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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產:在國勢衰退中力挽狂瀾

子產,春秋中後期著名政治家,名僑,字子產。鄭穆公之孫,又稱公孫僑,鄭簡公時為卿,不久在子皮的薦舉下執掌國政。鄭國在東周初年鄭莊公為君時,曾活躍於政治舞台數十年,其後由於地處晉楚兩霸之間,在兩霸的頻繁爭戰中受到削弱,無法自立,內政和外交麵臨著無法克服的困難。

子產自前543年至前522年執秉國政二十餘年,他發揮自己高度的政治才能,全力謀求內政和外交上的善策,使狹小的鄭國在列國保持了自身應有的政治地位,並為後世的施政創造了豐富的經驗。

在爭霸劇烈的大亂之世,鄭國畢竟國小力微,對列國政局影響不大,曆史小說的作者因而忽視了子產的政績,對其著墨甚少。

本部分依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至昭公二十年)提供的材料,對子產的政治活動作一簡要分析。

從農事中悟政事

子產從政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的政治行為都以其政治思想為依據,即用一定的思想去指導政治行為。當時有人問他如何從政,他回答說:政事和農事一樣,要經常用心思考,既想這一件事如何開始,也想這件事如何結束,按照預定步驟去切實實行,行動不要超過已經思考過的範圍,好比農夫耕作不要超越自己的田感歎說,“我聽說,君子能高瞻遠矚,從大處著眼,而小人目光短淺,隻知眼前”,他以此來讚揚和評價子產的施政。據說子產在執政期間“鮮有敗事”,政治失誤很少,就是因為他在行動前有慎重的考慮,他善於用自己得出的精深思想去指導政治活動。在與諸侯的外交方麵,子產的言辭也極其慎重。《論語·憲問篇》記載了孔子敘述子產準備外交辭令的過程,首先是裨諶起草,其次是世叔提意見,再次是子羽修飾,最後由子產潤色定調。子產從全局上把握政治活動,謹慎地從事內政和外交,這是他所以施政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堅持以法為綱不動搖

子產執政後,將製定的法律條文鑄於金鼎上,稱為“鑄刑書”,將法律公布於眾,讓人們互相監督施行,並加強自我約束。當時各國均有刑罰隨意的問題,弊端甚多,子產將法律公布於民,既避免了刑罰的隨意性,又是對民的教育手段,因而被後來的法家所承襲。當時的晉國大夫叔向寫信對子產說:“法律一經公布,人們知道了法律條文,就不懼怕君長了,決斷是非專憑刑書,君長還怎樣施政呢?”可見,子產鑄刑鼎的措施還有助於消除君長統治的神秘性,削減了執政者隨意刑罰的特權,是領導方式的一次大革新。

子產曾向他的接班人子大叔傳授施政經驗說:人心不可放縱,放縱了不可收拾,最終還是害了百姓。他舉例說:“火性猛烈,人見了畏而避之,所以很少有燒死的人。水性懦弱,人就喜歡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他由此得出結論說:以寬治民是很困難的。

據說子產死後,子大叔以寬治民,結果盜賊群起,子大叔很後悔,的法家思想的端倪。

子產的施政方針是經過深思熟慮製定的,又有深刻的政治思想作依據,因而他對這些政策法度充滿信心,執行中態度堅決,不為各層人的反對所動搖。叔向在攻擊他的鑄刑書時說:法令如果繁多,國家就接近滅亡了。恐怕等你執政結束時,鄭國就會完蛋!

子產回答說:我並不顧及子孫,隻要能救世也就達到了目的。子產曾改革軍賦製度,很多城裏人都罵他為“蠆尾”,蠆為蠍類毒蟲。

子產知道後表示說:“沒關係!隻要對國家有利,我死了也值得。我知道,行善政不要中途改變法度,堅持下去才能成功。”堅決表示不改變新製。子產對新製堅持推行,其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人們對新製由開始的反對轉變到逐漸理解。子產從政初年,鄭國人唱誦說:“藏起我的衣冠,圍起我的田園,誰能帶頭行動,我願隨他殺死子產。”三年後,政績斐然,人們又唱誦道:“子產為我教誨子弟,子產為我種植田地,子產萬一死了,誰能將他代替?”子產施政追求的是長遠的利益,故不為眼前利益的得失和相應的評價所動搖,能夠最終贏得人們的理解與支持。

擇才而用,滿足人的物欲

子產對用人有獨特的見解與做法。鄭國子皮準備提任尹何為采邑長官,尹何年齡輕,又沒有從政經驗,子產表示反對。子皮說:“這人老實,不會背叛,而且他在職位上還可以練習長進。”子產勸阻說:“你愛一個人,就給他授以政事,這就像一個人不會用刀子,你就讓他去切割東西,必然會傷害了他。你若有漂亮的布帛,不會讓人拿去練習裁剪技藝,大邑高官,比布帛值錢得多,你是擔心翻車受壓,哪有心思考慮擒獲呢?”他由此論證了“學而後入政”的思想。子產的上述說法忽視了從實幹中學習的可能性,並非完全正確,但他主張慎重用人,要用能者,反對向所愛者輕易授政,具有深刻的道理。子皮在他機智的說服下接受了他的意見,並承認了自己認識上的錯誤。

鄭國當時有許多人才,他們的才能各不相同:馮簡子能決斷大事;子大叔儀表堂堂又有文才;子羽對諸侯的事務及各國大夫的情況了如指掌,又善於辭令;裨諶善於籌謀,在郊野空曠的環境中謀而屢中,子產於是對他們擇長而用。每逢鄭國與諸侯交往時,他就向子羽了解對方的情況;接著與裨諶一起乘車到郊外,讓其籌謀劃策;然後將籌劃結果告訴馮簡子,讓其決斷;最後授命子大叔,讓其出麵應對賓客,辦理有關事宜。子產實際上是把這幾個人物聯係起來,組織成了一個外事活動團體,並使這個團體在最佳構成狀態中發揮作用。

子產在從政中堅持“無欲實難”的利益觀,注意給部下以適當的欲望滿足。他在執政之始,因為有許多工作需伯石去作,就給伯石送了一座城邑,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解釋說:“要想讓人沒有私欲是極難的;滿足了人們的欲望,才能借重他們做事,並有可能取得成功。”子產“無欲實難”的利益觀,隱含了對人性的某種理解,根據這種理解,他以物質利益獎勵部下,以求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這種物質獎勵的思想和方針為後來的法家所發揚光大。

子產以他的思想和才幹贏得了子皮的佩服,子皮遂讓子產代替自己執政,子產推辭說:“我國地土狹小,又鄰近大國,有權勢的大族很多,這是很難治理的。”子皮回答說:“我率領群臣聽命於你,誰敢不服從你呢?”子產執政後,特別強調鄭國典籍《鄭書》上的這樣一句話:“欲安國家,先結大族。”他將此語看成是鄭國政治產的這一方針促進了特殊情況下國家的穩定。

子皮看到子產慮事深遠,從政謹慎,就對他說:“過去我曾說過:‘你治理鄭國,我管理我家,我的家會確保無事。’現在看來這話非常不足,從今以後,我的家事也全聽你的安排。”子產回答說:“各人的考慮不同,就像各人的麵貌相異一樣,我怎麽敢斷言您的麵孔就同於我的麵孔呢?我不敢幹預你的家事,但我私下覺得有不對的地方,一定會告訴你的。”子產既表達了對子皮感情及個人特點的尊重,又顯示了他對子皮的忠誠,因而他的從政得到了子皮的全力支持。子產推行新製、堅持原則,曾傷害了一些人的利益。有一次,他製止了豐卷出外打獵,豐卷退朝後,準備攻打子產,子產準備逃奔,這時子皮出麵挽留保護了他,驅逐了豐卷,子產收回了豐卷的封地。三年後,子產將豐卷從晉國召回,又還給他土地及幾年中的土地收入。子產始終貫徹他的既定方針,積極團結同僚,這既是他穩定國家的措施,又是他鞏固自身地位的手段。

廣開言路,開個口子引水流

鄭國的鄉間學校,稱為鄉校,當地人形成一種習慣,經常聚集在鄉校中議論朝政,評價朝臣的施政得失,有人建議搗毀鄉校,以絕人謗,子產反問那人:“為什麽要毀掉呢?”他借此發了一段極為精彩的言論:“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則吾行之;其所惡者,則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他認為民眾的評價就像老師一樣,能指出執政者的正誤得失,這種監督作用對施政有極大的好處,執政者可以把它當作良藥來醫治自己施政中的毛病。

忠善來化解,絕不可企圖借助行政威力來禁防,因為思想問題用行政力量幹預是無法徹底解決的。子產進一步表示說:“消除怨謗就像治理江流一樣,堵塞水流通路必然造成大決口,最終傷人必多,沒法挽救;不如開個小口使水流通暢,這樣會防止大水泛濫。”子產把人們的怨謗情緒當作一種客觀存在來看待,認為必須為這種消極情緒提供一種宣泄通道,以維持人們的心理平衡,保證其行為上的安分;否則,若禁止消極情緒的宣泄,必然積小成大,這種情緒有可能發展為行為上的對抗,導致無法收拾的局麵。

子產的這種想法,包含了對某種心理活動規律的理解,表現了他豐富的政治經驗。

樸素的唯物觀:天人相分

春秋時期,天命神權觀念在思想界嚴重存在,人們慣於用自然現象神秘地比附社會人事,子產正式提出了天道與人道相分的觀點,把無神論思想推進了一大步。據說在一個五月的黃昏時分,火星出現,接著刮起了大風,宋、衛、陳、鄭幾國同日發生火災,於是裨灶建議拿出鄭國的寶物來祭神,以避免火災再次發生。他還警告說:“不用吾言,鄭又將火。”但子產拒絕祭神,於是和子大叔發生了一場爭論,子大叔說:“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回答他:“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他認為天道神意是渺茫難及的,人們無法知道,而社會人事卻迫在目前,與天道根本沒有什麽關係,他堅持不搞祭神,鄭國也未再發生火災。過了一年,鄭國發生了大水,傳言有兩條龍在城外水潭裏相鬥,於是又有人要求祭龍以消除災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他用天人相分的觀點反對祭龍的活動。晉平公生了重病,占卜的人說這是兩個神靈在作祟,適逢子產出使晉國,他對晉大臣說:占卜人所說的那兩個神靈按說是分管水旱疫災和雪霜風雨的,怎麽能管到人的身體呢?貴國君主的病,可能是由作息無度和過分縱欲引起的。他為此作了詳盡的分析論證,晉平公聽說後,非常佩服地說:“子產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君子。”子產機智地反駁了筮師之言,從生理規律上解釋病因,堅持了天人相分的思想。

子產將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在認識上區分了開來,引導人們重視和研究社會現象,為他的施政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然而,子產並沒有完全否認神靈的存在。他關於“天道遠,人道邇”的命題,僅僅認為天道神意渺遠難及,並未完全否認神靈。他在為晉平公分析病因時,承認了神靈對某些自然現象的主宰。可以說,子產提出天人相分的思想,要人們注重社會人事,實際上是為了避免人們惑於鬼神,更多地屬於一種施政手段。

外交禮節與出色的辭令

鄭國處於晉楚之間,為兩強征戰所必爭,在一定時期內,鄭國既要穩定地傾向於一個大國,又要注意避免自身獨立地位的喪失,因而外交上的難度很大。子產執政時,鄭國在總體上比較傾向於晉國,子產妥善地把握著與晉交往的距離,與晉國執政者進行了一係列有理有節的鬥爭,維護了獨立國的地位和利益。

子產非常珍視鄭國的獨立地位。晉國大臣韓起有一隻玉環,另一隻在鄭國商人手裏,韓起出使鄭國時請鄭定公將商人手裏的位,是得罪不起的,勸他將玉環交給韓起,子產回答說:“大國的人都想在小國獲得他的所求,如果不據禮加以拒絕,他們會有滿足嗎?我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實際上就是把我國變成了大國的邊城小邑,喪失了獨立國的地位。”但後來韓起自己向商人購買這隻玉環,成交後,商人說:“這事一定要讓我國的執政者知道。”韓起向子產講明了情況,請他答應,子產說:“過去我們的開國先君鄭桓公與商人訂誓約說:國家不強買商人的寶物。您來我國通好,卻讓我們強買商人玉環,這是教我們違背盟誓,這恐怕不合適吧!我想,為玉環而失掉諸侯,您是不會幹的。若大國沒有法度地索要,就等於把鄭國當成邊區屬邑看待,這是我們也不願意的。為這事我感到非常為難,所以向您布告心腹。”聽到這話,韓起愉快地打消了求取玉環的念頭。鄭國的一個大夫之家發生了內部糾紛,子產對他們的處理結果感到很不滿意,但他既沒有表示讚成,也沒有表示反對。糾紛中失利的一方與晉國有親戚關係,後來晉國派人來插手此事,要求重新處理,子產對晉人說:“處理結果是他們家中自己的決定,我們鄭國的君主都無法幹預,其他人怎麽能插手呢?俗話說,為人不可介入家庭糾紛。如果我國群臣的家事都受晉國幹預,我國就變為晉國的小縣了,還有什麽國家可言呢?”晉使回去後,子產專門派人去晉國說明理由。

當時小國是要向它所投靠的大國進貢的,貢賦增加了小國的負擔,對它們的經濟利益傷害很大。子產在一次會盟中就鄭國的貢賦等級與晉國極力相爭,他對晉國執事說:“按過去天子的貢賦製度,貢賦多少依爵位高低而定,鄭國是伯、男之爵,卻讓納公、侯之爵的貢,恐怕我們是給不起的。諸侯訂盟說要保全小國,現在大國每月索貢,貢數無度,那將會滅亡小國,我們小國的存亡,將決定於今天會盟的結果。”

子產從中午一直爭論到傍晚,晉國隻好答應他的要求。

製,在交往中不失禮儀,例如韓起一到鄭國,子產就警戒大家說:“對這樣一個在朝廷有地位的人,宴會時的招待要特別謹慎。”子產將外交立場與迎賓形式區別開來,熱烈的交往氣氛和熱情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會融化利益分歧引起的隔膜。他對交往對象以禮相待,使對方感到進入一個禮儀之邦,感到自己正與一個深明禮儀的君子打交道,強化了對方的禮儀意識,既使其達到了受尊重的滿足,化解了心理上可能出現的怨情,又使其時刻用禮儀的要求檢點自己,不至於發生無禮舉動。因為有這一原因,子產雖然無情地拒絕了韓起求環之請,但韓起還是高興地離去。

第二,子產在交往中善於辭令,他的辭令一是客氣婉轉,不傷對方感情,二是能用一些曆史法典作依據,加強說服力;三是他能抓住要害,亮出心腹,使對方感受到交往的忠誠。鄭國有一次討伐陳國得勝,子產去向晉國進獻俘獲,晉國問他為什麽要侵略陳國,子產回答:“先王遺命說,有罪之國必須懲罰,所以我們伐陳。而且古時天子占地千裏,諸侯古地百裏,逐級遞減。現在大國占地達五六百裏,如果沒有侵略他國,他們的國土怎麽會如此之大?”晉國無言以對,接受了獻俘,這實際上是肯定了鄭對陳的討伐,承擔了使鄭不受陳國報複的某種義務。鄭國有次發生大火時,子產認為“小國忘守則危”,他怕大國乘機生事,遂令軍隊進入戰備狀態。事後,晉國邊防官員責問說:“鄭國發生災禍,我們的君主和朝臣都憂慮不安,而你們突然加強戒備,究竟是要對付誰呢?”子產回答說:“正如您所說的,我國的災禍使貴國君臣感到憂慮。火發時我們怕有人乘機搞陰謀活動,使我國禍上加禍,加深貴國君臣的憂慮,才這樣做了。假如我國當時不幸而亡,貴君雖然會為之憂傷,也來不及了。”晉國於是深為諒解。子產對韓起求環之事及晉人插手鄭大夫家族糾紛之事的婉辭,與晉國為減貢賦求,也是因為他能明察全局,看清晉國內部的重重矛盾,利用了他們無力報複的時機。爭貢之事後,一位鄭臣責怪子產說:“晉國若來討伐,可不是鬧著玩的!”子產對他說:“晉國現在公室卑弱,卿大夫各自為政,分歧和苟安使他們自顧不暇,哪還顧得上討伐別人呢?”正是正確地看清了這種形勢,子產才敢於與晉國相抗爭。

有一次他隨鄭簡公帶著貢物去晉,晉君因為其他事務而未安排接見,子產就使人毀壞了館舍的牆壁,把車馬直趕進去。晉國派人前來責問,子產進行了一番彬彬有禮的回答,晉國感到了自己的錯誤,於是對鄭國來客加禮相待。子產對人講:“國家不敢起而相爭,必然會受到欺淩。”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他才願意抓住時機,與大國相抗爭,以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和利益。

子產是春秋後期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執掌小國之政,周旋於大國之間,治政有方,卑亢得宜,使鄭國在大國爭霸之世保持了自己應有的生機和地位。子產的許多從政原則和行為為後代的施政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他的許多獨特思想促進了後來思想的活躍;他的法製精神及一係列行為措施草創了曆史上的法家學派;

他外交上的機敏精神為後來的縱橫家所繼承;他不毀鄉校的初步民主意識對古今從政者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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