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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踐:臥薪嚐膽,小忍成就大丈夫

勾踐,公元前497至前465年為越國國君。越國與吳為鄰,建都會稽(今浙江紹興),春秋後期常與吳國作戰,屢屢受挫。勾踐的父親允常執政時自稱為王。

勾踐繼位為王的第一年,吳王闔閭大舉伐越,兩軍在檇李(今浙江嘉興西南)相遇,勾踐大敗吳軍,闔閭重傷而逃,途中病死。

三年後,吳王夫差興兵複仇,兩軍戰於夫椒(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越軍大敗,年後被夫差放歸。勾踐回國後一意複仇,他臥薪嚐膽,磨礪其誌,任用文種等人整頓國政,一麵對吳國繼續稱臣,麻痹夫差,一麵積極進行伐吳的戰略準備。夫差後來去黃池與諸侯會盟,勾踐率越軍乘虛攻入吳都,迫使夫差乞和。他見吳勢一蹶不振,不久又大規模地伐吳,最後滅掉吳國,令夫差自裁。旋即北渡江淮,與諸侯會於徐州(今山東滕縣南)並使人向周室送去貢物,周王回贈禮品,命勾踐為東方伯主,越國於是成為春秋末期的最後一個霸主之國。越國稱霸後,疆域擴大,占有今江蘇和安徽南部、江西東部和浙江北部的土地,勾踐在稱霸後,疑忌功臣,殺了文種,十餘年後病死。

勾踐在位三十多年,其間越國經曆了極大的起伏。勾踐把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霸主之國,這一過程充分表現了他的韜晦戰略和政治機謀。

韜光養晦:生存就是一切

夫椒一戰後,吳軍直搗會稽,越國存亡不保,危在旦夕,為了謀求社稷之存,勾踐派文種去吳營打通關節,乞降請和。吳王以勾踐入吳稱臣為條件,同意和越,勾踐遂安排好國內事宜,與夫人和範蠡一起入吳。夫差命人在闔閭墓側築一石室,將勾踐夫婦貶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使其執養馬之事。勾踐身為一國之王,受到這樣的賤待,實在是蒙受了奇恥大辱,但勾踐不曾卻辭,似乎是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入吳後,勾踐在如下三個方麵努力表現自己,不僅騙得吳王不疑,而且逐步贏得了其好感:第一,言行卑謹。勾踐一見吳王,即肉袒伏於階下稽首道:東海役臣勾提及檇李戰事,勾踐立即叩首道:“臣實當死,惟大王憐之!”夫差令其養馬,勾踐謹執其事,每當夫差駕車出遊時,他牽馬行於車前,聞吳人在旁邊指笑之聲,並不理會。他每天擔水掃糞、拾柴生火,兢兢業業,故意表現對吳王無限遵從。第二,絕除怨恨之色。

勾踐以國王之尊,幹的是卑賤的差役,吳王起先也不相信他能忍受到這種程度,還暗地裏派人窺察,但見勾踐終日勞作,沒有半點怨恨之色,晚上亦無愁歎之聲,吳王遂以為勾踐已失卻了思鄉之誌,對其不以為意,置於度外。第三,竭力換取夫差的好感。夫差染寒臥床後,勾踐在大臣範蠡的策劃下前去看視,夫差半閉著眼睛問道:“勾踐亦來見孤耶?”勾踐叩首奏道:“囚臣聞龍體失調,如摧肝肺,欲一望顏色而無由也。……”(第八十回)言畢,夫差腹脹欲泄,勾踐對其說:“臣在東海,曾事醫師,觀人泄便,能知疾之瘥劇。”夫差便後,勾踐手取其糞,跪而嚐之,聲稱夫差之病不久即將痊愈,並解釋說:“今囚臣竊嚐大王之糞,味苦且酸,正應春夏發生之氣,是以知之。”夫差為此事受到極大地感動,遂下決心赦放勾踐回國。

勾踐在國家危亡的緊急關頭麵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英勇抗吳,不惜悲壯殉國;一種是忍辱求存,寧可臣事吳王。大敵當前,勾踐選擇了以屈求伸的政治戰略,這一選擇是他本著國家利益第一、長遠利益第一的原則做出的,勾踐在離越前,群臣相送於江口。《吳越春秋》記載了群臣在浙水之上分別時的祝詞,表達了他們當時的心情:皇天佑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

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離牽致,其後無殃。

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悲哀,莫不感傷;

臣請薄脯,酒行二觴。

擇的結果使他個人受盡屈辱,但卻為國家保全了一線生機。

範蠡曾評價夫差說:“吳王有婦人之仁,而無丈夫之決。”(第八十回)正是利用夫差的這一弱點,勾踐才能夠施行這一曲線求生之謀。他在吳國鋒芒內藏,含韜養晦,刻意追求對吳王的逢迎。

他既要表現出對吳王不殺之恩的感激,又要使吳王相信這種感激的由衷,為此作了異乎尋常的表演。勾踐不愧是一位胸懷博大的政治人物,他心誌遠大,盤算著未來,故對眼前的屈辱之遇有了超脫感,因而能迅速實現由君王到奴仆的角色轉換,取得吳王的同情與信任。

勾踐心機與行為的背離使他發生了人格的二重化,在內心世界,他圖謀複仇,大誌不衰;在外部形象上,他感恩事吳,忘鄉惰誌。勾踐的高明之處在於本身做到了二重人格的嚴格區分,數年中不使二者發生絲毫的混淆與相擾。同時,勾踐又做到了二重人格的內在統一,二者在相互刺激中強化自身,它們背離得越遠,趨向統一的動量也就越大。二重人格的演化過程構成了勾踐的政治複興史。吳臣伍子胥當時就向夫差指出:“虎卑其勢,將有擊也;狸縮其身,將有取也。”以此揭露勾踐的韜晦之謀。後人曾比喻對敵鬥爭的這種策略說:“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易傳·係辭下》)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二重人格的背離性與統一性。

勾踐受赦回國後,他不忘前恥,立誌複仇。夜間睡於柴草之上,並在住處掛上苦膽,吃飯睡覺前取而嚐之,以激勵自己的鬥誌。勾踐複仇所麵臨的現實矛盾是吳強越弱,為了扭轉這一狀況,他一方麵大力發展越國的力量,另一方麵又麻痹和削弱吳國。

獻不絕,殷勤問候,經過多年的努力,勾踐終於創造了在戰略上製勝吳國的條件,完成了由屈到伸的準備。

一位出色的策略家

勾踐的圖謀複仇是從乞降請和時就開始的,他用韜晦之計保存了越國,這一步驟為以後的一切政治行為準備了前提。受赦回國後,勾踐著手進行了全麵的戰略準備,這些準備主要包括以下措施:第一,獎勵生育,彌補人口不足。國中女性十七歲不嫁,男性二十歲不娶者,向其父母問罪;孕婦臨產時,官方派醫生守護。

生男賜給壺酒一犬,生女賜給壺酒一豚。生子三人,官養其二,生子二人,官養其一。第二,提倡節儉,越國數年不收民稅,勾踐本人帶頭不吃肉,不講究衣著。第三,施恩於民,密切與百姓的關係。勾踐每出遊時,在後車帶上飯食,碰到兒童,必讓其飽餐一頓,問其姓名。遇人耕地時,自己親身幫忙執耒,他的夫人自己紡織,與民間村婦一同勞苦。第四,聘請南林處女、楚人陳音等高師向越兵教習擊劍和射箭技術,強兵練武,秣馬以待。第五,向吳王貢獻巨木良材,支持其大興樓台,消耗國力。第六,向吳王送去絕色美女西施、鄭旦,以惑其心誌。第七,假稱國內荒災,向吳國大批借貸糧食,充實自己嚼庫,空虛吳國。次年還貸時,將蒸熟的糧食還吳,誘吳將其作為糧種,使吳國大片土地在一年中顆粒未收。

勾踐采取以上措施的主旨在於強化自己、削弱吳國,以便扭轉吳強越弱的局麵。隨著時間的流逝,勾踐的戰略措施逐漸顯示了自身的重大效果,吳國的失敗已在所難免。唐代呂溫在參與“永貞革新”失敗後托古言誌,寫了《讀勾踐傳》一詩,描述了勾踐當時滅更生更聚終須報,二十年間死則休。

在對敵鬥爭中,勾踐是很有策略的人物,他對吳國忍辱求存,回國後陰圖吳國,都是極富策略的戰略措施。在具體的政治行為中,他也具有較高的策略手段。夫差決定放他回國,專門設宴請他,他佯為不知,仍穿囚服而至,夫差讓其淋浴換衣,他再三辭謝,方才奉命。離別吳王時,他涕流滿麵,戀戀不舍,反倒是夫差扶他登車,勸勉回歸。他恥為囚仆,深恨吳王,但卻故意表現出對囚役生活的習常與滿足,表現出對吳王的深情,避免了關鍵時刻的意外情況。他在國內修兵練武的情況一度被吳國知覺,吳王心生疑竇,曾有興兵討伐之意,勾踐鑒於戰吳的時機尚未成熟,遂派使好言慰問夫差,主動要求出兵幫助吳國攻齊,使吳王消除了疑慮。

吳國伐齊得勝後,勾踐親來吳國祝賀,向吳臣遍送禮品,吳王非常高興,至此徹底打消了對越的疑慮,專心向中原爭盟。在伐吳的戰略準備將就未就的關鍵時候,他臣事吳國更加卑謹,策略地防止了功虧一簣之危。

勾踐的策略手段不僅表現在與吳的政治交往中,還表現在軍事戰術上和對人的激勵上。勾踐執政之初與闔閭在檇李交戰,開始他組織敢死隊,多次衝突仍不能戰勝強悍的吳兵,次日,他密傳軍令,讓軍中所帶的罪犯三百人排著隊伍,赤著身子,各人將劍按於脖子上走到吳軍陣前,領隊的向前致辭說:“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上國,致辱下討。臣等不敢愛死,願以死代越王之罪。”

(第七十九回)言罷,依次自刎,吳兵見狀非常驚訝,注目盼顧,相互議論紛紛,不料越軍鳴鼓進軍,突然殺到,吳國因此亂了陣腳,大敗而走。勾踐用罪犯自殺的場麵吸引了吳兵的注意力,將其心境轉移到兩軍對戰之外,然後猝然進攻,取得了勝利。勾踐在後來的滅吳之戰中,將越軍分為左右兩隊,令其夜半鳴鼓進軍,夾擊於在戰場上采取出其不意的奇襲手段,這是他軍事戰術的一個特點。

為了激勵軍士的鬥誌,勾踐也采取了獨特的手段。越國大舉伐吳,軍至郊外,路上遇見一隻大蛙,張目鼓腹,似有怒狀,勾踐在車上肅然起立,憑軾而敬,身邊的人問其原因,他回答說:“吾見怒蛙如欲鬥之士,是以敬之。”(第八十三回)兵士聞聽勾踐之言,私下議論說:“吾王敬及怒蛙,吾等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蛙乎?”於是互相勸勉,準備以死相報。勾踐又向軍中宣布:“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昆弟者,歸養;有疾病不能勝兵者,以告,給醫藥糜粥。”軍中皆感越王之德,歡聲如雷,出征者與送行的父老兄弟相別時發誓道:“此行不滅吳,不複相見。”勾踐用敬蛙的手段表明了越國所要倡導的方向,激勵兵士的戰鬥精神。他繼而用示恩的方式激勵士兵為自己滅吳興越的事業而獻身。他當年臥薪嚐膽,既是對自己的警省手段,也是對自己的激勵手段。

可以說,勾踐是春秋末年的一位策略家,他以複仇興越為目的,在方針戰略和具體的政治行為中采取了一係列極富策略性的手段,在極為不利的政治背景中,經過迂回曲折的不懈努力,終於為自己目的的實現創造了充足的條件。

過了河就拆橋

危中求存的政治環境養成了勾踐陰陽相違的二重人格,二重人格的嚴重背離和長期存在造成了他特殊的性格。現實社會環境嚴重壓抑了勾踐真實的自我,因而他以冷酷的心態看待社會,就是一種假象。當具備了某種條件,虛假的人格不再需要時,真實的自我就要表現自己,其冷酷心就要施加於周圍之人。

勾踐對夫差曾經表現了最大的順從與“愛戴”,他為夫差執鞭牽馬,後來嚐糞診疾,使吳王曾感動地說:“仁哉勾踐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嚐糞而決疾者?雖吾太子亦不能也。”(第八十回)但就是這個忠順無比的勾踐,曾幾何時摧垮了吳國,將吳王逼於絕境。夫差在絕境中提出,他願像當年勾踐臣事吳國一樣,反事越國、稱臣服役,以保社稷,勾踐給予拒絕,他仗劍於軍前,使人傳語給夫差說:“世無萬歲之君,總之一死,何必使吾師加刃於王耶?”

(第八十三回)逼夫差自殺。吳太宰伯嚭當年暗通越國、庇護勾踐,他在吳國滅亡後滿懷希望地奔投越國,勾踐讓力士將其執殺。

勾踐對大臣文種的態度最能說明他為人之機險。文種是他當年赴吳為役期間的守國之臣,後來又向他提出製吳七策,是很有才能的忠誠部下,也是勾踐長期政治活動中的主要依靠力量。

越國滅吳稱霸後,勾踐知道文種製敵圖霸的才能已無所用之,恐其一旦為亂,無人可製,因而產生疑忌之心。他心戒文種,曾為此而拒絕過發兵援魯,坐鎮守國。文種見其疏遠自己,亦稱疾不朝。

有一天,勾踐去看望文種之病,他解劍而坐,對文種說:“寡人聞之:‘誌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道之不行。’子有七術,寡人行其三,而吳已被滅,願以所餘四術,為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可乎?”

(第八十三回)言罷離去。文種取來勾踐所遺之劍觀看,正是夫差先前賜伍子胥自刎之劍,這分明是讓文種自殺,文種懷著滿腔的悲憤伏劍而死。勾踐聽說文種已死,以為解除了自己的心頭之患,非常高興,他對文種的處置是其機險陰狠性格的徹底暴露。

還在滅吳之後,群臣祝賀作樂,樂工唱詞中對越王大加讚頌,其間夾雜有對文種和範蠡兩大功臣的稱讚,群臣聽罷大悅而笑,惟勾謀臣亡。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忍辱妒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今不去,禍必不免!(第八十三回)遂深夜遁去。範蠡看穿了勾踐的為人,估計到了與其在功成條件下共事的危險結局,早先割斷了共事關係,才避免了自身的災禍。

據傳文種在今福建壽寧縣東的南陽庵飲劍,死後被葬今浙江紹興市西北的臥龍山,後又叫種山。葬一年後,塚忽崩裂,有人見文種隨素車白馬的伍子胥在錢塘江上逐浪而去。清人張誠《文大夫種墓》一詩,提到文種的昔日故交範蠡,主要譴責勾踐殺害文種。詩雲:賜劍南陽怨未伸,銀濤白馬並江神。

臥龍何處尋遺塚,烹狗無端憶昔人。

敵國十年三術破,故交一棹五湖春。

君王自有同安樂,不念當初患難臣。

勾踐從實用的觀念出發,把周圍的人才不自覺地分為於己有用和於己無用兩類,他用冷酷的心態看待社會,對於己無用的人妄加猜忌,把他們看做自己的潛在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安。對於己有用的人,他也隻是一種暫時的利用,絕無終生相交之心。嚴格說來,他對周圍的人沒有誠實感情可言,隻有在二重人格掩蔽下對一部分人的感情欺詐。勾踐當年以蒸熟的糧食向為越救災的吳國還貸,誘使吳國以熟糧作種,坑害吳民,這喪失了起碼的人道主義原則,反映了他處事的毒惡陰狠。

勾踐在國家破亡的嚴重關頭,選擇了以屈求伸的政治策略,他臣事敵國,忍辱圖存,而後臥薪嚐膽,礪誌複仇,終於以自己獨特的策略和方式滅掉強吳,稱霸列國。越國霸業的確立,證實了勾踐含韜養晦的政治策略的成功,也張揚了他機險陰狠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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