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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國的變革與蘇聯解體研究
俄羅斯民族是不斷探索、不斷進步的民族。從19 世紀起，在近130多年的發展史中，除了對外擴張，同時對內也一直在搞改革，幾代俄羅斯人都在探索俄羅斯的最佳發展道路。俄羅斯國家始終是一個奮發上進的國家，它的發展潛力巨大。它僅用了不足500年時間就從歐洲一個小公國一度發展成世界兩霸之一。它依靠的就是：對外無限擴張版圖及勢力範圍，絕對獨裁的中央集權製；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及地緣優勢。俄羅斯跳躍式發展一直都是一個危機與改革相互交替的過程。在世界近代史上，俄羅斯發展特征是獨一無二的。在近代俄國經曆了三次大革命，即貴族革命、平民知識分子的民主主義革命和列寧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三次革命在19 世紀俄國危機與變革相互交替的百年曆程中形成了三次發展高潮。可以說這三次革命和這三次發展高潮就是近代俄國曆史的基本主線。
1861年俄國農奴製改革是俄國曆史上轉折點。此後出現的農奴製瓦解及激烈變革時期，使俄國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並且出現了一批先進的思想家，使世界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的中心在19世紀末轉移到俄國。19 世紀30—50 年代俄國出現了兩位思想領袖：亞· 伊· 赫爾岑（1812—1870），維· 格· 別林斯基（1811—1848）。他們倆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學，他們都研究黑格爾思想及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他們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政論家和哲學家。他們成為俄羅斯解放運動的先驅及領袖。他們以自己獨有的民主主義和革命活動影響了俄羅斯一代人。他們提出：隻有階級鬥爭與革命變革才是改造俄羅斯社會的唯一手段。他們在為自己祖國的美好未來選擇好方案。他們的思想理論帶來了俄羅斯文化的空前繁榮。
19世紀50—80年代，在俄國出現的“平民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潮，這個思潮促進了農奴製的瓦解，也推動了亞曆山大二世的政體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尼· 加·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尼· 亞· 杜勃羅柳波夫（1836—1861）等人。他們在哲學、美學、史學、文學諸方麵提出了不少精辟見解，對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列寧稱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偉大的作家，俄國空想社會主義最傑出的代表。馬克思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出色地說明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破產。恩格斯指出：“俄國在純粹理論領域裏也出現過一種批判思想和奮不顧身地探討，這是無愧於產生過杜勃羅柳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這個民族的。”他還認為，俄國曆史的批判學派（指革命民主主義者）“比德國和法國官方史學在這方麵所創建的一切要高明得多”。
19世紀80 年代起，俄國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時期。1878 年彼得堡革命工人建立起的“俄國北方工人協會”，標誌著俄國無產階級已登上曆史舞台。群眾性工人運動的發展及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產生，是19世紀80—90 年代俄國社會政治生活及解放鬥爭中的重要事件。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奠基人是格· 瓦·普列漢諾夫（1856—1918）。他在流亡國外時，於1883 年12 月在俄僑民中成立了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他們翻譯了不少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列漢諾夫自己撰寫的枟論一元論曆史觀之發展枠影響更大。他是馬克思主義天才的宣傳家及捍衛者，他是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他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文學奠定了基礎。19 世紀80—90年代，在俄國各大城市中已出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小組。列寧的活動及其著作的問世，使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天才地把俄國的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了。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列寧以對人類曆史命運理解的深度，他所擁有的左右這一命運的力量，以及他對全人類向往和平與幸福事業的無限忠誠，不僅在同時代的革命家中，而且在曆代俄國政治家中也是出類拔萃的。列寧30歲時創建了一個政黨——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他47歲時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在人類發展史上實現了一種曆史性突破——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馬克思的曆史功績在於他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列寧的曆史功勞在於他把社會主義由科學變成了實踐。至今多數俄國人仍認為，在俄羅斯幾代領袖人物中，最受人民擁護和愛戴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彼得大帝，一個就是列寧。當然，這兩個人不能相提並論。因為一個是帝王，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無私地將自己一生全部地獻給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的解放事業。
到了20世紀，列寧和俄共（布）領導俄國人民成功地進行了三次革命（1905 年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成為人類20世紀曆史上最光輝的篇章。1905—1907 年革命，不僅在俄國曆史上，就是在世界曆史上，都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因為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由無產階級領導並同農民結成聯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為世界無產階級提供了許多極為寶貴的革命經驗。例如，武裝起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形式，蘇維埃後來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難怪列寧稱1905 年革命是1917 年十月革命的總演習。1905 年革命標誌著世界革命的中心已完全轉到了俄國。
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點，也使俄國曆史進入其第五個曆史時期——蘇維埃時期。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俄國十月革命對人類曆史發展進程的曆史影響都是客觀存在著的。這是一次在特殊曆史條件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機遇），以一種特殊的鬥爭方式（合法鬥爭與武裝鬥爭相結合），一次革命兩個階段：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在一個特殊的國度裏（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環節，俄國十分落後）進行的一次特殊革命。它成功的標誌就在於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移到了另一個階級手中。它向世人證明，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革命或民族戰爭形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說，俄國十月革命有其偶然性，但這次偶然成功的革命卻包含著一個必然規律：落後國家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讓工農階級先掌了權，然後再在經濟趕上發達國家。
1921—1928年間蘇俄實施的由列寧製定的新經濟政策又是落後國家建設方式及其特殊發展道路的一次寶貴實踐。它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就在於它第一次把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聯係在一起。落後的國家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即由國家監督和調節下的各種資本主義成分與形式）這個中間環節，實現從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重視市場調節、商品貨幣、經濟核算等手段，提倡競爭機製，切實維護農民利益，保證農民階級跟工人階級走。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論述與實踐，對那些通過革命手段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落後國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也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在一定意義上講20世紀60—80年代東歐各國的改革大業是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那些處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國家裏，非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可：實行在國家監督和調節下利用資本主義方式完成從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即列寧去世後的1924—1936年間，在聯共（布）黨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與鬥爭。黨內就國家的建設方式與道路展開討論。其實，在落後的國家裏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已做了回答：非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可。因此聯共（布）黨內爭論實質上就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理解與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在黨內爭論中，出現了三派：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他們主張加速工業化，讓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工業化資金靠剝奪農民來籌集；以布哈林為首的右派：他們堅決反對剝奪農民，反對消滅富農，主張工農業同步發展，提倡平穩的、緩進的建設方針；以斯大林為首的中央派開始支持布哈林派，批判托洛茨基。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斯大林又開始批判布哈林，轉而實施左派的主張：加強工業化、消滅富農、加速公有化，消滅個體經濟，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即斯大林體製，或叫斯大林模式。應該說，斯大林體製有其曆史合理性：它有利於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突擊式地在短時期內迅速使國家強大起來。用斯大林的話說就是用10年時間走完西方100年要走的路程，落後就要挨打。斯大林體製特別適用於戰時與準戰時。但是，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太大，尤其把農民坑得太苦。國家強大了，人民沒有富起來。權力太集中，人民權力太少。而且，國民經濟患結構病，許多弊病一下子根除不了。斯大林體製保證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保證了蘇聯軍民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勝利，也是對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貢獻。要害問題是在戰後，尤其到了以和平和發展為主旋律的新時代，斯大林體製的問題及消極麵越來越突出。從20世紀50年代起，以和平與發展為基本特征的新時代已經來臨。但是，蘇聯雖有幾次改革，卻始終沒有完成體製的轉軌過程，喪失了發展的良好機遇，導致了蘇聯由盛轉衰、直至最後瓦解的可悲結局。
蘇聯解體是近年來史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我們認為蘇聯落後於時代是蘇聯劇變的總根子。20 世紀20 年代斯大林講：“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句話應該看成是斯大林執政30年的哲學指導原則，也是斯大林體製生命力的源泉。20世紀20—30年代是斯大林體製形成、發展時期，40—50 年代是其推廣、強盛時期。它之所以能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它適合於當時的時代要求（戰時及準戰時，當時的國際形勢要求蘇聯必須在短時期內盡快強大起來）。60—70 年代是其停滯、擴張時期；80年代斯大林體製之所以由盛變衰，這正由於時代發展了，條件改變了，但幾代領導人沒有危機感，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難免被時代拋棄。其實到60年代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發展為主旋律的新時代，東歐一些國家開始改革。但蘇聯高層領導中的多數人仍堅持冷戰思維，並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尤其是到80年代，人類已進入了高科技信息化時代，蘇聯仍堅持老體製不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他把虛弱的老體製推向最高峰，隨之使社會發展跌入最低穀。這就是說，斯大林體製到80年代，再也沒有什麽活力可言了，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走下坡路。我們中國領導人從中汲取了教訓，提出了“與時俱進”的口號，鄧小平同誌從1979年就開始了轉軌過程，比戈爾巴喬夫改革早了10年。而蘇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難免出問題。
斯大林體製的落後性首先表現為理論上的滯後。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民族的振興，經濟發展是動力，社會科學是方向盤，成熟的政治家是掌舵人。70 多年來蘇聯思想理論僵化主要表現為：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過渡理論（赫魯曉夫講的1980年時建成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講的發達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退到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固守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論（輸出世界革命；對於第三世界的經援、軍援；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使斯大林體製固定化、法律化、樣板化的模式論（誰反對斯大林體製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敵人，誰想改革斯大林體製就收拾誰，包括鐵托、捷克斯洛伐克等）；堅持世界資本主義不斷陷入危機的總危機論（如何判斷時代關係到確定當前任務的問題：是千方百計發展經濟，還是不斷準備戰爭、進行世界革命；把發達西方視為敵人，不與其進行國際貿易，如何利用國際市場及國際資金）。可見曆屆蘇共領導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理論脫離實踐、理論滯後、思想僵化、急躁冒進的問題。其根源就是俄羅斯人的理想主義：隻唱高調，愛提口號；而且每任領導都有一套。作為掌舵人不重視社會問題的調研，看問題沒有前瞻性，理論沒有針對性，甚至固守馬克思和列寧的個別原則，將其簡單化、教條化，使馬列主義喪失了應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從而造成長期以來指導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失誤，這點當然應該被看成是蘇聯解體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行成於思毀於隨”。
長期以來蘇聯理論界受權力製約（不能突破領導人的意誌，隻能解釋領袖思想和口號），教條主義束縛，還有極“左”思潮的幹擾，其理論要麽有嚴重局限，要麽嚴重脫離實際，要麽是掛在領導的嘴上，要麽懸在群眾的耳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政治大而空，理論虛而玄。中間經過幾代人的磨損，馬列主義的精髓被抽光了，馬列主義完整體係被肢解了，馬列主義理論隊伍變形變味了。在權力支配社會的農民國家裏還會經常出現一些的所謂“風派”理論家，他們一會兒說計劃經濟是萬能鑰匙，一會兒又說市場經濟是靈丹妙藥；一會兒拚命為斯大林模式唱讚歌，一會兒又把它說得一無是處。而且當初吹捧最美的，又是後來否定最狠的。他們的惡劣表現使理論失去了權威，也使人們對理論產生了厭倦感。當社會出現信仰危機的時候，人們會突然發現過去每一步都是絕對正確的東西，此時串在一起立馬就變成了一堆絕對錯誤的組合。這就為自我搞亂政局打開了突破口。在蘇聯解體過程中，上層先亂在政治混亂和理論貧乏上，下層則亂在生活質量和精神病態上。這一上一下，上下呼應的內力與外力的組合，就形成一種清醒人無法左右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潮流。領導人失策，社會失控，思想混亂，這樣蘇聯在沒有任何外力條件下自我解體也就不難理解了。
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就是最好的例證，失敗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到1989年之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去了正確理論的指導。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群體集中了領導人才的負麵因素，麵對國內外的重大難題他們無能為力，他們隻能應付表麵事變，無法統籌全局及決策核心，左右反彈，在分化政治中瓦解了經濟。在該抓經濟時一味抓政治，到該抓政治時又放棄了政治原則，結果落了個兩手空空，最後導致了自我斷送的後果。戈爾巴喬夫的理論顧問雅科夫列夫甚至說：“共產主義是一種新的宗教，是一種具體的意識形態，在其基本內容中假設和信仰起主導作用。假設過去，假設未來，並相信這些東西都是千真萬確的。”作為黨的高級領導人的這種認識豈不是對社會造成極大的負麵影響。失去正確理論的指導，社會發展失去了方向，最後導致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造成整個社會意識的混亂，使國家處於失控狀態之中。其實馬列主義至今仍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最有創意的尖端成果。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報告講，列寧著作在全球401 種語言譯本中譯文種類量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是聖經，共有286 種譯文；占第三位的是馬克思的著作，有196 種譯文。這個統計證明了馬列著作在當代世界上的地位與影響。在西方現在仍有一批學者在研究馬列主義。
再次斯大林體製的落後性的表現在經濟轉軌上。蘇聯經濟始終存在著是以民用為主，還是以軍品為主；是堅持對外開放，還是自我封閉的問題。70年來它始終是以軍工為主（蘇官方公布軍工產值占國民總值的8%，而學者及國外估計為25%），始終沒轉向以新興科技產業為主；而且是自我封閉，不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他們遠離國際市場，無法利用國際分工和國際經驗。蘇聯經濟始終是一種半產品、半自然經濟。因此他們的產品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企業也就沒效益。70年來蘇聯外貿一直落後，1987年蘇聯外貿隻占全球總額的4%。這與它的第二大國地位極不相稱。而且蘇聯出口多年來都是以石油、天然氣及礦石為主（原材料約占60%，機械產品隻占15%，化工產品僅有3%，消費品更少，約占2暢6%）。多少年來蘇聯與國際科技界、國際金融界之間幾乎沒有溝通與交流。相比之下，中國近25年來外貿發展迅速，中國的改革開放國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03年年底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高達8400 億美元（2004 年已突破1萬億美元）。自60 年代後，世界已轉入以和平為主旋律的新時代，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抓緊機遇，發展自己，亞洲四小龍騰飛即在此時。到80 年代世界已進入高科技信息時代。但是蘇聯仍堅持以軍備競賽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甚至耗巨資陷入星球大戰漩渦之中，不能自拔，致使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經濟沒有競爭力，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改革開放後，人民發現與發達國家的真正差距，再也無法相信老體製的威力和它的所謂優越性了。
有人批評蘇聯經濟實質上是一種有軍事內涵的經濟，此說不無道理。枟參考消息枠1999 年9 月22 日有篇報道說，俄軍工企業有九大部委領導，還有50 多個發展辦公室，150 個大型軍工企業聯合體。俄羅斯將近50%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研製新武器。軍工企業中的熟練工人總數達1100萬，連帶家屬能占全國總人口的1/3.據俄學者阿爾巴托夫在枟蘇聯政治內幕枠一書中講，60 年代美國軍費世界第一，從1972 年起蘇聯軍費世界首位。從1965—1979年這14 年內蘇聯軍費開支增長了3 倍，年均增長8%。勃列日涅夫把出口石油掙的錢大把大把地花在軍事上了。僅1979年軍費就占到當年財政支出的1/3，比美國軍費高30%。據查60 年代蘇聯平均一年軍費開支達1570 億美元，到80年代年均2330億美元，占到國家支出的15%，是美國年均軍費支出的2 倍。1988 年美國的國民總收入為4暢9 萬億美元，蘇聯的國民總收入約合2暢5 萬億美元。蘇聯國民總收入是美國的一半，軍費開支卻是人家的兩倍，長期如此，再強大的經濟實體也會被拖垮。
蘇美的核競賽也使蘇聯大傷元氣。從1945年7月1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試射成功後到1990 年間，全球共進行過2047次核試驗，其中美國1032次，蘇聯715 次，法國210 次，英國45次，中國45次。美國為搞核試驗共花費4 萬億美元，這些費用得幾代人去掙。蘇聯國力不如美國，再與美國搞核競賽，難免大傷元氣。蘇聯最後一位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在蘇共二十八大上發言說：“為與西方對抗，50 年來我們共花費了7000 億盧布（當時一盧布約合1暢5 美元），為跟中國對抗又花費了2000 億盧布，我們的國力嚴重損耗在這些對抗上了。”同樣，美國為冷戰付出的代價也不小：自1945年以來，美國為發展核武器50年消耗4萬億美元，50年美國軍費總支出也在15 萬億美元左右。冷戰使蘇美兩國兩敗俱傷。近50 年內蘇聯幾乎是傾全力發展軍事工業，但在軍事上與美國仍有很大差距：據美國軍方統計，在20項軍用高科技項目中，美國領先的有14 項，蘇聯領先6項。在幾十年的冷戰中，蘇聯總是以單向思維對美國的立體思維，以直線戰略對人家的間接路線，其國策方位始終是低層次的。美國好像是在用五六個頭腦在對付蘇聯一個僵化的頭腦。蘇聯領導人在重大問題決策時更多的是往後看，思維不朝前走，思維不往裏走，總在要害的外圍打圈圈，沒有戰略眼光，決策不是被動，就是有重大失誤。難怪與西方的間距越拉越大。
龐大的軍費開支及軍備競賽已經把蘇聯拖得很虛弱，它本身就好像是一個患了重病的巨人，但為了跟美國爭霸，它懷裏抱著東歐一些小兄弟，背上再背著亞非拉一些窮哥兒們，壓得它更加喘不過氣來。對東歐及亞非拉一些國家來說，政治上你蘇聯管了，軍事上你占了，經濟上你也得包下來。到1990 年12 月，第三世界共欠蘇聯外債850 億美元，基本無法償還。冷戰思維造成了蘇聯自身的戰略錯位，錯失了自身發展經濟的幾次機遇。美國對冷戰戰略的設計是以新技術革命為先導，在高、精、尖上支持軍事現代化的，並著手牽引民用企業，使兩者良性互動，互相激勵，從而形成對蘇聯真正有威脅的經濟實力，並借此迫使對手在單一的軍備競賽中喪失經濟實力，促使其垮台。而蘇聯沒有及時與60年代國際新技術革命接軌，致使其軍工企業和民用工業在高耗低效的怪圈裏打轉轉，難怪其經濟實力每況愈下。
二戰後的幾十年內蘇聯幾屆領導人不惜一切代價來維係社會主義陣營，以便跟西方集團對抗。僅在經濟援助一項上蘇聯損失就很大（美國講究經濟投資，投資是要講究回報的。而蘇聯提倡的是無私援助，援助多為無償的了；給這些國家的貸款是無息或低息的）。據查到1990 年初，古巴欠蘇聯的外債達155億美元，越南欠100億美元，蒙古欠蘇聯的外債95 億美元。那些年蒙古年均國民總收入還不足10億美元，明眼人一看它就沒有償還能力，給它貸款肯定難還。多少年蒙古沒有石油化工企業，它的石化產品全由蘇聯承包了，蒙古人用畜產品來償還，石化產品與畜牧產品的價格比又使得兩國關係十分緊張。一些人把蒙古叫做蘇聯的奶牛。可見不按市場規律辦事，國與國關係也處理不好。一位蘇聯學者講，蘇聯在30年內始終以低於國際價30%的價格向東歐各國供應石油和天然氣，據他估算僅此項蘇聯至少損失了近千億美元的收入。而且東歐各國還不買蘇聯人的賬，批評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雙方關係緊張。這裏邊的教訓太多，許多問題讓人想不通。
斯大林體製落後性的第三個方麵即它的痼疾——經濟結構病：經濟發展的高速度、低效益，高能耗，高物耗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據蘇聯一位經濟學者講，同數量的原料蘇聯所生產的產品隻是美國的1/4，是日本的1/6.1965—1975 年這10 年內蘇聯農業投資是美國的4倍，農業勞動力比美國多7倍，而蘇聯的農業效益僅是美國的20%。蘇聯的科技投入與美國相當，但其成果僅有美國的10%。據俄文枟論據與事實枠1991年第26期上一篇文章講，1986 年蘇官方公布，蘇聯工業效率是美國的55%，農業效率是美國的20%。但實際上工業效率僅是人家的25%，農業更差，僅是美國的9%。蘇聯單位產品的原材料消耗是美國的1暢5倍，能源消耗也是美國的1暢5 倍。金屬加工率蘇聯是40%，而西方發達國家能達80%~90%（其實中國至今仍存在這個問題：2004年8月31日枟參考消息枠講：中國單位產值石油消耗十倍於歐美。2004年英國創造1000 美元利潤僅耗油0暢4桶，日本0暢42 桶，德法0暢47 桶，美國0暢59 桶，而中國高達40桶！）。蘇聯70—80 年代年均報廢的大型設備重達2500 萬噸。許多設備放在那兒，任憑風吹雨打，沒人心疼。在進入信息科技時代之後，西方發達國家在生產中廣泛采用電子信息技術，大大降低了工業生產中的能源與物質消耗。如1977—1988年，每單位國民總收入的能源消耗，美國下降2暢4 倍，日本下降2暢6倍。日本1978—1988年間，國民總收入增長26暢5%，而能源進口卻減少了30暢6%。但是在蘇聯，1976—1988年間，其鋼鐵、煤炭、水泥、機床產量占世界第一，而電子工業、信息技術卻十分落後。傳統產業部門得不到高科技的支持，造成能源消耗高，資源浪費嚴重。到1990年時，蘇聯自己也承認：蘇聯的國民經濟的結構是典型的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1990 年時戈爾巴喬夫也說：“西方國家已進入高科技時代，而我們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技術時代。”1991年據日本一家雜誌講，蘇聯計算機技術比西方落後10年，蘇聯大型計算機僅是美國1/10，蘇聯個人擁有的電腦隻是美國的1‰。
蘇聯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早在30 年代就暴露出來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經曆了三個階段：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有人認為蘇聯經濟結構比西方落後30—50年。到了80年代，蘇聯的生產資料生產占總產值的75%，日常生活用品隻占總產值的10%，第三產業基本上不掙錢，多為虧損。因為在蘇聯好長一段時期服務業、運輸業、旅遊業等都由國家補貼，不講利潤，人們還長期把這些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致使蘇聯的第三產業長期萎縮，沒有發展。蘇聯農業和輕工業長期落後是眾所周知的。1990 年7 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講：蘇聯每年用於日用消費品生產的資金僅占工業投資總額的1/7.1200 多種消費品中有1000 多種長期短缺。有資料講，蘇聯時期70%的科研經費、60%的大型企業都用在軍工產品上了。在蘇聯解體後70%的軍工企業被迫停產，大量設備閑置，大量人員下崗，大批人才外流，損失慘重，教訓深刻。
與俄羅斯艱難改革相比，中國也存在著失業率高、就業壓力大、高耗低效等問題。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3 年中國的失業人員、下崗人員的總數達1400 萬；2004 年又要再新增1000萬個崗位，政府壓力很大。而且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靠能源與資源的高消耗來實現的。2003 年中國消耗了世界水泥總產量的40%還要多，還消費了世界鋼鐵總量的1/4.中國發電裝機容量已超過日本，但我們現在還到處拉閘限電。中國每單位的能源消耗比日本要高11 倍，比國際平均水平要高4倍。可見中國高耗低效的問題也十分突出。此外，中國經濟也患有結構病：2003年中國第一產業（指農林牧副漁）占總產值的14暢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1 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工礦建築等）占52暢9%；第三產業占32暢3%，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2 個百分點。目前中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口總數的28暢6%。但發達國家這個比例高達70%。中國就業壓力大，第三產業不發達是個重要原因。在這些方麵中俄存在的問題驚人的相似。
斯大林體製落後性的第四個方麵表現在那毫無效率可言的官僚政治體製及幹部隊伍的培養上。麵對信息社會的強勁挑戰，根本對策就在於高素質的決策人物及科學民主的決策機製。按照國際慣例，蘇聯70 年領導人才的培養經曆了四個階段：（一）革命經曆和革命素質；（二）普通大學教育，即我們講的必須有大專文憑；（三）一般的經濟和社會管理人才；（四）國家級的決策人才，即我們強調的“一把手”的人才素質和決策水平。從1917年算起，到40年代後期，蘇聯已基本完成了幹部從革命素質向大專教育素質的轉變，大約用了30 年時間。從50 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蘇聯又用了30年時間完成了幹部從一般大學教育向一般管理素質的轉變。但是蘇聯還沒完成從一般的經濟和社會管理人才向國家級的決策人才的轉變就解體了。從整體上看，蘇聯幹部隊伍的專業素質有所提高，但政治素質卻在下降。特別是缺乏有洞察力及把握全局的各級領導層上的決策人物，缺乏國家級的具有戰略決策能力的領袖群體。尤其嚴重的是基層幹部素質差，而且是越往下走，素質越低，越是落後的地區幹部隊伍的素質越有待提高。其實基層幹部隊伍才是決定性的。基層幹部隊伍不行，上情無法下達，而且越往下走政策越變形。這種狀況一是因為蘇聯幾十年始終沒有解決好幹部隊伍的挑選、任命、罷免和監督問題，二就是蘇聯政治體製的弊病所致。
斯大林體製的弊病在政治上表現為，以黨治國，以人治黨，黨政不分，個人專權。這種體製前後沿用數十年，不但沒有改，反而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還有所加強。70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個官僚階層，他們權力巨大，又不受任何監督；他們隻對上級負責（怕丟官），不對人民負責（事難辦）；他們中許多人以權謀私，蛻化變質；他們是官僚體製的受益者，堅持反對改革。他們時而極“左”，忽而極右，拿不出治國安邦的方案與行動。這些人是蘇聯解體的直接責任者，也是維護老體製及反對改革的主要社會力量。蘇聯逐漸形成的權貴階層，遠離實際，遠離人群，過著富裕發達的生活。老百姓對社會發展的方向越來越懷疑，僵化的體製又使人不能盡其能，物不能盡其用。多數普通勞動者無法成為社會生活的積極參與者。老百姓始終處於一種被動地位。普通人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中。個別基層領導手中權力太大，在決策與用人時常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與個人的局限。
這其中的要害問題：到底誰是社會的主人？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多少權力？掌權的權貴階層到底在為誰幹事？這些人手中的權力到底是誰給的？蘇共及蘇聯領導人幾十年都沒有找到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最後隻能落了個亡黨亡國的悲慘結果。蘇聯解體前有一個民意測驗機構曾做過一次調查：隻有4%的被調查者認為蘇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7%的人認為蘇共是代表勞動者的利益，其他89%的人認定蘇共代表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到了21世紀，俄羅斯麵臨人才的四大險情：傑出人才日趨貧乏，信念強度日趨疲軟，平庸因素無序擴張，科技人才流往西方。實際上這還是蘇聯體製弊病的延續。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主體是以企業為主，沒有那麽多的事業單位和行政幹部。企業是給國家上繳利稅的，從來不是國家的負擔，而事業單位是靠國家財政養活的。從沙俄時代起，俄國的官僚機構就很厐大。在蘇聯剛成立不久的1921 年列寧就批評：“我們的官僚機構與我們的經濟工作格格不入。”由於各種原因，在蘇聯一流人才很難進入決策高層，許多人才在單位是受排擠的，許多人是靠關係爬上去的。一些領導喜用奴才，不用人才。因此蘇聯70年來始終沒有解決好科學民主的決策機製問題。許多單位的“一把手”缺乏獨立思考和首創能力，也沒有民主觀念，個人決定一切。個人決定一切必然造成“自然淘汰延緩”、“政治近親繁殖”等弊病，隨之而來的是官場的等級觀念森嚴，裙帶關係盛行，官僚主義盛行，頌揚之風惡劣，以權謀私劇增。幹部隊伍講究論資排輩，幹部老化，理論僵化，思想蛻化。斯大林（1879—1953）擔任黨的總書記時年僅44 歲（1923 年），斯大林執政30年，他的最高領導層平均為42歲，是當時世界上最年輕的領袖群體。到赫魯曉夫執政時期（1953—1964）高層領導平均年齡已高達60 歲。到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1964—1982）領導高層平均年齡已達70 歲。如此嚴重的自然淘汰延緩，致使二三代領袖級的人才失去了時代性的發展機遇，也積澱了二三代人的困惑和迷茫。
應該看到，蘇聯維護官僚舊體製的勢力相當強大。他們既不會建設社會主義，也不會搞資本主義，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權逐利上了，對民族和國家大業上來說他們是些多餘的人。他們所熱衷的是隨心所欲地濫用權力，轟轟烈烈地揮霍國家資財，貪婪地追求個人私利和享受，最後一部分人墮落成腐敗分子或投機分子。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漠視勞動群眾的利益和弱勢群體的要求。鑒於蘇聯解體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把反腐倡廉看成是執政黨建設的生命線，這是曆史的必然，也是社會主義執政黨的起碼要求。蘇聯共產黨以其生命為代價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教訓，這也許就是蘇共及戈爾巴喬夫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最佳饋贈。
1987年5月，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阿爾巴金院士在訪華時曾在北京大學發表了一次演講，他把蘇聯的經濟體製稱為“阻礙機製”。他認為這種體製有四大阻礙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因素：（1）教條主義理論；（2）管理方式的粗放和低效；（3）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調；（4）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他還指出，全民所有製是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但是這種所有製隻把勞動者當成勞動力，始終沒有把他們變成社會的主人，財產的分配、資源的合理利用及企業的增值都與勞動者的利益沒有關係，他們隻拿自己的死工資，而且工資還不看業績。這種阻礙機製造成嚴重後果：經濟僵而死，沒有活力及競爭力；政治陳腐保守，領導無方，管理混亂。這種機製妨礙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及時解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隻是紙上談兵。長期如此勢必造成嚴重後果。阿爾巴金的這次演講兩年後就得到了驗證。
以上我們分析了蘇聯體製上的問題。現在看蘇聯的社會主義並不完美，蘇聯共產黨也不是一貫正確的黨。一些黨員長期沉浸在這種偉大、光榮、正確的泡沫之中，當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敢說自己的體製是沒有問題的。每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麵臨著一大堆難題。蘇聯的解體肯定與其體製弊病有關，但是有弊病不一定要以解散聯盟為代價。1991 年12 月的蘇聯解體一不符合世界潮流（東西德合並，南北朝鮮對話，地區合作化、全球一體化）；二不符合民意（1991 年3 月的全民公決時多數人讚成保持聯盟，反對解散聯盟）。蘇聯解體10 年後，到2001年12月8日俄羅斯有關部門進行過一次民意測驗，仍有72%的人為蘇聯的解體感到遺憾，隻有10%的人同意解體，還有13%的人對此漠不關心，無所謂。直到2004 年3 月普京連任總統時他仍表示蘇聯解體是場災難。現在看戈爾巴喬夫及其失敗的改革應該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認為，在蘇聯解體原因中偶然因素大於必然因素（1991年“八一九”事件打破了俄政局的平衡），經濟因素大於政治因素（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導致經濟崩潰及社會混亂），內部因素大於外部因素（蘇聯解體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情況下發生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從來都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存在。西方因素不可忽視，他們始終在使用各種手段企圖搞垮蘇聯，但幾十年都沒有達到目的。1917 年列寧率領20萬黨員打倒了腐朽的沙皇王朝及軟弱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1941 年斯大林率領蘇共200萬黨員打敗了窮凶極惡的德國法西斯，取得了重大勝利。到1991年時蘇共已有1800 萬黨員，而且國內還沒有正式注冊的反對黨，但他們卻自己解散了自己，自己打垮了自己，令人不可思議。這裏的關鍵是執政黨及其首腦把事情搞糟了。就在蘇聯解體的當天，美國國務卿貝克就講：“瓦解共產主義的成功應該歸功於一人——戈爾巴喬夫。如果沒有他，我們目前所應付的轉變就不會發生。”他點明了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與蘇聯解體之間的關係。
戈爾巴喬夫（ГОРБАЧЁВ）1931 年3 月2 日出生在俄南方一個邊疆地區——斯塔夫羅波爾邊區的一個村莊，父母都是農民。195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學法律係（時年19歲）。大學畢業後於1955年返回故鄉，24 歲起擔任一個縣的團委書記，幹了7年。1962年他又進修農業管理專業4年（時年31歲）。1966年35歲的戈爾巴喬夫幹了6 年該邊區區委書記。1971 年在蘇共二十四大上他當選蘇共中央委員。1978年他48歲時經安德羅波夫推薦擔任了蘇共中央書記，主管農業，在中央排名第20位。1980年他當上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年49 歲，是當時政治局裏最年輕的一位，他比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小22 歲，比另一位年輕委員還小9 歲。從1982—1985 年間蘇聯連續去世了三位“一把手”（勃列日涅夫76歲去世，安德羅波夫68 歲去世，契爾年科71 歲去世）。當54 歲的戈爾巴喬夫上台出任蘇聯“一把手”時，國內外一片叫好聲。他年輕有為，才思敏捷，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開始他確實有作為，後來是他的性格弱點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改革大業，成為曆史的罪人。現在多數中國學者及大多數俄羅斯人都認為：戈爾巴喬夫應對蘇聯解體負主要責任。正是戈爾巴喬夫的軟弱無能及葉利欽的政治野心斷送了聯盟。這些在“八一九”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1991年“八一九”事件在蘇聯70年發展史上算得上是影響最大、涉及範圍很廣、觸及問題很多、對曆史發展影響最為深刻的事件了。而且這個事件應該被看成是蘇聯解體的起點，理應大書而特書。該事件使俄語中出現了一些新詞匯，如BОСЬМЕРКА（八八幫），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簡稱緊委會）ГЧП，俄羅斯升旗節（ДЕНЬРОССИЙСКОГОФЛАГА）。有人說這是一場“八月革命”（緊委會的提法），有人說它是“違反憲法的政變”（各地政府的提法）；有人說這是一場“斯大林式的反動極權政變”（立陶宛民主派的聲明）；還有人說“依事實根據還不能說是叛亂，它隻是一場輕歌劇式的政變的嚐試”（見蘇共綱領派的聲明）。葉利欽始終認為它是一場“右派政變”，戈爾巴喬夫則聲稱這是一起“叛國案件”，前議長盧基揚諾夫認為“這是一場虎頭蛇尾式的陰謀”。可見，對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定性當事人各執己見，議論者眾說紛紜。因為曆史的一瞬就如一顆飛行著的子彈，再也沒有比描寫飛行中的子彈更為困難的事情了。1994年2月，俄羅斯國家杜馬宣布大赦“八一九”事件的12位被捕者，戈爾巴喬夫指控的叛國罪名一風吹了，這又使“八一九”事件成了當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曆史是過濾器，時間在改變著曆史事件的特征及其定性，對於突發性的曆史事件尤為如此。
對“八一九”事件的評價分歧更大。有人認為它是曆史的進步，有人提出它是曆史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新俄羅斯人”戰勝“舊俄羅斯人”的戰鬥，有人指出它是一場“新生資產階級”戰勝“蘇維埃人”的鬥爭。事發一年後，一位作家在枟真理報枠上寫道：“民主派已經把勝利變成失敗。”看來人們對這個事件的評價說法不一，但是有一點是人們共識的：“八一九”事件的結束正是蘇聯大國解體的開始。一個大國解體所誘發出來的大範圍的震蕩往往是要持續一段時間的，這正像大地震之後餘震不止一樣。“八一九”事件中各種意見不斷發表，許多細節仍在披露之中。因此，我們不想在事件的定性與評價上做文章，作為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目擊者（1991年8 月作者正好在聖彼得堡留學），我們力求在反映該事件真實麵目上下些工夫。
曆史瞬間猶如一座急劇變化著的核反應堆，各種社會矛盾在這裏劇烈碰撞，各種政治力量在這裏激烈較量。突發事件最能驗證各種政治人物及政治力量的實力與真實麵目。在“八一九”事件前後幾天中（準確地講應該是從8月18日~8月26日整整一周內），在蘇聯政治大舞台上出現了三個中心、三種政治力量：克裏姆林宮（“八人幫”據點）、克裏米亞福羅斯總統別墅（戈爾巴喬夫住地）、俄羅斯議會大廈（又稱白宮，葉利欽住地）。經過幾天的較量，“八人幫”（實際上有12人）被捕了，戈爾巴喬夫被架空了，葉利欽成了捍衛民主與法製的民族英雄。曆史的瞬間最容易打破平衡，使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迅速發生巨變。葉利欽靠什麽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這場勝利又為什麽來得這麽容易？我們想圍繞這個主題做些介紹和分析。
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葉利欽的對手太軟弱。事件的炮製者們目標不明確，手段不合法，鬥爭不得力，從頭到尾都給人以受人操縱的感覺。有的人說“八人幫”是“祖國的救星”，有人說他們是“被出賣的受害者”，有人說他們是些“沒有罪的罪人”。蘇共書記伊瓦什科指責這些人是“盲動分子”，戈爾巴喬夫也指責他們“有政治盲動性及缺乏責任感”。在鎮壓叛亂中立了功的科別茨將軍說：“政變是由一些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發動的。”事實上這些人在8月19日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前後共發表了三個通告，8 月20 日基本上沒有大的舉動，8 月21日已接近尾聲。他們確實是些沒有作為的政變者。
說他們企圖通過陰謀手段奪權那就太冤枉他們了。因為他們本身就大權在握，幾乎所有國家機器的要害部門都由他們掌握著。而且，他們都是在近幾年中由總統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親密戰友，總統多次表示這些人是“可以信賴的”。說他們太軟弱也有點讓人費解，因為他們確實手握生殺大權，用索布恰克的話講，8月19日他們要是逮捕葉利欽，一個排的兵力就夠了。在某種程度上說葉利欽是單槍匹馬地在對付整個國家機器。再沒有比國家機器更強大的政治力量了。“八人幫”手裏掌握著輿論工具與軍隊。但是他們很快就失去了優勢，成為失敗者。現在看，“八一九”事件是一場在不適當的時機（聯盟條約簽訂前夕），以不適當的手段（早已被人們所唾棄的政變形式），由一些不適當人選（政治上不成熟，跟不上曆史發展步伐）發動的不得人心、不合潮流的行動。
讓我們來看看“八人幫”的政治背景及在事件中的表現。任何重大曆史事件都是人的活動，那些關鍵人物的活動就是了解事件真相的基礎。53歲的亞納耶夫是1990 年底由戈巴喬夫提名出任副總統的。他畢業於工學院，後又上法學院函授班，獲史學副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的題目是枟托洛茨基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枠。此後他長期從事共青團的工作，曾出任團中央書記。1990年2月進入蘇共中央辦公廳工作，出任蘇共中央書記。他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發動者。他主持了8 月19 日清早6 時的電視直播，還主持了下午4時50分在蘇外交部新聞大廳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外電評論他“主持人看來很健康，但鼻子尖上不斷冒汗，講話時手有些發抖”。
弗· 帕夫洛夫總理生於1937 年9 月26 日，畢業於莫斯科財經學院。1962年入黨，1989 年出任蘇財政部部長，1991 年出任政府總理。他認為蘇聯改革是“政治壓製經濟”。他上台搞了一件令俄羅斯人難以忘懷的大事：他宣布三天內廢除50盧布與100盧布麵值的鈔票，企圖用這種笨拙的辦法來遏製通貨膨脹。外電評論他的此舉將蘇聯推向了崩潰的邊緣。8 月19 日下午6時到9時，他主持召開了內閣會議，十幾位部長都表示支持緊委會文件，隻有兩名部長在打瞌睡——“政治瞌睡”。會後帕夫洛夫就住進醫院，直至被捕。8 月21 日晚，第一副總理謝爾巴科夫對記者講：“帕夫洛夫身體確實欠佳”，並證實總理對事件的準備工作一無所知。8月22日，帕夫洛夫在逮捕證上簽字後被送往監獄的路上對人講：他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1994年2月出獄後他講：“政府不要我了，我現在可以問心無愧地幹自己的事情了。”
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是“八一九”事件的一個主要人物。1923年他出生於鄂姆斯克州。軍事院校畢業後就進入軍界，從連長一直幹到遠東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後取代索科洛夫出任國防部部長。1990年10月他在三軍首長會議上對國內局勢表示極大的擔憂，並提出軍隊要隨時準備開往祖國需要的地方。在對待民主派的態度上他曾講過：“我從不懂什麽叫民主派，什麽叫保守派。是不是那些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主張國家統一的就是保守派，而那些分裂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就是民主派？”1990年11月12 日他去會見戈爾巴喬夫並提出：“到該收拾民族分裂主義者的時候了。”在1991 年6 月蘇聯軍事委員會全會上他又是3名堅決要求實施緊急狀態的人物之一，當時戈爾巴喬夫沒有采納。8 月19 日清晨4 時30 分，亞佐夫簽發了致各副部長、各兵種司令長官編號為8825 的密碼電報，要求所有部隊進入戰備狀態。在8月19日早6時的電視直播中，亞佐夫發表10分鍾講話，他號召部隊為維護好社會秩序及軍事設施做出努力，隻字未提鎮壓措施。到8 月20 日下午2 時，由蘇軍總司令部長官姆· 莫伊謝耶夫簽發的密碼電報發送各地駐軍，要求各部隊要服從緊委會簽發的命令。8 月21 日上午10時，亞佐夫簽發命令要求所有部隊從莫斯科撤離，返回原駐地。8月22日上午6時，當他與克留奇科夫一同去會見戈爾巴喬夫未果在返回首都機場時即被捕。被捕後他拒不認錯。1994 年2月被釋放。1994年8月在其故鄉參加鄂姆斯克建市400周年的大會上講話時他仍認為：“我們隻是想捍衛蘇聯，使之免於解體。”“我們沒有成功，是因為我們太軟，沒有采取強硬手段。”
內務部長普戈是事件中的悲劇人物，1937 年出生於加裏寧市，1961—1967年在裏加做黨團工作。1976 年進入國家安全部，1980年出任拉脫維亞克格勃主席。1984年擔任拉脫維亞黨的第一書記。1988年起出任蘇共中央監委書記，後接替巴卡金擔任蘇內務部部長。上任後他將警察部隊與內務部隊合二而一。1991年6月，即在俄總統選舉期間，他與亞佐夫、克留奇科夫一起堅持要實施緊急狀態。在阿塞拜疆的民族衝突中他主張采取強硬措施。一些記者評論他膽小怕事。事敗後，即在8 月22日上午10時，當格· 亞夫林斯基率隊去抓他時，他與妻子在臥室中已自殺了。此後，在蘇高級黨政軍人員中接連出現了幾起自殺事件：8月24 日中午，戈爾巴喬夫的軍事顧問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上吊自殺，他從1991年年初起就曾激烈地批評過葉利欽，死後他還被人挖墳拋屍。8 月26 日清晨5 時，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克魯奇納從自己住所的陽台上跳樓自殺，據說他掌管著蘇共120億美金的財產。還有塔斯社的“二把手”德· 利索沃利克開槍自殺。這些自殺事件給人們留下了許多不解之謎。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亞佐夫的支持者。他生於1924年，接受過高等司法教育。1944年入黨。後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二戰中他是伏爾加格勒一個軍工廠工人，戰後出任該市團委書記。1946—1951年間他在地方檢察院工作，並負責籌建過勞改集中營，是斯大林後期肅反運動中的一員幹將。1955—1959年出任蘇駐匈牙利大使館秘書，並與安德羅波夫共事多年。1959年回國後進入蘇共中央機關工作。1967 年轉入國家安全部工作。1988 年戈爾巴喬夫提名讓克留奇科夫出任克格勃頭目。在蘇聯第四屆人代會上，他堅決要求與瓦解聯盟的勢力作鬥爭。1991 年8 月17 日，他主持了在克格勃“阿勃茨”機構中召開的由帕夫洛夫、葉戈羅夫、瓦連尼科夫等人參加的碰頭會。討論國內局勢，並尋找出路，有人稱這次碰頭會就是“八一九”事件的預備會。但瓦連尼科夫後來撰文提到“這次會見沒有任何人說過關於奪取權力的話”，“也沒有任何人談到什麽‘舉事日期’”。在1991年8 月18 日的軍事會議上，他堅決要求實施緊急狀態。8月22日上午10 時返回首都即被捕。他被捕時很冷靜，對逮他的人講：“對我及其他成員的審判不會給俄羅斯帶什麽榮耀。”
蘇聯國家企業家協會主席阿· 基裏亞科夫生於1926年，參加過二戰，榮獲過軍功章，戰後進入烏拉爾工學院學習，獲經濟學副博士學位。1956 年出任某軍工企業總工程師。1980 年擔任蘇聯工業科技協會副主席。從他的經曆可看出，他一直從事企業管理工作，在軍工企業界有一定影響。在1990 年12 月7日召開的全蘇軍工企業經理會議上，由他起草的報告中提出，堅決禁止罷工，堅決停止在基礎工業部門中所進行的改革。戈爾巴喬夫曾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你想嚇唬我嗎？辦不到！”有人講這次分歧就是他參加政變的一個原因。有人稱讚他是“少有的老布爾什維克”。有人講他是被拉進“八人幫”的，因為他有一定的影響及代表性。在“八一九”事件中，他是枟蘇聯領導人致人民的公開信枠的作者之一。
奧· 巴克蘭諾夫是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1932 年出生於哈爾科夫，1958年畢業於動力學院，獲工程技術副博士，擔任某軍工企業總工程師。1976 年出任蘇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86年被選為蘇共中央委員。1988年2月至1991年4月擔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軍工生產。由於工作出色，他六次榮獲勳章與獎章，並獲得一次過列寧獎金。1991 年討論聯盟條約草案時他發言說：“保持蘇聯的統一體製，保持主權發展的蘇聯大國地位是所有加入聯盟的人民的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他的講話受到納紮爾巴耶夫的反對。1991 年5 月巴克蘭諾夫就提出國內形勢要求把政權交給軍隊，但軍隊要爭取盡快將這個管理權移交給合適的政治家。1991年8 月19 日他在緊委會所有文件上都簽了字。到8月22 日中午11 時，俄檢察長宣布巴克蘭諾夫已被軟禁，但他還可以自由活動。因為他是全蘇人大代表，隻有在最高蘇維埃解除他的人大代表資格之後才能逮捕他。
斯塔羅布采夫是“八人幫”中政治最保守的一位。他是全蘇農民協會主席，1931年出生，農學院畢業，長期擔任一個集體農莊主席。他是最早著手進行農業體製改革的專家之一，60 年代他搞多種經營，成績突出。1976年他榮獲“勞動英雄”稱號及獎金，1979年又獲國家獎金。他領導的農莊成了全蘇的樣板。1986年他積極鼓吹農業改革，報刊上經常有他的文章，他猛烈抨擊農業管理上的官僚主義。但當農業體製改革深入到要解散農莊時他好像變了一個人，對個體農業堅決反對。1990 年他堅決反對過頭的改革措施。他積極參與了“八一九”事件。8 月19日上午6時，他出席電視直播並講了話，要求照顧農民利益。8月22日中午俄檢察長宣布逮捕他，但他不在市內。據瓦連尼科夫講，農協主席是被人用欺騙手段逮捕的，因為他也是全蘇人大代表，享有豁免權。1992 年6 月5 日他被釋放，並恢複了他的農協主席的職務。
除了“八人幫”之外，還有兩個人對事件進程影響很大，這就是議長盧基揚諾夫及國防部副部長、陸軍司令瓦連尼科夫大將。61歲的盧基揚諾夫是位法學博士，高級法學家。1953年入黨，1986年為蘇共中央委員，1988年升為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1990年3月由戈爾巴喬夫提名出任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8月19日清晨6時，當“八人幫”占領了電視台後首先宣讀的就是盧基揚諾夫關於國內局勢的聲明，他批評即將簽署的聯盟條約不好，這就等於承認一些共和國獨立的合法。8 月19日中午他主持最高蘇維埃會議，要求每個部門都要對局勢表態，支持實施緊急狀態。8月20日中午11 時，魯茨科伊等人去會見盧基揚諾夫，向他遞交了葉利欽的信件，信中要求他為維護秩序做出努力。盧講：事態發展有些突然，根本沒有任何預感。8月21日淩晨1時40 分，白宮外邊形勢十分危急，有人打電話要求議長出麵調解。盧講：“我無能為力。因為葉利欽本人隻想激化矛盾。”盧還要求首先解除人民武裝，並調查這些武器是從哪兒搞來的。到8 月21 日下午7 時，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表聲明，認為建立緊委會是違反憲法的。下午7 時30分，盧基揚諾夫、亞佐夫等人去會見戈爾巴喬夫遭到拒絕。他與戈爾巴喬夫40年的同學情誼結束了。盡管盧基揚諾夫不是緊委會成員，他也未出席新聞招待會，但白宮決策者們認為他是“八人幫”的軍師，是政變的主要策劃者。在8 月22 日俄議會會議上，俄總理西拉耶夫講：“盧基揚諾夫是政變中的主要思想家，我們不能信任他。”8月29日他被捕入獄。他是8 月事件最後一位被捕者。被捕後他從沒認錯。就在被審訊期間他作為俄共推舉的候選人當選為國家杜馬代表。1994 年初，葉利欽還寫信給盧基揚諾夫，表示願意合作，並建議盧基揚諾夫“分擔起俄羅斯命運的責任”。
蘇陸軍司令瓦連尼科夫大將是衛國戰爭中的英雄。他最早介入“八一九”事件，也是該案件中最後一位被釋放者。8 月18日下午4時50分，總統辦公室主任博爾金、蘇共中央書記舍寧、巴克蘭諾夫及瓦連尼科夫4 人來到克裏米亞總統別墅，向戈爾巴喬夫匯報準備實施緊急狀態的意見。應該說這是事件的正式開始。戈氏批評“在會見中，瓦連尼科夫最為粗魯”。8月20日他從基輔返回莫斯科，參加了總參謀部會議。事後他講：“這次會議沒有製定進攻白宮的計劃，因為任何人都不準備攻占它。”8月22日他被捕入獄。“我被捕的原因實際上是在國家瓦解的情況下無動於衷的言論與態度。”在獄中他閱讀了戈爾巴喬夫寫的枟八月政變枠一書，並做了詳細批注。1994 年2 月，俄國家杜馬宣布中止對“八一九”事件的審訊，所有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惟獨瓦連尼科夫不出獄。他拒絕大赦，堅決要求法官繼續審理此案，以證明自己無罪。1994 年6—7 月間法庭對其進行最後審理。在法庭上瓦連尼科夫大將慷慨陳詞，揭露事件真相，痛斥戈爾巴喬夫消極無為及投機誤國的卑鄙行徑，引起了一陣轟動。法庭最後判定他無罪釋放。
戈爾巴喬夫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英雄，也是頭號犧牲者。他既想站在“八人幫”一邊，又想站到葉利欽一邊。他的悲劇根源就在於他左右搖擺，看風使舵，政治上不堅定，處事沒主見。而不堅定和沒主見又是政治家的大忌。到8 月19 日下午3時，莫斯科有消息講，戈爾巴喬夫已被解職，並遭囚禁。還有人傳言戈爾巴喬夫已經死了。實際上到1990年年底，他的威信及影響已降到最低點。到8月19日晚上9時，首都仍沒有關於總統的確切消息。8月20日下午1時，首都才有消息證實總統還活著，並由克格勃少將卡爾普欣率領的阿爾法突擊隊保衛者。下午4時，白宮發言人講戈爾喬夫身體很健康。8 月21日下午7時30分到9 時，戈爾巴喬夫拒絕會見亞佐夫等人，而與後到的魯茨科伊、西拉耶夫等人會談數小時，並且熱烈擁抱。8月22日早6時戈氏返回莫斯科。事後戈氏曾再三向世人控訴他如何被人囚禁，但幾乎所有材料都證實他沒有被限製自由。一個記者講，當時“聯係沒有中斷，別墅沒被包圍，總統沒被軟禁”。8月19日這一天，出入別墅的汽車就有117 輛。事後，別墅衛隊隊長在電視直播中也證實：“沒有發生任何軟禁的事。”
戈爾巴喬夫在“八一九”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這是該事件的重要疑點。許多材料直接指責他“對緊委會的起事不僅事先知情，而且或明或暗還有讚許與支持之意”。④ 克留奇科夫在審訊中也證實，在8月18日下午5時，他與戈氏交談，戈氏對他們要搞的緊急狀態一事表示：“你們可以試一試。”⑤從上述材料中人們也能看到“八人幫”的失敗與戈氏的態度有直接關係。這個問題有待以後再詳細探討，但戈氏在事件中的表現確實改變了蘇聯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對比。正是他幫助葉利欽完成了權力由聯盟中央向地方轉移的過程。在8 月22 日返回莫斯科的前夕，他簽署了逮捕令，將昔日的戰友送上審判台。他多次稱讚葉利欽在事件中的作用，確認了葉利欽在政變期間所簽發的所有文件（其中許多內容是涉及聯盟中央權力的）。他甚至無視憲法，與葉利欽達成在緊急狀態下互代職務的協議。叛亂失敗後第二天，葉利欽即宣布停止蘇共在俄羅斯領土上的活動，並將叛亂的根子追到蘇共身上。戈氏為了劃清界限，於8月24日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還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從而摧垮了聯盟中央政權根基。戈氏在叛亂後還按照葉利欽的意圖安排人事，一步一步地喪失了自己的陣地。可見，“八月事件”確實結束了克裏姆林宮與白宮之間的對立，結束了一個首都兩個總統的雙重政權體係的曆史。
“八月事件”中的真正指揮者就是葉利欽。他始終掌握著事態發展的主動權，白宮門前的幾天鬥爭使他成為萬人擁戴的英雄。他在這幾天中所取得的威望及影響遠遠超過了他在俄總統選舉中所取得的勝利與成功。有人講這幾天葉利欽的任務就是發文件和打電話，他擊敗“八人幫”靠的不是坦克，而是電話；靠的不是子彈，而是演講。這種說法也對。但依我看，葉利欽在關鍵時刻抓住了輿論，爭得了民心；他抓住了地方，架空了中央及看風使舵的總統；他抓住了軍隊，爭得了主動。曆史的瞬間十分寶貴，瞬間即逝。誰抓住寶貴的瞬間，誰就抓住了曆史發展的關鍵，誰就站到了曆史潮流的前沿。
輿論工具是政治事件中的最重要陣地。“八人幫”一開始抓的就是廣播、電視、報刊。8月19日淩晨1時，克留奇科夫派兩名克格勃高級特工人員到塔斯社去工作。淩晨6 時，緊委會派軍隊占領了全蘇中央電視台及中央廣播電台。全蘇隻開通一個頻道，隻播放緊委會的文件，其他節目全部停止。此後，緊委會又發了兩個通令，控製了報刊的出版與發行。8 月19 日清晨，葉利欽還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別墅中。事發後，俄議長哈斯布拉托夫、俄總理西拉耶夫、科別茨上將、索布恰克4 人去會見葉利欽，共同起草了枟告俄羅斯公民書枠，並以小報、傳單、快訊等形式廣為散發，有的還是手工抄寫的。“我們麵臨的是一場血腥的反動政變”，“我們號召舉行全民緊急大罷工”。中午12 時30分，葉利欽簽發命令：“緊委會的所有決議在俄羅斯領土上無效。”下午1時，葉利欽在沒有廣播的情況下站在白宮一輛坦克上發表演講，後來電視轉播了這一鏡頭，影響很大。下午5 時，在亞納耶夫主持的記者招待會結束之後，葉利欽簽發命令宣布“八人幫”違反憲法。這一提法已經將“八人幫”置於死地：他們是違法的，他們不再受法律的保護。人民起來保衛合法民選的總統及政權機關。這時的葉利欽已經變失敗為勝利，化被動為主動。到8月20日下午4時，被“八人幫”查封的新聞工具全部開通，報紙重新出版。下午7 時，全蘇新聞工作者協會發表聲明，對緊委會查封新聞單位表示強烈的抗議。到8 月21 日9時，葉利欽簽發了關於整頓輿論工具的第69 號令，解除了全蘇廣播電視部部長普· 克拉夫琴科的職務，任命俄羅斯聯邦出版局局長波爾托拉寧接替了他的職務。第69 號令還取消緊委會關於新聞部門的所有決議，並提出禁止宣傳緊委會的所有文件，並由俄羅斯政府負責監督播放中央電視節目。
葉利欽還用手中的電話，與世界各國首腦聯係。8 月20 日下午，他與英國首相梅傑通了話，下午3 時又與美國總統通了話，他們都表示不承認亞納耶夫政權，從而爭到了世界支持。葉利欽還利用電話控製局勢的發展。在白宮局勢十分緊張的時刻，葉利欽打電話給盧基揚諾夫，盧講：他對攻占白宮一事一無所知。8月20日下午6 時，他又打電話給亞納耶夫：“你幹嗎？想攻占白宮嗎？”“你想一想你的後果：你是想留在國內，還是想出國？”亞納耶夫在電話中回答說：“對此事我一概不知。如果是這樣的話，我馬上取消關於實施緊急狀態的命令。”這段對話很精彩，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到底誰在指揮誰！
地方行政當局對“八一九”事件反應最快的是列寧格勒、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他們明確表示支持葉利欽，反對緊委會。索布恰克是最早介入事件的地方長官。到8月20日，全蘇各地政府都表態，認為緊委會是非法的，各地都舉行罷工、遊行與集會。一些地方明確表示不執行緊委會的文件與決議，不實施緊急狀態。到8月21日中午，俄議會國際事務部主席盧金在記者招待會上講：“有70%的地方領導人表態支持葉利欽及俄合法政府。”到8月21日晚9時30分，葉利欽簽發俄總
1861年俄國農奴製改革是俄國曆史上轉折點。此後出現的農奴製瓦解及激烈變革時期，使俄國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並且出現了一批先進的思想家，使世界文學藝術及科學技術的中心在19世紀末轉移到俄國。19 世紀30—50 年代俄國出現了兩位思想領袖：亞· 伊· 赫爾岑（1812—1870），維· 格· 別林斯基（1811—1848）。他們倆是誌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學，他們都研究黑格爾思想及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他們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政論家和哲學家。他們成為俄羅斯解放運動的先驅及領袖。他們以自己獨有的民主主義和革命活動影響了俄羅斯一代人。他們提出：隻有階級鬥爭與革命變革才是改造俄羅斯社會的唯一手段。他們在為自己祖國的美好未來選擇好方案。他們的思想理論帶來了俄羅斯文化的空前繁榮。
19世紀50—80年代，在俄國出現的“平民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潮，這個思潮促進了農奴製的瓦解，也推動了亞曆山大二世的政體改革。其代表人物有尼· 加·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尼· 亞· 杜勃羅柳波夫（1836—1861）等人。他們在哲學、美學、史學、文學諸方麵提出了不少精辟見解，對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列寧稱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偉大的作家，俄國空想社會主義最傑出的代表。馬克思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出色地說明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破產。恩格斯指出：“俄國在純粹理論領域裏也出現過一種批判思想和奮不顧身地探討，這是無愧於產生過杜勃羅柳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這個民族的。”他還認為，俄國曆史的批判學派（指革命民主主義者）“比德國和法國官方史學在這方麵所創建的一切要高明得多”。
19世紀80 年代起，俄國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時期。1878 年彼得堡革命工人建立起的“俄國北方工人協會”，標誌著俄國無產階級已登上曆史舞台。群眾性工人運動的發展及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產生，是19世紀80—90 年代俄國社會政治生活及解放鬥爭中的重要事件。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奠基人是格· 瓦·普列漢諾夫（1856—1918）。他在流亡國外時，於1883 年12 月在俄僑民中成立了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他們翻譯了不少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普列漢諾夫自己撰寫的枟論一元論曆史觀之發展枠影響更大。他是馬克思主義天才的宣傳家及捍衛者，他是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他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文學奠定了基礎。19 世紀80—90年代，在俄國各大城市中已出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小組。列寧的活動及其著作的問世，使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天才地把俄國的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了。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列寧以對人類曆史命運理解的深度，他所擁有的左右這一命運的力量，以及他對全人類向往和平與幸福事業的無限忠誠，不僅在同時代的革命家中，而且在曆代俄國政治家中也是出類拔萃的。列寧30歲時創建了一個政黨——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他47歲時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在人類發展史上實現了一種曆史性突破——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馬克思的曆史功績在於他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列寧的曆史功勞在於他把社會主義由科學變成了實踐。至今多數俄國人仍認為，在俄羅斯幾代領袖人物中，最受人民擁護和愛戴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彼得大帝，一個就是列寧。當然，這兩個人不能相提並論。因為一個是帝王，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無私地將自己一生全部地獻給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的解放事業。
到了20世紀，列寧和俄共（布）領導俄國人民成功地進行了三次革命（1905 年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成為人類20世紀曆史上最光輝的篇章。1905—1907 年革命，不僅在俄國曆史上，就是在世界曆史上，都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因為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由無產階級領導並同農民結成聯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為世界無產階級提供了許多極為寶貴的革命經驗。例如，武裝起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形式，蘇維埃後來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難怪列寧稱1905 年革命是1917 年十月革命的總演習。1905 年革命標誌著世界革命的中心已完全轉到了俄國。
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點，也使俄國曆史進入其第五個曆史時期——蘇維埃時期。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俄國十月革命對人類曆史發展進程的曆史影響都是客觀存在著的。這是一次在特殊曆史條件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機遇），以一種特殊的鬥爭方式（合法鬥爭與武裝鬥爭相結合），一次革命兩個階段：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在一個特殊的國度裏（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環節，俄國十分落後）進行的一次特殊革命。它成功的標誌就在於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移到了另一個階級手中。它向世人證明，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革命或民族戰爭形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說，俄國十月革命有其偶然性，但這次偶然成功的革命卻包含著一個必然規律：落後國家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讓工農階級先掌了權，然後再在經濟趕上發達國家。
1921—1928年間蘇俄實施的由列寧製定的新經濟政策又是落後國家建設方式及其特殊發展道路的一次寶貴實踐。它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就在於它第一次把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聯係在一起。落後的國家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即由國家監督和調節下的各種資本主義成分與形式）這個中間環節，實現從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重視市場調節、商品貨幣、經濟核算等手段，提倡競爭機製，切實維護農民利益，保證農民階級跟工人階級走。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論述與實踐，對那些通過革命手段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落後國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也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在一定意義上講20世紀60—80年代東歐各國的改革大業是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那些處於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國家裏，非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可：實行在國家監督和調節下利用資本主義方式完成從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即列寧去世後的1924—1936年間，在聯共（布）黨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與鬥爭。黨內就國家的建設方式與道路展開討論。其實，在落後的國家裏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已做了回答：非實行新經濟政策不可。因此聯共（布）黨內爭論實質上就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理解與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在黨內爭論中，出現了三派：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他們主張加速工業化，讓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工業化資金靠剝奪農民來籌集；以布哈林為首的右派：他們堅決反對剝奪農民，反對消滅富農，主張工農業同步發展，提倡平穩的、緩進的建設方針；以斯大林為首的中央派開始支持布哈林派，批判托洛茨基。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斯大林又開始批判布哈林，轉而實施左派的主張：加強工業化、消滅富農、加速公有化，消滅個體經濟，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即斯大林體製，或叫斯大林模式。應該說，斯大林體製有其曆史合理性：它有利於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突擊式地在短時期內迅速使國家強大起來。用斯大林的話說就是用10年時間走完西方100年要走的路程，落後就要挨打。斯大林體製特別適用於戰時與準戰時。但是，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太大，尤其把農民坑得太苦。國家強大了，人民沒有富起來。權力太集中，人民權力太少。而且，國民經濟患結構病，許多弊病一下子根除不了。斯大林體製保證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保證了蘇聯軍民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勝利，也是對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貢獻。要害問題是在戰後，尤其到了以和平和發展為主旋律的新時代，斯大林體製的問題及消極麵越來越突出。從20世紀50年代起，以和平與發展為基本特征的新時代已經來臨。但是，蘇聯雖有幾次改革，卻始終沒有完成體製的轉軌過程，喪失了發展的良好機遇，導致了蘇聯由盛轉衰、直至最後瓦解的可悲結局。
蘇聯解體是近年來史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我們認為蘇聯落後於時代是蘇聯劇變的總根子。20 世紀20 年代斯大林講：“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句話應該看成是斯大林執政30年的哲學指導原則，也是斯大林體製生命力的源泉。20世紀20—30年代是斯大林體製形成、發展時期，40—50 年代是其推廣、強盛時期。它之所以能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它適合於當時的時代要求（戰時及準戰時，當時的國際形勢要求蘇聯必須在短時期內盡快強大起來）。60—70 年代是其停滯、擴張時期；80年代斯大林體製之所以由盛變衰，這正由於時代發展了，條件改變了，但幾代領導人沒有危機感，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難免被時代拋棄。其實到60年代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發展為主旋律的新時代，東歐一些國家開始改革。但蘇聯高層領導中的多數人仍堅持冷戰思維，並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尤其是到80年代，人類已進入了高科技信息化時代，蘇聯仍堅持老體製不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他把虛弱的老體製推向最高峰，隨之使社會發展跌入最低穀。這就是說，斯大林體製到80年代，再也沒有什麽活力可言了，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走下坡路。我們中國領導人從中汲取了教訓，提出了“與時俱進”的口號，鄧小平同誌從1979年就開始了轉軌過程，比戈爾巴喬夫改革早了10年。而蘇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難免出問題。
斯大林體製的落後性首先表現為理論上的滯後。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民族的振興，經濟發展是動力，社會科學是方向盤，成熟的政治家是掌舵人。70 多年來蘇聯思想理論僵化主要表現為：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過渡理論（赫魯曉夫講的1980年時建成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講的發達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退到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固守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論（輸出世界革命；對於第三世界的經援、軍援；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使斯大林體製固定化、法律化、樣板化的模式論（誰反對斯大林體製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敵人，誰想改革斯大林體製就收拾誰，包括鐵托、捷克斯洛伐克等）；堅持世界資本主義不斷陷入危機的總危機論（如何判斷時代關係到確定當前任務的問題：是千方百計發展經濟，還是不斷準備戰爭、進行世界革命；把發達西方視為敵人，不與其進行國際貿易，如何利用國際市場及國際資金）。可見曆屆蘇共領導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理論脫離實踐、理論滯後、思想僵化、急躁冒進的問題。其根源就是俄羅斯人的理想主義：隻唱高調，愛提口號；而且每任領導都有一套。作為掌舵人不重視社會問題的調研，看問題沒有前瞻性，理論沒有針對性，甚至固守馬克思和列寧的個別原則，將其簡單化、教條化，使馬列主義喪失了應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從而造成長期以來指導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失誤，這點當然應該被看成是蘇聯解體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行成於思毀於隨”。
長期以來蘇聯理論界受權力製約（不能突破領導人的意誌，隻能解釋領袖思想和口號），教條主義束縛，還有極“左”思潮的幹擾，其理論要麽有嚴重局限，要麽嚴重脫離實際，要麽是掛在領導的嘴上，要麽懸在群眾的耳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政治大而空，理論虛而玄。中間經過幾代人的磨損，馬列主義的精髓被抽光了，馬列主義完整體係被肢解了，馬列主義理論隊伍變形變味了。在權力支配社會的農民國家裏還會經常出現一些的所謂“風派”理論家，他們一會兒說計劃經濟是萬能鑰匙，一會兒又說市場經濟是靈丹妙藥；一會兒拚命為斯大林模式唱讚歌，一會兒又把它說得一無是處。而且當初吹捧最美的，又是後來否定最狠的。他們的惡劣表現使理論失去了權威，也使人們對理論產生了厭倦感。當社會出現信仰危機的時候，人們會突然發現過去每一步都是絕對正確的東西，此時串在一起立馬就變成了一堆絕對錯誤的組合。這就為自我搞亂政局打開了突破口。在蘇聯解體過程中，上層先亂在政治混亂和理論貧乏上，下層則亂在生活質量和精神病態上。這一上一下，上下呼應的內力與外力的組合，就形成一種清醒人無法左右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潮流。領導人失策，社會失控，思想混亂，這樣蘇聯在沒有任何外力條件下自我解體也就不難理解了。
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就是最好的例證，失敗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到1989年之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去了正確理論的指導。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群體集中了領導人才的負麵因素，麵對國內外的重大難題他們無能為力，他們隻能應付表麵事變，無法統籌全局及決策核心，左右反彈，在分化政治中瓦解了經濟。在該抓經濟時一味抓政治，到該抓政治時又放棄了政治原則，結果落了個兩手空空，最後導致了自我斷送的後果。戈爾巴喬夫的理論顧問雅科夫列夫甚至說：“共產主義是一種新的宗教，是一種具體的意識形態，在其基本內容中假設和信仰起主導作用。假設過去，假設未來，並相信這些東西都是千真萬確的。”作為黨的高級領導人的這種認識豈不是對社會造成極大的負麵影響。失去正確理論的指導，社會發展失去了方向，最後導致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造成整個社會意識的混亂，使國家處於失控狀態之中。其實馬列主義至今仍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最有創意的尖端成果。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報告講，列寧著作在全球401 種語言譯本中譯文種類量占第一位；占第二位的是聖經，共有286 種譯文；占第三位的是馬克思的著作，有196 種譯文。這個統計證明了馬列著作在當代世界上的地位與影響。在西方現在仍有一批學者在研究馬列主義。
再次斯大林體製的落後性的表現在經濟轉軌上。蘇聯經濟始終存在著是以民用為主，還是以軍品為主；是堅持對外開放，還是自我封閉的問題。70年來它始終是以軍工為主（蘇官方公布軍工產值占國民總值的8%，而學者及國外估計為25%），始終沒轉向以新興科技產業為主；而且是自我封閉，不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他們遠離國際市場，無法利用國際分工和國際經驗。蘇聯經濟始終是一種半產品、半自然經濟。因此他們的產品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企業也就沒效益。70年來蘇聯外貿一直落後，1987年蘇聯外貿隻占全球總額的4%。這與它的第二大國地位極不相稱。而且蘇聯出口多年來都是以石油、天然氣及礦石為主（原材料約占60%，機械產品隻占15%，化工產品僅有3%，消費品更少，約占2暢6%）。多少年來蘇聯與國際科技界、國際金融界之間幾乎沒有溝通與交流。相比之下，中國近25年來外貿發展迅速，中國的改革開放國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03年年底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高達8400 億美元（2004 年已突破1萬億美元）。自60 年代後，世界已轉入以和平為主旋律的新時代，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抓緊機遇，發展自己，亞洲四小龍騰飛即在此時。到80 年代世界已進入高科技信息時代。但是蘇聯仍堅持以軍備競賽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甚至耗巨資陷入星球大戰漩渦之中，不能自拔，致使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經濟沒有競爭力，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改革開放後，人民發現與發達國家的真正差距，再也無法相信老體製的威力和它的所謂優越性了。
有人批評蘇聯經濟實質上是一種有軍事內涵的經濟，此說不無道理。枟參考消息枠1999 年9 月22 日有篇報道說，俄軍工企業有九大部委領導，還有50 多個發展辦公室，150 個大型軍工企業聯合體。俄羅斯將近50%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研製新武器。軍工企業中的熟練工人總數達1100萬，連帶家屬能占全國總人口的1/3.據俄學者阿爾巴托夫在枟蘇聯政治內幕枠一書中講，60 年代美國軍費世界第一，從1972 年起蘇聯軍費世界首位。從1965—1979年這14 年內蘇聯軍費開支增長了3 倍，年均增長8%。勃列日涅夫把出口石油掙的錢大把大把地花在軍事上了。僅1979年軍費就占到當年財政支出的1/3，比美國軍費高30%。據查60 年代蘇聯平均一年軍費開支達1570 億美元，到80年代年均2330億美元，占到國家支出的15%，是美國年均軍費支出的2 倍。1988 年美國的國民總收入為4暢9 萬億美元，蘇聯的國民總收入約合2暢5 萬億美元。蘇聯國民總收入是美國的一半，軍費開支卻是人家的兩倍，長期如此，再強大的經濟實體也會被拖垮。
蘇美的核競賽也使蘇聯大傷元氣。從1945年7月1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試射成功後到1990 年間，全球共進行過2047次核試驗，其中美國1032次，蘇聯715 次，法國210 次，英國45次，中國45次。美國為搞核試驗共花費4 萬億美元，這些費用得幾代人去掙。蘇聯國力不如美國，再與美國搞核競賽，難免大傷元氣。蘇聯最後一位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在蘇共二十八大上發言說：“為與西方對抗，50 年來我們共花費了7000 億盧布（當時一盧布約合1暢5 美元），為跟中國對抗又花費了2000 億盧布，我們的國力嚴重損耗在這些對抗上了。”同樣，美國為冷戰付出的代價也不小：自1945年以來，美國為發展核武器50年消耗4萬億美元，50年美國軍費總支出也在15 萬億美元左右。冷戰使蘇美兩國兩敗俱傷。近50 年內蘇聯幾乎是傾全力發展軍事工業，但在軍事上與美國仍有很大差距：據美國軍方統計，在20項軍用高科技項目中，美國領先的有14 項，蘇聯領先6項。在幾十年的冷戰中，蘇聯總是以單向思維對美國的立體思維，以直線戰略對人家的間接路線，其國策方位始終是低層次的。美國好像是在用五六個頭腦在對付蘇聯一個僵化的頭腦。蘇聯領導人在重大問題決策時更多的是往後看，思維不朝前走，思維不往裏走，總在要害的外圍打圈圈，沒有戰略眼光，決策不是被動，就是有重大失誤。難怪與西方的間距越拉越大。
龐大的軍費開支及軍備競賽已經把蘇聯拖得很虛弱，它本身就好像是一個患了重病的巨人，但為了跟美國爭霸，它懷裏抱著東歐一些小兄弟，背上再背著亞非拉一些窮哥兒們，壓得它更加喘不過氣來。對東歐及亞非拉一些國家來說，政治上你蘇聯管了，軍事上你占了，經濟上你也得包下來。到1990 年12 月，第三世界共欠蘇聯外債850 億美元，基本無法償還。冷戰思維造成了蘇聯自身的戰略錯位，錯失了自身發展經濟的幾次機遇。美國對冷戰戰略的設計是以新技術革命為先導，在高、精、尖上支持軍事現代化的，並著手牽引民用企業，使兩者良性互動，互相激勵，從而形成對蘇聯真正有威脅的經濟實力，並借此迫使對手在單一的軍備競賽中喪失經濟實力，促使其垮台。而蘇聯沒有及時與60年代國際新技術革命接軌，致使其軍工企業和民用工業在高耗低效的怪圈裏打轉轉，難怪其經濟實力每況愈下。
二戰後的幾十年內蘇聯幾屆領導人不惜一切代價來維係社會主義陣營，以便跟西方集團對抗。僅在經濟援助一項上蘇聯損失就很大（美國講究經濟投資，投資是要講究回報的。而蘇聯提倡的是無私援助，援助多為無償的了；給這些國家的貸款是無息或低息的）。據查到1990 年初，古巴欠蘇聯的外債達155億美元，越南欠100億美元，蒙古欠蘇聯的外債95 億美元。那些年蒙古年均國民總收入還不足10億美元，明眼人一看它就沒有償還能力，給它貸款肯定難還。多少年蒙古沒有石油化工企業，它的石化產品全由蘇聯承包了，蒙古人用畜產品來償還，石化產品與畜牧產品的價格比又使得兩國關係十分緊張。一些人把蒙古叫做蘇聯的奶牛。可見不按市場規律辦事，國與國關係也處理不好。一位蘇聯學者講，蘇聯在30年內始終以低於國際價30%的價格向東歐各國供應石油和天然氣，據他估算僅此項蘇聯至少損失了近千億美元的收入。而且東歐各國還不買蘇聯人的賬，批評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雙方關係緊張。這裏邊的教訓太多，許多問題讓人想不通。
斯大林體製落後性的第三個方麵即它的痼疾——經濟結構病：經濟發展的高速度、低效益，高能耗，高物耗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據蘇聯一位經濟學者講，同數量的原料蘇聯所生產的產品隻是美國的1/4，是日本的1/6.1965—1975 年這10 年內蘇聯農業投資是美國的4倍，農業勞動力比美國多7倍，而蘇聯的農業效益僅是美國的20%。蘇聯的科技投入與美國相當，但其成果僅有美國的10%。據俄文枟論據與事實枠1991年第26期上一篇文章講，1986 年蘇官方公布，蘇聯工業效率是美國的55%，農業效率是美國的20%。但實際上工業效率僅是人家的25%，農業更差，僅是美國的9%。蘇聯單位產品的原材料消耗是美國的1暢5倍，能源消耗也是美國的1暢5 倍。金屬加工率蘇聯是40%，而西方發達國家能達80%~90%（其實中國至今仍存在這個問題：2004年8月31日枟參考消息枠講：中國單位產值石油消耗十倍於歐美。2004年英國創造1000 美元利潤僅耗油0暢4桶，日本0暢42 桶，德法0暢47 桶，美國0暢59 桶，而中國高達40桶！）。蘇聯70—80 年代年均報廢的大型設備重達2500 萬噸。許多設備放在那兒，任憑風吹雨打，沒人心疼。在進入信息科技時代之後，西方發達國家在生產中廣泛采用電子信息技術，大大降低了工業生產中的能源與物質消耗。如1977—1988年，每單位國民總收入的能源消耗，美國下降2暢4 倍，日本下降2暢6倍。日本1978—1988年間，國民總收入增長26暢5%，而能源進口卻減少了30暢6%。但是在蘇聯，1976—1988年間，其鋼鐵、煤炭、水泥、機床產量占世界第一，而電子工業、信息技術卻十分落後。傳統產業部門得不到高科技的支持，造成能源消耗高，資源浪費嚴重。到1990年時，蘇聯自己也承認：蘇聯的國民經濟的結構是典型的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1990 年時戈爾巴喬夫也說：“西方國家已進入高科技時代，而我們仍然停留在過去的技術時代。”1991年據日本一家雜誌講，蘇聯計算機技術比西方落後10年，蘇聯大型計算機僅是美國1/10，蘇聯個人擁有的電腦隻是美國的1‰。
蘇聯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早在30 年代就暴露出來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經曆了三個階段：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有人認為蘇聯經濟結構比西方落後30—50年。到了80年代，蘇聯的生產資料生產占總產值的75%，日常生活用品隻占總產值的10%，第三產業基本上不掙錢，多為虧損。因為在蘇聯好長一段時期服務業、運輸業、旅遊業等都由國家補貼，不講利潤，人們還長期把這些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致使蘇聯的第三產業長期萎縮，沒有發展。蘇聯農業和輕工業長期落後是眾所周知的。1990 年7 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講：蘇聯每年用於日用消費品生產的資金僅占工業投資總額的1/7.1200 多種消費品中有1000 多種長期短缺。有資料講，蘇聯時期70%的科研經費、60%的大型企業都用在軍工產品上了。在蘇聯解體後70%的軍工企業被迫停產，大量設備閑置，大量人員下崗，大批人才外流，損失慘重，教訓深刻。
與俄羅斯艱難改革相比，中國也存在著失業率高、就業壓力大、高耗低效等問題。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3 年中國的失業人員、下崗人員的總數達1400 萬；2004 年又要再新增1000萬個崗位，政府壓力很大。而且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靠能源與資源的高消耗來實現的。2003 年中國消耗了世界水泥總產量的40%還要多，還消費了世界鋼鐵總量的1/4.中國發電裝機容量已超過日本，但我們現在還到處拉閘限電。中國每單位的能源消耗比日本要高11 倍，比國際平均水平要高4倍。可見中國高耗低效的問題也十分突出。此外，中國經濟也患有結構病：2003年中國第一產業（指農林牧副漁）占總產值的14暢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1 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工礦建築等）占52暢9%；第三產業占32暢3%，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2 個百分點。目前中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口總數的28暢6%。但發達國家這個比例高達70%。中國就業壓力大，第三產業不發達是個重要原因。在這些方麵中俄存在的問題驚人的相似。
斯大林體製落後性的第四個方麵表現在那毫無效率可言的官僚政治體製及幹部隊伍的培養上。麵對信息社會的強勁挑戰，根本對策就在於高素質的決策人物及科學民主的決策機製。按照國際慣例，蘇聯70 年領導人才的培養經曆了四個階段：（一）革命經曆和革命素質；（二）普通大學教育，即我們講的必須有大專文憑；（三）一般的經濟和社會管理人才；（四）國家級的決策人才，即我們強調的“一把手”的人才素質和決策水平。從1917年算起，到40年代後期，蘇聯已基本完成了幹部從革命素質向大專教育素質的轉變，大約用了30 年時間。從50 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蘇聯又用了30年時間完成了幹部從一般大學教育向一般管理素質的轉變。但是蘇聯還沒完成從一般的經濟和社會管理人才向國家級的決策人才的轉變就解體了。從整體上看，蘇聯幹部隊伍的專業素質有所提高，但政治素質卻在下降。特別是缺乏有洞察力及把握全局的各級領導層上的決策人物，缺乏國家級的具有戰略決策能力的領袖群體。尤其嚴重的是基層幹部素質差，而且是越往下走，素質越低，越是落後的地區幹部隊伍的素質越有待提高。其實基層幹部隊伍才是決定性的。基層幹部隊伍不行，上情無法下達，而且越往下走政策越變形。這種狀況一是因為蘇聯幾十年始終沒有解決好幹部隊伍的挑選、任命、罷免和監督問題，二就是蘇聯政治體製的弊病所致。
斯大林體製的弊病在政治上表現為，以黨治國，以人治黨，黨政不分，個人專權。這種體製前後沿用數十年，不但沒有改，反而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還有所加強。70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個官僚階層，他們權力巨大，又不受任何監督；他們隻對上級負責（怕丟官），不對人民負責（事難辦）；他們中許多人以權謀私，蛻化變質；他們是官僚體製的受益者，堅持反對改革。他們時而極“左”，忽而極右，拿不出治國安邦的方案與行動。這些人是蘇聯解體的直接責任者，也是維護老體製及反對改革的主要社會力量。蘇聯逐漸形成的權貴階層，遠離實際，遠離人群，過著富裕發達的生活。老百姓對社會發展的方向越來越懷疑，僵化的體製又使人不能盡其能，物不能盡其用。多數普通勞動者無法成為社會生活的積極參與者。老百姓始終處於一種被動地位。普通人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中。個別基層領導手中權力太大，在決策與用人時常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與個人的局限。
這其中的要害問題：到底誰是社會的主人？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多少權力？掌權的權貴階層到底在為誰幹事？這些人手中的權力到底是誰給的？蘇共及蘇聯領導人幾十年都沒有找到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最後隻能落了個亡黨亡國的悲慘結果。蘇聯解體前有一個民意測驗機構曾做過一次調查：隻有4%的被調查者認為蘇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7%的人認為蘇共是代表勞動者的利益，其他89%的人認定蘇共代表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到了21世紀，俄羅斯麵臨人才的四大險情：傑出人才日趨貧乏，信念強度日趨疲軟，平庸因素無序擴張，科技人才流往西方。實際上這還是蘇聯體製弊病的延續。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主體是以企業為主，沒有那麽多的事業單位和行政幹部。企業是給國家上繳利稅的，從來不是國家的負擔，而事業單位是靠國家財政養活的。從沙俄時代起，俄國的官僚機構就很厐大。在蘇聯剛成立不久的1921 年列寧就批評：“我們的官僚機構與我們的經濟工作格格不入。”由於各種原因，在蘇聯一流人才很難進入決策高層，許多人才在單位是受排擠的，許多人是靠關係爬上去的。一些領導喜用奴才，不用人才。因此蘇聯70年來始終沒有解決好科學民主的決策機製問題。許多單位的“一把手”缺乏獨立思考和首創能力，也沒有民主觀念，個人決定一切。個人決定一切必然造成“自然淘汰延緩”、“政治近親繁殖”等弊病，隨之而來的是官場的等級觀念森嚴，裙帶關係盛行，官僚主義盛行，頌揚之風惡劣，以權謀私劇增。幹部隊伍講究論資排輩，幹部老化，理論僵化，思想蛻化。斯大林（1879—1953）擔任黨的總書記時年僅44 歲（1923 年），斯大林執政30年，他的最高領導層平均為42歲，是當時世界上最年輕的領袖群體。到赫魯曉夫執政時期（1953—1964）高層領導平均年齡已高達60 歲。到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1964—1982）領導高層平均年齡已達70 歲。如此嚴重的自然淘汰延緩，致使二三代領袖級的人才失去了時代性的發展機遇，也積澱了二三代人的困惑和迷茫。
應該看到，蘇聯維護官僚舊體製的勢力相當強大。他們既不會建設社會主義，也不會搞資本主義，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權逐利上了，對民族和國家大業上來說他們是些多餘的人。他們所熱衷的是隨心所欲地濫用權力，轟轟烈烈地揮霍國家資財，貪婪地追求個人私利和享受，最後一部分人墮落成腐敗分子或投機分子。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漠視勞動群眾的利益和弱勢群體的要求。鑒於蘇聯解體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把反腐倡廉看成是執政黨建設的生命線，這是曆史的必然，也是社會主義執政黨的起碼要求。蘇聯共產黨以其生命為代價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教訓，這也許就是蘇共及戈爾巴喬夫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最佳饋贈。
1987年5月，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阿爾巴金院士在訪華時曾在北京大學發表了一次演講，他把蘇聯的經濟體製稱為“阻礙機製”。他認為這種體製有四大阻礙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因素：（1）教條主義理論；（2）管理方式的粗放和低效；（3）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調；（4）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他還指出，全民所有製是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但是這種所有製隻把勞動者當成勞動力，始終沒有把他們變成社會的主人，財產的分配、資源的合理利用及企業的增值都與勞動者的利益沒有關係，他們隻拿自己的死工資，而且工資還不看業績。這種阻礙機製造成嚴重後果：經濟僵而死，沒有活力及競爭力；政治陳腐保守，領導無方，管理混亂。這種機製妨礙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及時解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隻是紙上談兵。長期如此勢必造成嚴重後果。阿爾巴金的這次演講兩年後就得到了驗證。
以上我們分析了蘇聯體製上的問題。現在看蘇聯的社會主義並不完美，蘇聯共產黨也不是一貫正確的黨。一些黨員長期沉浸在這種偉大、光榮、正確的泡沫之中，當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敢說自己的體製是沒有問題的。每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麵臨著一大堆難題。蘇聯的解體肯定與其體製弊病有關，但是有弊病不一定要以解散聯盟為代價。1991 年12 月的蘇聯解體一不符合世界潮流（東西德合並，南北朝鮮對話，地區合作化、全球一體化）；二不符合民意（1991 年3 月的全民公決時多數人讚成保持聯盟，反對解散聯盟）。蘇聯解體10 年後，到2001年12月8日俄羅斯有關部門進行過一次民意測驗，仍有72%的人為蘇聯的解體感到遺憾，隻有10%的人同意解體，還有13%的人對此漠不關心，無所謂。直到2004 年3 月普京連任總統時他仍表示蘇聯解體是場災難。現在看戈爾巴喬夫及其失敗的改革應該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認為，在蘇聯解體原因中偶然因素大於必然因素（1991年“八一九”事件打破了俄政局的平衡），經濟因素大於政治因素（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導致經濟崩潰及社會混亂），內部因素大於外部因素（蘇聯解體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情況下發生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從來都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存在。西方因素不可忽視，他們始終在使用各種手段企圖搞垮蘇聯，但幾十年都沒有達到目的。1917 年列寧率領20萬黨員打倒了腐朽的沙皇王朝及軟弱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1941 年斯大林率領蘇共200萬黨員打敗了窮凶極惡的德國法西斯，取得了重大勝利。到1991年時蘇共已有1800 萬黨員，而且國內還沒有正式注冊的反對黨，但他們卻自己解散了自己，自己打垮了自己，令人不可思議。這裏的關鍵是執政黨及其首腦把事情搞糟了。就在蘇聯解體的當天，美國國務卿貝克就講：“瓦解共產主義的成功應該歸功於一人——戈爾巴喬夫。如果沒有他，我們目前所應付的轉變就不會發生。”他點明了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與蘇聯解體之間的關係。
戈爾巴喬夫（ГОРБАЧЁВ）1931 年3 月2 日出生在俄南方一個邊疆地區——斯塔夫羅波爾邊區的一個村莊，父母都是農民。195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學法律係（時年19歲）。大學畢業後於1955年返回故鄉，24 歲起擔任一個縣的團委書記，幹了7年。1962年他又進修農業管理專業4年（時年31歲）。1966年35歲的戈爾巴喬夫幹了6 年該邊區區委書記。1971 年在蘇共二十四大上他當選蘇共中央委員。1978年他48歲時經安德羅波夫推薦擔任了蘇共中央書記，主管農業，在中央排名第20位。1980年他當上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年49 歲，是當時政治局裏最年輕的一位，他比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小22 歲，比另一位年輕委員還小9 歲。從1982—1985 年間蘇聯連續去世了三位“一把手”（勃列日涅夫76歲去世，安德羅波夫68 歲去世，契爾年科71 歲去世）。當54 歲的戈爾巴喬夫上台出任蘇聯“一把手”時，國內外一片叫好聲。他年輕有為，才思敏捷，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開始他確實有作為，後來是他的性格弱點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和他的改革大業，成為曆史的罪人。現在多數中國學者及大多數俄羅斯人都認為：戈爾巴喬夫應對蘇聯解體負主要責任。正是戈爾巴喬夫的軟弱無能及葉利欽的政治野心斷送了聯盟。這些在“八一九”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1991年“八一九”事件在蘇聯70年發展史上算得上是影響最大、涉及範圍很廣、觸及問題很多、對曆史發展影響最為深刻的事件了。而且這個事件應該被看成是蘇聯解體的起點，理應大書而特書。該事件使俄語中出現了一些新詞匯，如BОСЬМЕРКА（八八幫），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簡稱緊委會）ГЧП，俄羅斯升旗節（ДЕНЬРОССИЙСКОГОФЛАГА）。有人說這是一場“八月革命”（緊委會的提法），有人說它是“違反憲法的政變”（各地政府的提法）；有人說這是一場“斯大林式的反動極權政變”（立陶宛民主派的聲明）；還有人說“依事實根據還不能說是叛亂，它隻是一場輕歌劇式的政變的嚐試”（見蘇共綱領派的聲明）。葉利欽始終認為它是一場“右派政變”，戈爾巴喬夫則聲稱這是一起“叛國案件”，前議長盧基揚諾夫認為“這是一場虎頭蛇尾式的陰謀”。可見，對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定性當事人各執己見，議論者眾說紛紜。因為曆史的一瞬就如一顆飛行著的子彈，再也沒有比描寫飛行中的子彈更為困難的事情了。1994年2月，俄羅斯國家杜馬宣布大赦“八一九”事件的12位被捕者，戈爾巴喬夫指控的叛國罪名一風吹了，這又使“八一九”事件成了當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曆史是過濾器，時間在改變著曆史事件的特征及其定性，對於突發性的曆史事件尤為如此。
對“八一九”事件的評價分歧更大。有人認為它是曆史的進步，有人提出它是曆史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新俄羅斯人”戰勝“舊俄羅斯人”的戰鬥，有人指出它是一場“新生資產階級”戰勝“蘇維埃人”的鬥爭。事發一年後，一位作家在枟真理報枠上寫道：“民主派已經把勝利變成失敗。”看來人們對這個事件的評價說法不一，但是有一點是人們共識的：“八一九”事件的結束正是蘇聯大國解體的開始。一個大國解體所誘發出來的大範圍的震蕩往往是要持續一段時間的，這正像大地震之後餘震不止一樣。“八一九”事件中各種意見不斷發表，許多細節仍在披露之中。因此，我們不想在事件的定性與評價上做文章，作為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目擊者（1991年8 月作者正好在聖彼得堡留學），我們力求在反映該事件真實麵目上下些工夫。
曆史瞬間猶如一座急劇變化著的核反應堆，各種社會矛盾在這裏劇烈碰撞，各種政治力量在這裏激烈較量。突發事件最能驗證各種政治人物及政治力量的實力與真實麵目。在“八一九”事件前後幾天中（準確地講應該是從8月18日~8月26日整整一周內），在蘇聯政治大舞台上出現了三個中心、三種政治力量：克裏姆林宮（“八人幫”據點）、克裏米亞福羅斯總統別墅（戈爾巴喬夫住地）、俄羅斯議會大廈（又稱白宮，葉利欽住地）。經過幾天的較量，“八人幫”（實際上有12人）被捕了，戈爾巴喬夫被架空了，葉利欽成了捍衛民主與法製的民族英雄。曆史的瞬間最容易打破平衡，使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迅速發生巨變。葉利欽靠什麽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這場勝利又為什麽來得這麽容易？我們想圍繞這個主題做些介紹和分析。
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葉利欽的對手太軟弱。事件的炮製者們目標不明確，手段不合法，鬥爭不得力，從頭到尾都給人以受人操縱的感覺。有的人說“八人幫”是“祖國的救星”，有人說他們是“被出賣的受害者”，有人說他們是些“沒有罪的罪人”。蘇共書記伊瓦什科指責這些人是“盲動分子”，戈爾巴喬夫也指責他們“有政治盲動性及缺乏責任感”。在鎮壓叛亂中立了功的科別茨將軍說：“政變是由一些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發動的。”事實上這些人在8月19日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前後共發表了三個通告，8 月20 日基本上沒有大的舉動，8 月21日已接近尾聲。他們確實是些沒有作為的政變者。
說他們企圖通過陰謀手段奪權那就太冤枉他們了。因為他們本身就大權在握，幾乎所有國家機器的要害部門都由他們掌握著。而且，他們都是在近幾年中由總統戈爾巴喬夫親自挑選的親密戰友，總統多次表示這些人是“可以信賴的”。說他們太軟弱也有點讓人費解，因為他們確實手握生殺大權，用索布恰克的話講，8月19日他們要是逮捕葉利欽，一個排的兵力就夠了。在某種程度上說葉利欽是單槍匹馬地在對付整個國家機器。再沒有比國家機器更強大的政治力量了。“八人幫”手裏掌握著輿論工具與軍隊。但是他們很快就失去了優勢，成為失敗者。現在看，“八一九”事件是一場在不適當的時機（聯盟條約簽訂前夕），以不適當的手段（早已被人們所唾棄的政變形式），由一些不適當人選（政治上不成熟，跟不上曆史發展步伐）發動的不得人心、不合潮流的行動。
讓我們來看看“八人幫”的政治背景及在事件中的表現。任何重大曆史事件都是人的活動，那些關鍵人物的活動就是了解事件真相的基礎。53歲的亞納耶夫是1990 年底由戈巴喬夫提名出任副總統的。他畢業於工學院，後又上法學院函授班，獲史學副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的題目是枟托洛茨基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枠。此後他長期從事共青團的工作，曾出任團中央書記。1990年2月進入蘇共中央辦公廳工作，出任蘇共中央書記。他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發動者。他主持了8 月19 日清早6 時的電視直播，還主持了下午4時50分在蘇外交部新聞大廳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外電評論他“主持人看來很健康，但鼻子尖上不斷冒汗，講話時手有些發抖”。
弗· 帕夫洛夫總理生於1937 年9 月26 日，畢業於莫斯科財經學院。1962年入黨，1989 年出任蘇財政部部長，1991 年出任政府總理。他認為蘇聯改革是“政治壓製經濟”。他上台搞了一件令俄羅斯人難以忘懷的大事：他宣布三天內廢除50盧布與100盧布麵值的鈔票，企圖用這種笨拙的辦法來遏製通貨膨脹。外電評論他的此舉將蘇聯推向了崩潰的邊緣。8 月19 日下午6時到9時，他主持召開了內閣會議，十幾位部長都表示支持緊委會文件，隻有兩名部長在打瞌睡——“政治瞌睡”。會後帕夫洛夫就住進醫院，直至被捕。8 月21 日晚，第一副總理謝爾巴科夫對記者講：“帕夫洛夫身體確實欠佳”，並證實總理對事件的準備工作一無所知。8月22日，帕夫洛夫在逮捕證上簽字後被送往監獄的路上對人講：他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1994年2月出獄後他講：“政府不要我了，我現在可以問心無愧地幹自己的事情了。”
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是“八一九”事件的一個主要人物。1923年他出生於鄂姆斯克州。軍事院校畢業後就進入軍界，從連長一直幹到遠東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後取代索科洛夫出任國防部部長。1990年10月他在三軍首長會議上對國內局勢表示極大的擔憂，並提出軍隊要隨時準備開往祖國需要的地方。在對待民主派的態度上他曾講過：“我從不懂什麽叫民主派，什麽叫保守派。是不是那些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主張國家統一的就是保守派，而那些分裂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就是民主派？”1990年11月12 日他去會見戈爾巴喬夫並提出：“到該收拾民族分裂主義者的時候了。”在1991 年6 月蘇聯軍事委員會全會上他又是3名堅決要求實施緊急狀態的人物之一，當時戈爾巴喬夫沒有采納。8 月19 日清晨4 時30 分，亞佐夫簽發了致各副部長、各兵種司令長官編號為8825 的密碼電報，要求所有部隊進入戰備狀態。在8月19日早6時的電視直播中，亞佐夫發表10分鍾講話，他號召部隊為維護好社會秩序及軍事設施做出努力，隻字未提鎮壓措施。到8 月20 日下午2 時，由蘇軍總司令部長官姆· 莫伊謝耶夫簽發的密碼電報發送各地駐軍，要求各部隊要服從緊委會簽發的命令。8 月21 日上午10時，亞佐夫簽發命令要求所有部隊從莫斯科撤離，返回原駐地。8月22日上午6時，當他與克留奇科夫一同去會見戈爾巴喬夫未果在返回首都機場時即被捕。被捕後他拒不認錯。1994 年2月被釋放。1994年8月在其故鄉參加鄂姆斯克建市400周年的大會上講話時他仍認為：“我們隻是想捍衛蘇聯，使之免於解體。”“我們沒有成功，是因為我們太軟，沒有采取強硬手段。”
內務部長普戈是事件中的悲劇人物，1937 年出生於加裏寧市，1961—1967年在裏加做黨團工作。1976 年進入國家安全部，1980年出任拉脫維亞克格勃主席。1984年擔任拉脫維亞黨的第一書記。1988年起出任蘇共中央監委書記，後接替巴卡金擔任蘇內務部部長。上任後他將警察部隊與內務部隊合二而一。1991年6月，即在俄總統選舉期間，他與亞佐夫、克留奇科夫一起堅持要實施緊急狀態。在阿塞拜疆的民族衝突中他主張采取強硬措施。一些記者評論他膽小怕事。事敗後，即在8 月22日上午10時，當格· 亞夫林斯基率隊去抓他時，他與妻子在臥室中已自殺了。此後，在蘇高級黨政軍人員中接連出現了幾起自殺事件：8月24 日中午，戈爾巴喬夫的軍事顧問阿赫羅梅耶夫元帥上吊自殺，他從1991年年初起就曾激烈地批評過葉利欽，死後他還被人挖墳拋屍。8 月26 日清晨5 時，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克魯奇納從自己住所的陽台上跳樓自殺，據說他掌管著蘇共120億美金的財產。還有塔斯社的“二把手”德· 利索沃利克開槍自殺。這些自殺事件給人們留下了許多不解之謎。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亞佐夫的支持者。他生於1924年，接受過高等司法教育。1944年入黨。後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二戰中他是伏爾加格勒一個軍工廠工人，戰後出任該市團委書記。1946—1951年間他在地方檢察院工作，並負責籌建過勞改集中營，是斯大林後期肅反運動中的一員幹將。1955—1959年出任蘇駐匈牙利大使館秘書，並與安德羅波夫共事多年。1959年回國後進入蘇共中央機關工作。1967 年轉入國家安全部工作。1988 年戈爾巴喬夫提名讓克留奇科夫出任克格勃頭目。在蘇聯第四屆人代會上，他堅決要求與瓦解聯盟的勢力作鬥爭。1991 年8 月17 日，他主持了在克格勃“阿勃茨”機構中召開的由帕夫洛夫、葉戈羅夫、瓦連尼科夫等人參加的碰頭會。討論國內局勢，並尋找出路，有人稱這次碰頭會就是“八一九”事件的預備會。但瓦連尼科夫後來撰文提到“這次會見沒有任何人說過關於奪取權力的話”，“也沒有任何人談到什麽‘舉事日期’”。在1991年8 月18 日的軍事會議上，他堅決要求實施緊急狀態。8月22日上午10 時返回首都即被捕。他被捕時很冷靜，對逮他的人講：“對我及其他成員的審判不會給俄羅斯帶什麽榮耀。”
蘇聯國家企業家協會主席阿· 基裏亞科夫生於1926年，參加過二戰，榮獲過軍功章，戰後進入烏拉爾工學院學習，獲經濟學副博士學位。1956 年出任某軍工企業總工程師。1980 年擔任蘇聯工業科技協會副主席。從他的經曆可看出，他一直從事企業管理工作，在軍工企業界有一定影響。在1990 年12 月7日召開的全蘇軍工企業經理會議上，由他起草的報告中提出，堅決禁止罷工，堅決停止在基礎工業部門中所進行的改革。戈爾巴喬夫曾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你想嚇唬我嗎？辦不到！”有人講這次分歧就是他參加政變的一個原因。有人稱讚他是“少有的老布爾什維克”。有人講他是被拉進“八人幫”的，因為他有一定的影響及代表性。在“八一九”事件中，他是枟蘇聯領導人致人民的公開信枠的作者之一。
奧· 巴克蘭諾夫是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1932 年出生於哈爾科夫，1958年畢業於動力學院，獲工程技術副博士，擔任某軍工企業總工程師。1976 年出任蘇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86年被選為蘇共中央委員。1988年2月至1991年4月擔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軍工生產。由於工作出色，他六次榮獲勳章與獎章，並獲得一次過列寧獎金。1991 年討論聯盟條約草案時他發言說：“保持蘇聯的統一體製，保持主權發展的蘇聯大國地位是所有加入聯盟的人民的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他的講話受到納紮爾巴耶夫的反對。1991 年5 月巴克蘭諾夫就提出國內形勢要求把政權交給軍隊，但軍隊要爭取盡快將這個管理權移交給合適的政治家。1991年8 月19 日他在緊委會所有文件上都簽了字。到8月22 日中午11 時，俄檢察長宣布巴克蘭諾夫已被軟禁，但他還可以自由活動。因為他是全蘇人大代表，隻有在最高蘇維埃解除他的人大代表資格之後才能逮捕他。
斯塔羅布采夫是“八人幫”中政治最保守的一位。他是全蘇農民協會主席，1931年出生，農學院畢業，長期擔任一個集體農莊主席。他是最早著手進行農業體製改革的專家之一，60 年代他搞多種經營，成績突出。1976年他榮獲“勞動英雄”稱號及獎金，1979年又獲國家獎金。他領導的農莊成了全蘇的樣板。1986年他積極鼓吹農業改革，報刊上經常有他的文章，他猛烈抨擊農業管理上的官僚主義。但當農業體製改革深入到要解散農莊時他好像變了一個人，對個體農業堅決反對。1990 年他堅決反對過頭的改革措施。他積極參與了“八一九”事件。8 月19日上午6時，他出席電視直播並講了話，要求照顧農民利益。8月22日中午俄檢察長宣布逮捕他，但他不在市內。據瓦連尼科夫講，農協主席是被人用欺騙手段逮捕的，因為他也是全蘇人大代表，享有豁免權。1992 年6 月5 日他被釋放，並恢複了他的農協主席的職務。
除了“八人幫”之外，還有兩個人對事件進程影響很大，這就是議長盧基揚諾夫及國防部副部長、陸軍司令瓦連尼科夫大將。61歲的盧基揚諾夫是位法學博士，高級法學家。1953年入黨，1986年為蘇共中央委員，1988年升為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1990年3月由戈爾巴喬夫提名出任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8月19日清晨6時，當“八人幫”占領了電視台後首先宣讀的就是盧基揚諾夫關於國內局勢的聲明，他批評即將簽署的聯盟條約不好，這就等於承認一些共和國獨立的合法。8 月19日中午他主持最高蘇維埃會議，要求每個部門都要對局勢表態，支持實施緊急狀態。8月20日中午11 時，魯茨科伊等人去會見盧基揚諾夫，向他遞交了葉利欽的信件，信中要求他為維護秩序做出努力。盧講：事態發展有些突然，根本沒有任何預感。8月21日淩晨1時40 分，白宮外邊形勢十分危急，有人打電話要求議長出麵調解。盧講：“我無能為力。因為葉利欽本人隻想激化矛盾。”盧還要求首先解除人民武裝，並調查這些武器是從哪兒搞來的。到8 月21 日下午7 時，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表聲明，認為建立緊委會是違反憲法的。下午7 時30分，盧基揚諾夫、亞佐夫等人去會見戈爾巴喬夫遭到拒絕。他與戈爾巴喬夫40年的同學情誼結束了。盡管盧基揚諾夫不是緊委會成員，他也未出席新聞招待會，但白宮決策者們認為他是“八人幫”的軍師，是政變的主要策劃者。在8 月22 日俄議會會議上，俄總理西拉耶夫講：“盧基揚諾夫是政變中的主要思想家，我們不能信任他。”8月29日他被捕入獄。他是8 月事件最後一位被捕者。被捕後他從沒認錯。就在被審訊期間他作為俄共推舉的候選人當選為國家杜馬代表。1994 年初，葉利欽還寫信給盧基揚諾夫，表示願意合作，並建議盧基揚諾夫“分擔起俄羅斯命運的責任”。
蘇陸軍司令瓦連尼科夫大將是衛國戰爭中的英雄。他最早介入“八一九”事件，也是該案件中最後一位被釋放者。8 月18日下午4時50分，總統辦公室主任博爾金、蘇共中央書記舍寧、巴克蘭諾夫及瓦連尼科夫4 人來到克裏米亞總統別墅，向戈爾巴喬夫匯報準備實施緊急狀態的意見。應該說這是事件的正式開始。戈氏批評“在會見中，瓦連尼科夫最為粗魯”。8月20日他從基輔返回莫斯科，參加了總參謀部會議。事後他講：“這次會議沒有製定進攻白宮的計劃，因為任何人都不準備攻占它。”8月22日他被捕入獄。“我被捕的原因實際上是在國家瓦解的情況下無動於衷的言論與態度。”在獄中他閱讀了戈爾巴喬夫寫的枟八月政變枠一書，並做了詳細批注。1994 年2 月，俄國家杜馬宣布中止對“八一九”事件的審訊，所有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惟獨瓦連尼科夫不出獄。他拒絕大赦，堅決要求法官繼續審理此案，以證明自己無罪。1994 年6—7 月間法庭對其進行最後審理。在法庭上瓦連尼科夫大將慷慨陳詞，揭露事件真相，痛斥戈爾巴喬夫消極無為及投機誤國的卑鄙行徑，引起了一陣轟動。法庭最後判定他無罪釋放。
戈爾巴喬夫是“八一九”事件的主要英雄，也是頭號犧牲者。他既想站在“八人幫”一邊，又想站到葉利欽一邊。他的悲劇根源就在於他左右搖擺，看風使舵，政治上不堅定，處事沒主見。而不堅定和沒主見又是政治家的大忌。到8 月19 日下午3時，莫斯科有消息講，戈爾巴喬夫已被解職，並遭囚禁。還有人傳言戈爾巴喬夫已經死了。實際上到1990年年底，他的威信及影響已降到最低點。到8月19日晚上9時，首都仍沒有關於總統的確切消息。8月20日下午1時，首都才有消息證實總統還活著，並由克格勃少將卡爾普欣率領的阿爾法突擊隊保衛者。下午4時，白宮發言人講戈爾喬夫身體很健康。8 月21日下午7時30分到9 時，戈爾巴喬夫拒絕會見亞佐夫等人，而與後到的魯茨科伊、西拉耶夫等人會談數小時，並且熱烈擁抱。8月22日早6時戈氏返回莫斯科。事後戈氏曾再三向世人控訴他如何被人囚禁，但幾乎所有材料都證實他沒有被限製自由。一個記者講，當時“聯係沒有中斷，別墅沒被包圍，總統沒被軟禁”。8月19日這一天，出入別墅的汽車就有117 輛。事後，別墅衛隊隊長在電視直播中也證實：“沒有發生任何軟禁的事。”
戈爾巴喬夫在“八一九”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這是該事件的重要疑點。許多材料直接指責他“對緊委會的起事不僅事先知情，而且或明或暗還有讚許與支持之意”。④ 克留奇科夫在審訊中也證實，在8月18日下午5時，他與戈氏交談，戈氏對他們要搞的緊急狀態一事表示：“你們可以試一試。”⑤從上述材料中人們也能看到“八人幫”的失敗與戈氏的態度有直接關係。這個問題有待以後再詳細探討，但戈氏在事件中的表現確實改變了蘇聯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對比。正是他幫助葉利欽完成了權力由聯盟中央向地方轉移的過程。在8 月22 日返回莫斯科的前夕，他簽署了逮捕令，將昔日的戰友送上審判台。他多次稱讚葉利欽在事件中的作用，確認了葉利欽在政變期間所簽發的所有文件（其中許多內容是涉及聯盟中央權力的）。他甚至無視憲法，與葉利欽達成在緊急狀態下互代職務的協議。叛亂失敗後第二天，葉利欽即宣布停止蘇共在俄羅斯領土上的活動，並將叛亂的根子追到蘇共身上。戈氏為了劃清界限，於8月24日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還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從而摧垮了聯盟中央政權根基。戈氏在叛亂後還按照葉利欽的意圖安排人事，一步一步地喪失了自己的陣地。可見，“八月事件”確實結束了克裏姆林宮與白宮之間的對立，結束了一個首都兩個總統的雙重政權體係的曆史。
“八月事件”中的真正指揮者就是葉利欽。他始終掌握著事態發展的主動權，白宮門前的幾天鬥爭使他成為萬人擁戴的英雄。他在這幾天中所取得的威望及影響遠遠超過了他在俄總統選舉中所取得的勝利與成功。有人講這幾天葉利欽的任務就是發文件和打電話，他擊敗“八人幫”靠的不是坦克，而是電話；靠的不是子彈，而是演講。這種說法也對。但依我看，葉利欽在關鍵時刻抓住了輿論，爭得了民心；他抓住了地方，架空了中央及看風使舵的總統；他抓住了軍隊，爭得了主動。曆史的瞬間十分寶貴，瞬間即逝。誰抓住寶貴的瞬間，誰就抓住了曆史發展的關鍵，誰就站到了曆史潮流的前沿。
輿論工具是政治事件中的最重要陣地。“八人幫”一開始抓的就是廣播、電視、報刊。8月19日淩晨1時，克留奇科夫派兩名克格勃高級特工人員到塔斯社去工作。淩晨6 時，緊委會派軍隊占領了全蘇中央電視台及中央廣播電台。全蘇隻開通一個頻道，隻播放緊委會的文件，其他節目全部停止。此後，緊委會又發了兩個通令，控製了報刊的出版與發行。8 月19 日清晨，葉利欽還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別墅中。事發後，俄議長哈斯布拉托夫、俄總理西拉耶夫、科別茨上將、索布恰克4 人去會見葉利欽，共同起草了枟告俄羅斯公民書枠，並以小報、傳單、快訊等形式廣為散發，有的還是手工抄寫的。“我們麵臨的是一場血腥的反動政變”，“我們號召舉行全民緊急大罷工”。中午12 時30分，葉利欽簽發命令：“緊委會的所有決議在俄羅斯領土上無效。”下午1時，葉利欽在沒有廣播的情況下站在白宮一輛坦克上發表演講，後來電視轉播了這一鏡頭，影響很大。下午5 時，在亞納耶夫主持的記者招待會結束之後，葉利欽簽發命令宣布“八人幫”違反憲法。這一提法已經將“八人幫”置於死地：他們是違法的，他們不再受法律的保護。人民起來保衛合法民選的總統及政權機關。這時的葉利欽已經變失敗為勝利，化被動為主動。到8月20日下午4時，被“八人幫”查封的新聞工具全部開通，報紙重新出版。下午7 時，全蘇新聞工作者協會發表聲明，對緊委會查封新聞單位表示強烈的抗議。到8 月21 日9時，葉利欽簽發了關於整頓輿論工具的第69 號令，解除了全蘇廣播電視部部長普· 克拉夫琴科的職務，任命俄羅斯聯邦出版局局長波爾托拉寧接替了他的職務。第69 號令還取消緊委會關於新聞部門的所有決議，並提出禁止宣傳緊委會的所有文件，並由俄羅斯政府負責監督播放中央電視節目。
葉利欽還用手中的電話，與世界各國首腦聯係。8 月20 日下午，他與英國首相梅傑通了話，下午3 時又與美國總統通了話，他們都表示不承認亞納耶夫政權，從而爭到了世界支持。葉利欽還利用電話控製局勢的發展。在白宮局勢十分緊張的時刻，葉利欽打電話給盧基揚諾夫，盧講：他對攻占白宮一事一無所知。8月20日下午6 時，他又打電話給亞納耶夫：“你幹嗎？想攻占白宮嗎？”“你想一想你的後果：你是想留在國內，還是想出國？”亞納耶夫在電話中回答說：“對此事我一概不知。如果是這樣的話，我馬上取消關於實施緊急狀態的命令。”這段對話很精彩，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到底誰在指揮誰！
地方行政當局對“八一九”事件反應最快的是列寧格勒、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他們明確表示支持葉利欽，反對緊委會。索布恰克是最早介入事件的地方長官。到8月20日，全蘇各地政府都表態，認為緊委會是非法的，各地都舉行罷工、遊行與集會。一些地方明確表示不執行緊委會的文件與決議，不實施緊急狀態。到8月21日中午，俄議會國際事務部主席盧金在記者招待會上講：“有70%的地方領導人表態支持葉利欽及俄合法政府。”到8月21日晚9時30分，葉利欽簽發俄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