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三節 同南亞、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

　　周秦漢唐文明向周邊地區的拓展，南亞、東南亞也是重要方向之一。

　　周秦時代，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文明已經與南亞、東南亞地區的文明有所溝通，考古發現的若幹現象為說明這一曆史文化過程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兩漢時代，嶺南文化的進步與西南夷道的開通表現了中國文化南向進取的積極態勢，南洋航運的發展，描寫了這一時期漢文化曆史成就的輝煌的一頁。

　　唐代文明對於世界文明的曆史性貢獻，有些是通過與南亞、東南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實現的。唐代海運所開通的陶瓷之路，經過南亞、東南亞地區，將中華文明的精美創造一直遠送到遙遠的非洲。

　　一、周秦兩漢同南亞、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同南亞、東南亞早期文化交流的跡象普遍發現於華南地區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是中國南方地區具有濃厚地方性特征的文化遺物。

　　有段石锛是石锛中的一個特殊類型，其背部偏上有橫脊、凹槽或台階，锛被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便於裝柄。

　　有肩石器又稱作雙肩石器，其中以锛數量最多，也有少量的斧和鏟。有肩石器的共同特征是器形寬扁，上部有雙肩，以肩為界，器身可以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用以裝柄。

　　有段石锛的主要分布地域，包括太平洋西岸各地區、南美洲西海岸以及南太平洋諸島嶼和菲律賓等地，最南抵達新西蘭島。也就是說，這一器物類型在環太平洋地區的大部分地域成為一種共同的文化特征。

　　有肩石器則主要分布在中國的廣東、廣西、雲南諸省區及香港地區，以及南亞和東南亞各國如印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亞等地。

　　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盡管隻是華南地區早期文化中的兩種因素，但是其延續年代之長久和流布範圍之廣闊，卻為其他文化因素所不及。這兩種典型器物，不僅構成中國東南地區早期文化的主要特質，而且也成為有助於了解整個西太平洋地區原始文化演進脈絡的指示物。

　　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的使用地域盡管在一定範圍內有所交叉重合，但是卻有各自明確的起源中心和流傳線索。有段石锛在長江下遊地區發源，隨後主要循東路南下，進入南太平洋島嶼。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發源後，則主要循西路南下，進入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及南亞諸國。

　　顯然，中國東南地區的早期文化曾經對南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和太平洋諸島嶼發生過一定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也表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

　　銅鼓：文化傳播的神秘信號銅鼓是一種青銅鑄作的打擊樂器。

　　銅鼓的主要分布區，以中國的廣西、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海南諸省區，以及越南北部最為稠密。老撾、柬埔寨、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也有零星發現。

　　一些文獻記載，在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有以“銅鼓”作為地名的情形，據說曾經有出土銅鼓的傳聞，然而尚無考古資料可以證實，因此一般並不劃入銅鼓分布區內。

　　中國是銅鼓分布最為密集、出土數量最多的國家。據初步調查，現收藏於我國各地各級文物博物館單位的古代銅鼓，有1360多件。中國又是最早著錄和研究銅鼓的國家，許多曆史文獻、文學作品和地方誌中，都記載了南方發現和使用銅鼓的情形。據說曆代官私著錄，涉及銅鼓的，不下一百種。

　　銅鼓往往在盛會時作為主要樂器擊打，有時也用作發布某種信號的工具，用以傳遞消息，召集群眾。

　　關於銅鼓的起源，有印度說、柬埔寨說、越南北部說、中國雲南中部說以及中國兩廣交界處說等多種。現在看來，以起源於中國說論據較為充實。這多種見解能夠提出，足見銅鼓是一種跨地域的文化存在，其流傳，表現出不同係統的文化相互交流的曆史過程。

　　漢代南洋航運自漢武帝時代起，漢帝國開始打通了東南海上航路，推進了南洋交通的發展。《漢書·地理誌》記述了西漢時期初步開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狀況：“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西漢時代，中國遠洋艦隊已經開通了遠達南印度及斯裏蘭卡的航線。東漢時代，中國和天竺（印度）之間的海上交通相當艱難，然而仍大致保持著暢通；海路於是成為佛教影響中國文化的第二條通道，江蘇連雲港孔望山發現佛教題材摩崖造像，其中又多有“胡人”形象，結合徐州東海地區佛教首先熾盛的記載，則可以理解海上交通的曆史文化作用。漢順帝永建六年（131），位於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或蘇門答臘的葉調國國王遣使經日南航海來漢，同期抵達者還有位於今緬甸的撣國的使節。

　　秦漢時期南洋海路的開通，多有文物資料以為證明。

　　廣州及廣西貴縣、梧州等地的西漢墓葬多出土形象明顯異於漢人的陶俑。這類陶俑或托舉燈座或頭頂燈座，一般頭形較短，深目高鼻，顴高唇厚，下頷突出，體毛濃重。有人認為其體征與印度尼西亞的土著居民“原始馬來人”接近。這些陶俑的服飾特征是纏頭、綰髻、上身裸露或披紗。另有下體著長裙的女性侍俑。這些特征也與印度尼西亞某些土著民族相似。然而從深目高鼻的特點看，則又可能以南亞及西亞人作為模擬對象。這些陶俑的發現，反映當時嶺南社會普遍使用出身南洋的奴隸，也說明西漢時期南洋海路的航運活動已經相當頻繁。

　　廣州漢墓還曾出土陶製象牙、犀角模型。這些隨葬品的象征意義，也體現出南洋貿易對當時社會意識的普遍影響。

　　南洋海上交通的發展，在東南亞及南亞諸國留下了大量漢文化遺物。除出土地域分布甚廣的五銖錢而外，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爪哇和加裏曼丹的一些古墓中還曾出土中國漢代陶器。蘇門答臘曾出土底部有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紀年銘文的陶鼎。

　　秦漢時期海外航運的發展體現出與外域文化相互交流的空前活躍的氣象，標誌著曆史的進步。然而同時人們又可以發現這種交通活動的明顯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許即後世海運最終難以真正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當時海上貿易交往的主要內容，往往僅限於奇獸珍寶等等為上層社會享樂生活服務的奢淫侈靡之物，因而對於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並未產生廣泛的深刻的影響。

　　第二，當時較大規模的海外交通，多由政府組織，如南海諸國，“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浮海來華的船隊，也以“遣使貢獻”者受到重視。而所謂“民間的海外貿易”雖然逐步得到發展，但是在海外交通活動中的比重，依然不宜估計過高。

　　第三，對當時中外海上航運活動的特點進行比較，可以突出感覺到秦漢人在海外交往中相對被動、相對消極的傾向。當時東南亞及南亞人在南洋航運中相當活躍，漢使亦往往“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大秦人也不僅反複經行南海洋麵，還數次在中國土地上留下從事外交和貿易活動的足跡。然而史籍中卻看不到漢人航海至於羅馬帝國的明確記載。

　　海西幻人來路《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述永寧元年（120）撣國遣使奉獻事，說到撣國與大秦的海上聯係：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複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

　　自言“海西人”，當浮海而來。《後漢書·西域傳》說，“大秦國，一名犁？，以在海西，亦雲海西國。”又有“臨西海以望大秦”語。大秦又稱黎軒、犁？、犁軒，或謂泛指古代羅馬帝國，或指古代東羅馬帝國，包括今地中海東岸土耳其、敘利亞及埃及一帶，也有以為專指敘利亞的認識。《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鬆之注引《魏略·西戎傳》說大秦與東方往來通路有陸路亦有海路，而海路似較先開通，“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看來漢代文物資料中出現的深目高鼻的“幻人”形象，可能多是經由海路東來的大秦雜技演員。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海路航行之艱險，成為東方與西方兩大文化體係之間的嚴重阻隔。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是為人為製造的障礙。大秦使臣亦曾經由南海航路來訪：“至桓帝延嘉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東漢王朝與大秦帝國終於至公元166年“始乃一通”。安敦，可能是公元138—161年在位的羅馬皇帝安東尼庇護（AntoninusPius）或者他的繼承人，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羅馬皇帝馬庫斯·奧裏留斯·安東尼（MarcusAureliusAntoninns）。

　　二、唐代同南亞、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王玄策、義淨的南亞之行今南亞的主要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唐時統稱為天竺，其與唐帝國貿易往來頻繁，並不時遣使通好。交往促進了彼此的文化發展。唐太宗時曾派人到天竺的摩揭陀，“取熬糖法”，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國的製糖技術。隨著佛教經典的翻譯，唐代產生了與佛教有密切聯係的變文。唐代石窟的壁畫和雕塑，均明顯有著印度北部犍陀羅藝術風格的影響。天竺的天文、曆法、醫學、音韻學、音樂、舞蹈、繪畫、建築等也陸續傳入，對唐產生較大影響。與此同時，在7世紀末，中國的紙經中亞傳到印度，以後又經尼泊爾傳去了造紙術，從而使那裏結束了用白樺樹皮和貝葉寫字的時代。

　　在唐與南亞的文化交流史上，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物，自然首推玄奘。由於他沿塔裏木盆地北緣，經高昌、熱海（伊塞克湖），渡阿姆河，取道迦畢試（喀爾布附近）而入印度（此一線時稱“北道”），後來返回則經昆都士沿塔裏木盆地南緣一線（時稱“中道”）可謂名副其實的“西天取經”。玄奘之外，還有兩個人，同樣對唐與南亞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就是王玄策和義淨。

　　王玄策，洛陽人。貞觀十七年（643），他曾三次奉命出使天竺，大大宣揚了唐帝國的國威，對7世紀中葉中國與南亞各國的國交與文化、宗教交流，建立了特殊的功勳。他曾撰《中天竺國行記》，已佚，《法苑珠林》等書中僅存零星遺文。

　　義淨，俗姓張，字文明，唐齊州（治今山東濟南）人。幼年出家，受具足戒後，訪求名師，廣探群籍。他羨慕法顯、玄奘之高風，於鹹亨二年（671）搭乘波斯商船從廣州出發，浮海赴印度。先在那爛陀寺鑽研佛學十年，後又到室利佛逝、末羅瑜（在蘇門答臘）搜羅並抄寫佛經，滯留南海又十年。他周曆三十餘國，曆時二十五載，於證聖元年（695）攜梵經近四百部歸抵洛陽，武則天親迎之。後在洛陽、長安翻譯佛經十二年，譯經凡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他還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書，記錄了南亞許多國家的社會、文化和宗教狀況，是研究7世紀時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諸國曆史、地理的寶貴資料。

　　這裏附帶再說說南亞另一個重要國家斯裏蘭卡與唐的交流情況。大家知道，斯裏蘭卡在我國史書上稱獅子國。鹹亨元年（670）和天寶初，獅子國曾兩次遣使來唐。該國使者送來了大珠、鈿金、寶瓔、象牙、白？等貴重禮物。唐人李肇的《國史補》中講，當時來廣州的外國船隻，以獅子國的最大，次數也多。這表明兩國關係相當密切。

　　陶瓷之路唐代中國瓷器的外銷，成為這一時期世界物質文明史上引人注目的重要現象。

　　在這一時期，無論陸上絲綢之路沿途的中亞、西亞和埃及，以及海上華船和阿拉伯船所停泊的印度洋各地，都有唐瓷的碎片遺存。自公元8世紀末開始的中國瓷器海外市場的開辟，直接推動了海上運輸業的發達，使中外文化交流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

　　有的學者曾經把南洋、西洋海上通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日本陶瓷學者三上次男則稱之為“陶瓷之路”。無論稱作“陶瓷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注意到了這條通路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動脈。

　　在印度尼西亞，唐末中國瓷器的出土很早就受到重視。馬來西亞沙撈越河口各遺址，也出土過9—10世紀的越窯青瓷。

　　印度、斯裏蘭卡、巴基斯坦，也都有類似的發現。伊朗出土中國古瓷數量極多。其中晚唐製品尤為引人注目。伊拉克也多有唐瓷以及唐三彩出土。阿拉伯半島的巴林，也發現過越窯青瓷碎片。

　　中國瓷器還遠銷非洲。出土物中也多有晚唐製品。埃及開羅南郊的福斯塔特，是阿拉伯人興建於公元642年的古都。這一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中，有唐代越窯的產品。出土物中還有唐三彩。

　　唐代外銷瓷窯主要分布在廣東和浙江沿海。從外銷的窯口、數量和分布來，瓷器的外銷與海運的興起息息相關。

　　桑給巴爾·僧祗唐代中國同東非的交往主要是通過大食即阿拉伯與波斯商人進行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索馬裏以南至莫桑比克的東非沿海地區和島嶼稱為“桑給巴爾”（Zanz-ibar），唐代中國人對這一地區的認識受到他們的影響，譯名於是依波斯語的Zangi稱為“僧祗”。

　　大食商人曾經把東非奴隸輸入中國。中國對於這些東非黑人奴隸有“昆侖奴”“僧祗奴”的稱呼。唐代傳奇中，昆侖奴的藝術形象以俠膽義腸感人至深。1954年陝西西安南郊唐墓曾經出土一件黑人陶俑，生動地表現了“昆侖奴”“僧祗奴”堅強健壯的形象。

　　唐德宗時代（780—805）宰相賈耽撰《皇華四達記》，準確詳細地記載了中國至波斯灣及其以西的航程，其中說到的距波斯灣內烏拉國（今奧波拉）四十八日航程的所謂“三蘭國”，有的學者認為在東非沿岸的桑給巴爾附近。

　　唐世有名可指到達非洲的第一人叫杜環，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人，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侄，出身望族。天寶十年（751）他隨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與大食軍戰於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兵敗被俘，送至庫法，受到優待，使他得以周遊西亞，並隨著阿拉伯使團經過埃及、蘇丹到達埃塞俄比亞的摩鄰國。後自埃塞俄比亞的馬薩瓦港回波斯灣，於寶應元年（762）附商船經海路至廣州。寫有《經行記》，記述他從耶路撒冷啟程，經過埃及、努比亞到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王國的見聞及沿途風土人情，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可惜已佚，僅在《通典·邊防典》中尚存數條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