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澤

第3章 參加延安整風接受曆史審查

　　1941年四五月間，章澤同西北青年戰地工作團部分成員回到延安。不久，章澤進入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高級班學習深造，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理論。這年9月，學習結束，章澤被分配到延安市青年救國聯合會（簡稱青聯）工作，擔任延安市青年救國聯合會秘書長、主席。

　　1942年，黨中央決定開展整風學習運動，這年10月，章澤由延安市青聯調陝甘寧邊區青年救國聯合會參加整風學習。整風學習期間，章澤受到了他參加革命後第一次係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深刻教育。

　　1943年7月，整風學習運動進入“搶救失足者”階段。使章澤始料未及的是，在中央西北局機關“搶救失足者”運動動員報告大會上，陝甘寧邊區青年救國聯合會一位負責人在大會上竟然公開宣布：“邊區青救會的章澤是個國民黨特務，一定要徹底坦白交待。”報告大會之後，邊區青救會機關隨即接連召開了幾次會議，對章澤進行鬥爭。在每一次鬥爭會上，一些與會人員質問章澤：“你父親張鬆筠政治反動，是個國民黨特務，你還能不是個特務！”強迫章澤交代其特務身份及與特務組織的關係。對於這些不實的指控，章澤感到實在冤枉，難以接受。接著，章澤被關進一個窯洞禁閉起來。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除接受批判鬥爭和放風之外，章澤整天被看管起來寫“交代”材料。兩三個月之後，“搶救失足者”運動被糾正，章澤被安排到延安行政學院繼續接受曆史審查和甄別。

　　大約經曆了一年半時間，直到1945年初，黨組織對章澤作出了曆史清楚、沒有任何政治問題的審查甄別結論。但是，由於當時條件所限，對章澤在東北大學期間參加“心一團”和進入安吳青訓班的介紹人這兩個問題上做了保留。直到1956年審幹時，中央組織部對以上兩個問題進行了重新審查，做出了沒有什麽問題、是清白的政治結論。

　　章澤在延安行政學院接受審查的時候，一位與章澤同齡的女青年也在這兒接受審查，她叫陳凱。

　　陳凱是廣東肇慶人，原名陳蘭湘，抗戰前在天津南開女中高中部就讀，其父供職於天津一家外國公司。天津淪陷後，父女二人離開天津，到了武漢。1938年3月，陳凱在武漢參加了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這個服務團是1937年10月5日在上海成立的，時值“八一三”上海抗戰後期，發起人和總負責人是中國婦女慰勞總會上海分會會長何香凝女士，並由何香凝推薦胡蘭畦任團長。胡蘭畦是陳凱的革命引路人。胡蘭畦是一位傑出的中國女性，著名作家，國際反法西斯堅強戰士。她坐過希特勒法西斯的監獄，她撰寫的《在德國女牢中》一書被譯成俄、英、德、西班牙文出版，轟動世界。服務團的任務主要是在第九戰區羅卓英第十九集團軍搞抗日救亡戰地服務工作。全團37人全是女性，大部分是上海紗廠女工，其中有16名黨員。這個服務團在新四軍領導人陳毅的指導下，成立了一個由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直接領導的、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聯係的秘密黨支部，這個地下黨支部和共產黨員在服務團內發揮著強有力的戰鬥堡作用。

　　服務團通過秘密黨支部，得到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八路軍、新四軍駐武漢、重慶、桂林、南昌辦事處負責人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以及婦女界的負責人鄧穎超、錢瑛等人的秘密支持。1939年7月，周恩來在延安一次報告中特別提到：“中國婦女參加前線工作，如胡蘭畦、丁玲所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在前線艱苦奮鬥，獲得全國人民的稱頌。”

　　三年時間，陳凱隨戰地服務團堅持在正麵抗日戰場，轉戰於鄂、湘、贛、皖、豫、蘇、浙、桂八省，參加過武漢保衛戰。服務團的成員們通過唱歌、演戲等形式，鼓舞部隊士氣，發動群眾，支援抗日。參加運送護理傷病員，掩埋烈士遺體，慰問軍屬，搬運糧草彈藥，化裝偵察，計捕漢奸特務等實際工作，為抗戰事業出生入死。

　　皖南事變前夕，國民黨頑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服務團不得不撤離羅卓英部，其中大部分去了新四軍，參加了抗敵劇社。陳凱的誌願是去延安，她和黨支部書記胡瑞英等四位隊員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的指點下，自廣西北上，跨過長江，從秭歸上岸，巧妙化裝，與幾位朝鮮抗日義勇軍隊員結伴，闖過一個個難關險阻，曆經長達一年時間的跋山涉水，輾轉太行山區八路軍總部，由山西過黃河到達陝北佳縣，轉赴延安，這時已經是1942年的仲春了。在她們途經河南洛陽時，陳凱在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由支部書記胡瑞英和馮燁兩同誌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延安整風期間，陳凱被列入審查對象，遇到了與章澤相同的境遇。他倆一個參加過敵後抗戰，一個在正麵戰場抗日，有著相似的抗日經曆，有著遭受審查的相同命運，這對青年男女此時產生了愛慕之情。1945年4月30日，章澤與陳凱在延安共結連理，成為“窯洞夫妻”。

　　審查結束，陳凱留在延安大學行政學院，章澤被安排到陝甘寧邊區建設廳做巡視員工作。

　　戰鬥在科爾沁草原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外時局的新變化，適時製定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這個戰略方針的核心是“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為執行這一戰略方針，黨中央先後從全國各革命根據地和延安派出2萬多名幹部和11萬人的部隊迅速開赴東北。章澤參加赴東北幹部工作團之前，劉瀾波來延安負責調查登記在延安的東北籍幹部，登記後由中央統一安排調動。章澤聽說劉瀾波來到延安，就去找他，並自我介紹說：“我叫章澤，過去叫張誌偉，遼寧海城人。”同時，章澤也提到父親張鬆筠。劉瀾波也談到七年前介紹章澤參加革命的往事，同意章澤回東北工作。這樣，章澤和陳凱就成為赴東北幹部工作團的成員。

　　1945年9月，章澤夫婦離開延安，隨同延安赴東北幹部工作團，跋山涉水，趕赴東北。途經張家口時，在北方局機關駐地，巧遇十多年未曾見麵的大表姐夫何鬆亭。從何的口中得知，何是一位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曾由張學良資助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學，回國後在天津法商學院教書，曾擔任過邊業銀行經理。1941年，京津地區一些共產黨組織遭到破壞，他又到了晉察冀邊區，被安排在北方局社會部工作。大表姐佟淑賢於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共產黨，1942年在晉察冀邊區反“掃蕩”中犧牲了，表妹佟淑媛和丈夫王紫劍都是共產黨員，參加了革命。表妹和表姐的兩個孩子於1943年先後去了延安，聽到這些消息，章澤十分高興。在張家口休整幾天後，章澤一行出古北口到達熱河省承德，再轉赴東北局遼北省委駐地遼寧法庫。東北局安排章澤和一部分同誌前去西滿分局工作，這時，已經到了1946年1月中旬。章澤到達西滿分局所在地鄭家屯後，又隨同西滿軍區政治部主任兼分局民運部長張平化，趕赴東蒙科爾沁左翼中旗巴彥塔拉一帶開展調研工作。

　　“巴彥塔拉”蒙語意為富饒的原野，它是科左中旗旗府、興安南地區行政公署、哲裏木盟首府所在地，是東蒙興安南地區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蒙古族集中聚居的地域。科爾沁左翼中旗，簡稱東科中旗、科左中旗，位於蒙古東部科爾沁草原腹地，鬆遼平原西端，是古代契丹、遼國重地。

　　張平化和章澤的考察工作十分仔細認真。當時科左中旗還沒有編纂過地方誌書，他倆通過多次座談，翻閱大量檔案史料，走訪知情人士，了解科左中旗地區的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他們發現科左中旗還有一個特別的旗名，叫達爾罕王旗。“達爾罕”在蒙語和滿語中為勤勞、武功最勝的意思，這是清朝政府對蒙族各部有功人員的封號。

　　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張平化和章澤基本熟悉掌握了科左中旗的曆史和現狀，向西滿分局寫出了《調查報告》，後來章澤在他的《自傳》裏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寫的“交代”材料中，對這次調查情況都有所表述。在這個《調查報告》中，張平化和章澤認為：這個地區的窮苦牧民，不但遭受過滿蒙上層聯姻結盟300餘年的殘酷統治，還遭受過偽滿洲國14年的奴化教育，遭受過喇嘛教宗教上層數百年的愚弄與欺騙，遭受過大漢族主義的長期排斥與欺壓。他們麵對的現實是：日本投降，偽滿洲國垮台，科左中旗同東北其他地區一樣，成了政治“真空”，“維持會”無力維持，陷入無政府狀態。土匪蜂起，盜賊猖獗，散兵遊勇攔路搶劫，封建王公貴族、日偽官吏、地主土匪武裝橫行成災，國民黨反動勢力乘虛而入，社會秩序相當混亂。與此同時，他倆還了解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加緊建立了科左中旗本部，進行革命活動，先後領導成立了科左中旗民主政府和自治政府。一大批在外地受過高等教育的蒙古族知識青年也聚集起來，他們傾向於內人黨和共產黨，為振興東蒙奔走呼號，在內人黨的領導下，他們很快成立了內蒙古革命青年團（簡稱內青團）科左中旗本部。他們趕走了巴彥塔拉國民黨特派員，扯下旗杆頂上的國民黨旗幟，革命熱情十分高漲，是一支了不起的革命力量。但是，張平化和章澤覺得這些青年熱情有餘，理論不足，勇氣可嘉，策略欠缺；因此亟待共產黨的領導，急需革命理論的武裝。根據考察的情況，張平化和章澤便邀請蒙族青年領導人李鴻範、色音巴雅爾等進行座談，向他們講解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講解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關係，講解抗戰勝利後的形勢和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戰略意義，並建議大力開展革命宣傳工作，培養蒙古族幹部。於是，李鴻範當即提出成立東蒙軍政學校（一說為軍政幹部學校）的建議，請求西滿分局派人幫助辦校。張平化當即表示讚同，並當場答應將富有青年工作經驗的章澤留下來，幫助他們籌辦軍政學校。章澤十分爽快地答應留在巴彥塔拉。在當時極為複雜的情況下，章澤能夠單槍匹馬地留下來，同蒙古族青年戰鬥在一起，其膽識和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從此，章澤成了科左中旗有史以來第一位共產黨員，與蒙古族青年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章澤和內青團科左中旗本部、旗自治政府和興安南地區行署的共同努力下，東蒙軍政學校很快籌辦起來了，科左中旗內青團本部也合並於軍政學校。軍政學校由原科左中旗老旗長烏力圖兼任校長，章澤和李鴻範任副校長，章澤主持軍政學校日常工作。軍政學校通過考試錄取了150名學員，主要來自科左中旗蒙古族知識青年，也有來自科左前旗、後旗和庫倫、奈曼、通遼的。軍政學校采取安吳青訓班和抗大式的辦學方法。學員分編為一、二大隊，由章澤擔任主講，後來還有王白荻和梁一鳴等同誌。軍政學校於3月1日正式開學，那時，雖然初春已到，但科爾沁草原仍然是冰凍雪封，寒風嗖嗖。章澤身穿一件大棉襖，蓋床小薄被，和副校長李鴻範等人擠在一個炕上，同學員們同吃、同住、同學習，與蒙古族青年親如兄弟，結成知心朋友。從章澤身上，這些蒙古族知識青年親眼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與品質，看到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真正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好軍隊。

　　軍政學校主要學習《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從九一八――八一五》等。章澤主要講授《社會發展史》和革命人生觀，還負責編寫教材、安排課程、組織討論和輔導答疑。曾參加過軍校學習的忽奇圖回憶說：“章澤口齒清晰、表達準確、侃侃而談、娓娓動聽、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講課特點，深深吸引和打動了所有的聽講學員。使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從此開始懂得了人類是由類人猿進化而成，不是上天捏合的唯物史觀。也懂得了社會是按客觀規律發展的，是從原始的共產主義發展而來的。向社會主義邁進，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任何人、任何反動力量也不能幹涉阻擋的。同時，也使我們懂得了中國人民頭上壓著三座大山，而蒙古族百姓頭上除三座大山之外，還壓著大漢族主義這座大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就是幾座大山的代理人，他們維護這幾座大山，阻擋社會前進，阻擋包括蒙古族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翻身解放，實現自由民主。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推翻這幾座大山，解放被壓迫的各民族勞苦大眾。章澤的教學方法和效果博得所有學員的一致稱道。”

　　東蒙軍政學校雖然隻辦了一期，授課也隻有近三個月時間，但它擴大了黨在蒙古族人民特別是在蒙古族青年中的影響，為革命培養了幹部，使這些蒙古族革命知識青年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這些雖說是很普通很簡單的道理，卻把他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首先使他們懂得了什麽是革命，什麽是反革命，要依靠誰和團結誰去革命；其次認清了共產黨不是“漢人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八路軍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子弟兵；第三，明白了內蒙古民族爭取解放的事業，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內蒙古民族和全國人民才能獲得解放。第四，明白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定會最終取得勝利，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章澤在主辦軍政學校期間，能夠從學員年齡結構和青年特點出發，抓好軍政學校內青團組織建設。當時，校內內青團組織對入團條件掌握得很嚴，偽滿時期的警、憲、特不準參加，年齡大的也不發展。章澤便找校內青團組織負責人色音巴雅爾談話，詢問內青團組織的性質是什麽，是黨派組織還是青年群眾組織，色音巴雅爾回答不上來。章澤便說：“黨派組織，講政治條件，而不是年齡，青年群眾組織雖然也講政治條件，但要求不能太高，但年齡要有所限製，犯錯誤的人改正了，也可以參加。”章澤還問道：“你們的組織有沒有自己的章程？”色音巴雅爾說：“沒有，不會寫。”章澤又以反問的口吻說：“我給你們起草一個行不行？”色音巴雅爾高興地說：“當然行！”沒過幾天，章澤便起草了一份《科左中旗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章程草案》，這個《章程草案》使色音巴雅爾和科左中旗內青團本部耳目一新。這個《章程草案》明確提出了內青團是進步青年的群眾組織，其奮鬥目標是為實現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而努力奮鬥。《章程草案》還規定了加入內青團的條件以及團員的義務、權利等細則。色音巴雅爾立即組織軍政學校內青團員們學習討論這個《章程草案》，統一思想認識，統一行動。在章澤的幫助下，內青團團員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重新選舉了旗、校兩級內青團的秘書長和執行委員會，健全了組織。章澤還建議內青團組織定期過組織生活，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章澤的關懷下，科左中旗內青團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在其後的革命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章澤起草的這份《章程草案》，也為內青團東蒙本部後來製訂新團章時起到了重要參考作用。這是章澤在東蒙青年工作上做出的一個貢獻。

　　章澤在教學過程中，一方麵注重課堂講授與班組討論相結合，使學員之間，學員與教員之間相互啟發，加深理解，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另一方麵他還十分注重教學與鬥爭實踐相結合，把學員參加內青團組織活動、學生會活動都看成是實踐與鍛煉的好機會。他通過普選學生會幹部，讓學員接受民主教育。對於學生會主席、副主席職務，他強調人人都有當選的權利，但必須經過競選演說、評論比較、醞釀討論，推出侯選人，再通過無計名投票選舉產生。

　　在教學聯係實際的過程中，章澤更重視讓學員參加階級鬥爭實踐，在搞清算、鬥惡霸、抓特務等鬥爭中得到鍛煉，增長才幹。1946年4月，科左中旗開展清算鬥爭，他抽調出部分學員參加了巴彥塔拉和架瑪吐兩個區的試點，清算了勾結日偽欺壓群眾的偽商會會長商達夫、偽區長斡拉勒哈和惡霸大地主王小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章澤讓學員參加了破獲以趙仲元和戴文連為首的20多名為國民黨效力的反動團夥的鬥爭。趙、戴二人偽裝積極，混進革命隊伍，趙仲元當上了地區行署的秘書科長，戴文連當上科左中旗政府宣傳科長。他們陰謀拉攏上層，發展組織，暗殺幹部，配合國民黨軍隊入侵，企圖篡奪新生的民主自治政權。章澤請示西滿分局後，安排軍政學校學員也參加了突擊搜捕案犯住處的行動。學員們在趙仲元家的天棚裏，搜出了他們的秘密行動計劃，搜出了國民黨東北負責人羅大愚簽署的空白委任狀和黨員花名冊、入黨申請表等罪證，使學員們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的反動麵目，提高了對敵鬥爭的階級覺悟和鬥爭經驗。

　　1946年5月中旬，國民黨軍隊大舉進犯，逼近西滿分局所在地鄭家屯（今雙遼市），距離巴彥塔拉僅僅20公裏，形勢驟然變化，旗、盟政府和地區行署遭到嚴重威脅。上級決定立即撤退，軍政學校暫停，5月23日，學員提前畢業。章澤安排年齡較大的70名學員到旗盟各部門和自治軍騎兵二師工作，其餘年齡較小的80名學員向西撤退到通遼，進入遼吉省委軍政學校繼續學習。

　　安排到地方各部門和自治軍騎兵二師基層連隊第一線的70名學員，他們在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麵前首當其衝，直接經受了戰爭的考驗。有的捐軀戰場，血灑科爾沁草原；有的被俘，在嚴刑和威逼引誘麵前，堅貞不屈，誓不低頭；有的慘遭匪特殺害，從容就義，保持了一個內青團員的革命氣節。時至今日，一些健在的、白發蒼蒼的、擔任過國家和內蒙古地區高級領導幹部職務的當年東蒙軍政學校的學員，無不稱讚章澤是他們終生難忘的導師、良師益友和革命的引路人。

　　6月10日左右，國民黨軍隊進犯巴彥塔拉前夕，遼西省委改名為遼吉省委，遼吉省委書記陶鑄和行署主任烏力圖轉移通遼，組織布置科左中旗政府人員戰略北撤，領導科左中旗武力阻擊國民黨軍隊進犯，已成為當務之急。4月間，章澤已擔任中共科左中旗工委書記，這是科左中旗有史以來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同時，章澤還兼任了副旗長。他安排好軍政學校停辦事宜之後，又和旗長張達木林擔負起組織旗政府撤離的重任。章澤和旗政府機關人員日以繼夜地工作，既要確定轉移的行動路線、宿營地，安排撤離人員吃、住、醫等問題，又要動員鼓舞士氣，做好撤退人員的思想工作，克服急躁、悲觀和動搖情緒，還要聯係布置安排武裝保護問題。除了安排保安大隊一個中隊負責防守保護外，他還與駐通遼新四軍第三師獨立旅取得聯，獨立旅派來一個連隊保護旗政府。

　　旗政府到達烏達吐不久，國民黨軍隊逼近，旗政府安全受到威脅。章澤判斷敵人已經發現了旗政府的目標，建議立即再向後方撤退，前去庫裏根廟。經過一晝夜行走，旗政府安全轉移到了目的地，穩住了陣腳。第二天，敵人便攻占了烏達吐。這時，過度勞累的章澤，嗓子啞得已經不能說話了。6月中旬，章澤在一次外出工作時，不慎從馬背上掉下來，摔傷了腰，並患上肋膜炎，傷勢較重，旗政府把他送往通遼地委機關治病養傷，旗工委書記和副旗長之職由安鐵誌和邵誌睿接替。

　　在建立和鞏固東蒙根據地的鬥爭中，章澤的另一個貢獻是著力抓好科左中旗的地方武裝。

　　科左中旗自治政府先後組織成立過旗獨立大隊、旗大隊、警衛隊武裝、東蒙自治軍騎兵第二師也於1946年3月在旗政府所在地成立。但是，這些武裝的成份複雜，有相當部分來自收編的日偽時期的所謂國兵、警察，放下武器歸順的土匪、保安隊人員等等，在風平浪靜之時尚且可以信賴，一旦遇到風吹草動，他們就會動搖、逃跑、投降、甚至叛亂。章澤養傷治病一個月後，前往自治軍騎兵第二師政治部擔任組織科長，積極開展政治工作。8月間又和政治部部分成員隨遼吉省委組織的工作團下到農村發動群眾搞土地改革。期間，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解放軍主力開始轉移。旗大隊不堅定分子叛變投敵，騎兵第二師內也發生了叛逃事件。王公貴族、地主武裝到處襲擊土改工作隊和旗區政府，進行反攻倒算。加之一些地方的土改工作出現了“左”的錯誤，廣大農牧民群眾顧慮重重，幹部情緒低落，形勢逆轉直下。8月中旬，科左中旗旗大隊偽警察出身的第二中隊隊長蘇和巴特爾夥同敖木喇嘛，策劃並殺害中共黨員、副大隊長朱塔興阿和副政委李雲，投靠了國民黨。8月底，他們又糾集了700餘土匪武裝，包圍了哲裏木盟、內人黨及旗工委幾位主要領導人烏力圖、李鴻範、安鐵誌、達木林、包惠國的駐地孫家窯，企圖殺害這些領導幹部，幸被擊退。這就是有名的孫家窯事件，震動了西滿分局和遼吉省委。土匪武裝被擊退後，9月上旬，分局和省委調章澤接替安鐵誌重新擔任中共科左中旗工委書記，並任命章澤和旗長色音巴雅爾分別擔任政委和旗大隊長，組建新的旗大隊武裝。

　　章澤回來後，立即同色音巴雅爾研究決定，暫停土改，撤回工作隊，統一全旗力量，做好群眾工作，解決對當前形勢和戰略轉移的認識，樹立鬥爭必勝的信心。

　　接著，在盟領導的幫助下，很快組建新的旗大隊武裝。旗大隊部的參謀、政工人員和幾個中隊長、指導員，大都是由軍政學校培養出來的學員擔任，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新的旗大隊武裝的骨幹力量。與此同時，章澤和安鐵誌兩人還介紹旗長兼大隊長的色音巴雅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此後的幾個月裏，新旗大隊武裝在章澤、色音巴雅爾的領導下，堅持遊擊鬥爭，配合兄弟部隊，轉戰在科左中旗北部舍伯吐至瞻榆的大片草原地區，經曆過多次規模不同的大小戰鬥。他們發揮騎兵行動神速的作戰特點，或擒其敵警察職員，逮捕血債累累、罪大惡極的叛徒、蒙奸、漢奸、土匪，打擊小股散兵遊勇和竄攏之敵，配合南下的蒙漢聯軍收複了科左中旗北部重鎮舍伯吐，打退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反撲，使科左中旗北部地區形勢大為好轉。1946年12月，中共哲裏木盟地委曾經認定：“科左中旗大隊成分紀律都好，又有威信的領袖，經過幾次戰鬥鍛煉，是在人民群眾中產生出來的好武裝。”1947年3月，遼吉省委讚譽：“旗大隊是科左中旗人民解放的一杆耀目的大旗”。章澤是這支武裝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作為這個新旗大隊的政委，同科左中旗新旗大隊的光輝業績一起載入史冊。

　　在科左中旗工作期間，章澤正確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卓有成效地開展了黨對內蒙古民族的統戰工作。章澤主持軍政學校工作，培養蒙古族青年，引導他們走向革命道路，這本身就是一項具體的民族統戰工作。在內蒙古自治運動中，根據黨中央和東北局的指示，章澤和地委書記趙石、內青團哲裏木盟委員會書記李鴻範一起提出了“哲盟自治運動要在地委的領導下，廣泛地結成民族統一戰線，加強蒙漢人民的團結，一致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國民黨，反對蒙奸、蔣特、土匪、窩主，開展互助互救，減租減息，發展生產”的指導原則。還提出了“民族鬥爭與民主鬥爭相結合”、“以培養民族幹部為橋梁”、“要運用民族形式開展工作”等有原則性意見。同時，章澤先後同四位旗長、內人黨負責人共事期間，都十分重視與這些上層人物的關係，與蒙族幹部交朋友。章澤來到巴彥塔拉前，老旗長烏力圖當過科爾沁前、中、後三旗聯合辦事處主任，又是興安南地區行署主任，後來又任哲裏木盟主席。他原是日偽時期科左中旗第四任旗長，還出任過偽滿洲國地方多個官職。日本投降後，任科左中旗維持會會長，收拾殘局，做過幾件穩定當地社會秩序的好事。在曆史轉折關頭，他拒絕了國民黨地下黨部的威脅利誘，選擇了共產黨，邀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進入科左中旗，避免了科左中旗20萬農牧民誤入歧途，為黨在這裏建立根據地提供了條件。繼任旗長祜和錄，曾是日偽旗府職員，既尊崇佛法，又信任共產黨，和烏力圖一樣，都年近半百。張達木林、色音巴雅爾兩位旗長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蒙古族知識青年，或內青團成員。李鴻範是一位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蒙古族愛國知識青年領袖，內人黨東蒙本部派往科爾沁前、中、後三旗的總務處長，興安南地區內人黨的負責人。對於旗內的這幾位頭麵人物，章澤以他那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樸實無華、熱情誠懇、善於聯係群眾的熱忱態度和作風，團結他們一道工作。在具體工作中章澤較好地把握了當仁不讓和避免越俎代庖的界限。作為主持軍政學校工作的副校長、中共科左中旗工委書記、副旗長、新旗大隊政委，章澤都盡心盡職，竭盡全力地把份內工作幹得有聲有色，卓有成效，贏得了盟旗幹部對他本人和共產黨人的信任。對於這些盟旗領導人，章澤尊重、支持、協助他們工作，履行好自己的義務，從不幹涉、指責、包辦或強加於人，贏得了他們的尊重，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在土改期間，章澤抵製“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等看起來正確，當時卻脫離東蒙實際的過高口號；在對待王公貴族問題上，章澤堅決反對違犯民族政策把他們掃地出門的錯誤主張。在懲辦少數反叛分子時，章澤政策界限分明，采取懲辦首犯、釋放脅從人員團結教育和挽救了多數盲從者的做法，得到了各階層人士和農牧民群眾的擁護，維護了民族團結。

　　老旗長烏力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很欽佩章澤同誌的政治家風度。章澤是民族工作、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的強手，在科爾沁地區很得人心，是很有威望的好領導。”原旗長張達木林說：“章澤那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形象，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在我們的心目中熠熠生輝。”原哲裏木盟地委書記趙石早在1949年2月就稱讚：“章澤同誌在青年工作上很有經驗，有其獨到之處。”

　　章澤在他的《自傳》裏，回憶起科左中旗這段戰鬥生活時，滿懷深情地寫道：“1947年1月，高力阪會議後，組織上調我回西滿分局工作，我懷著依戀的心情離開了科左中旗。”科爾沁草原，凝結了章澤的心血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