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救時宰相張居正
個人檔案
姓名：張居正
字：叔大
號：太嶽
生卒：1525―1582
享年：58歲
諡號：文忠
著作：《張太嶽集》、《書經直解》
名言：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張居正像
張居正，明萬曆年間首輔，官至內閣大學士。他從平民中崛起，做了十年首輔，並協助幼帝，製定了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在任期間，他推行改革，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被譽為“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
高才不負眾望曲阿以得高官
張居正的祖上係安徽定遠人，原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隨大將軍徐達平定江南，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曾祖父張誠由歸州遷往江陵，祖父張鎮為江陵遼王府護衛，父親張文明曾先後七次參加鄉試，但均落第。
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張居正降生。其時，張居正的曾祖、祖父、父親均健在。剛出世的張居正，即被全家視為掌上明珠，嗬護備至。5歲時，張居正即被送到學校讀書。張居正天資聰穎，勤奮用功，不到10歲，他就懂得了經書大義，詩詞歌賦更是信手可成。他曾作過一首《詠竹》來抒發自己的心誌：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直上勁頭竿。
嘉靖十五年(1536)，12歲的張居正在童試考中頭名秀才，名震荊州。次年中秋八月，他又參加了三年一度的舉人考試。這天早上，考場考官們開始閱卷。湖廣總督顧嶙閉門謝客，靜候結果，忽然想起一年前本省學政曾說，荊州有一少年才子張居正，12歲便以頭名得中秀才。顧嶙獨自揣摩，不知這位少年此次是否來應試。閱卷完畢，啟封後，顧大人果然看到了張居正的名字，仍舊名列前茅。然而，顧嶙認為，張居正年紀太小，如果此次中舉，或許會因驕傲自大而誤了前程，倒不如先不錄取他，令其更加發奮讀書，如此才更老練，今後便能前途無量。
三年後，16歲的張居正英姿勃發，在鄉試中中舉。16歲中舉，在當時也甚是少有。張居正特去拜見顧嶙。顧嶙極為欣慰，他解下自己身上的犀帶送給張居正，感慨地說：“古人雲，大器晚成，此為中才說法罷了。而你並非中才，乃大才。是我耽誤了你三年功名，直到今天才讓你中舉。你千萬不能以此為滿足，再不求進取了。”
張居正故裏石碑嘉靖二十六年(1547)，張居正23歲。這年，他考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從此進入官場，開始了政治生涯。其時，朝廷內閣大學士是夏言、嚴嵩二人。為了爭奪首輔的職務，嚴嵩和夏言發生了尖銳的鬥爭。嚴嵩表麵上對夏言謙恭有禮，卻暗中伺機陷害報複。作為一個新科進士，張居正根本無法左右當時的政局。不過，從朝廷內一次又一次爭權奪利的鬥爭中，他認清了當朝政治的腐敗。嘉靖二十八年(1549)，張居正寫了《論時政疏》，係統地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這是張居正第一本奏疏，首次展現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然而遺憾的是，這並未引起嚴嵩和世宗的重視，奏疏沒有被采納。於是，張居正借口養病，毅然離開北京，回到故鄉江陵。
他在江陵一住就是三年。這期間，張居正並沒有停止為實現自己抱負的努力。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詳細分析了各種社會問題，對時弊的認識更加深刻，改革的決心也更加堅定了。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張居正由翰林院編修晉升為右春坊右中丞兼國子監司業。其時，嚴嵩與徐階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於嚴嵩年事已高，常常出現紕漏，世宗頗為不滿，嚴嵩遂漸漸失寵。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為內閣首輔。徐階曾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在名分上是張居正的老師。對張居正的為人處事和聰明才智，徐階也很賞識。他對張居正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視其為棟梁之材。張居正也竭盡全力協助徐階工作，二人配合得相得益彰。
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世宗駕崩後，在張居正的參與下，徐階即開始以世宗遺詔的名義革除弊政，平反冤獄。
隆慶元年（1567）二月，張居正被晉升為吏部左侍郎兼內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要政務。其後，朝廷大事基本上由徐階和張居正管理。張居正如魚得水，不久他就寫了《上陳六事疏》。疏中提出省議論、核名實、振紀綱、重詔令、固國本、飭武備等建議，更是令朝中官員刮目相看。
當時，朝廷中的實權人物除徐階與張居正外，還有高拱。高拱與徐階政見不同，二人常相互傾軋。高拱排擠掉了徐階，自此，便視張居正為自己的下屬，因此跋扈日甚，獨斷專行。張居正有誌不得施，但他仍舊努力尋找有利於自己施展才華的機會。
明朝是一個權宦輩出的朝代。凡是能夠比較長久供職的大臣，包括那些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都有宦官做自己的保護傘。早年，太監馮保是朝中的秉筆總管，他一心想要再晉升做掌璽總管，可是卻遭到了高拱的反對。因此，他與高結下了不解之仇。張居正十分清楚，要想施展自己治國的遠大抱負，就必須扳倒高拱，這就必須得到馮保的支持。於是，他主動向馮保示好。據史載，他先後送予馮保名琴7張，夜明珠9顆，珍珠簾5幅，金3萬兩，銀20萬兩，“其他珍珠尤多”。馮保耗費大量錢財為自己營建墓穴後，張居正還特地寫了《司禮監秉筆太監馮公預做壽藏記》，為其歌功頌德。這樣，馮保終於與張居結正成了針對高拱的統一戰線。
隆慶六年(1572)的一天，張居正上朝。文武群臣等了足足半個時辰後，方聽皇宮內高聲傳呼：“皇上駕到!”隻見穆宗頭戴金絲皇冠，身穿繡龍黃羅袍，在一群太監的簇擁下無精打采地進入大殿。誰知剛一入座，穆宗便覺一陣虛火攻上心來，頓時感到頭要迸裂，五髒六腑仿佛被什麽東西攪亂了。他霍地站起來，嘴角不停地抽搐。一旁的掌印太監孟衝、秉筆太監馮保大驚失色，忙上前將其攙入乾清宮。一會兒工夫，一太監氣喘籲籲跑來口傳聖旨：“著文淵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入宮受命，其餘百官退朝!”三位大學士慌忙入宮，隻見皇上麵如土色，陳皇後與李貴妃愁容滿麵，悲哀難忍，年僅10歲的太子肅立在禦榻旁邊。秉筆太監馮保宣讀詔書：“朕嗣統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將不起，有負先帝付托。太子正值幼衝，一切托付卿等，宜協輔嗣皇，遵守祖製為社稷立功也。”三個大臣喉頭哽咽，強忍悲痛，叩頭謝恩，回文淵閣中等候消息。
不久穆宗逝世，太子朱翊鈞繼承帝位。改年號為萬曆，是為明神宗。這時，馮保已順利地當上了掌印太監又兼提督東廠，可謂大權在握。在馮保的左右下，張居正不斷得到重用，而高拱明顯地感到內宮對他的不信任。
一天，一個太監將神宗的口詔傳給高拱。高拱下意識地說道：“十歲幼童何能盡理天下事？”馮保得知此事後，立即聯合張居正向兩宮太後匯報，製定策略。
幾天後，上朝時，禦前太監跨前一步急急宣布：“兩宮太後及皇上有特旨在此，文武群臣細聽！”接著，由馮保展旨，高聲誦讀：“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我母子朝夕驚懼，即令其回籍閑住，不許停留……”這樣，高拱被罷了官，另一位閣老高儀不久作古，隻剩下張居正一人獨守文淵閣，一身挑起了首輔的重任。
主教幼帝才識任賢安邦定國
神宗即位時年僅十歲，他的教育問題就成了內閣首輔張居正的頭等大事。張居正深刻感到，教育出一個好皇帝是一件利國利民的事情。於是，他毅然親身肩負起教育皇帝的重任。張居正每日除安排好皇帝的功課外，還專門為神宗講解經史；又將每日早朝改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其餘時間均安排讓神宗讀書；又請李太後移居乾清宮，與神宗同住，以便朝夕照顧，調理管束。
神宗讀書的地方叫文華殿，坐落在紫禁城東部，為曆代皇帝就讀省事之處。神宗那時盡管已身為人主，心卻終屬童稚。他原來愛玩愛鬧，興趣廣泛。可當了皇帝後，一切由不得他了。嚴厲而令人敬畏的張居正先生不僅親自為他講解經史，而且還為他任命了五個講經說史的老師，兩個教書法的老師，並且為他編訂了厚達一尺多的講義。每日上午，他要學經書、曆史和書法，還要在馮保和其他宦官的協助下，一一親覽當天臣僚們上奏的本章，在張居正“票擬”的旁邊用禦筆作出批示。飯後的時間，本可以自由支配，但神宗卻仍不敢懈怠半分，因為李太後和馮保還要他溫習功課，第二天把所學的內容背誦出來。在張居正的諄諄教導下，神宗一天天長大成熟起來，懂得了不少為人處事的道理和治理天下的策略。
一次，為了檢驗神宗學習的成績，張居正給他講了一個宋仁宗不愛珠寶玉器的故事。故事講完了，他說：“自古以來，那些隻看重珠寶的君主是不可能幹出大事業的。”神宗馬上接著說：“珠寶是沒有用處的東西，賢臣良將才是真正的寶貝。”張居正一聽，露出幾分喜色，連忙誇獎說：“陛下說得很對。凡是聖明的君主均重視五穀，而對珠玉看得很淡薄。因為五穀能養人，珠玉呢，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先生說得有理。”神宗說。“陛下如此聖明，真是大明朝的福氣，也是黎民百姓的福氣。”張居正高興地稱讚著。他想，皇上已經可以擔當起治理國家的重任了，自己總算沒有辜負先帝的囑托。
張居正耳聞目睹了“庚戌之變”，主理朝政後，他對國家的安全和軍隊的素質甚為擔心，便一直謀劃著整頓邊防，要使邊關安定，人民和睦。
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入內閣參政之初，韃靼首領俺答率軍直逼京師，北京危在旦夕。盡管後來敵兵在大肆掠奪之後引兵北退，但皇上和大臣均意識到應徹底整頓軟弱無力的邊防了。工科給事中吳時來上疏推薦譚綸、戚繼光駐兵於薊州，加強北部邊防。這一建議馬上得到首輔徐階的支持，但由於新任兵部尚書霍冀對情況並不熟悉，主持整頓薊、遼，鞏固邊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張居正身上。
張居正從整頓邊防入手，正式開始了他醞釀已久的改革事業。他大膽地任用了一批智勇雙全的將領，對他們“信而任之”，因此“一時才臣，無不樂為之用，用必盡其才”。他所重用的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時等人都大顯身手，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其時，北邊戰守的重心在薊州。禦倭名將譚綸、戚繼光主持薊州防務後，時任內閣大學士的張居正給予他們大力支持。譚綸提議築造敵台，張居正立即批允譚綸、戚繼光二人“圖上方略，築敵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戚繼光強烈要求改革薊州軍製的提議也立即得到了張居正的支持。短短的幾年裏，戚繼光勵精圖治整編防區，訓練新軍，常備不懈，一切有條不紊地進行。他的軍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發揮。在戚繼光鎮守薊州的16年間，各部蒙古再也未敢侵犯邊境。
在遼東方麵，張居正任用出身貧寒但有大將之才的李成梁。從隆慶元年（1567）起，李成梁在遼屢敗蒙古土蠻部入犯，其後被提為總兵鎮守遼東。李成梁鎮守遼東22年，先後10次連奏大捷，其武功之盛是數百年來未曾有過的。
張居正還任用王崇古、方逢時鎮守宣化、大同。他們鎮守邊疆，開屯田，加緊練兵，使邊關防禦力量大大增強。在張居正的主持下，經過幾年的努力，大明扭轉了長期以來邊防危敗的局麵，戰守力量日益增強，蒙古犯邊事件逐年減少。
在加強防禦力量的同時，張居正還積極尋求改善蒙漢關係的門路。他命令沿邊將帥，要抓住一切有利時機，積極發展同蒙古的友好往來，即便有一線和平希望，也不要兵戎相見，一切為百姓的生命財產及生活安寧著想。宣大總督王崇古屢次派遣同蒙古有關係的人深入蒙古內部，發表布告並宣布：藩漢軍民凡由蒙古投奔流族地區者，一律以禮相待並接納安置。這果然在蒙古地區引起很大反響，投奔而來的人口越來越多。
國政行“考成法”財經揮“一條鞭”
其時，朝中空議盛行，人浮於事，政令不通，麵對這樣千瘡百孔的局麵，張居正說：“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他的意思是說，當國家已經麵臨危亡的時刻，必須使用強烈至猛的政策來治理。雖然這樣做可能會有些過頭，但如果不這樣，就無法扶起穩固將要傾覆的基業！
任內閣首輔伊始，張居正就遇到了一個難題：“同監軍”馮保的侄子因毆打平民觸犯了法律。馮保是大內總管，且又有恩於張居正，因此無人敢處理，朝野上下都在靜觀其變。張居正得知後，毫不手軟，立即將其革職，並杖責四十。而後，他還通告馮保要嚴肅家教。
黔國公沐朝弼，屢屢違犯禁製，仗著自己是有功勳的三朝元老，並不把張居正放在眼裏，朝中也無人敢把他抓捕執法。他口出狂言說：“張居正算個什麽？我當丞相時還沒有他呢！”這一天，張居正親自登門，進門便道：“黔國公請了。”沐朝弼裝作沒聽見，躺在那裏不搭理。張居正又放大聲音說：“黔國公，有禮了。”沐朝弼還是裝耳聾，不動絲毫。張居正第三次高聲喊道：“黔國公，請起見禮了。”沐朝弼還是不動身。張居正對門外一揮手，說：“士卒們在哪裏？速將蔑視禮數的沐朝弼抓起來，蔑視禮法如同蔑視王法，三次蔑視王法該當送進監牢了！”張居正生平展覽館的太嶽堂言畢，一行兵卒從大門外一擁而進，將大躺椅上的黔國公沐朝弼戴上枷鎖，關進了大牢。沐朝弼後悔不迭，哀求張居正手下留情。張居正說：“先禮後兵，古人傳統。令行禁止，毫無例外。”沐朝弼屢次違法的事件此次一並判罰，他被處以終身監禁，禁錮在應天的大牢之中。
這樣，張居正終於在朝中樹立了自己的權威。隨後開始考慮如何從根本上治理弊政，繁榮經濟了。針對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官吏製度，他製定並實施了“考成法”和“一條鞭法”。
“考成法”最主要的內容有兩條：其一，六部和都察院給所屬官員應辦事務規定完成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個賬簿上，一本由部院留作底冊，一本送科道，一本呈內閣。其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賬簿登記，對所屬官員承辦的每件事情，逐月進行檢查，完成一件，注銷一件，如若沒有按期完成，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論處；六科亦根據賬簿登記，稽查六部的執行情況，每半年上報一次，並對違限事例進行議處；內閣同樣亦根據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檢查。這樣，六部和都察院檢查所屬官員，六科稽查六部，內閣監督六科，層層檢查，內閣總其成，內閣遂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中樞。這就是張居正的統治體係，也是他對明代吏製的一大改革。
“考成法”賞罰分明，因而，官員們的辦事效率大大提高。自上而下就如同一台流水線作業，各項工作穩定而有序地進行著。隨著“考成法”的實施，官員的職責更加明確，內閣管理起來自然方便多了。
接著，張居正以推行“考成法”為中心，決心使腐敗到極點的吏治得以整頓，使腐敗之風得以改變。他依據立限考成的三本賬，嚴格控製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張居正便強調要把那些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把那些專靠花言巧語騙取信任的官員列為下考，盡行裁革那些吃糧不管事的冗官。
萬曆八年(1580)，張居正下令撤蘇鬆地區擅自添加的管糧參政，並責成吏部檢查各省添設官員人數，核實上報。萬曆九年（1581），一次裁革冗員169名。在他當政期間，裁革的冗員約占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
與此同時，張居正又廣泛搜羅人才，把那些擁護改革、政績卓著的官員提拔上來，委以重任。萬曆四年(1576)十月，神宗審閱了關於山東知縣孫鳳鳴貪贓枉法的報告後，問張居正：“孫鳳鳴進士出身，何以如此放肆呢?”張居正說：“孫鳳鳴正是憑借他進士出身的資曆，才敢這樣放肆。以後我們用人，應當視其才幹，不必問其資曆。”神宗表示讚同。有了皇帝的認可，張居正便徹底打破了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不拘出身和資曆，大膽起用人才。他主張用人時要“論其才，考其素”，即對才能和品德進行全麵考查。同時，他又注意到每個人的長處和短處，用其所長，避其所短。這些被破格選拔的文武官員都在改革中發揮了骨幹作用。
政治、吏製穩定之後，張居正又根據大學士張四維和呂調陽提出的稅製改革措施，施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最早由福建巡撫龐尚鵬提出，他主張把田賦、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雜稅、雜征、雜差統統合為一體，按照各家各戶的具體境況重新核實編定，將有丁無糧的編為下戶，有丁有糧的編為中戶，糧多丁少和丁糧俱多的編為上戶。在總數確定後，按照丁、糧比例，將所有賦役派到丁、糧裏麵，隨同完納。此即“一條鞭法”。早在嘉靖年間，此法就在福建、江西等地推行了。但50年來朝中對此爭論不休，大臣們各陳利弊，以致政令屢行屢止，未成統一之策。張居正認為，推行“一條鞭法”可以解決財政困難，使國家度過危機。
要推行一條鞭法，首先就得將天下田畝丈量清楚，這樣才便於合理分配。張居正於是責成戶部尚書張學顏親自主持清丈。凡莊田、民田、職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量土地，除皇上賜田外，一律按地辦納糧差，不準優免。戶部隨後頒布了《清丈條例》，規定了各級官員的職責及其完成期限。自嘉靖以來，就不斷有人提出清丈天下田畝的倡議，在張居正的努力下，這件事終於付諸實施了，一時威震朝野。
但是清丈天下田畝觸犯了上層階級的利益，遭到了官僚、貴族、豪強地主的拚命反對。有些地方官對清丈田畝也很不認真，有的甚至公開袒護豪強，清丈局麵遲遲打不開。可張居正堅定不移地表示，隻要對國家有利，不怕個人安危。他運用考成法，嚴格督察各級官員清丈，對阻撓清丈的宗室、豪強嚴加懲治。他下令：“但有執違阻撓，不分宗室、宦官、軍、民，據法奏來重處。”他還告誡百官，“清丈之事，實為百年曠舉”，不應“草草了事”，必須“詳審精核”，“務為一了百當”。這樣，清丈田畝的工作終於衝破重重阻力，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開來。
這次清丈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僅據北京、山東、河南統計，清出隱占田畝就達50餘萬頃。至清丈完畢統計，全國田畝總數達到700餘萬頃。此次清丈田畝，擴大了攤派稅糧的負擔麵，初步做到“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並且為全麵改革賦役製度創造了條件。
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正式下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推行，是與張居正創“考成法”整頓吏治、清丈田畝、抑製豪強密切聯係的，沒有這些先決條件，“一條鞭法”就難以推行。可以說，“一條鞭法”的推行是張居正改革最主要的歸宿。推行“一條鞭法”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整頓賦役、克服財政危機和穩定明朝的統治，但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重大影響，卻遠遠超越了這些。
在張居正主政的10年間，大明王朝吏製清明，經濟繁榮，人民負擔大大減輕。至張居正辭世前夕，北京“糧倉”內有能滿足此後9年使用的存糧。太倉庫儲藏室裏的存款有白銀600多萬兩，太仆寺存有400萬兩，應天的庫房也藏有250萬兩儲備。這些銀兩除非在緊急時刻不能支取。廣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20萬兩之間。這與隆慶二、三年間(1568―1569)國家年收入250萬兩，支出400多萬兩，財政赤字150萬兩的情況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生前權傾朝野身後一敗塗地
張居正主政10年，為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在他執政期間，朝中隻有他一個首輔，滿朝文武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門生。久而久之，張居正不免驕奢心態日熾。
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父親去世。按明朝禮製規定，在職官員自聞父母喪日起，要辭官守孝三年。如遇特殊情況，經皇帝特批，才可以繼續留任，稱之為“奪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明中葉時就多次申令，不準奪情。按慣例，張居正也要遵守此項規定。可是，當時朝中主事隻有他一人，而且不能說沒有隱含危機。張居正意識到，如果自己離任三年，形勢就有逆轉的可能。此時，戶部侍郎李幼孜等人順勢提出讓朝廷“奪情”的建議。當時，因別無他人可以主政，皇帝遂批準了他們的請求。他讓張居正的兒子回家為祖父守孝辦喪事，而隻批準張居正三個月的假期。
為父親辦完喪事返京時，張居正所到之處，撫按大員都越界迎送，並親自走在前麵為他開路。當地守臣更要長跪低頭，迎送首輔。張居正路經襄陽時，襄陽王親自出來迎接。按照慣例，朝臣即使有公侯封號，也必須向藩王行“君臣之禮”，即朝臣要向“王”跪拜。但是張居正並沒有施行這一禮節，後來在南陽見南陽王時，他仍沒有行跪拜之禮。
張居正的兩個兒子都“金榜題名”。雖然朝野對此頗有微詞，但也無可奈何。他的“蒼頭”仆人遊七也花錢買了官當，列於士大夫行列。
張居正墓碑張居正是皇帝的老師，又極其嚴格，幼帝對他既恭敬又害怕。無論口稱還是手寫，神宗都尊崇張居正為“元輔張少師先生”。神宗慢慢長大，日益貪圖享樂。然而懾於張居正的威嚴，也隻好縮手縮腳。有時想賞賜妃子物品，都隻能先寫在本子上，待有機會再辦。由此，張居正不但在改革中觸犯了大官僚地主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招致了皇帝對他暗中怨恨。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終年58歲。他病重期間，神宗十分傷心，送給張居正許多珍貴藥物和補品，並對他說：“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隻是今後多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張居正病逝後，皇帝下詔罷朝數日，並贈他為上柱國，賜諡文忠。據諡法解，“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諡法，而“危身奉上曰忠”。顯然，在賜諡時，皇帝對張居正功勳業績的評價還是相當高的。然而，張居正屍骨未寒，時局卻急劇逆轉。沒過幾個月，那些在改革喪失利益者頻頻告狀，神宗也態度大變，張居正竟遭到了自上而下的譴責。
此時，司禮太監張誠等在皇帝麵前拚命攻擊張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監馮保。馮保隨即被逮捕，家產也被查抄。而張居正生前與馮保關係極好，於是，彈劾張居正的序幕也同時拉開了。
正如曾被張居正逐出朝門的原兵部侍郎汪道昆所總結的：“張公之禍在所難免。個中緣由，乃因為張公欲有所作為，必攬大權在手。而這大權非是別人，乃當今天子之權!張公當權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權重遭忌，此即張公無法擺脫的困境。”
神宗態度的變化，在反對改革的官僚和貴族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那些受過張居正批評的人趁機告狀，原來巴結張居正的人也都反過來說他的壞話了。神宗於是下令恢複舊製。張居正創造的考成法被取消，官員不得任意使用驛站驛遞的新規也被廢止，張居正重用的官員被罷黜，那些被裁處的官員，一個個又重新被起用，官複原職。
萬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詔奪張居正上柱國封號和文忠諡號，並撤銷其兒子張簡修錦衣衛指揮的職務。接著，又有人告發張居正專權要謀反，並說他家裏一定藏著許多財寶，神宗即下令抄沒張居正的家私。五月，張宅被抄，但全部家財也不過銀30萬兩左右。長子敬修自殺，三子懋修投井未死，十餘人被活活餓死。神宗又下令：“張居正生前專權亂政，結黨營私，本應鞭屍?首，然念其在朝經年，暫免其身，而家小則不得恕免，一律充軍！”後在刑部尚書潘季馴的乞求下，神宗才勉強答應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頃，以贍養張居正的八旬老母。
一個為國家的富強建立了赫赫功績的名臣，反倒成了罪人!這個結局是張居正生前萬萬沒有料到的。
張居正死後，神宗再無人管束，他嗜酒、貪色、戀財。為滿足私欲，他橫征暴斂，揮金如土。朝廷上下荒淫腐敗，糜爛不堪。各種社會矛盾又急劇發展起來，最終一發而不可收拾。明王朝的喪鍾敲響了。
麵對日益衰敗的朝廷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許多有識之士又想起了張居正及他的改革業績。天啟二年(1622)，熹宗下詔為張居正平反昭雪。崇禎三年(1630)，禮部侍郎羅喻義挺身而出為張居正伸冤。
到崇禎十三年(1640)，明思宗終於下詔，恢複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官職，並授予張敬修的孫子張同敞為中書舍人。九泉之下的張居正若是有知，則可以瞑目了。
從1572年年中到1582年，中華帝國官僚政治的效率達到了它的頂點。這個頂點還標誌著那個時代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傳統的束縛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大明王朝因為有了張居正，有了張居正的改革，才得以存續了62年。這，大概就是張居正值得後人追奉的原因吧！
姓名：張居正
字：叔大
號：太嶽
生卒：1525―1582
享年：58歲
諡號：文忠
著作：《張太嶽集》、《書經直解》
名言：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張居正像
張居正，明萬曆年間首輔，官至內閣大學士。他從平民中崛起，做了十年首輔，並協助幼帝，製定了考成法和一條鞭法。在任期間，他推行改革，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被譽為“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
高才不負眾望曲阿以得高官
張居正的祖上係安徽定遠人，原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隨大將軍徐達平定江南，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曾祖父張誠由歸州遷往江陵，祖父張鎮為江陵遼王府護衛，父親張文明曾先後七次參加鄉試，但均落第。
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張居正降生。其時，張居正的曾祖、祖父、父親均健在。剛出世的張居正，即被全家視為掌上明珠，嗬護備至。5歲時，張居正即被送到學校讀書。張居正天資聰穎，勤奮用功，不到10歲，他就懂得了經書大義，詩詞歌賦更是信手可成。他曾作過一首《詠竹》來抒發自己的心誌：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直上勁頭竿。
嘉靖十五年(1536)，12歲的張居正在童試考中頭名秀才，名震荊州。次年中秋八月，他又參加了三年一度的舉人考試。這天早上，考場考官們開始閱卷。湖廣總督顧嶙閉門謝客，靜候結果，忽然想起一年前本省學政曾說，荊州有一少年才子張居正，12歲便以頭名得中秀才。顧嶙獨自揣摩，不知這位少年此次是否來應試。閱卷完畢，啟封後，顧大人果然看到了張居正的名字，仍舊名列前茅。然而，顧嶙認為，張居正年紀太小，如果此次中舉，或許會因驕傲自大而誤了前程，倒不如先不錄取他，令其更加發奮讀書，如此才更老練，今後便能前途無量。
三年後，16歲的張居正英姿勃發，在鄉試中中舉。16歲中舉，在當時也甚是少有。張居正特去拜見顧嶙。顧嶙極為欣慰，他解下自己身上的犀帶送給張居正，感慨地說：“古人雲，大器晚成，此為中才說法罷了。而你並非中才，乃大才。是我耽誤了你三年功名，直到今天才讓你中舉。你千萬不能以此為滿足，再不求進取了。”
張居正故裏石碑嘉靖二十六年(1547)，張居正23歲。這年，他考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從此進入官場，開始了政治生涯。其時，朝廷內閣大學士是夏言、嚴嵩二人。為了爭奪首輔的職務，嚴嵩和夏言發生了尖銳的鬥爭。嚴嵩表麵上對夏言謙恭有禮，卻暗中伺機陷害報複。作為一個新科進士，張居正根本無法左右當時的政局。不過，從朝廷內一次又一次爭權奪利的鬥爭中，他認清了當朝政治的腐敗。嘉靖二十八年(1549)，張居正寫了《論時政疏》，係統地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這是張居正第一本奏疏，首次展現了他企求改革的思想。然而遺憾的是，這並未引起嚴嵩和世宗的重視，奏疏沒有被采納。於是，張居正借口養病，毅然離開北京，回到故鄉江陵。
他在江陵一住就是三年。這期間，張居正並沒有停止為實現自己抱負的努力。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詳細分析了各種社會問題，對時弊的認識更加深刻，改革的決心也更加堅定了。
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張居正由翰林院編修晉升為右春坊右中丞兼國子監司業。其時，嚴嵩與徐階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於嚴嵩年事已高，常常出現紕漏，世宗頗為不滿，嚴嵩遂漸漸失寵。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為內閣首輔。徐階曾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在名分上是張居正的老師。對張居正的為人處事和聰明才智，徐階也很賞識。他對張居正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視其為棟梁之材。張居正也竭盡全力協助徐階工作，二人配合得相得益彰。
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世宗駕崩後，在張居正的參與下，徐階即開始以世宗遺詔的名義革除弊政，平反冤獄。
隆慶元年（1567）二月，張居正被晉升為吏部左侍郎兼內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要政務。其後，朝廷大事基本上由徐階和張居正管理。張居正如魚得水，不久他就寫了《上陳六事疏》。疏中提出省議論、核名實、振紀綱、重詔令、固國本、飭武備等建議，更是令朝中官員刮目相看。
當時，朝廷中的實權人物除徐階與張居正外，還有高拱。高拱與徐階政見不同，二人常相互傾軋。高拱排擠掉了徐階，自此，便視張居正為自己的下屬，因此跋扈日甚，獨斷專行。張居正有誌不得施，但他仍舊努力尋找有利於自己施展才華的機會。
明朝是一個權宦輩出的朝代。凡是能夠比較長久供職的大臣，包括那些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都有宦官做自己的保護傘。早年，太監馮保是朝中的秉筆總管，他一心想要再晉升做掌璽總管，可是卻遭到了高拱的反對。因此，他與高結下了不解之仇。張居正十分清楚，要想施展自己治國的遠大抱負，就必須扳倒高拱，這就必須得到馮保的支持。於是，他主動向馮保示好。據史載，他先後送予馮保名琴7張，夜明珠9顆，珍珠簾5幅，金3萬兩，銀20萬兩，“其他珍珠尤多”。馮保耗費大量錢財為自己營建墓穴後，張居正還特地寫了《司禮監秉筆太監馮公預做壽藏記》，為其歌功頌德。這樣，馮保終於與張居結正成了針對高拱的統一戰線。
隆慶六年(1572)的一天，張居正上朝。文武群臣等了足足半個時辰後，方聽皇宮內高聲傳呼：“皇上駕到!”隻見穆宗頭戴金絲皇冠，身穿繡龍黃羅袍，在一群太監的簇擁下無精打采地進入大殿。誰知剛一入座，穆宗便覺一陣虛火攻上心來，頓時感到頭要迸裂，五髒六腑仿佛被什麽東西攪亂了。他霍地站起來，嘴角不停地抽搐。一旁的掌印太監孟衝、秉筆太監馮保大驚失色，忙上前將其攙入乾清宮。一會兒工夫，一太監氣喘籲籲跑來口傳聖旨：“著文淵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入宮受命，其餘百官退朝!”三位大學士慌忙入宮，隻見皇上麵如土色，陳皇後與李貴妃愁容滿麵，悲哀難忍，年僅10歲的太子肅立在禦榻旁邊。秉筆太監馮保宣讀詔書：“朕嗣統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將不起，有負先帝付托。太子正值幼衝，一切托付卿等，宜協輔嗣皇，遵守祖製為社稷立功也。”三個大臣喉頭哽咽，強忍悲痛，叩頭謝恩，回文淵閣中等候消息。
不久穆宗逝世，太子朱翊鈞繼承帝位。改年號為萬曆，是為明神宗。這時，馮保已順利地當上了掌印太監又兼提督東廠，可謂大權在握。在馮保的左右下，張居正不斷得到重用，而高拱明顯地感到內宮對他的不信任。
一天，一個太監將神宗的口詔傳給高拱。高拱下意識地說道：“十歲幼童何能盡理天下事？”馮保得知此事後，立即聯合張居正向兩宮太後匯報，製定策略。
幾天後，上朝時，禦前太監跨前一步急急宣布：“兩宮太後及皇上有特旨在此，文武群臣細聽！”接著，由馮保展旨，高聲誦讀：“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我母子朝夕驚懼，即令其回籍閑住，不許停留……”這樣，高拱被罷了官，另一位閣老高儀不久作古，隻剩下張居正一人獨守文淵閣，一身挑起了首輔的重任。
主教幼帝才識任賢安邦定國
神宗即位時年僅十歲，他的教育問題就成了內閣首輔張居正的頭等大事。張居正深刻感到，教育出一個好皇帝是一件利國利民的事情。於是，他毅然親身肩負起教育皇帝的重任。張居正每日除安排好皇帝的功課外，還專門為神宗講解經史；又將每日早朝改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其餘時間均安排讓神宗讀書；又請李太後移居乾清宮，與神宗同住，以便朝夕照顧，調理管束。
神宗讀書的地方叫文華殿，坐落在紫禁城東部，為曆代皇帝就讀省事之處。神宗那時盡管已身為人主，心卻終屬童稚。他原來愛玩愛鬧，興趣廣泛。可當了皇帝後，一切由不得他了。嚴厲而令人敬畏的張居正先生不僅親自為他講解經史，而且還為他任命了五個講經說史的老師，兩個教書法的老師，並且為他編訂了厚達一尺多的講義。每日上午，他要學經書、曆史和書法，還要在馮保和其他宦官的協助下，一一親覽當天臣僚們上奏的本章，在張居正“票擬”的旁邊用禦筆作出批示。飯後的時間，本可以自由支配，但神宗卻仍不敢懈怠半分，因為李太後和馮保還要他溫習功課，第二天把所學的內容背誦出來。在張居正的諄諄教導下，神宗一天天長大成熟起來，懂得了不少為人處事的道理和治理天下的策略。
一次，為了檢驗神宗學習的成績，張居正給他講了一個宋仁宗不愛珠寶玉器的故事。故事講完了，他說：“自古以來，那些隻看重珠寶的君主是不可能幹出大事業的。”神宗馬上接著說：“珠寶是沒有用處的東西，賢臣良將才是真正的寶貝。”張居正一聽，露出幾分喜色，連忙誇獎說：“陛下說得很對。凡是聖明的君主均重視五穀，而對珠玉看得很淡薄。因為五穀能養人，珠玉呢，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先生說得有理。”神宗說。“陛下如此聖明，真是大明朝的福氣，也是黎民百姓的福氣。”張居正高興地稱讚著。他想，皇上已經可以擔當起治理國家的重任了，自己總算沒有辜負先帝的囑托。
張居正耳聞目睹了“庚戌之變”，主理朝政後，他對國家的安全和軍隊的素質甚為擔心，便一直謀劃著整頓邊防，要使邊關安定，人民和睦。
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入內閣參政之初，韃靼首領俺答率軍直逼京師，北京危在旦夕。盡管後來敵兵在大肆掠奪之後引兵北退，但皇上和大臣均意識到應徹底整頓軟弱無力的邊防了。工科給事中吳時來上疏推薦譚綸、戚繼光駐兵於薊州，加強北部邊防。這一建議馬上得到首輔徐階的支持，但由於新任兵部尚書霍冀對情況並不熟悉，主持整頓薊、遼，鞏固邊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張居正身上。
張居正從整頓邊防入手，正式開始了他醞釀已久的改革事業。他大膽地任用了一批智勇雙全的將領，對他們“信而任之”，因此“一時才臣，無不樂為之用，用必盡其才”。他所重用的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時等人都大顯身手，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其時，北邊戰守的重心在薊州。禦倭名將譚綸、戚繼光主持薊州防務後，時任內閣大學士的張居正給予他們大力支持。譚綸提議築造敵台，張居正立即批允譚綸、戚繼光二人“圖上方略，築敵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戚繼光強烈要求改革薊州軍製的提議也立即得到了張居正的支持。短短的幾年裏，戚繼光勵精圖治整編防區，訓練新軍，常備不懈，一切有條不紊地進行。他的軍事才能再次得到充分的發揮。在戚繼光鎮守薊州的16年間，各部蒙古再也未敢侵犯邊境。
在遼東方麵，張居正任用出身貧寒但有大將之才的李成梁。從隆慶元年（1567）起，李成梁在遼屢敗蒙古土蠻部入犯，其後被提為總兵鎮守遼東。李成梁鎮守遼東22年，先後10次連奏大捷，其武功之盛是數百年來未曾有過的。
張居正還任用王崇古、方逢時鎮守宣化、大同。他們鎮守邊疆，開屯田，加緊練兵，使邊關防禦力量大大增強。在張居正的主持下，經過幾年的努力，大明扭轉了長期以來邊防危敗的局麵，戰守力量日益增強，蒙古犯邊事件逐年減少。
在加強防禦力量的同時，張居正還積極尋求改善蒙漢關係的門路。他命令沿邊將帥，要抓住一切有利時機，積極發展同蒙古的友好往來，即便有一線和平希望，也不要兵戎相見，一切為百姓的生命財產及生活安寧著想。宣大總督王崇古屢次派遣同蒙古有關係的人深入蒙古內部，發表布告並宣布：藩漢軍民凡由蒙古投奔流族地區者，一律以禮相待並接納安置。這果然在蒙古地區引起很大反響，投奔而來的人口越來越多。
國政行“考成法”財經揮“一條鞭”
其時，朝中空議盛行，人浮於事，政令不通，麵對這樣千瘡百孔的局麵，張居正說：“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他的意思是說，當國家已經麵臨危亡的時刻，必須使用強烈至猛的政策來治理。雖然這樣做可能會有些過頭，但如果不這樣，就無法扶起穩固將要傾覆的基業！
任內閣首輔伊始，張居正就遇到了一個難題：“同監軍”馮保的侄子因毆打平民觸犯了法律。馮保是大內總管，且又有恩於張居正，因此無人敢處理，朝野上下都在靜觀其變。張居正得知後，毫不手軟，立即將其革職，並杖責四十。而後，他還通告馮保要嚴肅家教。
黔國公沐朝弼，屢屢違犯禁製，仗著自己是有功勳的三朝元老，並不把張居正放在眼裏，朝中也無人敢把他抓捕執法。他口出狂言說：“張居正算個什麽？我當丞相時還沒有他呢！”這一天，張居正親自登門，進門便道：“黔國公請了。”沐朝弼裝作沒聽見，躺在那裏不搭理。張居正又放大聲音說：“黔國公，有禮了。”沐朝弼還是裝耳聾，不動絲毫。張居正第三次高聲喊道：“黔國公，請起見禮了。”沐朝弼還是不動身。張居正對門外一揮手，說：“士卒們在哪裏？速將蔑視禮數的沐朝弼抓起來，蔑視禮法如同蔑視王法，三次蔑視王法該當送進監牢了！”張居正生平展覽館的太嶽堂言畢，一行兵卒從大門外一擁而進，將大躺椅上的黔國公沐朝弼戴上枷鎖，關進了大牢。沐朝弼後悔不迭，哀求張居正手下留情。張居正說：“先禮後兵，古人傳統。令行禁止，毫無例外。”沐朝弼屢次違法的事件此次一並判罰，他被處以終身監禁，禁錮在應天的大牢之中。
這樣，張居正終於在朝中樹立了自己的權威。隨後開始考慮如何從根本上治理弊政，繁榮經濟了。針對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官吏製度，他製定並實施了“考成法”和“一條鞭法”。
“考成法”最主要的內容有兩條：其一，六部和都察院給所屬官員應辦事務規定完成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個賬簿上，一本由部院留作底冊，一本送科道，一本呈內閣。其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賬簿登記，對所屬官員承辦的每件事情，逐月進行檢查，完成一件，注銷一件，如若沒有按期完成，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論處；六科亦根據賬簿登記，稽查六部的執行情況，每半年上報一次，並對違限事例進行議處；內閣同樣亦根據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檢查。這樣，六部和都察院檢查所屬官員，六科稽查六部，內閣監督六科，層層檢查，內閣總其成，內閣遂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中樞。這就是張居正的統治體係，也是他對明代吏製的一大改革。
“考成法”賞罰分明，因而，官員們的辦事效率大大提高。自上而下就如同一台流水線作業，各項工作穩定而有序地進行著。隨著“考成法”的實施，官員的職責更加明確，內閣管理起來自然方便多了。
接著，張居正以推行“考成法”為中心，決心使腐敗到極點的吏治得以整頓，使腐敗之風得以改變。他依據立限考成的三本賬，嚴格控製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張居正便強調要把那些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把那些專靠花言巧語騙取信任的官員列為下考，盡行裁革那些吃糧不管事的冗官。
萬曆八年(1580)，張居正下令撤蘇鬆地區擅自添加的管糧參政，並責成吏部檢查各省添設官員人數，核實上報。萬曆九年（1581），一次裁革冗員169名。在他當政期間，裁革的冗員約占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
與此同時，張居正又廣泛搜羅人才，把那些擁護改革、政績卓著的官員提拔上來，委以重任。萬曆四年(1576)十月，神宗審閱了關於山東知縣孫鳳鳴貪贓枉法的報告後，問張居正：“孫鳳鳴進士出身，何以如此放肆呢?”張居正說：“孫鳳鳴正是憑借他進士出身的資曆，才敢這樣放肆。以後我們用人，應當視其才幹，不必問其資曆。”神宗表示讚同。有了皇帝的認可，張居正便徹底打破了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不拘出身和資曆，大膽起用人才。他主張用人時要“論其才，考其素”，即對才能和品德進行全麵考查。同時，他又注意到每個人的長處和短處，用其所長，避其所短。這些被破格選拔的文武官員都在改革中發揮了骨幹作用。
政治、吏製穩定之後，張居正又根據大學士張四維和呂調陽提出的稅製改革措施，施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最早由福建巡撫龐尚鵬提出，他主張把田賦、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雜稅、雜征、雜差統統合為一體，按照各家各戶的具體境況重新核實編定，將有丁無糧的編為下戶，有丁有糧的編為中戶，糧多丁少和丁糧俱多的編為上戶。在總數確定後，按照丁、糧比例，將所有賦役派到丁、糧裏麵，隨同完納。此即“一條鞭法”。早在嘉靖年間，此法就在福建、江西等地推行了。但50年來朝中對此爭論不休，大臣們各陳利弊，以致政令屢行屢止，未成統一之策。張居正認為，推行“一條鞭法”可以解決財政困難，使國家度過危機。
要推行一條鞭法，首先就得將天下田畝丈量清楚，這樣才便於合理分配。張居正於是責成戶部尚書張學顏親自主持清丈。凡莊田、民田、職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量土地，除皇上賜田外，一律按地辦納糧差，不準優免。戶部隨後頒布了《清丈條例》，規定了各級官員的職責及其完成期限。自嘉靖以來，就不斷有人提出清丈天下田畝的倡議，在張居正的努力下，這件事終於付諸實施了，一時威震朝野。
但是清丈天下田畝觸犯了上層階級的利益，遭到了官僚、貴族、豪強地主的拚命反對。有些地方官對清丈田畝也很不認真，有的甚至公開袒護豪強，清丈局麵遲遲打不開。可張居正堅定不移地表示，隻要對國家有利，不怕個人安危。他運用考成法，嚴格督察各級官員清丈，對阻撓清丈的宗室、豪強嚴加懲治。他下令：“但有執違阻撓，不分宗室、宦官、軍、民，據法奏來重處。”他還告誡百官，“清丈之事，實為百年曠舉”，不應“草草了事”，必須“詳審精核”，“務為一了百當”。這樣，清丈田畝的工作終於衝破重重阻力，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開來。
這次清丈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僅據北京、山東、河南統計，清出隱占田畝就達50餘萬頃。至清丈完畢統計，全國田畝總數達到700餘萬頃。此次清丈田畝，擴大了攤派稅糧的負擔麵，初步做到“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並且為全麵改革賦役製度創造了條件。
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正式下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推行，是與張居正創“考成法”整頓吏治、清丈田畝、抑製豪強密切聯係的，沒有這些先決條件，“一條鞭法”就難以推行。可以說，“一條鞭法”的推行是張居正改革最主要的歸宿。推行“一條鞭法”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整頓賦役、克服財政危機和穩定明朝的統治，但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重大影響，卻遠遠超越了這些。
在張居正主政的10年間，大明王朝吏製清明，經濟繁榮，人民負擔大大減輕。至張居正辭世前夕，北京“糧倉”內有能滿足此後9年使用的存糧。太倉庫儲藏室裏的存款有白銀600多萬兩，太仆寺存有400萬兩，應天的庫房也藏有250萬兩儲備。這些銀兩除非在緊急時刻不能支取。廣西、浙江和四川的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20萬兩之間。這與隆慶二、三年間(1568―1569)國家年收入250萬兩，支出400多萬兩，財政赤字150萬兩的情況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生前權傾朝野身後一敗塗地
張居正主政10年，為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在他執政期間，朝中隻有他一個首輔，滿朝文武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門生。久而久之，張居正不免驕奢心態日熾。
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父親去世。按明朝禮製規定，在職官員自聞父母喪日起，要辭官守孝三年。如遇特殊情況，經皇帝特批，才可以繼續留任，稱之為“奪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明中葉時就多次申令，不準奪情。按慣例，張居正也要遵守此項規定。可是，當時朝中主事隻有他一人，而且不能說沒有隱含危機。張居正意識到，如果自己離任三年，形勢就有逆轉的可能。此時，戶部侍郎李幼孜等人順勢提出讓朝廷“奪情”的建議。當時，因別無他人可以主政，皇帝遂批準了他們的請求。他讓張居正的兒子回家為祖父守孝辦喪事，而隻批準張居正三個月的假期。
為父親辦完喪事返京時，張居正所到之處，撫按大員都越界迎送，並親自走在前麵為他開路。當地守臣更要長跪低頭，迎送首輔。張居正路經襄陽時，襄陽王親自出來迎接。按照慣例，朝臣即使有公侯封號，也必須向藩王行“君臣之禮”，即朝臣要向“王”跪拜。但是張居正並沒有施行這一禮節，後來在南陽見南陽王時，他仍沒有行跪拜之禮。
張居正的兩個兒子都“金榜題名”。雖然朝野對此頗有微詞，但也無可奈何。他的“蒼頭”仆人遊七也花錢買了官當，列於士大夫行列。
張居正墓碑張居正是皇帝的老師，又極其嚴格，幼帝對他既恭敬又害怕。無論口稱還是手寫，神宗都尊崇張居正為“元輔張少師先生”。神宗慢慢長大，日益貪圖享樂。然而懾於張居正的威嚴，也隻好縮手縮腳。有時想賞賜妃子物品，都隻能先寫在本子上，待有機會再辦。由此，張居正不但在改革中觸犯了大官僚地主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招致了皇帝對他暗中怨恨。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終年58歲。他病重期間，神宗十分傷心，送給張居正許多珍貴藥物和補品，並對他說：“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隻是今後多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張居正病逝後，皇帝下詔罷朝數日，並贈他為上柱國，賜諡文忠。據諡法解，“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諡法，而“危身奉上曰忠”。顯然，在賜諡時，皇帝對張居正功勳業績的評價還是相當高的。然而，張居正屍骨未寒，時局卻急劇逆轉。沒過幾個月，那些在改革喪失利益者頻頻告狀，神宗也態度大變，張居正竟遭到了自上而下的譴責。
此時，司禮太監張誠等在皇帝麵前拚命攻擊張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大太監馮保。馮保隨即被逮捕，家產也被查抄。而張居正生前與馮保關係極好，於是，彈劾張居正的序幕也同時拉開了。
正如曾被張居正逐出朝門的原兵部侍郎汪道昆所總結的：“張公之禍在所難免。個中緣由，乃因為張公欲有所作為，必攬大權在手。而這大權非是別人，乃當今天子之權!張公當權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權重遭忌，此即張公無法擺脫的困境。”
神宗態度的變化，在反對改革的官僚和貴族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那些受過張居正批評的人趁機告狀，原來巴結張居正的人也都反過來說他的壞話了。神宗於是下令恢複舊製。張居正創造的考成法被取消，官員不得任意使用驛站驛遞的新規也被廢止，張居正重用的官員被罷黜，那些被裁處的官員，一個個又重新被起用，官複原職。
萬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詔奪張居正上柱國封號和文忠諡號，並撤銷其兒子張簡修錦衣衛指揮的職務。接著，又有人告發張居正專權要謀反，並說他家裏一定藏著許多財寶，神宗即下令抄沒張居正的家私。五月，張宅被抄，但全部家財也不過銀30萬兩左右。長子敬修自殺，三子懋修投井未死，十餘人被活活餓死。神宗又下令：“張居正生前專權亂政，結黨營私，本應鞭屍?首，然念其在朝經年，暫免其身，而家小則不得恕免，一律充軍！”後在刑部尚書潘季馴的乞求下，神宗才勉強答應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頃，以贍養張居正的八旬老母。
一個為國家的富強建立了赫赫功績的名臣，反倒成了罪人!這個結局是張居正生前萬萬沒有料到的。
張居正死後，神宗再無人管束，他嗜酒、貪色、戀財。為滿足私欲，他橫征暴斂，揮金如土。朝廷上下荒淫腐敗，糜爛不堪。各種社會矛盾又急劇發展起來，最終一發而不可收拾。明王朝的喪鍾敲響了。
麵對日益衰敗的朝廷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許多有識之士又想起了張居正及他的改革業績。天啟二年(1622)，熹宗下詔為張居正平反昭雪。崇禎三年(1630)，禮部侍郎羅喻義挺身而出為張居正伸冤。
到崇禎十三年(1640)，明思宗終於下詔，恢複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官職，並授予張敬修的孫子張同敞為中書舍人。九泉之下的張居正若是有知，則可以瞑目了。
從1572年年中到1582年，中華帝國官僚政治的效率達到了它的頂點。這個頂點還標誌著那個時代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傳統的束縛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大明王朝因為有了張居正，有了張居正的改革，才得以存續了62年。這，大概就是張居正值得後人追奉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