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精神讀本

福建人民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傳統

福建人民所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傳統，可以從福建曆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對外交往以及近代開風氣之先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從福建曆史文化的形成看，基本特點是移民社會，福建人的主體是中原移民，其文化主體是唐宋中原文化的延伸。正是通過移民，不斷進行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促進與推動福建經濟社會的發展。

在唐代，福建人口有了較大規模的增長，與這一時期北方人口較大規模地進入福建有關。其中，唐初陳元光率軍開拓漳州以及唐末光州與壽州數萬民眾入閩，對福建經濟社會的發展均產生較大的影響。五代王審知在福建建立閩國，又招大批北方避難的百姓，大量人才入閩無疑給福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活力，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為宋代福建繁榮奠定基礎。王審知對福建的開發貢獻很大，後世尊稱為“開閩王”。伴隨著北方移民的融入以及中原文化不斷被移植到福建，兩宋時，福建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經濟飛躍發展，而且文化也日趨發達。此後，經曆元明清三朝，福建一直屬於國內文化發達省份，被譽為“海濱鄒魯”。

福建自古就具有航海交往的傳統，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與海外貿易的不斷發展，福建人民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不斷吸收來自海外的生產技術、農作品種、宗教文化、建築風格、香料藥材等，成為福建曆史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生產技術方麵，如宋元時，埃及人在永春等地，傳授用樹灰淨糖的新方法，使閩南地方的製糖技術大為進步。福建是盛產甘蔗省區，此項技術的進步使蔗糖經濟效益大大提高。又如，福建自古紡織業發達，能生產質地優良的絲綢、棉布，這也與能夠不斷吸收外國的生產技術密切相連。

在農作物品種方麵，如占城稻、番薯、煙草、玉蜀黍、馬鈴薯、芒果、萎葉、甘藍、高麗菜、菠菜、蔥、南瓜等均引自於國外。這些品種的引進，不僅豐富了福建農作物品種的種類，而且有些品種還對福建以至全國產生較大的影響。尤其是番薯的引進和種植，其影響很大。番薯栽培技術引進福建後，不僅使福建當時沿海的饑荒得到緩解，而且為福建各地的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後來，番薯栽培技術進一步向全國其他地方推廣，對解決民食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宗教文化方麵，宋元時期的泉州，曾是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萬商人會聚之地。他們在從事著貿易活動的同時，也在不斷地進行著文化上的交流。他們帶來了各自本土的宗教，有來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有來自波斯的摩尼教；來自阿拉伯的伊斯蘭教；還有來自西亞的景教與西歐的天主教，使泉州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宗教博物館”。

在建築風格方麵，福建沿海一帶有大批的外國商民，也帶來了異國的建築文化。泉州地區外國的建築最多，當時聚居在泉州的穆斯林就先後建造了六七座清真寺，現今仍遺存一座。迄今，泉州開元寺和天地廟裏，還保留有印度建築風格的“飛天”造型和“半人半獸”等雕像，還有晉江華表山的摩尼教寺遺址以及伊斯蘭教徒的墓室建築等。那種別具一格的建築文化，已經成為地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香料藥材方麵，唐代以後，海外進口的商品大多數是香藥，其中香料主要有龍涎香、龍腦、沉香、乳香、木香、丁香等；藥材有大楓子、阿魏、沒藥等。許多香藥既可作香料，亦可做藥材，故合稱香藥。香藥的傳入對福建的社會生活具有廣泛的影響，以海外香藥配製的各種湯、片、丸、丹、散等在福建民間廣泛用於臨床治療，大大豐富了中醫藥的寶庫，促進了中國醫藥學的發展。

在近代，麵對國家危難，一批有識之士不僅“開眼看世界”，而且試圖通過引進國外科學技術、培養科技人才，來達到富國強兵之目的。

五口通商，福建被迫開放的就有福州、廈門兩口，成為近代對外開放最早的沿海地區之一。當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撞擊時，福建湧現了一大批具有革新意識的人士，如林則徐、嚴複、林旭等。他們認識到世界的變化和中國的落後，主張革新圖治，趕超列強。林則徐題寫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對聯，迄今為人們所銘記。嚴複較係統地翻譯了《原富》、《天演論》等多部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學術著作，積極提倡西學，成為中國近代傑出的教育家、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

福建船政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科技學校。福建船政學堂的開辦不僅是開了引進國外近代科學技術風氣之先，同時也是海納百川的具體體現。福建船政學堂是1866年隨福建船政局的開辦而同時設立的新式學校，當時稱“求是堂藝局”。它通過聘請洋教習向學生教授西學；選派畢業學生出洋學習西學，學生學成後再實踐西學，傳播西學，在近代西學傳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和影響。船政學堂畢業的學生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發展，包括軍事、經濟以及政治、文化，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嚴複、薩鎮冰、詹天佑、鄧世昌，都是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因此，可以說，福建船政學堂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麵旗幟。它在接觸西方文化過程中，成為介紹西方文化的媒介與橋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