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宋襄公：荒唐的仁義政治遇到紅牌

宋襄公，名茲父。前650年至前636年在位。他的父親宋桓公曾追隨齊桓公救邢、封衛、伐楚等，父親死後，宋襄公準備把國君地位讓給自己的庶兄目夷，目夷不受，他遂上台執政。齊桓公死後，宋襄公一心接替齊宋襄公是齊桓公之後第一個公開創霸的人物，雄心很大，但由於戰略和策略上的一係列失誤，由於個性素質上的缺陷，他終未能真正走上霸主地位。

樹威不成，反倒失眾

齊桓公死後，齊國大亂，齊世子昭逃奔宋國，宋襄公準備派兵護送昭回國為君，他向自己手下的大臣們說：“此舉若遂，名動諸侯，便可倡率會盟，以紹桓公之伯業。”（第三十二回）他扶立了齊孝公昭為君後，自以為立下了絕大的功勞，便想號召諸侯，代替齊桓公為盟主，但又恐怕大國不支持他，於是先約了四個小國會盟，這些國家是滕（今山東滕縣西南）、曹（今山東定陶一帶）、邾（又名鄒，占有今山東費、鄒、滕、濟寧、金鄉等縣地）、鄫（今山東蒼山西北），當時宋國占有今河南東部和山東、江蘇、安徽之間的地盤，這四個國家都毗鄰宋國的東方。

會盟期間，曹邾二君先到，滕君嬰齊到後，宋襄公嫌其來遲，拘捕了他，鄫君懼宋之威，也趕來赴會，已遲到了二天，宋襄公對部下人講：“寡人甫倡盟好，鄫小國，輒敢怠慢，後期二日，不重懲之，何以立威！”（第三十三回）於是讓邾文公將鄫君殺而烹，以祭睢水之神，滕君嬰齊以重賄被釋。會盟是在曹國的地盤上，曹國君臣見宋襄公如此對待諸侯，私下議論說：“宋躁而虐，事必無成”，於是不具地主之禮而辭歸。宋襄公一怒之下，興兵伐曹，宋軍與曹相持三月，無功而返。宋襄公在小國中稱霸的企圖遂告失敗。

宋襄公想繼齊桓公的霸業，其誌可謂不小，然而他在實施目標的過程中，一開始就出現了一些重大的失誤；第一，沒有考慮到具了霸主的資格，這是極為淺薄的認識。第二，他沒有考慮到自己創霸的戰略重點是要與南方的強楚相抗衡，從而沒有想到為完成這一戰略重點作長期的和艱苦的軍事準備、外交準備。他一開始就去對付不起眼的弱小鄰國，忽視了強楚的戰略威脅，甚至在後來還想借重楚國的力量召集諸侯稱霸，這是一種無知而天真的幻想。第三，他不知道創霸的要害在於對中原諸侯的人心的征服，而這種征服要靠在長期政治活動中廣樹恩德來實現。他在創霸的開始就肆虐鄰邦，烹殺諸侯，這無異於緣木而求魚。

宋襄公要創霸，也並非完全沒有戰略上的總體考慮。開始，宋大夫公子蕩提議殺掉鄫君，以便使東方小國懼而服從，然後借這些東夷小國的力量征服諸侯，從而成就霸業。公子目夷反對公子蕩的意見，他舉例反駁說：“齊桓公主盟四十年，存亡繼絕，歲有德施於天下。今君才一舉盟會，而遂戮諸侯以媚妖神，臣見諸侯之懼而叛我，未見其服也。”但公子蕩提出了一個新奇的觀點來論證自己的意見，他對宋襄公說：“君之圖伯與齊異，齊桓公製國二十餘年，然後主盟，君能待乎？夫緩則用德，急則用威。”（第三十三回）宋襄公圖霸心切，不願像齊桓公那樣做長期的準備，於是相信了公子蕩的話，采納了他的全部策略和主張。這是一次關鍵的抉擇，宋襄公的這次抉擇導致了以後政治行為中戰略、策略和方針的一係列失誤，在急忿心理的作用下，可謂一錯百錯。

誌大才疏導致三大失誤

宋襄公原想威服東夷小國，再借東夷小國而征討諸侯，這一企圖在一開始實行就告失敗，反而促使魯、齊等大國與楚國結盟君誠不惜卑詞厚幣，以求諸侯於楚，楚必許之。借楚力以聚諸侯，複借諸侯以壓楚，此一時權宜之計也。（第三十三回）宋襄公深信此計，遂送重賂於楚成王，開始實施他圖霸的第二個方案。

楚成王接受了厚賂後；先與宋襄公在齊國的鹿上舉行了盟會諸侯前的預備會；齊孝公也參加了預備會。數月後，楚成王如約帶領他的隨從國在宋國的盂地（今河南睢縣西北）與宋襄公會盟，宋襄公效仿齊桓公的“衣裳之會”，不帶甲兵，會盟期間被楚成王暗中準備的武裝力量所劫持拘捕，不僅未爭到盟主，反而受到人身欺侮。至此，宋襄公在諸侯中威信喪盡，他的第二個圖霸方案遂告破產。

宋襄公由於少智寡謀，在批準和實施這一方案的過程中發生了不少的失誤：第一，他沒有看到霸主地位的取得實質上是大國間政治力量的較量，而隻有政治較量的勝利者才會成為霸主，他認為用錢幣重賂於楚，楚王就會在政治較量中棄權，拱手將霸主地位讓與宋國，這是一種極幼稚的想法。公子目夷當初反對這一方案，問他說：“楚有諸侯，安肯與我？我求諸侯於楚，楚安肯為我之下？”這本是最實際的問題，但宋襄公一是圖霸心切，急不擇方，二是他對爭霸抱著一種幼稚的看法，根本聽不進目夷的意見。第二，鹿上預備會上，宋襄公得到了楚成王願讓諸侯於宋的口頭許諾，便在盂地積極籌劃“衣裳之會”，堅決拒絕隨帶兵車的建議，大臣目夷提醒他要預防楚國的武力欺詐，宋襄公回答：“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第三十三回）他看不到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企圖以自己的誠信來感化政治對手，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

他既想自己占有霸主的地位，又希望他的政治對手不要前來爭奪，這種想法也是荒唐而不實際的。第三，他缺乏從事政治鬥爭應具備的手段和策略。鹿上預備會上有宋襄公、楚成王和齊孝公靠齊孝公，借重齊孝公推舉，楚成王必然無可奈何。但在排定盟君位次時，宋襄公並不謙讓，不給齊孝公提供推舉的機會，徑自寫了第一位。對第二個位次，齊孝公和楚成王互相推讓；良久不決，宋襄公遂提議二君並列署名，口頭上這樣說著，但卻把署名之牘先送給楚成王，齊孝公看到宋襄公實際上是重楚輕齊，心裏老大不高興，最後托言說，自己是靠宋國扶持而立的，對宋言聽計從，不必再在簡牘上署名。宋襄公自以為有恩於齊，視孝公的話為衷心之語，也就未讓齊君署名。宋襄公本可以在這些活動中依靠齊國，借重齊國的力量去打擊楚國，但他缺乏這類政治鬥爭的策略，反倒重楚輕齊，終於喪失了一個友好大國的支持。齊國後來未參加盂地會盟，致使宋襄公在盂地會盟上孤立無援，被囚受辱。

天真爛漫的仁義觀念誤己誤國

春秋之世，傳統的仁義觀念失去了對社會尤其是對政治人物的規範性，人們僅僅將其作為替自己的行為作辯護的工具，然而，宋襄公對仁義觀念一直懷著篤誠的態度。他是宋桓公的嫡生世子，但上台之前他主動願將國君地位讓給庶兄目夷，這種“讓國之美”一時在諸侯中傳為佳話。又如，齊桓公的兒子很多，為了保證身後世子昭的國君地位，他在葵丘之會上將此事托付給宋襄公，要他以後支持世子昭立國。齊桓公死後，昭懼亂投奔於宋，宋襄公對大臣們講：“昔齊桓公曾以公子昭囑托寡人，立為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第三十二回）為了遵守對於齊桓公的信用，他不惜兩次出重兵護送昭回國繼位。盂地會盟前，他堅決不帶兵車，要信守與諸侯的諾言，他對部下解釋說：“寡車百乘於三裏之外。以備緩急何如？”宋襄公仍然不同意，他反對說：“子用兵車，與寡人用之何異？必不可！”（第三十三回）臨行之際，宋襄公又怕目夷在國內暗中起兵接應，失了他的信義，堅持要帶目夷同往赴會。這真是仁義到家、信用到家了。

盂地會盟，宋襄公受盡楚國欺辱，但他並沒有真正在事實麵前清醒過來。為了向楚報仇，他拒絕目夷的勸諫，率兵攻打積極追隨楚國的鄭國，與前來救鄭的楚軍對陣於泓水（約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兩岸。隨軍大將公孫固分析兩軍情況說：“吾之甲不如楚堅，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強，宋人畏楚如畏蛇蠍，建議以釋鄭為條件與楚講和，不要硬拚。”宋襄公反對說：“楚兵甲有餘，仁義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義有餘。”堅持與楚軍相約作戰，並命人豎一麵大旗，旗上大寫“仁義”二字，公孫固暗暗叫苦。當時楚將全不把宋軍放在眼裏，他們並不按常規黎明前渡水布陣，一直等到天明才陸續渡水，公孫固急忙建議說：“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輕。我今乘其半渡，突前擊之，是吾以全軍而製楚之半也。”宋襄公指著大旗對公孫固說：“汝見‘仁義’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陣，豈有半濟而擊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楚軍渡完後，楚將指揮布陣，旁若無人，公孫固又建議說：“楚方布陣，尚未成列，急鼓之必亂。”

宋襄公唾其麵罵道：“咄！汝貪一擊之利，不顧萬世之仁義耶？寡人堂堂之陣，豈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第三十四回）公孫固又暗暗叫苦。楚軍陣勢列就，人強馬壯，宋襄公率眾殺入陣中，身上被傷數處，多虧眾官死力相救得脫，宋軍喪失十之八九，大敗而歸。

宋襄公不是把仁義作為政治鬥爭中可以利用的手段，也不懂得別人隻是把仁義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他虔誠地按仁義的要求來規範自己，作繭自縛，使自己在政治鬥爭中處處被動，數次受辱。事實上，政治鬥爭無仁義可言，宋襄公奉仁義行事，結果因仁施恩於人贏取部下忠心。

與篤誠的仁義信念相一致，宋襄公在非政治鬥爭的私人交往中也極有恩禮，他平時對待部下非常親厚，極有恩德，因而，盡管他本人在才略、能力上有很大局限，但部下始終忠誠於他，從未離心。盂地會盟上宋襄公被楚劫持拘禁，楚國以他為要挾，要求宋國獻城；大臣們定計奉公子目夷暫攝君位，借以杜絕楚的要求。

宋襄公被釋後，聽說目夷已即君位，遂想投奔衛國以避之，目夷急派人告訴他：“臣所以攝位者，為君守也。國固君之國，何為不入？”（第三十四回）並備駕迎襄公歸國。泓水之戰中，宋襄公衝入楚陣，被楚軍團團包圍，身邊的人平時受襄公厚恩，此時皆盡死力，許多將官以死報效。戰前被唾罵指責的公孫固，此時殺入重圍，將身負重傷的宋襄公扶於自己車上，以身遮掩，舍命救出。襄公平時對部下施仁結恩，贏得了部下的忠誠擁戴。

晉公子重耳由於國內的迫害，他四處飄蕩，周遊列國，許多國家都不接納。宋襄公素聞重耳之賢，聽說重耳遠道來宋，在傷重不起的情況下，急忙命公孫固在遠郊相迎，以國君之禮相待，第二天聽說重耳要走，又命公孫固再三挽留，私下打聽當初齊桓公如何相待重耳，了解到齊國曾向重耳納妾贈馬之事，當即表示：“公子昔年已婚宋國，納女吾不能，馬則如數可也。”（第三十五回）以二十乘馬相贈。重耳住了數日，饋問不絕。後來重耳一行堅持要走，宋襄公又贈送給他大量衣履糧資之類。重耳返國為君前在外流亡十九年，其中有四位國君對他友好親善，一個是齊桓公，一個是楚成王，一個是秦穆公，再一個就是宋襄公，前三位在春秋前期的政治舞台上政績輝煌，作為很大，宋襄公在禮待賢士這點上不是說：“吾不聽目夷之言，以及於此，汝嗣位，當以國委之。”其二是說：“楚，大仇也，世世勿與通好。”其三是說：“晉公子重耳若返國，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諸侯。吾子孫謙事之，可以少安。”（第三十五回）他雖然沒有深刻檢討出自己誠信仁義的思想方法上的失誤，沒有看到與楚的戰略對立，但他已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他也預察到了宋國在列國爭霸中的劣勢，設定了依靠晉國的長遠戰略。人之將死，其言也誠。我們至此已無法對宋襄公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宋襄公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領導人，但他無疑是一位誠實可愛的人。

宋襄公是春秋時代一位特別的人物，他篤信仁義，少智寡謀，誌大才疏。他謀求霸業的宏圖破產了，但他以自身事業的破產向人們告訴了仁義政治的荒唐，啟示後來的政治家秣馬厲兵，強國重武，鑽研軍事。宋襄公所追求的事業失敗了，而他對後來者的啟迪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