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周恩來在萬隆首次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1955年4月16日下午6時，當周恩來出現在雅加達瑪腰蘭機場時，機場上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
周恩來成了亞非政府首腦會議上的“明星”。這不僅僅是由於幾天前發生了驚心動魄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而是在於他有第一流的外交才幹，在於他所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亞非的重要地位。那時，亞非各國頗多分歧，周恩來鮮明地提出了“求同存異”的著名方針。
周恩來在當年漫長的國共談判之中，在和蔣介石的一次次會談之中，磨煉了一身難得的談判功夫。此刻，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席代表，在大會上發表了深得人心的演講。
周恩來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求同的基礎，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苦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到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
周恩來的講話，贏得一片讚同。這樣，會議達成了關於國家之間和平相處的十項原則，史稱“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是一次國際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卻也談起了國內問題，即台灣問題。
周恩來說，對於台灣問題，也可以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去解決，我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周恩來說：“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美國注意到周恩來的這番話。不過，當時的美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而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外交關係，於是中美雙方通過英國進行聯絡。在英國的聯絡下，1955年8月1日，中美雙方選擇了一個中性的地點——瑞士首都日內瓦，在那裏舉行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
中方首席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為尤·阿·約翰遜。
王炳南參與策動過西安事變。在重慶談判時，他擔任毛澤東秘書。他在1955年4月，奉派為駐波蘭大使。中美雙方經過會談，於1955年9月10日達成一份協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采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日內瓦的會談表明，自從朝鮮戰爭以來，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對立的關係有了緩和。這理所當然對北京和台灣的關係產生了影響。
自從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第一次公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當即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人們猜測著北京究竟以什麽樣的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其實早在1950年，毛澤東已經考慮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遴選從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人物時，首先想及了那位號稱“和平大使”的張治中。張治中確實是非常恰當的人選。他曾是國共談判時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台灣有著他的眾多的舊部好友，他和蔣介石也有著頗深的淵源——就連蔣介石下野之後，他還兩度赴溪口聆教……
1950年，張治中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防研究小組組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3月11日，毛澤東致電張治中，全文如下：張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電悉，極感盛意。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極為重要，尚希刻意經營，借收成效。
毛澤東
寅真
其中，“寅”為代月地支，即3月。“微”、“真”為代日韻目，分別為5日、11日。
毛澤東電報中提及的“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指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準，張治中在進行為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工作。這在當時，是極為機密的。不過，那時國共大決戰剛剛結束，塵埃尚未落地，海峽兩岸的對立情緒還非常嚴重，張治中的和平使命難以實行。
當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首次披露了願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意見之後，從上海來了一毛遂自薦者，願赴台灣去見蔣介石。此人名喚袁希洛。
袁希洛給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寫信，其中附了一封致毛澤東的信。黃炎培將信交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即邢西萍），請他轉交毛澤東。
1955年8月
17日，毛澤東作了如下批語：
劉、周、陳、鄧、彭真、陳毅閱，退毛。
似可允其來京一行，並參加國慶觀禮。此人是江蘇教育會派要人之一，似可考慮給以某種名義。
毛澤東
8月17日
“劉、周、陳、鄧”，即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
袁希洛此人，確實頗有點來曆，他是辛亥革命時的同盟會會員和臨時議會代表，20世紀20年代任江蘇啟東縣縣長。
袁希洛到了北京，說是可以去見蔣介石。
為此，毛澤東於10月12日在袁希洛要求去見蔣介石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劉、周、陳毅、彭真閱，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見蔣，我說須得台灣許可才能去，因此他寫了一封信，似可聽其去。此人書生氣很重，人是好人。
毛澤東
10月12日
退徐冰處理。
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不過，袁希洛後來擔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上海市文史究館館員。
周恩來成了亞非政府首腦會議上的“明星”。這不僅僅是由於幾天前發生了驚心動魄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而是在於他有第一流的外交才幹，在於他所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亞非的重要地位。那時，亞非各國頗多分歧，周恩來鮮明地提出了“求同存異”的著名方針。
周恩來在當年漫長的國共談判之中，在和蔣介石的一次次會談之中，磨煉了一身難得的談判功夫。此刻，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席代表，在大會上發表了深得人心的演講。
周恩來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求同的基礎，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苦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到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
周恩來的講話，贏得一片讚同。這樣，會議達成了關於國家之間和平相處的十項原則，史稱“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是一次國際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卻也談起了國內問題，即台灣問題。
周恩來說，對於台灣問題，也可以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去解決，我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周恩來說：“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美國注意到周恩來的這番話。不過，當時的美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而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外交關係，於是中美雙方通過英國進行聯絡。在英國的聯絡下，1955年8月1日，中美雙方選擇了一個中性的地點——瑞士首都日內瓦，在那裏舉行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
中方首席代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為尤·阿·約翰遜。
王炳南參與策動過西安事變。在重慶談判時，他擔任毛澤東秘書。他在1955年4月，奉派為駐波蘭大使。中美雙方經過會談，於1955年9月10日達成一份協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采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日內瓦的會談表明，自從朝鮮戰爭以來，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對立的關係有了緩和。這理所當然對北京和台灣的關係產生了影響。
自從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第一次公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當即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人們猜測著北京究竟以什麽樣的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其實早在1950年，毛澤東已經考慮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毛澤東遴選從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人物時，首先想及了那位號稱“和平大使”的張治中。張治中確實是非常恰當的人選。他曾是國共談判時的國民黨首席代表，台灣有著他的眾多的舊部好友，他和蔣介石也有著頗深的淵源——就連蔣介石下野之後，他還兩度赴溪口聆教……
1950年，張治中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防研究小組組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3月11日，毛澤東致電張治中，全文如下：張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電悉，極感盛意。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極為重要，尚希刻意經營，借收成效。
毛澤東
寅真
其中，“寅”為代月地支，即3月。“微”、“真”為代日韻目，分別為5日、11日。
毛澤東電報中提及的“先生現正從事之工作”，指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準，張治中在進行為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工作。這在當時，是極為機密的。不過，那時國共大決戰剛剛結束，塵埃尚未落地，海峽兩岸的對立情緒還非常嚴重，張治中的和平使命難以實行。
當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首次披露了願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意見之後，從上海來了一毛遂自薦者，願赴台灣去見蔣介石。此人名喚袁希洛。
袁希洛給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寫信，其中附了一封致毛澤東的信。黃炎培將信交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即邢西萍），請他轉交毛澤東。
1955年8月
17日，毛澤東作了如下批語：
劉、周、陳、鄧、彭真、陳毅閱，退毛。
似可允其來京一行，並參加國慶觀禮。此人是江蘇教育會派要人之一，似可考慮給以某種名義。
毛澤東
8月17日
“劉、周、陳、鄧”，即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
袁希洛此人，確實頗有點來曆，他是辛亥革命時的同盟會會員和臨時議會代表，20世紀20年代任江蘇啟東縣縣長。
袁希洛到了北京，說是可以去見蔣介石。
為此，毛澤東於10月12日在袁希洛要求去見蔣介石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劉、周、陳毅、彭真閱，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見蔣，我說須得台灣許可才能去，因此他寫了一封信，似可聽其去。此人書生氣很重，人是好人。
毛澤東
10月12日
退徐冰處理。
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不過，袁希洛後來擔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上海市文史究館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