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
《論語》日：“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人曆來講究“名”。
蔣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麽呢？李宗仁之“名”，便頗費周折。
國民黨中央社為蔣介石下野發布消息，說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而“引退”，稱李宗仁為“李代總統”。
中央社發出這一電訊後，迅即加以更正，稱李宗仁為“李副總統”。這一更正表明，雖然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但他依然是中華民國總統，而李宗仁隻是“代行總統職務”，他依然是中華民國副總統。
其實，關於李宗仁之“名”，早在蔣介石下野的淩晨，白崇禧便從武漢給李宗仁打長途電話，叮囑他：“必須當繼任總統，不能當代總統。”
蔣介石當然不可能讓李宗仁當“繼任總統”。弄來弄去，李宗仁最後的“名”是“代行總統職務”的副總統。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長孫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調來了。孫科在1月19日，以行政院的名義給各國駐南京使節發出通知，要他們遷往廣州一一因為行政院要遷往廣州。在競選副總統時，孫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禮。
在李宗仁上台之後，孫科果真於1月29日起，把行政院遷到了廣州。
這樣，國民政府也就一分為三：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在廣州辦公。就連李宗仁，也不得不稱此為“一國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便在1月22日發表文告，聲稱“決本和平建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
24日，李宗仁命行政院執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國“剿匪”總司令部改為軍政長官公署；
二、取消全國戒嚴令；
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
四、釋放政治犯；
五、解除報章雜誌禁令；
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
平心而論，李宗仁的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變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還下令釋放張學良。他派出自己的政治秘書程思遠前往台灣，交涉釋放囚禁在那裏的張學良。隻是由於張學良屬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屬蔣介石，他人無法過問，李宗仁隻得作罷。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表示願以毛澤東在1月14日聲明中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
李宗仁的電報，遭到孫科的反對，乃在意料之中。然而，2月9日，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卻也在上海聲稱，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麵的和平”，不然“不惜犧牲一切，與共黨周旋到底”。
毛澤東於2月15日，為新華社寫了評論《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麽還要空喊“全麵和平”？》，對亂糟糟的國民黨政局，進行了抨擊：“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在1月14日的聲明，致命擊破了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使蔣介石在一個星期以後不得不‘引退’到幕後去。雖然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國人對於這一手曾經作過各種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較可看的雙簧，但是結果卻和他們的預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觀眾愈走愈稀，連台上的演員也陸續失蹤。”
毛澤東指出蔣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孫科在廣州，“一國三公”，各唱各的調：“蔣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繼續指揮他的殘餘力量，但是他已喪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來愈少。孫科的‘行政院’自動宣布‘遷政府於廣州’，它一麵脫離了它的‘總統’、‘代總統’，另一麵也脫離了它的‘立法院’、‘監察院’。孫科的‘行政院’號召戰爭，但是進行戰爭的‘國防部’卻既不在廣州，也不在南京，人們隻知道它的發言人在上海。”
毛澤東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這樣，李宗仁在石頭城上所看見的東西，就隻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李宗仁自上月21日登台到現在下過的命令，沒有一項是實行了的。”
蔣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麽呢？李宗仁之“名”，便頗費周折。
國民黨中央社為蔣介石下野發布消息，說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而“引退”，稱李宗仁為“李代總統”。
中央社發出這一電訊後，迅即加以更正，稱李宗仁為“李副總統”。這一更正表明，雖然蔣介石“因故不能視事”，但他依然是中華民國總統，而李宗仁隻是“代行總統職務”，他依然是中華民國副總統。
其實，關於李宗仁之“名”，早在蔣介石下野的淩晨，白崇禧便從武漢給李宗仁打長途電話，叮囑他：“必須當繼任總統，不能當代總統。”
蔣介石當然不可能讓李宗仁當“繼任總統”。弄來弄去，李宗仁最後的“名”是“代行總統職務”的副總統。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長孫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調來了。孫科在1月19日，以行政院的名義給各國駐南京使節發出通知，要他們遷往廣州一一因為行政院要遷往廣州。在競選副總統時，孫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禮。
在李宗仁上台之後，孫科果真於1月29日起，把行政院遷到了廣州。
這樣，國民政府也就一分為三：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孫科在廣州辦公。就連李宗仁，也不得不稱此為“一國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便在1月22日發表文告，聲稱“決本和平建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
24日，李宗仁命行政院執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國“剿匪”總司令部改為軍政長官公署；
二、取消全國戒嚴令；
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
四、釋放政治犯；
五、解除報章雜誌禁令；
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
平心而論，李宗仁的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變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還下令釋放張學良。他派出自己的政治秘書程思遠前往台灣，交涉釋放囚禁在那裏的張學良。隻是由於張學良屬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屬蔣介石，他人無法過問，李宗仁隻得作罷。
1月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表示願以毛澤東在1月14日聲明中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
李宗仁的電報，遭到孫科的反對，乃在意料之中。然而，2月9日，國防部政工局局長鄧文儀，卻也在上海聲稱，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麵的和平”，不然“不惜犧牲一切，與共黨周旋到底”。
毛澤東於2月15日，為新華社寫了評論《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麽還要空喊“全麵和平”？》，對亂糟糟的國民黨政局，進行了抨擊：“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在1月14日的聲明，致命擊破了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使蔣介石在一個星期以後不得不‘引退’到幕後去。雖然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國人對於這一手曾經作過各種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較可看的雙簧，但是結果卻和他們的預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觀眾愈走愈稀，連台上的演員也陸續失蹤。”
毛澤東指出蔣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孫科在廣州，“一國三公”，各唱各的調：“蔣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繼續指揮他的殘餘力量，但是他已喪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來愈少。孫科的‘行政院’自動宣布‘遷政府於廣州’，它一麵脫離了它的‘總統’、‘代總統’，另一麵也脫離了它的‘立法院’、‘監察院’。孫科的‘行政院’號召戰爭，但是進行戰爭的‘國防部’卻既不在廣州，也不在南京，人們隻知道它的發言人在上海。”
毛澤東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這樣，李宗仁在石頭城上所看見的東西，就隻剩下了‘天低吳楚，眼空無物’。李宗仁自上月21日登台到現在下過的命令，沒有一項是實行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