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曆史名人

第四十二章 鄧寶珊：將軍生來愛和平

　　將軍與和平似乎是永遠對立的兩個詞，但它們卻在一個甘肅人身上，得到很好的統一，他就是辛亥元老——鄧寶珊將軍。

　　將軍之路

　　鄧寶珊（1894—1968年），原名鄧瑜，甘肅天水人。幼年就讀於私塾，在他13歲時，父母因病早逝，他靠哥哥嫂嫂拉扯長大。後來因家庭窘困，不得不輟學到蘭州的一家水煙店當學徒工。1909年夏天，湖北新軍協統楊緒讚所屬部隊調往新疆伊犁，途徑蘭州市招募新兵，鄧寶珊應募入伍。1910年，在新疆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參加新疆伊犁起義。鄧寶珊手攜五響馬槍，隨部隊猛攻伊犁東關，清兵聞風而逃。因作戰英勇，善用計謀，升為參謀。1913年楊增新任新疆都督，到處緝捕革命黨人。鄧寶珊得到消息後，遠走霍爾果斯，取道西伯利亞，潛回東北，從天津、北京輾轉回到天水。

　　1914年至1916年在陝西，與河北孫嶽，福建何遂，陝西郭希仁、胡景翼等相聚華山，時稱“華山聚義”，策劃驅逐陝西都督陸建章、討伐袁世凱的活動。1917年後，在陝西任靖國軍第四路營長、團長、副總司令。1924年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任第二軍旅長、師長。1926年後，馮玉祥舉行五原誓師，建立國民軍聯軍，宣布響應南方北伐。鄧寶珊出任國民聯軍援陝前敵副總指揮、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他因為同情和掩護共產黨人和反對寧漢合流，棄職避居上海。1930年蔣閻馮大戰，任反蔣軍第八方麵軍總司令，失敗後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新一軍軍長等職。1935年9月，國民政府給高級將領正式授軍銜，鄧寶珊被授予中將軍銜。

　　抗戰之功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後，鄧寶珊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確主張，在晉、冀、魯奔走呼籲各方團結抗日。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鄧寶珊積極支持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提出的八項主張，有力配合了事變的和平解決。張學良將軍被扣南京後，蔣介石派三路大軍準備進占西安，楊虎城將軍處境困難，電邀鄧寶珊赴西安協助處理。他到西安後，努力協調各派之間的工作，對避免內戰，穩定局勢，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起到積極的作用。國共合作抗戰以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在蘭州設立了辦事處，此時鄧寶珊尚在蘭州，他與中國共產黨駐甘代表謝覺哉等同誌來往甚密，支持辦事處的工作。後鄧寶珊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第21軍團軍團長，率領甘肅部隊坐鎮榆林。鄧寶珊不辭艱險，恪盡了愛國將領的天職。當時榆林的軍隊來自各個方麵，各種勢力錯綜複雜、勾心鬥角。但他十分注意團結各方麵的軍事、政治力量，把他們集聚在抗日旗幟之下，為保衛北線積極出力。鄧寶珊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居心和行為深為不滿，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與陝甘寧邊區友好相處，協力抗日。他指示所屬部隊必須“維護邊區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護往來人員和物資的順利出入”。

　　在此期間，鄧寶珊先後兩次到延安，與中共中央及邊區領導人會晤。1944年末，抗日戰爭的形勢好轉。同時，中國共產黨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發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澤東對鄧寶珊這些年來頂住蔣介石的壓力，保護陝甘寧邊區的功勞予以很高評價。這天，東方熹微，毛澤東破例起了個早，用那支飽含熱情的筆，給鄧寶珊寫起信來：“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這份毛澤東於1944年12月22日親筆書寫的信函。對鄧將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作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他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是在平津戰役時期，高瞻遠矚，以人民的利益為重，來往斡旋於我軍和北平傅作義之間，最後以傅作義全權代表的身份，同中國人民解放軍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為保衛北京這一曆史文化名城做出了巨大貢獻。

　　和平之使

　　1948年4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於右任與鄧寶珊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為自己競選副總統來征求鄧寶珊的意見。鄧寶珊敞開心扉對他說：“以現在的情況，於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賣字，中策是繼續當監察院長，下策是出馬競選。”從南京回來後，鄧寶珊以身體有病為由，回到甘肅老家，躲避蔣介石的糾纏。這年8月，“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派人到三原，請他出山，擔任“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寶珊坦誠地對他說：“蔣先生挑起的這場內戰，我以為注定會以國民黨失敗而告終。你要注意保存軍隊，不要被老蔣利用。”這幾句話雖然傅作義聽起來有些刺耳，但畢竟是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傅聽後默然沒有作聲。

　　1948年底，毛澤東密令東北野戰軍秘密入關，切斷了傅作義的退路。這天，鄧寶珊在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的家裏，秘密會見了中共地下組織代表崔月犁。當天晚上，鄧寶珊來到中南海傅作義的辦公室。“我擔心北平和平解決後，軍隊一交出去，共產黨翻臉，到時血本無歸，我無法向幾十萬弟兄們交代啊！”傅作義痛苦地說道。“抗戰時，我在陝北與共產黨打過幾年交道，他們待人誠懇，重感情，講信用，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幹大事業的人。如果宜生兄認為有必要，我可以出城與共產黨再作商談。”鄧寶珊說。傅作義眼裏充滿信任地說：“好，那我就全權委托你了。”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由“華北剿總”司令部少將周北峰陪同，冒著凜冽寒風前往解放軍平津前線部隊駐地通縣馬各莊談判。1月15日上午，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與鄧寶珊、周北峰舉行正式談判，進展十分順利，隻是在解放軍進城接管的時間上，鄧寶珊與共產黨代表產生了分歧。林彪等人認為，接管時間應在三日以後開始，而鄧寶珊則堅持至少應給傅作義軍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作準備。雙方互不讓步，相持不下。最後，鄧寶珊提議說：“我們何不將不同意見報告毛澤東先生，由毛主席決定？”15日當晚，毛澤東回電：“尊重鄧先生的意見。”於是，意見很快一致，雙方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協議》上簽了字。當時出版的《新民報》載文稱讚鄧寶珊：“他是一把鑰匙，傅先生這把鎖，隻有他可以打開。”

　　1949年鄧寶珊率部起義。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肅省省長；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常委。他出身行伍，隻有兩年私塾的學曆，但他知識廣博，文學素養深厚，雖戎馬倥傯卻堅持自學。他時常與文化名人一起切磋心得，品詩論畫，往往以精辟的議論讓學者歎服，加之他為人謙虛穩重，待人誠懇隨和，所以一直有“儒將”之稱。同時他也是一位體恤民情、關懷疾苦的領導，三年自然災害後期，毛主席收到了一位甘肅幹部呈送的—樣特殊物品：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摻合而成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當時天水一帶人賴以生存的東西。這位勇敢的幹部就是甘肅省省長鄧寶珊。他這一舉動，受到時任省委領導人的埋怨和攻擊，而他卻處之泰然，在他看來，群眾的吃飯問題遠遠大於個人的進退榮辱。這充分表現了一個愛國民主人士無私膽氣與坦蕩胸襟。

　　1968年11月27日，鄧寶珊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鄧寶珊去世後骨灰盒存放何處，有不同意見。後來，周恩來出來說話了：“鄧寶珊先生在延安時就是我們的老朋友，他為北平和平解放作過貢獻，他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有功的人。”在周恩來的幹預下，鄧寶珊的骨灰盒最後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