭州前夕,二次草擬了一份題為《報界諸先生轉全國女子中學及高等小學畢業諸位同誌書》的呼籲書,再次大聲疾呼全國的婦女同胞應為爭得教育平等而努力抗爭,她說:“與其單單憑借他人提倡,不如自己努力奮鬥,天下哪有不耕耘就收獲的道理呢?”她將呼籲書和給蔡元培先生的信一並投書北京新聞界,希望得到回音。

  就在鄧春蘭等人艱難赴京的途中,她的呼籲在北京乃至全國引起了轟動。北京《晨報》以《鄧春蘭女士上書請大學解除女禁》為題,將呼籲書和信全文刊登,北京、上海的許多重要刊物也先後報道了這一消息。她的呼籲得到了許多新文化主將的支持與共鳴。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都先後發文,表示支持男女同校的主張,並以此為契機討論婦女解放的問題。

  鄧春蘭以自己的努力表明了她和中國廣大婦女同胞走出家的樊籬,在社會這個廣闊的天空中振翅高飛的願望,而她的“飛翔之夢”也在不久之後得以實現了!

  1919年底,蔡元培先生回到北大,他被鄧春蘭堅韌頑強的求學精神感動,公開向外界宣稱:“北京大學明年招考時,要是有程度相當的女生,盡可以報考,一旦成績合格,理所當然應該錄取。”鄧春蘭懷著激動的心情報考了,1920年2月,她和另外8名女生正式成為了北京大學的學生,她們也是我國曆史上男女合校後的第一批女大學生。鄧春蘭進入了哲學係繼續深造。付出總有回報,她的努力不但使自己的“飛翔之夢”得以實現,而且也打破了高等學府不招收女生的禁令,這一頁曆史終於翻過去了!

  1923年,鄧春蘭以優異的成績從北京大學畢業,她對家鄉情深意篤,畢業後回到了蘭州,任教於蘭州女子師範,她兢兢業業,把自己的所學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下一代。解放後,鄧春蘭被聘為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擔任第四屆甘肅省政協委員,繼續努力工作了幾十年。1982年6月9日,這位偉大的女性安詳地閉上了自己的雙眼,離我們遠去了!鄧春蘭——這個雅潔的名字,永遠地留在了婦女覺醒的史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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