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節 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最後一瞥
蔣介石在1949年10月中旬，又蒙受了三次沉重的打擊：
14日，廣州插上五星紅旗；
17日，廈門解放；
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疆迪化。
緊接著，在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的指揮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向西南大進軍；11月15日，貴陽紅旗飄揚；11月22日，桂係的大本營桂林響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代總統李宗仁稱病，於11月20日由南寧飛往香港，住人太和醫院。26日，李宗仁申請赴美就醫。
12月5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等飛往美國。李宗仁臨行聲稱：“胃疾劇重，亟待割治。”
在貴陽危如累卵之際，重慶告急。蔣介石於11月14日下午由台北急飛重慶，調兵遣將主持製定了“保衛大重慶”方案。
其實，蔣介石也知道重慶已很難保住，他下令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即關押共產黨人的白公館、渣滓洞進行大屠殺。
蔣介石還從台灣調來了“技術大隊”，由保密局毛人鳳、徐遠舉組成“重慶破廠辦事處”。所謂“破廠”，也就是破壞工廠，炸毀重要設備。
就在蔣介石到達重慶不久，中共地下組織曾密謀拘捕蔣介石。這一密謀，不久前由徐州某老幹部休養所的蕭德宣透露出來……
蕭德宣乃中共特別黨員，原本在國民黨邱清泉兵團任職，淮海戰役中，受中共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的派遣，混在亂軍之中，來到重慶。1949年4月，他被任命為國民黨暫編一五○師少將副師長。
蔣介石來到重慶之後，蕭德宣密謀與二二八團團長何顏亞對蔣介石進行突然襲擊：定於8月17日子夜，以進行夜間演習為名，把二二八團拉出，襲擊蔣介石所住林園別墅。
在行動之前，何顏亞為他的部屬考慮，下達了緊急疏散軍官家屬的命令。這一命令，泄漏了天機，以致二二八團官兵被憲兵繳械，拘蔣計劃化為泡影。
11月28日，解放軍攻下江津，逼近重慶。當時任行政院長的閻錫山由重慶飛逃成都。但蔣介石仍坐鎮重慶指揮。
11月30日，解放軍由江津順江場等處強渡長江，國民黨海軍江防艦隊永安號、郝家號起義。這時，蔣介石不得不倉皇乘飛機逃往成都。當天，山城重慶易幟。
成都，成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最後的據點。蔣介石要在成都和中共作最後的較量。
為了振奮軍心，蔣介石一反他平日行蹤保密的習慣，成都各報在12月1日都刊載了蔣介石來蓉的消息：
[中央社]蔣總裁今日晨9時許，乘中美號專機由兩架驅逐機護衛，自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來蓉，降落新津機場，黃少穀、俞濟時、穀正綱、陶希聖、蔣經國、沈昌煥、周宏濤、曹聖芬、夏幼權等隨行，成都方麵，陸校張耀明校長、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徐煥升，均趕赴機場恭迎，省垣各要員，均未及前往。總裁駐節軍校官邸，11時許，閻院長、王主席等，赴軍校晉謁。
又訊：蔣總裁10時許到達北校場，約閻院長晤談，張群、王陵基、嚴嘯虎於11時前往軍校晉謁。
報道中提到的王主席，即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閻院長，即行政院長閻錫山；嚴嘯虎，為成都警備司令。
蔣介石“駐節軍校”，指的是坐落在北校場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
在那兵荒馬亂的時刻，成都唯有這中央軍校算是安全地帶。軍校內，武擔山腳，一座法國式小樓，名日“黃埔樓”，成了蔣介石的行宮。
成都，勾起蔣介石無限傷心的是一座新墳，人稱“戴公墓”。墳前的新碑上，刻著“戴季陶之墓”。戴季陶和蔣介石有著莫逆之交。1949年2月11日深夜，麵對國民黨無可挽回的敗局，他走上了三個月前陳布雷所走的路——服用了大量安眠藥，自殺於成都棗子巷家中……
蔣介石於抵達成都後的第五天，12月4日，在黃埔樓接待了美聯社記者慕沙，發表了談話。蔣介石說：“餘此次應李代總統之邀人川，正值共軍滲入川東，陪都危急，餘亟願李代總統急返中樞，共挽危局，而李代總統卻決意出國。餘為國民一分子，並負領導國民革命之責任，唯有竭盡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艱險，協助政府，與大陸軍民共同奮鬥。”
蔣介石還論及了中國大陸的反共戰鬥形勢：“重慶淪陷，西南局勢更步人艱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國人士，應知中國大陸反共戰鬥，不僅並未停止，反而不顧任何代價，一切犧牲，亦且益趨擴大，刻在各地結集軍隊，使西南反共戰鬥持久……”“中國共黨在莫斯科指揮之下，企圖以暴力吞並中國國家，奴役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然中國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為獨立自由而戰，絕非暴力所能屈服。”
12月7日，蔣介石眼看形勢越來越不妙，終於發出了這樣的電報：
命令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作戰。
此令
蔣中正
1949年12月7日
蔣經國也在同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對於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起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複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於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往台北，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衛司令部。”
這樣，國民政府的駐地，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而成都，此時不得不遷往台北。
這一過程，正是表明了蔣介石是如何節節敗退的。
12月9日這天，三處來電向蔣介石報告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
昆明來電，雲南省主席盧漢宣布投向中共（這表明兩個多月前蔣介石獲知盧漢“動搖”的消息是確切的）；
彭縣來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宣布投向中共；
宜賓來電，二十二兵團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率三個師投向中共。
風雨飄搖，眾叛親離，蔣介石意識到已無法在中國大陸久留。
就在這時，中共成都地下黨組織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捉蔣敢死隊”，密謀襲擊黃埔樓。
也就在這時，12月8日，成都的晚報刊載消息：“蔣總裁已於今晨乘中美號專機離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趕上送行。”
讀了報紙，“捉蔣敢死隊”連連頓足，以為錯失良機。
令人困惑的是，12月11日成都《新新新聞》忽地又載：“蔣總裁昨離蓉飛台。”
這表明，蔣介石是在10日離開成都的！
蔣介石究竟何時離蓉，成了一個謎！這也表明，在那樣岌岌可危、如履薄冰的時刻，蔣介石的行蹤極為詭秘！
那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1949年12月21日，曾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獲，他化名戴正名，逃脫，後來又在四川江安被捕。據王陵基在1965年回憶，蔣介石離開成都是在10日。那天清早，他正準備躺下去睡一會兒，得知蔣介石要離開成都，便急急趕往鳳凰山機場送行。
另據蔣經國日記記載，他和蔣介石是在10日下午2時從鳳凰山機場起飛的。
這樣，蔣介石離開中國大陸的最後日子，通常被認為是12月10日。
不過，近年來，也有人以為是12月13日離開成都。其依據是蔣經國的日記，11日空白，而12日卻寫“日昨尚在成都”，表明蔣介石11日尚在成都！而據嚴嘯虎在1962年回憶；“蔣遂於13日飛逃台灣。”
蔣介石先是在南京上空繞了一圈，爾後含淚告別故鄉溪口，爾後告別上海複興島，告別重慶林園……終於，他向中國大陸投去了最後一瞥，從此一去不複返。
後來，蔣經國在《蔣經國自述》一書中，回憶父親蔣介石在中國大陸那段充滿風險的最後日子時，頗為感歎：“此次（父親）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
14日，廣州插上五星紅旗；
17日，廈門解放；
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疆迪化。
緊接著，在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的指揮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向西南大進軍；11月15日，貴陽紅旗飄揚；11月22日，桂係的大本營桂林響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
代總統李宗仁稱病，於11月20日由南寧飛往香港，住人太和醫院。26日，李宗仁申請赴美就醫。
12月5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等飛往美國。李宗仁臨行聲稱：“胃疾劇重，亟待割治。”
在貴陽危如累卵之際，重慶告急。蔣介石於11月14日下午由台北急飛重慶，調兵遣將主持製定了“保衛大重慶”方案。
其實，蔣介石也知道重慶已很難保住，他下令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即關押共產黨人的白公館、渣滓洞進行大屠殺。
蔣介石還從台灣調來了“技術大隊”，由保密局毛人鳳、徐遠舉組成“重慶破廠辦事處”。所謂“破廠”，也就是破壞工廠，炸毀重要設備。
就在蔣介石到達重慶不久，中共地下組織曾密謀拘捕蔣介石。這一密謀，不久前由徐州某老幹部休養所的蕭德宣透露出來……
蕭德宣乃中共特別黨員，原本在國民黨邱清泉兵團任職，淮海戰役中，受中共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的派遣，混在亂軍之中，來到重慶。1949年4月，他被任命為國民黨暫編一五○師少將副師長。
蔣介石來到重慶之後，蕭德宣密謀與二二八團團長何顏亞對蔣介石進行突然襲擊：定於8月17日子夜，以進行夜間演習為名，把二二八團拉出，襲擊蔣介石所住林園別墅。
在行動之前，何顏亞為他的部屬考慮，下達了緊急疏散軍官家屬的命令。這一命令，泄漏了天機，以致二二八團官兵被憲兵繳械，拘蔣計劃化為泡影。
11月28日，解放軍攻下江津，逼近重慶。當時任行政院長的閻錫山由重慶飛逃成都。但蔣介石仍坐鎮重慶指揮。
11月30日，解放軍由江津順江場等處強渡長江，國民黨海軍江防艦隊永安號、郝家號起義。這時，蔣介石不得不倉皇乘飛機逃往成都。當天，山城重慶易幟。
成都，成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最後的據點。蔣介石要在成都和中共作最後的較量。
為了振奮軍心，蔣介石一反他平日行蹤保密的習慣，成都各報在12月1日都刊載了蔣介石來蓉的消息：
[中央社]蔣總裁今日晨9時許，乘中美號專機由兩架驅逐機護衛，自重慶白市驛機場起飛來蓉，降落新津機場，黃少穀、俞濟時、穀正綱、陶希聖、蔣經國、沈昌煥、周宏濤、曹聖芬、夏幼權等隨行，成都方麵，陸校張耀明校長、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徐煥升，均趕赴機場恭迎，省垣各要員，均未及前往。總裁駐節軍校官邸，11時許，閻院長、王主席等，赴軍校晉謁。
又訊：蔣總裁10時許到達北校場，約閻院長晤談，張群、王陵基、嚴嘯虎於11時前往軍校晉謁。
報道中提到的王主席，即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閻院長，即行政院長閻錫山；嚴嘯虎，為成都警備司令。
蔣介石“駐節軍校”，指的是坐落在北校場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
在那兵荒馬亂的時刻，成都唯有這中央軍校算是安全地帶。軍校內，武擔山腳，一座法國式小樓，名日“黃埔樓”，成了蔣介石的行宮。
成都，勾起蔣介石無限傷心的是一座新墳，人稱“戴公墓”。墳前的新碑上，刻著“戴季陶之墓”。戴季陶和蔣介石有著莫逆之交。1949年2月11日深夜，麵對國民黨無可挽回的敗局，他走上了三個月前陳布雷所走的路——服用了大量安眠藥，自殺於成都棗子巷家中……
蔣介石於抵達成都後的第五天，12月4日，在黃埔樓接待了美聯社記者慕沙，發表了談話。蔣介石說：“餘此次應李代總統之邀人川，正值共軍滲入川東，陪都危急，餘亟願李代總統急返中樞，共挽危局，而李代總統卻決意出國。餘為國民一分子，並負領導國民革命之責任，唯有竭盡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艱險，協助政府，與大陸軍民共同奮鬥。”
蔣介石還論及了中國大陸的反共戰鬥形勢：“重慶淪陷，西南局勢更步人艱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國人士，應知中國大陸反共戰鬥，不僅並未停止，反而不顧任何代價，一切犧牲，亦且益趨擴大，刻在各地結集軍隊，使西南反共戰鬥持久……”“中國共黨在莫斯科指揮之下，企圖以暴力吞並中國國家，奴役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然中國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為獨立自由而戰，絕非暴力所能屈服。”
12月7日，蔣介石眼看形勢越來越不妙，終於發出了這樣的電報：
命令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作戰。
此令
蔣中正
1949年12月7日
蔣經國也在同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對於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起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複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於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往台北，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衛司令部。”
這樣，國民政府的駐地，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而成都，此時不得不遷往台北。
這一過程，正是表明了蔣介石是如何節節敗退的。
12月9日這天，三處來電向蔣介石報告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
昆明來電，雲南省主席盧漢宣布投向中共（這表明兩個多月前蔣介石獲知盧漢“動搖”的消息是確切的）；
彭縣來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宣布投向中共；
宜賓來電，二十二兵團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率三個師投向中共。
風雨飄搖，眾叛親離，蔣介石意識到已無法在中國大陸久留。
就在這時，中共成都地下黨組織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捉蔣敢死隊”，密謀襲擊黃埔樓。
也就在這時，12月8日，成都的晚報刊載消息：“蔣總裁已於今晨乘中美號專機離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趕上送行。”
讀了報紙，“捉蔣敢死隊”連連頓足，以為錯失良機。
令人困惑的是，12月11日成都《新新新聞》忽地又載：“蔣總裁昨離蓉飛台。”
這表明，蔣介石是在10日離開成都的！
蔣介石究竟何時離蓉，成了一個謎！這也表明，在那樣岌岌可危、如履薄冰的時刻，蔣介石的行蹤極為詭秘！
那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1949年12月21日，曾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獲，他化名戴正名，逃脫，後來又在四川江安被捕。據王陵基在1965年回憶，蔣介石離開成都是在10日。那天清早，他正準備躺下去睡一會兒，得知蔣介石要離開成都，便急急趕往鳳凰山機場送行。
另據蔣經國日記記載，他和蔣介石是在10日下午2時從鳳凰山機場起飛的。
這樣，蔣介石離開中國大陸的最後日子，通常被認為是12月10日。
不過，近年來，也有人以為是12月13日離開成都。其依據是蔣經國的日記，11日空白，而12日卻寫“日昨尚在成都”，表明蔣介石11日尚在成都！而據嚴嘯虎在1962年回憶；“蔣遂於13日飛逃台灣。”
蔣介石先是在南京上空繞了一圈，爾後含淚告別故鄉溪口，爾後告別上海複興島，告別重慶林園……終於，他向中國大陸投去了最後一瞥，從此一去不複返。
後來，蔣經國在《蔣經國自述》一書中，回憶父親蔣介石在中國大陸那段充滿風險的最後日子時，頗為感歎：“此次（父親）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