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毛澤東的經濟失誤使蔣介石幸災樂禍
蔣介石自從退到台灣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陸。早在1950年6月，蔣介石就已提出這樣的戰略性口號：“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
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五年過去了，蔣介石年年在號召反攻大陸，年年成了一句空話。
不過，細細探究，倒也可以從中發現規律：每當國際形勢發生不利於毛澤東的變化時，或者由於毛澤東的政策失誤使大陸發生困難時，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的調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陸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達到了高潮。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一般泛指1960年至1962年。雖然名為“自然災害”，其實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與中共經濟建設思路有關。
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5日，於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便已說過：“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同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也這麽說過：“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著我們的失敗。”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之前所說的這兩段話，就把國共大決戰結束之後的形勢說得明明白白。
確實，“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是毛澤東所“不熟習的東西”。毛澤東不熟習經濟建設工作，發出了“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他照搬蘇聯模式，使他吃了大虧，使巾國大陸吃了大虧。
其實，在國共大規模的決戰結束之後，又在另一個戰場上開始新的比試。這個新的戰場，就是經濟建設。
蔣介石作為一位軍人，對經濟也並不在行。中國在他的統治之下，經濟也一團糟。
退到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在經濟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灣經濟慢慢複蘇。比如，他實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貸款給農民，購買地主的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又規定地主把所得的錢必須購買股票，轉人工商業，從而促使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蔣介石還製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計劃，從宏觀上引導經濟各部門均衡發展……
經濟的競賽，不像戰爭那樣“立竿見影”。毛澤東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時間，接連發動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消滅了蔣介石主力，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大陸和台灣的經濟競賽，卻是經曆了相當長的時間，才慢慢顯示出差距——最初，在20世紀50年代，兩岸的經濟競賽，並沒有明顯地顯示出差距。
蔣介石在美國的幫助下，即靠著“美援”，實行四年計劃，度過台灣經濟最初最艱難的日子；毛澤東則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靠著“蘇援”，實行五年計劃，度過大陸經濟百廢待興的那些日子。
1957年11月，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裏，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
赫魯曉夫提出和美國進行和平競賽：“今後十五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
毛澤東立即響應，他在莫斯科說：“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毛澤東定下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把當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經濟建設上來。他以詩人的浪漫和軍事家的決斷搞建設，急於求成，於是來了個“大躍進”，來了個“大煉鋼鐵”，來了個“畝產萬斤放衛星”……
“大躍進”的虛火，使中國大陸的經濟陷入了泥潭。
此時此際，毛澤東和“老大哥”的關係又日益緊張。毛澤東指斥赫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於是，中蘇關係惡化。赫魯曉夫撤走了派往中國的專家，撕毀了合同。
也就在此時此際，中國大陸又遭到了自然災害。
於是，毛澤東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禍天災一齊襲來。
以打敗蔣介石而在黨內享有崇高聲譽的毛澤東，不得不在1962年1月至2月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檢查。所謂“七千人大會”，即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有七千多人參加而得名。
毛澤東麵對著七千多人說，他在去年6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範圍中檢查。毛澤東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毛澤東坦率地承認自己對於經濟的外行：“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太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
毛澤東這話，其實也就是他在1949年所說的“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時間已經過去十三年，毛澤東對於他原先“不熟習的東西”依然不熟習！依然“還不懂得”！
如果真正意識到自己對於經濟建設“不熟習”、“不懂得”倒也罷了，嚴重的問題是毛澤東在“不熟習”、“不懂得”的情況下，急於求成，造成了大陸經濟跌人危機，即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也正如毛澤東早在1949年便已說過的那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那時，毛澤東沒有把“手下敗將”蔣介石放在眼裏。其實，蔣介石和“帝國主義者”們一樣，也“站在一旁看”，等待著毛澤東的失敗。
毛澤東陷入經濟困境，使蔣介石興高采烈。蔣介石這種幸災樂禍之情，在1963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九全”大會上，達到了高峰。
在“九全”大會上，由蔣介石的副手、國民黨副總裁陳誡作政治報告。
陳誠說，由於“三麵紅旗”，毛澤東“慘重的失敗了”，“造成空前未有的嚴重饑荒”，“使大陸經濟全麵破產”，“激起了大陸人民的強烈反抗”，“政權隨時可以崩潰瓦解”。
陳誠還把1958年“八二三”炮擊金門以來，漸漸沉寂的炮聲，稱為國民黨“台海炮戰的輝煌勝利”，是“反攻複國鬥爭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裏程碑”。
蔣介石則號召，“向反攻複國的目標邁步前進”。
國民黨“九全”大會，通過了《關於對敵鬥爭與大陸革命工作之決議案》，並決定籌建“中華民國反共建國聯盟”。
1964年12月2日，蔣介石視察金門發動了“勿忘在莒”運動。莒，今日山東莒縣一帶。公元前284年，燕國大將樂毅率兵大敗齊國，齊國國土大部分喪失，隻剩下莒和即墨兩座城市。莒人不忘複仇，苦心經營五年，終於在齊國大將田單的率領下，打敗燕軍，反攻複國，獲得大勝。蔣介石發動“勿忘在莒”運動，就是要台灣軍民向莒人學習，反攻複國。
毛澤東呢？他喜歡中國古代寓言，他向來訪的法國總理孚爾講述了這樣的故事。據孚爾回憶，毛澤東說：“中國有一則‘鷸蚌相爭’的寓言，鷸在海灘上啄起一隻蚌，但是蚌也緊夾住鷸的嘴。他們開始爭論不休。蚌對鷸說。你會在三天之內死去。鷸也對蚌說，你沒水喝，也會在三天之內死去。雙方都不肯讓步，這時漁夫經過，就把鷸蚌都捕捉去了。”
毛澤東把中國大陸和台灣比喻為鷸和蚌。而那漁夫，毛澤東說是長著高鼻子的美國人。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那裏尋找中國典故，他倆所選用的“勿忘在莒”和“鷸蚌相爭”，正是表達了他們不同的政治意圖。
在中國大陸“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活動日趨活躍。不過，他隻能派小股部隊騷擾，派飛機偵察、撒傳單、空投特務。論軍力，蔣介石無法跟毛澤東相比。因此，蔣介石的反攻大陸，隻能以失敗告終：所派四十三股特務，即“國軍遊擊隊”，全部被殲，有去無回；蔣軍飛機，被擊下十多架；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被擊下二十多架。就連最新式的高空偵察機U-2型飛機，也一次次被擊下……毛澤東笑謂李宗仁歸來“誤上賊船”進入1965年，海峽兩岸的形勢，仍如繃緊了的弦。
元旦剛過，1月2日，一架美軍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便在中國東南地區上空被擊落；
1月10日，蔣軍一架美製U-2型高空偵察機在中國華北地區上空被擊落；
3月18日，蔣軍一架美製RF-101型飛機在中國東南沿海上空被擊落；
3月31日，美軍一架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在中國華南地區上空被擊落；
4月3日、18日，兩架美軍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在中國中南地區上空被擊落；
5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沉蔣軍東江號巡邏艦，近百名國民黨士兵葬身大海；
8月6日，激烈的海戰又起。在福建南部詔安海灣，兩艘國民黨軍艦運載一批特種部隊準備登陸，遭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猛烈反擊。兩艦名叫漳州號、劍門號，均沉沒海底，死傷達數百人。尤其是劍門號，排水量為八百九十噸。這次兩艦覆沒，台灣為之震驚……
就在兩次海戰之間，7月14日，香港《快報》刊出獨家新聞，使台灣一片嘩然：“李宗仁將返大陸！”
翌日，美聯社自日內瓦發出電訊稱：“香港報章推測中國前總統李宗仁可能前往北京，此間台灣官員對此表示懷疑。”
就在“台灣官員對此表示懷疑”之際，7月18日上午11時，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沽出現在上海虹橋機場，受到早已在那裏等候的周恩來、陳毅、葉劍英的熱烈歡迎。
7月20日，當李宗仁夫婦飛往北京，周恩來提前二十分鍾起飛，又在北京機場迎接他們的到來。
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李宗仁夫婦，表示熱忱的歡迎。
毛澤東一見李宗仁，出語驚人：“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
李宗仁一聽，一時不知如何答複。
毛澤東哈哈大笑：“蔣介石口口聲聲叫我為‘匪’，還把中國大陸稱為‘匪區’。你今天到‘匪區’來見‘匪’，豈不是誤上賊船！”
聽毛澤東這麽一說，李宗仁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李宗仁回歸北京，其實是意料中的事。李宗仁與蔣介石的深刻矛盾，使他理所當然倒向北京。
早在1950年7月，李宗仁向美國共和黨領袖羅伯特·塔夫脫談及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便尖銳地抨擊了蔣介石：“就我所知，國民黨所以失敗，實由於蔣介石二十年的獨裁專製，政治腐敗，人心離散；軍事上指揮錯誤，士無鬥誌。這些是主要因素。”
在1958年至1962年由李宗仁口授、唐德剛筆錄的《李宗仁回憶錄》中，他便這樣論及毛澤東和蔣介石；
中共席卷大陸以來，政權已漸穩定。唯中共急於工業化和實現共產社會理想，不無躁進之嫌。然中共十餘年來百廢俱興，建設規模之大與成就之速，皆史無前例。國勢日振，真可說舉世側目。我本人雖失敗去國，而對北平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
至於台灣，十餘年來，蔣小朝廷內的一切作風似仍沿襲大陸時代的惡習而無甚改進，且有甚於大陸時代。如此而猶欺人自欺，動輒以“反攻大陸”做宣傳，豈不可笑。一種政治宣傳，如果連自己都欺騙不了，又如何能欺騙世人呢！
李宗仁還回憶起他跟毛澤東最初的交往：
我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麵，是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會議席上。他那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所辦的農民講習所所長，並擔任短時期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身材高大，時常穿一件藍布大褂。在會議席上，他雖發言不多，但每逢發言，總是斬釘截鐵、有條不紊，給我印象很深，覺得這位共產黨很不平凡。
1963年7月14日，意大利米蘭《歐洲周報》發表李宗仁對該報女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的談話。他這麽談及蔣介石：
許多年來，蔣一直是中國元首，而現在他的舉動好像他的經驗還沒有一個村長多，他不懂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門、馬祖海邊的懸崖上發表演說。他總是重複著同樣一句話：“我們一定要回去。”很難說他本人是否了解這一事實，回大陸是不可能的。
李宗仁接著又談到了他自己；
我像蔣介石和國民黨一樣，是一個失敗者。唯一的區別是，我完全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作為個人來說，我自己無關緊要，我不能妨礙中國的前途和她的進步。我由於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什麽時候我們曾經有過像我們今天有的這樣一個強大的中國呢？
經過李宗仁的政治秘書程思遠幕後穿梭，多次密訪北京，由周恩來作了安排，這樣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陪夫人前往瑞士治病的名義，飛往蘇黎世小住，然後悄然前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由那裏轉往廣州……
李宗仁的歸來，在中國大陸刮起一陣“李宗仁旋風”。中共各方要人、國民黨各地舊部，紛紛宴請李宗仁夫婦。其中最為有趣的是，末代皇帝溥儀握著他的手說：“歡迎你回到我們偉大祖國懷抱裏來！”末代皇帝和末代總統的相見，一時傳為佳話。
李宗仁於1969年1月1日，死於直腸癌，終年七十八歲。
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五年過去了，蔣介石年年在號召反攻大陸，年年成了一句空話。
不過，細細探究，倒也可以從中發現規律：每當國際形勢發生不利於毛澤東的變化時，或者由於毛澤東的政策失誤使大陸發生困難時，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的調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陸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達到了高潮。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一般泛指1960年至1962年。雖然名為“自然災害”，其實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與中共經濟建設思路有關。
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5日，於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便已說過：“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同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也這麽說過：“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著我們的失敗。”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之前所說的這兩段話，就把國共大決戰結束之後的形勢說得明明白白。
確實，“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是毛澤東所“不熟習的東西”。毛澤東不熟習經濟建設工作，發出了“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他照搬蘇聯模式，使他吃了大虧，使巾國大陸吃了大虧。
其實，在國共大規模的決戰結束之後，又在另一個戰場上開始新的比試。這個新的戰場，就是經濟建設。
蔣介石作為一位軍人，對經濟也並不在行。中國在他的統治之下，經濟也一團糟。
退到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在經濟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灣經濟慢慢複蘇。比如，他實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貸款給農民，購買地主的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又規定地主把所得的錢必須購買股票，轉人工商業，從而促使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蔣介石還製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計劃，從宏觀上引導經濟各部門均衡發展……
經濟的競賽，不像戰爭那樣“立竿見影”。毛澤東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時間，接連發動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消滅了蔣介石主力，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大陸和台灣的經濟競賽，卻是經曆了相當長的時間，才慢慢顯示出差距——最初，在20世紀50年代，兩岸的經濟競賽，並沒有明顯地顯示出差距。
蔣介石在美國的幫助下，即靠著“美援”，實行四年計劃，度過台灣經濟最初最艱難的日子；毛澤東則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靠著“蘇援”，實行五年計劃，度過大陸經濟百廢待興的那些日子。
1957年11月，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裏，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
赫魯曉夫提出和美國進行和平競賽：“今後十五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
毛澤東立即響應，他在莫斯科說：“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毛澤東定下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把當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經濟建設上來。他以詩人的浪漫和軍事家的決斷搞建設，急於求成，於是來了個“大躍進”，來了個“大煉鋼鐵”，來了個“畝產萬斤放衛星”……
“大躍進”的虛火，使中國大陸的經濟陷入了泥潭。
此時此際，毛澤東和“老大哥”的關係又日益緊張。毛澤東指斥赫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於是，中蘇關係惡化。赫魯曉夫撤走了派往中國的專家，撕毀了合同。
也就在此時此際，中國大陸又遭到了自然災害。
於是，毛澤東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禍天災一齊襲來。
以打敗蔣介石而在黨內享有崇高聲譽的毛澤東，不得不在1962年1月至2月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檢查。所謂“七千人大會”，即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有七千多人參加而得名。
毛澤東麵對著七千多人說，他在去年6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範圍中檢查。毛澤東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毛澤東坦率地承認自己對於經濟的外行：“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太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
毛澤東這話，其實也就是他在1949年所說的“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時間已經過去十三年，毛澤東對於他原先“不熟習的東西”依然不熟習！依然“還不懂得”！
如果真正意識到自己對於經濟建設“不熟習”、“不懂得”倒也罷了，嚴重的問題是毛澤東在“不熟習”、“不懂得”的情況下，急於求成，造成了大陸經濟跌人危機，即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也正如毛澤東早在1949年便已說過的那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那時，毛澤東沒有把“手下敗將”蔣介石放在眼裏。其實，蔣介石和“帝國主義者”們一樣，也“站在一旁看”，等待著毛澤東的失敗。
毛澤東陷入經濟困境，使蔣介石興高采烈。蔣介石這種幸災樂禍之情，在1963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九全”大會上，達到了高峰。
在“九全”大會上，由蔣介石的副手、國民黨副總裁陳誡作政治報告。
陳誠說，由於“三麵紅旗”，毛澤東“慘重的失敗了”，“造成空前未有的嚴重饑荒”，“使大陸經濟全麵破產”，“激起了大陸人民的強烈反抗”，“政權隨時可以崩潰瓦解”。
陳誠還把1958年“八二三”炮擊金門以來，漸漸沉寂的炮聲，稱為國民黨“台海炮戰的輝煌勝利”，是“反攻複國鬥爭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裏程碑”。
蔣介石則號召，“向反攻複國的目標邁步前進”。
國民黨“九全”大會，通過了《關於對敵鬥爭與大陸革命工作之決議案》，並決定籌建“中華民國反共建國聯盟”。
1964年12月2日，蔣介石視察金門發動了“勿忘在莒”運動。莒，今日山東莒縣一帶。公元前284年，燕國大將樂毅率兵大敗齊國，齊國國土大部分喪失，隻剩下莒和即墨兩座城市。莒人不忘複仇，苦心經營五年，終於在齊國大將田單的率領下，打敗燕軍，反攻複國，獲得大勝。蔣介石發動“勿忘在莒”運動，就是要台灣軍民向莒人學習，反攻複國。
毛澤東呢？他喜歡中國古代寓言，他向來訪的法國總理孚爾講述了這樣的故事。據孚爾回憶，毛澤東說：“中國有一則‘鷸蚌相爭’的寓言，鷸在海灘上啄起一隻蚌，但是蚌也緊夾住鷸的嘴。他們開始爭論不休。蚌對鷸說。你會在三天之內死去。鷸也對蚌說，你沒水喝，也會在三天之內死去。雙方都不肯讓步，這時漁夫經過，就把鷸蚌都捕捉去了。”
毛澤東把中國大陸和台灣比喻為鷸和蚌。而那漁夫，毛澤東說是長著高鼻子的美國人。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那裏尋找中國典故，他倆所選用的“勿忘在莒”和“鷸蚌相爭”，正是表達了他們不同的政治意圖。
在中國大陸“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活動日趨活躍。不過，他隻能派小股部隊騷擾，派飛機偵察、撒傳單、空投特務。論軍力，蔣介石無法跟毛澤東相比。因此，蔣介石的反攻大陸，隻能以失敗告終：所派四十三股特務，即“國軍遊擊隊”，全部被殲，有去無回；蔣軍飛機，被擊下十多架；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被擊下二十多架。就連最新式的高空偵察機U-2型飛機，也一次次被擊下……毛澤東笑謂李宗仁歸來“誤上賊船”進入1965年，海峽兩岸的形勢，仍如繃緊了的弦。
元旦剛過，1月2日，一架美軍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便在中國東南地區上空被擊落；
1月10日，蔣軍一架美製U-2型高空偵察機在中國華北地區上空被擊落；
3月18日，蔣軍一架美製RF-101型飛機在中國東南沿海上空被擊落；
3月31日，美軍一架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在中國華南地區上空被擊落；
4月3日、18日，兩架美軍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在中國中南地區上空被擊落；
5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沉蔣軍東江號巡邏艦，近百名國民黨士兵葬身大海；
8月6日，激烈的海戰又起。在福建南部詔安海灣，兩艘國民黨軍艦運載一批特種部隊準備登陸，遭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猛烈反擊。兩艦名叫漳州號、劍門號，均沉沒海底，死傷達數百人。尤其是劍門號，排水量為八百九十噸。這次兩艦覆沒，台灣為之震驚……
就在兩次海戰之間，7月14日，香港《快報》刊出獨家新聞，使台灣一片嘩然：“李宗仁將返大陸！”
翌日，美聯社自日內瓦發出電訊稱：“香港報章推測中國前總統李宗仁可能前往北京，此間台灣官員對此表示懷疑。”
就在“台灣官員對此表示懷疑”之際，7月18日上午11時，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沽出現在上海虹橋機場，受到早已在那裏等候的周恩來、陳毅、葉劍英的熱烈歡迎。
7月20日，當李宗仁夫婦飛往北京，周恩來提前二十分鍾起飛，又在北京機場迎接他們的到來。
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李宗仁夫婦，表示熱忱的歡迎。
毛澤東一見李宗仁，出語驚人：“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
李宗仁一聽，一時不知如何答複。
毛澤東哈哈大笑：“蔣介石口口聲聲叫我為‘匪’，還把中國大陸稱為‘匪區’。你今天到‘匪區’來見‘匪’，豈不是誤上賊船！”
聽毛澤東這麽一說，李宗仁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李宗仁回歸北京，其實是意料中的事。李宗仁與蔣介石的深刻矛盾，使他理所當然倒向北京。
早在1950年7月，李宗仁向美國共和黨領袖羅伯特·塔夫脫談及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便尖銳地抨擊了蔣介石：“就我所知，國民黨所以失敗，實由於蔣介石二十年的獨裁專製，政治腐敗，人心離散；軍事上指揮錯誤，士無鬥誌。這些是主要因素。”
在1958年至1962年由李宗仁口授、唐德剛筆錄的《李宗仁回憶錄》中，他便這樣論及毛澤東和蔣介石；
中共席卷大陸以來，政權已漸穩定。唯中共急於工業化和實現共產社會理想，不無躁進之嫌。然中共十餘年來百廢俱興，建設規模之大與成就之速，皆史無前例。國勢日振，真可說舉世側目。我本人雖失敗去國，而對北平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
至於台灣，十餘年來，蔣小朝廷內的一切作風似仍沿襲大陸時代的惡習而無甚改進，且有甚於大陸時代。如此而猶欺人自欺，動輒以“反攻大陸”做宣傳，豈不可笑。一種政治宣傳，如果連自己都欺騙不了，又如何能欺騙世人呢！
李宗仁還回憶起他跟毛澤東最初的交往：
我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麵，是在國民黨二中全會的會議席上。他那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所辦的農民講習所所長，並擔任短時期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身材高大，時常穿一件藍布大褂。在會議席上，他雖發言不多，但每逢發言，總是斬釘截鐵、有條不紊，給我印象很深，覺得這位共產黨很不平凡。
1963年7月14日，意大利米蘭《歐洲周報》發表李宗仁對該報女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的談話。他這麽談及蔣介石：
許多年來，蔣一直是中國元首，而現在他的舉動好像他的經驗還沒有一個村長多，他不懂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門、馬祖海邊的懸崖上發表演說。他總是重複著同樣一句話：“我們一定要回去。”很難說他本人是否了解這一事實，回大陸是不可能的。
李宗仁接著又談到了他自己；
我像蔣介石和國民黨一樣，是一個失敗者。唯一的區別是，我完全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作為個人來說，我自己無關緊要，我不能妨礙中國的前途和她的進步。我由於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什麽時候我們曾經有過像我們今天有的這樣一個強大的中國呢？
經過李宗仁的政治秘書程思遠幕後穿梭，多次密訪北京，由周恩來作了安排，這樣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陪夫人前往瑞士治病的名義，飛往蘇黎世小住，然後悄然前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由那裏轉往廣州……
李宗仁的歸來，在中國大陸刮起一陣“李宗仁旋風”。中共各方要人、國民黨各地舊部，紛紛宴請李宗仁夫婦。其中最為有趣的是，末代皇帝溥儀握著他的手說：“歡迎你回到我們偉大祖國懷抱裏來！”末代皇帝和末代總統的相見，一時傳為佳話。
李宗仁於1969年1月1日，死於直腸癌，終年七十八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