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尼克鬆眼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尼克鬆在擔任美國副總統時，曾於1953年11月訪問過台灣，和蔣介石作過交談。這一回，他又會晤了毛澤東。這樣，尼克鬆對毛澤東和蔣介石有著一種比較之感。後來，他在他的回憶錄《領袖們》一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作了頗有見地的比較。
尼克鬆寫道：
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個人的曆史：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周恩來，還有一個是蔣介石。打敗了蔣家軍隊，毛澤東鞏固了在大陸的統治。中國共產黨人把毛蔣之間的鬥爭，看成是上帝與魔鬼之爭……周恩來則往往不露鋒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國家機器不斷運轉的赤膽忠心的官員。蔣介石在台灣實行個人專製，他維護自己的威嚴，努力使經濟起飛，鼓勵在台人員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陸的希望。
三人中，我認識蔣的時間最長。我把他和蔣夫人看做朋友，不同於另外兩人，我們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則的產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國大陸取得了戰爭勝利的人，而在兩人中，周是得天獨厚的人，對權力的實際情況洞若觀火。現在他們三人都成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響，在當代中國將與日俱增。
尼克鬆比較了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手勢，發覺兩人都喜歡“用手一揮”。尼克鬆於是把毛澤東和蔣介石作了如此比較：
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講時用手一揮，指的也許僅僅是我們的會晤，也可能指的是整個中國。他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是不會讚成的。”隔一會兒，又補充了一句，“我們同他來往的曆史，比起你們同他來往的曆史，要長得多。”1953年我同蔣第一次見麵時，他談到中國也用手一揮，清楚地表示，他的話既指孤懸海外的台灣堡壘，也指中國大陸。
我覺察到他們兩人在提到自己的國家時，都有點秦始皇帝的口吻。兩人的姿態和講話似乎給人一種感覺，他們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兩個這樣的領袖在曆史中相逢，隻會衝突，不會妥協。一個成為征服者，另一個成為被征服者。
在和毛澤東見麵時，尼克鬆跟他當麵談起了蔣介石。
尼克鬆說：“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麽？”
毛澤東一聽，哈哈大笑起來。周恩來趁這機會，替毛澤東作了答複：“一般地說，我們叫他‘蔣幫’。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尼克鬆這樣寫及他對毛澤東的印象：
毛舉止隨便，說話愛簡略，給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問題同時在他腦裏轉動。他講他的意見，心平氣和，語調平淡，在一個規模較小的會場會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辯之才。
即使在說明重大觀點時，他也喜歡語驚四座。“你們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他笑著說。我說他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喜歡右派分子。”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
“有人說，你們是右派分子——共和黨是站在右翼——說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我加戴高樂的名字，毛有點遲疑，說戴高樂另當別論，卻又說：“他們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翼的。我比較喜歡右翼人上執掌政權。”我在提到我們恢複外交關係時總結了一句，我說：“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應該注意到在美國，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夠采取行動，而左翼人士隻會說說而已。”
尼克鬆也寫下了對蔣介石的印象：
蔣披一件十分整潔的黑色鬥篷，頭剃得光禿禿的，在私人場合，同他那肅穆寡言笑的態度相得益彰，在我說話時，他慣於不假思索地連聲說“好，好”，顯得有一點緊張。
他雙眼的神采給人自信和執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時閃出光芒，在我們交換意見之前，不時環視辦公室各處，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就盯著我的眼睛看。
尼克鬆甚至還對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夫人作了比較。
尼克鬆在台北和蔣介石談話時，由宋美齡擔任翻譯。在尼克鬆的印象中，“蔣夫人遠遠不隻是她丈夫的翻譯”，“我認為蔣夫人的智慧、說服力、道義上的勇氣，單憑這些就足夠使她成為一個領導人物”，“她嫵媚端莊，這樣或多或少地衝淡了蔣那副冷酷的形象”。
尼克鬆把宋美齡和江青作了如下比較：
蔣夫人同毛的第四位夫人江青相比，比之蔣毛本人之間的對照更加鮮明。蔣夫人有教養，打扮入時，很有女性的風度，但又是很堅強的人。江青粗野，毫無幽默感，完全沒有女人特點……我從來沒有見過比她更加冷酷、更加俗氣的人。她為我的訪問安排了一個文化宣傳的節目，我們坐在一起，她沒有一點毛的溫暖熱情，也沒有一點周的翩翩風度。她是如此之緊張，以致手上額上出現了汗珠。她頭一句帶有意見的話，典型的表現她令人討厭的挑釁態度。她問我：“你為什麽到了現在才來中國呢？”
在世界上，既見過蔣介石又見過毛澤東的人不少，能夠用尼克鬆如此敏銳的目光把兩人加以深刻比較的，卻不多見。
尼克鬆這次訪問中國大陸的成果，凝結於2月28日在上海他和周恩來所簽署的中美聯合公報，史稱《上海公報》。《上海公報》中的妙筆，是那位“智多星”基辛格博士想出的：
美國政府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共同點——即隻有一個中國，在公報中，寫上了這段既不得罪毛澤東、又不得罪蔣介石，卻申明了美國政府的立場。
《上海公報》發表之後，台灣又一次為之震動。台灣人士稱：“《上海公報》之宣布，實是一葉知秋的事，因為它暗示美國與中共的建交是遲早的事了。”毛澤東派章士釗赴港“重操舊業”就在尼克鬆訪問中國大陸之後，1973年5月中旬，一架漆著“中國民航”字樣的飛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這架從北京飛來的客機，是出現在香港的第一架中國民航飛機。不過，飛機上所載的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位九十二歲的老人及其家人。這是他的專機，飛來香港，據說是探親。
顯而易見，這位長者來曆非凡，他當時的職務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全國政協常委。不過，一位文史館的館長，帶著女兒、兒子、秘書、醫生、護士以及廚師，乘著專機前來香港探親，這派頭未免太大了點。
這位館長，就是當年國共和談時，國民黨方麵的代表章士釗。
說是探親，倒也確實有親可探。他的奚夫人於1970年死於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見。他來探親，就是探殷夫人。
其實，年已九旬的他，何必興師動眾乘專機來香港探親，邀殷夫人去北京不就行了嗎？
他非來香港不可，是因為他另有使命。他還是幹他的“老本行”——國共和談。
不過，這一回他不是國民黨代表，卻是毛澤東親自指派的。也正因為是毛澤東所派，為了照料年屆高齡的他，給他特地派了專機，還派了那麽一班子人照料他。
屈指算來，當年留下來的國民黨和談首席代表張治中，已於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代表邵力子，於1967年12月25日病逝；代表黃紹竑，病死於1966年9月……因此，毛澤東點將，非章士釗莫屬了。
章士釗為了促進海峽兩岸和解，曾於1961年、1964年兩度赴港。這一回，毛澤東考慮到，隨著基辛格、尼克鬆訪問中國大陸以及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台灣正處於動蕩之中，需要加強和談工作。正巧，章士釗也有意於此。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以探親名義，派章士釗飛往香港。
章士釗到了香港之後，通過他的各種老關係，跟台灣國民黨聯係。不料，他畢竟年事已高，來香港一個半月後，於1973年7月1日病逝在那裏。
章士釗去世之後，北京方麵倚重屈武，從事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未竟之業。屈武原本是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
屈武在國民黨方麵，亦廣有影響。他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女婿，而且跟蔣經國在莫斯科有著同窗之誼。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之後，張治中兩赴溪口，屈武和他同往，向蔣介石請示和談方針……
於右任在1949年到了台灣之後，妻子及女兒仍在大陸。於右任思念妻女，常通過香港友人吳季玉聯係。
1961年3月，於右任在給吳季玉的信中說及，妻子高仲林的八十壽辰即將來臨，十分掛念。正巧，章士釗在香港，得知消息，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即囑屈武，為嶽母在西安隆重祝壽。事後，屈武托吳季玉轉信給於右任，說是“濂溪先生”關照為老夫人祝壽。此“濂溪先生”之稱，外人莫知，乃在重慶時於右任和周恩來交往時，對周恩來的隱稱。邵力子知道這一隱稱，囑屈武寫上。
果真，於右任回函，托屈武向“濂溪先生”致謝！
於右任於1964年11月3日病逝在台北。病重之際，他寫下《望大陸》一詩，表達自己對故土的思戀：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相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國有殤。
於右任這首《望女陸》，寫出了名少背井離鄉的國民黨人的濃濃的思鄉情，汩汩思鄉淚！
尼克鬆寫道：
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個人的曆史：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周恩來，還有一個是蔣介石。打敗了蔣家軍隊，毛澤東鞏固了在大陸的統治。中國共產黨人把毛蔣之間的鬥爭，看成是上帝與魔鬼之爭……周恩來則往往不露鋒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國家機器不斷運轉的赤膽忠心的官員。蔣介石在台灣實行個人專製，他維護自己的威嚴，努力使經濟起飛，鼓勵在台人員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陸的希望。
三人中，我認識蔣的時間最長。我把他和蔣夫人看做朋友，不同於另外兩人，我們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則的產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國大陸取得了戰爭勝利的人，而在兩人中，周是得天獨厚的人，對權力的實際情況洞若觀火。現在他們三人都成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響，在當代中國將與日俱增。
尼克鬆比較了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手勢，發覺兩人都喜歡“用手一揮”。尼克鬆於是把毛澤東和蔣介石作了如此比較：
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講時用手一揮，指的也許僅僅是我們的會晤，也可能指的是整個中國。他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是不會讚成的。”隔一會兒，又補充了一句，“我們同他來往的曆史，比起你們同他來往的曆史，要長得多。”1953年我同蔣第一次見麵時，他談到中國也用手一揮，清楚地表示，他的話既指孤懸海外的台灣堡壘，也指中國大陸。
我覺察到他們兩人在提到自己的國家時，都有點秦始皇帝的口吻。兩人的姿態和講話似乎給人一種感覺，他們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兩個這樣的領袖在曆史中相逢，隻會衝突，不會妥協。一個成為征服者，另一個成為被征服者。
在和毛澤東見麵時，尼克鬆跟他當麵談起了蔣介石。
尼克鬆說：“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麽？”
毛澤東一聽，哈哈大笑起來。周恩來趁這機會，替毛澤東作了答複：“一般地說，我們叫他‘蔣幫’。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尼克鬆這樣寫及他對毛澤東的印象：
毛舉止隨便，說話愛簡略，給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問題同時在他腦裏轉動。他講他的意見，心平氣和，語調平淡，在一個規模較小的會場會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辯之才。
即使在說明重大觀點時，他也喜歡語驚四座。“你們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他笑著說。我說他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喜歡右派分子。”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
“有人說，你們是右派分子——共和黨是站在右翼——說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我加戴高樂的名字，毛有點遲疑，說戴高樂另當別論，卻又說：“他們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翼的。我比較喜歡右翼人上執掌政權。”我在提到我們恢複外交關係時總結了一句，我說：“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應該注意到在美國，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夠采取行動，而左翼人士隻會說說而已。”
尼克鬆也寫下了對蔣介石的印象：
蔣披一件十分整潔的黑色鬥篷，頭剃得光禿禿的，在私人場合，同他那肅穆寡言笑的態度相得益彰，在我說話時，他慣於不假思索地連聲說“好，好”，顯得有一點緊張。
他雙眼的神采給人自信和執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時閃出光芒，在我們交換意見之前，不時環視辦公室各處，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就盯著我的眼睛看。
尼克鬆甚至還對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夫人作了比較。
尼克鬆在台北和蔣介石談話時，由宋美齡擔任翻譯。在尼克鬆的印象中，“蔣夫人遠遠不隻是她丈夫的翻譯”，“我認為蔣夫人的智慧、說服力、道義上的勇氣，單憑這些就足夠使她成為一個領導人物”，“她嫵媚端莊，這樣或多或少地衝淡了蔣那副冷酷的形象”。
尼克鬆把宋美齡和江青作了如下比較：
蔣夫人同毛的第四位夫人江青相比，比之蔣毛本人之間的對照更加鮮明。蔣夫人有教養，打扮入時，很有女性的風度，但又是很堅強的人。江青粗野，毫無幽默感，完全沒有女人特點……我從來沒有見過比她更加冷酷、更加俗氣的人。她為我的訪問安排了一個文化宣傳的節目，我們坐在一起，她沒有一點毛的溫暖熱情，也沒有一點周的翩翩風度。她是如此之緊張，以致手上額上出現了汗珠。她頭一句帶有意見的話，典型的表現她令人討厭的挑釁態度。她問我：“你為什麽到了現在才來中國呢？”
在世界上，既見過蔣介石又見過毛澤東的人不少，能夠用尼克鬆如此敏銳的目光把兩人加以深刻比較的，卻不多見。
尼克鬆這次訪問中國大陸的成果，凝結於2月28日在上海他和周恩來所簽署的中美聯合公報，史稱《上海公報》。《上海公報》中的妙筆，是那位“智多星”基辛格博士想出的：
美國政府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共同點——即隻有一個中國，在公報中，寫上了這段既不得罪毛澤東、又不得罪蔣介石，卻申明了美國政府的立場。
《上海公報》發表之後，台灣又一次為之震動。台灣人士稱：“《上海公報》之宣布，實是一葉知秋的事，因為它暗示美國與中共的建交是遲早的事了。”毛澤東派章士釗赴港“重操舊業”就在尼克鬆訪問中國大陸之後，1973年5月中旬，一架漆著“中國民航”字樣的飛機降落在香港啟德機場，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這架從北京飛來的客機，是出現在香港的第一架中國民航飛機。不過，飛機上所載的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位九十二歲的老人及其家人。這是他的專機，飛來香港，據說是探親。
顯而易見，這位長者來曆非凡，他當時的職務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全國政協常委。不過，一位文史館的館長，帶著女兒、兒子、秘書、醫生、護士以及廚師，乘著專機前來香港探親，這派頭未免太大了點。
這位館長，就是當年國共和談時，國民黨方麵的代表章士釗。
說是探親，倒也確實有親可探。他的奚夫人於1970年死於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見。他來探親，就是探殷夫人。
其實，年已九旬的他，何必興師動眾乘專機來香港探親，邀殷夫人去北京不就行了嗎？
他非來香港不可，是因為他另有使命。他還是幹他的“老本行”——國共和談。
不過，這一回他不是國民黨代表，卻是毛澤東親自指派的。也正因為是毛澤東所派，為了照料年屆高齡的他，給他特地派了專機，還派了那麽一班子人照料他。
屈指算來，當年留下來的國民黨和談首席代表張治中，已於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代表邵力子，於1967年12月25日病逝；代表黃紹竑，病死於1966年9月……因此，毛澤東點將，非章士釗莫屬了。
章士釗為了促進海峽兩岸和解，曾於1961年、1964年兩度赴港。這一回，毛澤東考慮到，隨著基辛格、尼克鬆訪問中國大陸以及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台灣正處於動蕩之中，需要加強和談工作。正巧，章士釗也有意於此。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以探親名義，派章士釗飛往香港。
章士釗到了香港之後，通過他的各種老關係，跟台灣國民黨聯係。不料，他畢竟年事已高，來香港一個半月後，於1973年7月1日病逝在那裏。
章士釗去世之後，北京方麵倚重屈武，從事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未竟之業。屈武原本是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
屈武在國民黨方麵，亦廣有影響。他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女婿，而且跟蔣經國在莫斯科有著同窗之誼。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之後，張治中兩赴溪口，屈武和他同往，向蔣介石請示和談方針……
於右任在1949年到了台灣之後，妻子及女兒仍在大陸。於右任思念妻女，常通過香港友人吳季玉聯係。
1961年3月，於右任在給吳季玉的信中說及，妻子高仲林的八十壽辰即將來臨，十分掛念。正巧，章士釗在香港，得知消息，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即囑屈武，為嶽母在西安隆重祝壽。事後，屈武托吳季玉轉信給於右任，說是“濂溪先生”關照為老夫人祝壽。此“濂溪先生”之稱，外人莫知，乃在重慶時於右任和周恩來交往時，對周恩來的隱稱。邵力子知道這一隱稱，囑屈武寫上。
果真，於右任回函，托屈武向“濂溪先生”致謝！
於右任於1964年11月3日病逝在台北。病重之際，他寫下《望大陸》一詩，表達自己對故土的思戀：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相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國有殤。
於右任這首《望女陸》，寫出了名少背井離鄉的國民黨人的濃濃的思鄉情，汩汩思鄉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