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一節 同中亞、西亞的文化交流

　　絲綢之路於西漢時期得以開通，從而使中原文明與中亞、西亞文明的交流進入了新的曆史階段，並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實際上，同中亞、西亞地區的文化交流早在所謂張騫“鑿空”之前很久，就已經開始並且逐漸具有了相當的規模。

　　周秦漢唐時代，是中外文化交流表現出顯著曆史影響的時代。當時，中原文明向西方的傳播以及來自西方的外來文明的影響，都是我們在回顧文明史進程時不能不予以特別注意的。

　　一、周秦時期同中亞、西亞的文化交流《穆天子傳》與周穆王西行史事西晉初年，汲郡人不準盜發了一座戰國時期魏王的陵墓，“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這就是著名的汲塚竹書的出土。據《晉書·束皙傳》記載，墓中所得“竹書數十車”中，就包括中國古典文獻中具有特殊的價值，然而又長期蒙被神秘疑雲的一部書《穆天子傳》。“《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這部書原來的書名已經佚失，現麵的書名是整理者所擬定。荀勖等人的整理本定名為《穆天子傳》。束皙的整理本則稱作《周王遊行》或《周王遊行記》。

　　《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率領有關官員和七萃之士，駕乘八駿，由最出色的馭手造父等禦車，由伯夭擔任向導，從處於河洛之地的宗周出發，經由河宗、陽紆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一路西行，來到西王母的邦國，與西王母互致交好之辭，宴飲唱和，並一同登山刻石，又繼續向西北進行，在大曠原圍獵，然後千裏馳行，返回宗周的事跡。其往返行程，大略可達三萬五千裏，前後經曆約兩年。許多研究者認為，周穆王西行的極點，按照這部書的記述，大致已經到達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區。有的學者甚至提出，穆天子西行可能已經在歐洲中部的華沙平原地區留下了足跡。也有學者認為，他經行青海、甘肅，訪問了今天屬於新疆的地區，昆侖丘很可能就是巴顏喀拉山，祁連山出玉，或許因此有了群玉山之稱。對於周穆王西行的具體行程，當然還可以繼續研究。但是現在看來，有的學者提出的把《穆天子傳》看做一部“最早記錄中原與西域交往的史詩”的觀點，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對於《穆天子傳》一書的性質，曆來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人把它歸入“起居注類”，有人則把它列為“別史類”，或者“傳記類”。大致一般都把它看做一部史書。然而清人編纂的《四庫全書》，卻又將其改隸於“小說家類”。不過，長期以來，大多數人並不把這部書看做小說，而看做一部“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的曆史典籍。其成書年代大致在戰國時期。

　　從成書年代與《穆天子傳》大致相當的《山海經》以及《逸周書》等古籍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人對於包括新疆以至中亞地區在內的廣闊區域內山川形勢和風土人情的初步了解，也反映了交通進步的曆史事實。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和阿爾泰地區的文化交往，還有考古資料以為實證。

　　其實，中原地區與中亞、西亞地區最初的文化交往，一定還早於周代。

　　秦人對西北的經營與“China”聲名的遠播秦人崛起於西北，早期曾經“在西戎，保西垂”。造父服務於周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的經曆，也著名於史。秦立國前後，又有“和西戎”，“伐西戎”的曆史記載。

　　據《史記·秦本紀》，秦穆公曾經與戎王使者由餘進行過有關政治製度與政治道德的討論。由餘的見解令秦穆公驚異，於是有“鄰國有聖人”的感歎。其內心不僅深服由餘之賢能，對於西戎部族“淳德”“忠信”的政治風格似乎也表現出了慕重之心。秦國後來強盛之後，始終被東方人看做“與戎翟同俗”的“虎狼之國”，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秦穆公征服戎人之後，史稱“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有學者指出，正是在這一時期，“‘秦’的聲名就隨著戎、狄的流動，向西方傳播。於是，‘秦’就成為域外民族對中國的稱呼。”“直到今天，許多國家還稱中國為‘支那’‘China’，這就是‘秦’的音譯。”

　　“China”聲名的遠播，反映了當時黃河流域的文化與中亞、西亞文化的交流。

　　二、兩漢與中亞、西亞的文化交流

　　張騫通西域以中原大一統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開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應當是漢武帝時代的張騫。因而對於他發展中西交通的功績，史稱“鑿空”。

　　西漢時期，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地區即今新疆乃至中亞地區，曾經被稱作“西域”。

　　西漢初年，今新疆地區的所謂狹義的“西域”計有三十六國，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裏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漢武帝聽說匈奴的宿敵大月氏有報複匈奴之誌，於是募使使大月氏，希望合力夾擊匈奴。

　　漢中人張騫應募，率眾一百餘人在建元二年（前139）出行。途中被匈奴人拘禁，曆時十年左右方得逃脫，又西越蔥嶺，經大宛（今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納盆地）、康居（今哈薩克斯坦錫爾河中遊地區），抵達已經定居在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統領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新居地富饒平安，無意東向與匈奴進行複仇戰爭。他又到大夏，然後改由南道回歸。在歸途中又被匈奴拘捕，一年之後，乘匈奴內亂，才返回長安。張騫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的情況。他在大夏時，得知由蜀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以通往大夏，於是又建議漢武帝開西南夷道。

　　元朔六年（前123），張騫隨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後來，張騫又建議漢武帝聯合烏孫（主要活動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漢武帝於是拜張騫為中郎將，率三百人，牛羊金帛以萬數，出使烏孫。張騫抵達烏孫後，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烏孫遣使送張騫歸漢，又獻馬報謝。後來終於與漢通婚，一起進軍擊破匈奴。

　　由於張騫的努力，西域與漢帝國建立了正式的聯係。張騫因此在西域地區享有很高的威望。後來的漢使，多稱“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傳說許多西域物產，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張騫傳入中土，這樣的說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實，但是張騫對開辟絲綢之路的首功，卻是永遠不能磨滅的。

　　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後十三年的艱難困苦為代價，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聞的豐富的關於西域的知識，同時使漢王朝的聲威和漢文化的影響傳播到了當時中原人世界觀中的西極之地。

　　班超定遠東漢時期，被封為“定遠侯”的班超，也曾經為中西交通的發展創立過不朽的曆史功績。

　　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竇固、耿忠進占伊吾。班超率部別擊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北），戰於蒲類海（今新疆巴裏坤湖），有功。次年，東漢以陳睦任西域都護。竇固占領伊吾後，派假司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諸國，爭取他們與東漢軍隊合力抗擊匈奴。

　　班超先到鄯善，當時也有匈奴使者來，鄯善王首鼠兩端，態度曖昧。班超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死無所名，非壯士也”激勵隨行者，夜燒匈奴使者營幕，殺匈奴使者，鄯善“一國震怖”。班超控製鄯善後，又西行於闐，迫使於闐王攻殺匈奴使者，歸降東漢。永平十七年（74），班超又前往西域西部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廢親匈奴的龜茲王所立疏勒王，另立親漢的疏勒貴族為王。

　　永平十八年（75），漢明帝去世，焉耆以中國大喪，攻沒西域都護陳睦，班超孤立無援。漢章帝建初元年（76），東漢撤銷西域都護，召班超歸國。疏勒、於闐等國擔心匈奴卷土重來，苦留班超。班超於是決意留駐西域。班超鎮壓了疏勒國中親匈奴的勢力，又請得東漢王朝援兵，迫使傾向匈奴的莎車投降，又擊敗了龜茲援救莎車的軍隊。西域南道於是暢通。

　　漢和帝永元二年（90），月氏發軍七萬逾蔥嶺攻班超。班超堅壁清野，月氏抄掠無所得，聯絡龜茲以求救，又為班超伏兵截擊，於是被迫撤軍。

　　永元三年（91），龜茲、姑墨（今新疆溫宿）、溫宿（今新疆烏什）都歸降東漢王朝。東漢朝廷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駐守龜茲。永元六年（94），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七萬餘眾征討焉耆。焉耆王降。西域五十餘國於是悉皆納質內屬。東漢王朝封班超為定遠侯。

　　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甘英抵達條支海濱（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為安息西界船人以海行艱難，“數有死亡者”所阻攔。甘英於是中止了西行。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AureliusAntoninus，公元161—180年在位）派使者來到洛陽，實現了中國和羅馬帝國的第一次正式接觸。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102）回到洛陽，同年九月病逝，時年七十一歲。班超在西域的軍事外交實踐，使這一地區和中原的聯係空前密切，為東西文化的交往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佛教的傳入從西漢晚期到東漢初期，中國文化開始受到一種外來文化的強大影響。這就是發生於印度，輾轉傳入中國的佛教。毫無疑問，這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年代，有多種說法，但流傳較廣者主要是以下兩種：

　　一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浮屠經》，即佛經，是為佛教傳入內地之始。

　　一說漢明帝永平年間，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次日問群臣：“此為何神？”通人傅毅回答說，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陛下所見，可能就是此神。漢明帝於是派遣中郎蔡忄音、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往西域訪求佛法，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或說永平十年（67），蔡忄音等人於大月氏遇沙門迦吐摩騰、竺法蘭二人，並得到佛像經卷，用白馬馱回洛陽。漢明帝特為建立精舍，是為白馬寺。

　　就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東漢佛教摩崖造像的發現，有的學者結合東漢佛教盛行於東海地區的記載，推想孔望山佛教藝術從海路傳入的可能性很大。佛教傳入內地，或許並不隻是途經中亞一路。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後，最早的信奉者多為帝王貴族，如楚王劉英為齋戒祭祀，漢桓帝在宮中立祠等。

　　此後，魏晉至於隋唐，又有西域名僧相繼來到中土，佛教也逐漸完成了中土化的過程，對中國文化形成了深刻的影響。同時，由於佛教的傳入，中外文化交流也揭開了其新的篇章。

　　三、唐代同中亞、西亞的文化交流

　　玄奘西行唐太宗貞觀元年（627），一位普通僧人玄奘開始了他不畏艱險、經西域赴印度求法的行程。

　　他從長安出發，經涼州（今甘肅武威），違反封鎖邊關的禁令，偷渡玉門關，孤身穿越砂磧，九死一生，抵達高昌（今新疆吐魯番），而後又取道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今新疆庫車），越淩山，經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過鐵門關（今烏茲別克斯坦布茲嘎拉山口），進入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然後，又通過今巴基斯坦北部，過克什米爾，到達北印度。玄奘在印度各處遊曆，遍訪名寺名僧，巡禮佛教聖地，拜師求教，辯證講學，取得極高的聲譽。

　　貞觀十九年（645），他在今巴基斯坦北上，經阿富汗北部，又東行通過帕米爾高原南側的瓦罕山穀，取道天山南路，經於闐（今新疆和田）、且末（今新疆且末），輾轉回到長安。

　　玄奘西行取經，曆時十數年，行程五萬裏，不僅旅途十分艱險，而且在文化史上有偉大的意義。他通過自己非同尋常的交通實踐，不僅成就為一名著名的佛學大師，而且對於中原和西土的文化溝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旅行記錄《大唐西域記》，詳盡記述了遊學沿途所見所聞的一百三十八個以上的國家、城邦和地區的曆史文化、物產民俗，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經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甚至近代學者在中亞和印度等地進行考古發掘時，仍然重視它的指導意義。

　　玄奘回到長安後，組織碩學高僧，主持對佛經的翻譯，共譯出佛經七十四部（一說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通過這次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譯經活動，佛學對中國的文化影響達到了新的水平。

　　玄奘的生平事跡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由於他通過取經活動所表現的文化功績，使得他後來成為神界人物。

　　唐代兩京胡風向達先生曾經討論開元前後長安“胡化”的情形。他寫道：“開元、天寶之際，天下升平，而玄宗以聲色犬馬為羈縻諸王之策，重以蕃將大盛，異族入居長安者多，於是長安胡化盛極一時，此種胡化大率為西域風之好尚：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競事紛泊；其極社會各方麵，隱約皆有所化，好之者蓋不僅帝王及一二貴戚達官已也。”

　　西方生活方式的廣泛影響，是中原文化與中亞、西亞文化實現頻繁交流的一種表象。

　　胡風大盛，以長安、洛陽兩京為最。於是元稹《法曲》詩中有這樣的感歎：“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滿鹹洛。女為胡婦學胡炊，伎進胡音務胡樂。”

　　當然，這種文化影響也是雙向的。當時長安有所謂“胡著漢帽，漢著胡帽”情形，就說明了這一事實。

　　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人除了通過城市規劃形式、印刷技術、服裝樣式等將自身的文化創造貢獻給整個人類的文明而外，又將絲綢、酒、陶瓷、金銀器等物質文明形式傳到境外。

　　唐代所接收的來自中亞、西亞的文化影響，也有物質文化的諸多內容。

　　美國學者謝弗曾經著書《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中譯本改稱《唐代的外來文明》，對於唐代在物質方麵進口的物品進行了綜合研究。書名取義，是7世紀時，撒馬爾罕的王國曾經兩次向唐朝宮廷進獻一種品種珍異的燦黃的桃子作為正式的貢品。

　　《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一書的內容涉及唐朝生活的各個方麵，按照作者的分類，包括家畜、野獸、飛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藥物、紡織品、顏料、礦石、寶石、金屬製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書籍等。唐代外來物品的豐富多彩，體現了唐文化雄遠宏麗的時代風貌，展示了當時中外文化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