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二節 同東北亞的文化交流

　　中原文化與東北亞地區的文化，很早就開始了相互交流。

　　周秦時期的這種交流，表現出某種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這是和當時人們對東北亞地區的文化既缺乏深刻了解，又懷有濃厚興趣的心理狀況有關的。

　　同東北亞地區的文化交流，主要通過外洋航運得以實現。漢唐航運的發展，促進了這一交流，漢唐文化通過這一條件向東北方向的輻射，在世界文明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周秦漢唐與朝鮮的文化交流

　　箕子走之朝鮮《尚書大傳》《史記》和《三國遺事》等中朝兩國文獻，都有商紂王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滅商之後“走之朝鮮”的傳說，據說又製定頒布了成文法《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以致“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

　　秦末戰亂，燕、齊、趙等地數萬流民避亂遷居朝鮮，被朝鮮王箕準安置在朝鮮西部地方。西漢初年，燕人衛滿聚眾千餘人，東流？水（今朝鮮清川江），後擊破自稱為王的朝鮮侯箕準，自王朝鮮，箕氏朝鮮滅亡。

　　考古材料說明，朝鮮青銅器時代的典型器物琵琶形青銅短劍，形製與中國遼寧同時期所發現的一致；分布於朝鮮半島南部的，與中國山東的石棚基本一致。

　　戰國時期燕國的鑄幣明刀錢，在朝鮮北部各地多有發現，集中者一次即多達千餘枚。

　　上述表明，周秦時期，中國同朝鮮的文化交流已具有一定的規模。

　　樂浪古墓群在“衛氏朝鮮”時代，衛滿之孫衛右渠當政時，與漢朝發生戰爭。

　　元封二年（前109），發兵五萬，分海陸兩路進攻朝鮮。第二年，朝鮮發生內亂，漢軍擊敗衛渠王，平定朝鮮。漢在朝鮮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近數十年來，在原樂浪郡舊地有比較集中的考古收獲。除了多處古城址有豐富的遺存發現而外，墓葬群更受到學界的矚目。其中以樂浪郡治所南麵的墓葬群最為著名，總數共達兩千餘座。

　　樂浪古墓多為方台形封土的墳丘，其形製與中國周秦漢時代最為通行的墓葬形製類同，而墓室結構、棺槨形製、隨葬品組合、文字內容、畫像構圖以及其他文化遺存的風格，都與中原地區同時期的發現一致。可見，當時漢文化對於朝鮮半島曾經表現出顯著的影響。

　　唐代中國與朝鮮的文化交流唐代文明以雄奇宏闊的風格對周邊地區發生著影響。當時曾經統治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等政治實體都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文化聯係，在所管理的地區都因吸收漢文化、推廣漢文化，留下了深刻的曆史印跡。

　　集中在集安、平壤、安嶽等地的高句麗壁畫墓，體現出高句麗藝術與中國藝術的關係。其神靈題材的畫麵多取材於中原神話故事。其表現手法，也具有中原風格。

　　百濟墓葬出土的器物，多來自中國。壁畫四神圖也取材於中原神話。

　　7世紀中葉，百濟曾派遣貴族子弟赴唐，入國學，直接學習漢文化典籍。

　　新羅學者以漢文擬定國史，又建立國學（後改稱太學監）以儒學經典作為必修科目。公元788年，新羅仿行中國製度，實施“讀書三品科”製，通過進行國家考試錄用官吏。

　　二、周秦漢唐與日本的文化交流

　　中原人對於“倭”的早期認識中國初期海外交通大致主要麵向東方。《詩·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說商王朝的政治影響已經及於海上。然而直到戰國時期，見於記載的海上航行仍隻限於近海，一般往往沿海岸航行，以借助觀測岸上的物標、山形、地貌等測定船位、確定航向。

　　盡管如此，當時人們通過輾轉曲折的途徑，已經對於遠在東洋的海上方國有了初步的認識。

　　《山海經·海內北經》已經有關於“倭”的記述：“蓋國在钜燕南，倭北，倭屬燕。”《海外東經》《大荒北經》還說到所謂“毛民之國”。有人認為“毛民之國”地在今日本北海道。

　　徐福傳說秦漢時期東洋航道的開通，可以以徐福東渡傳說作為標誌之一。

　　最早記載徐福事跡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遣徐？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同書又記載“徐？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事。而《淮南衡山列傳》則謂徐福留止海外不還。

　　《後漢書·東夷傳》中已將徐福所止王不來處與日本相聯係，其事係於“倭”條下。《三國誌·吳書·吳主傳》記載黃龍二年（230）“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洲”事，說道：“？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洲者。”大約宋代以後，徐福東渡日本的傳說在中日兩國間流布開來。日本甚至有關於登陸地點在紀伊熊野浦的具體考定，以及所謂徐福墓和徐福祠的出現。近年來，有人根據江蘇贛榆徐神村地名的發現，以為這裏是徐福故鄉，則徐福東渡的起航地點是距此不遠的海州灣的嵐山頭或連雲港附近朐山沿岸地帶。

　　目前有關所謂徐福遺跡的資料尚不足以提供曆史的確證。不過，從秦末齊人曾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適韓國”以及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仆從齊浮渤海”“擊朝鮮”等記載，可以知道當時的海上航運能力。從今山東煙台與威海至遼寧大連的航程均為90海裏左右。從威海至楊仆樓船軍登際地點例口（即列口，今朝鮮黃海南道殷栗）約180海裏。前者是齊人渡海適韓國的最捷近的航路。而由朝鮮釜山至日本下關的航程不過120海裏左右。顯然，以秦漢時齊地船工的航海技術水平，如果在朝鮮半島南部港口得到補給，繼續東渡至於日本列島是完全可能的。而由今山東、江蘇沿岸浮海，也確有可能因“風引而去”，“遭風流移”，而意外地直接東渡至於日本，徐福東渡的傳說，可以說明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大陸已經有能力使自身文化的影響傳播到東洋。

　　徐福東渡傳說得以在日本流傳的背景，是日本文化在繩文時代末期至彌生時代初期這一曆史階段，發生了空前的飛躍。而這種突變的直接原因，一般認為與大量外來移民相繼由中國大陸直接渡海或經由朝鮮半島來到日本，帶來了中國的先進文明有關。

　　兩漢與倭國的交往《漢書·地理誌》中已經出現關於“倭人”政權的記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在帶方東南萬裏”。自西漢後期起，它們與中國中央政權間，已經開始了正式的往來。

　　《後漢書·東夷列傳》中為“倭”列有專條，並明確記述自漢武帝平定朝鮮起，倭人已有三十餘國與漢王朝通交。

　　《後漢書·東夷列傳·倭》記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1784年在日本福岡市誌賀島發現的“漢委奴國王”金印，證實了這一記載。一般認為“委（倭）奴國”地望，在北九州博多附近的儺縣一帶。

　　鑒真東渡唐代中國和日本文化交流頻繁，使者和僧人往來不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一位通過東行涉海、曆盡艱險的海外交通的實踐，創立了促進文化交往的特殊功績的著名的僧人。他就是名僧鑒真。

　　鑒真是揚州僧人，曾經出遊洛陽、長安。為俗人剃度，傳授戒律四十餘年，江淮間尊為授戒大師。

　　在日本佛教戒律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公元733年，有僧人隨遣唐使入唐，邀請高僧赴日傳授戒律。經十年訪求，決定邀請鑒真赴日。唐玄宗天寶元年（742），五十四歲的鑒真不顧眾多弟子的勸阻，毅然接受日僧的邀請，決意東渡。

　　由於地方官員的阻撓和海路風濤的險惡，先後四次都沒有能夠順利出海。鑒真仍然不屈不撓，堅持實行了第五次出航的計劃。因風浪不測，航船漂流到海南島，來迎求高僧的一位日本僧人病死，鑒真也雙目失明，於天寶十載（751）又回到揚州。經過十二年艱苦的努力，鑒真終於在天寶十二載（753）冬季，乘日本遣唐使團的船隻東渡。公元754年1月17日，在薩摩國川邊郡秋妻屋浦登陸。當年，鑒真即在奈良東大寺設立戒壇，使日本僧人得以開始正式受戒。後來，天皇任命鑒真為大僧都，鑒真又成為日本律宗的始祖。公元759年，鑒真七十一歲時，他主持建立的唐招提寺開基。

　　鑒真攜帶了許多佛經、佛像、佛具等到日本。在日本，他雖然已經失明，仍然協助校訂佛經，憑經驗以嗅覺鑒定草藥。同行的弟子中有擅長於繪畫、雕塑、建築的，也一同為唐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日本遣唐使中日文化交流有悠久的曆史。然而，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先進人物已經不滿足於文化的自然傳播，於是產生了深入當時堪稱東方文化淵源有中國本土，直接汲取優秀文化的意向。公元600年—614年間，日本先後派出四次遣隋使，便體現了這方麵的意義。

　　唐代經濟高度繁榮發達，唐文化表現出空前隆盛輝煌的氣象。為了繼續實現直接往中國接受優秀文化的目的，日皇廷多次組織大型使團，並隨派大批留學生、留學僧，長期從事學習。

　　從公元630—894年，前後264年間，日本遣唐使的任命共計十九次。其中因故中止者三次，實際入唐十六次。這中間，又有一次隻抵達百濟，有兩次為“送唐客大使”，另有一次為“迎入唐大使”，其活動性質與以輸入唐的製度文物為主，以國際貿易為輔的一般的遣唐使有所不同。所以，真正名副其實的遣唐使前後計有十二次。

　　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曆史地位，不僅因為其規模之大，次數之多，而航渡之艱難致使冒險犧牲亦為世所罕見，還在於這一文化行為，從物質到精神，給日本朝野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日本後來的輝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遣唐使回國後，往往參與皇廷樞要，唐文化的若幹成就於是得以自上而下地直接影響日本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當時，日本的法律、官階、學製、禮典，都全麵仿行唐製，在遣唐使時代，漢字傳入日本，甚至促進了日本文字的形成和發展。遣唐使還從盛唐文明中輸入了音樂、醫藥、繪畫、棋藝、陰陽等多方麵的內容，消化創新，豐富了日本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