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顧祝同、周恩來西安會談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月14日，在上海發生的小插曲：
一艘遠洋輪船在黃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係著領帶的人物走了下來。他埋怨輪船實在開得太慢，以致耽誤了天賜良機！
此人便是汪精衛，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老對頭。西安事變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國的他一陣狂喜，以為取蔣介石而代之的機會到了。他聲言：“本人決心反共到底，與南京抗日派決不妥協。”
他急急回國。1936年12月22日，他在意大利熱那亞港登上波士坦號郵輪，駛往上海。可惜那時沒有直航飛機，郵輪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隻得在船上哼起詩來：
到枕濤聲疾複徐，
關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罷無長策，
起剔殘燈讀舊書。
當他抵達上海，西安事變早已落下大幕，蔣介石依然大權在握。
四天之後，汪精衛乘飛機飛往南京——這時才乘飛機，頂什麽用？！當飛機飛抵南京時，天公也不作美，飄飄灑灑下起冷雨來了。出於禮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飄著長髯，在一把油紙傘的遮護下，顫巍巍地站在機場上迎接。汪精衛穿著長袍，戴著禮帽，步下飛機時臉上堆著苦笑，好尷尬……
蔣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個月，於2月2日前往杭州，繼續“休息”。
幕後的斡旋，終於有了結果。蔣介石剛到杭州，便忙著調兵遣將，向西安進發——因為經過密商，楊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
楊虎城迫於無奈，與南京政府達成協議：一、張學良所部東北軍開出潼關至蘇皖邊境整編；二、楊虎城出國，所部西北軍撤至三原整編。
從2月6日蔣介石自杭州發給顧祝同、劉峙的手令，便可覷見當時蔣介石的狐疑心態：
我軍入西安之時，至少要先駐守東西兩門及鍾樓，或先進駐兩門後，再看鍾樓有否楊部駐守。如無楊部，則我軍可自動進駐鍾樓，否則與之妥商，令其讓防。
其實，楊虎城部隊已經遵照商定的條件，撤往三原。
2月8日，中央軍進駐西安，顧祝同被蔣介石任命為西安行營主任。
這時，周恩來尚在西安。於是，也就開始了“顧祝同一周恩來”新一輪國共會談。
在幕後決策的，依然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顧祝同乃深得蔣介石信任的軍人，後來成了蔣介石的“五虎上將”。顧祝同原本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立之初，他擔任戰術軍事教官，從此成了蔣介石的嫡係。顧祝同對蔣介石忠心耿耿，蔣介石也就對他不斷委以重任。
1937年元旦，蔣介石召見顧祝同，麵授機宜，囑其在解決西北問題時，“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
不久，顧祝同飛往洛陽，指揮五個集團軍，向西安小心翼翼推進。
蔣介石預料，顧祝同一進入西安，周恩來馬上就會與之接觸。正因為這樣，在中央軍開入西安的前一天，蔣介石便從杭州給洛陽“墨兄”發去一通密電。“墨兄”，即顧祝同，他的字為“墨三”。蔣介石的電報叮囑道：
對恩來及共黨代表態度，凡實際問題，如經費地區等皆令其仍由楊間接負責處置，不可與之有確切具體之表示，但可多與之說感情話，最好派代表與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與見麵，即使第一次允其見麵時，亦須用秘密方式，均勿公開，以免其多來求見也。
蔣介石生怕泄露天機，在電報中指明“此電立即付丙，切勿帶往西安。”付丙，即燒掉。
蔣介石的電報還提及：“密。張衝同誌本日由京乘車來陝。”
果真，2月9日，當顧祝同剛剛抵達西安，來自城東北七賢莊一號的秘密使者，便帶來周恩來的口信，希望一晤顧祝同。
也就在這一天，“毛、洛”從延安給周恩來發來了電報：
軍事方麵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徐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正彭剮……
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不破壞組織印可，紅軍組織領導不變。
電報中的林，即林彪；賀，賀龍；劉，劉伯承；徐，徐向前；朱，朱德；彭，彭德懷。
這樣，蔣介石在杭州不斷給顧祝同拍電報，毛澤東在延安不斷給周恩來發電報，“顧祝同一周恩來”會談，成了間接的“蔣介石一毛澤東”會談。
除了顧祝同之外，國民黨代表還有張衝、賀衷寒；中共代表還有葉劍英。
據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童小鵬回憶：
周恩來為了及時向中央請示，曾幾次乘坐雙座戰鬥機，往返於西安和延安之間。延安有個小小機場，既沒有導航設備，也沒有氣象台，飛行危險很大。有一次，周恩來乘飛機回延安，因雲霧很濃，能見度很低，飛機無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盤旋近一小時。在這段時間，延安和西安的電台一直保持聯係，西安說飛機早已起飛，而延安則說未見飛機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來，十分焦急，葉劍英一直守在七賢莊譯電室，等候飛機的消息。
後來，飛機折回西安，周恩來回到七賢莊，大家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但他卻仍是談笑風生，不當一回事兒，為了黨的工作，第二天又飛向延安。曲裏拐彎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10日，由保安遷入延安。毛澤東則於1月13日遷入延安。
毛澤東初人延安的住處，鮮為人知。筆者在延安友人的幫助下，沿著狹窄的山路，在一塊巨大的山岩下，找到一個方形的石窯洞。窯洞的洞壁、洞頂被煤煙熏得一片漆黑，地麵坑坑窪窪。窯洞現今的女主人李玲告訴筆者，李家十幾輩世居此洞，毛澤東初入延安時便在此洞中住了數月，當時，把窯洞讓給毛澤東的是她的父親。她父親是位中醫，有點文化，跟毛澤東頗談得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在院子裏，用紅磚黃泥砌了個崗亭，這崗亭迄今仍在。毛澤東正是在鳳凰山麓這孔石窯洞裏，不斷發出給周恩來的電報……
蔣介石呢？他在西子湖畔住了些天，又上廬山休養。雖說2月的廬山，寒氣逼人，他卻喜歡這時廬山的清靜。他在籌劃著一次重要的會議……
這次會議，早在去年12月29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便已作出決定：翌年2月15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要對西安事變以來的政局作出決策。
深知這次會議的重要，毛澤東在延安那孔石窯洞裏，來了個先聲奪人。在會議召開前五天，中共中央便發出了《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這份電報，非同一般。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四五方案”，將了蔣介石一軍。
電報申言：
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發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在提出對國民黨五項要求之後，指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能夠接受中共中央的五項要求，則中共中央願作出四項保證，這便是毛澤東的“四五方案”。
中共中央的四項保證是：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製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這份電報，是中共綱領性的文件。
當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當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拉開帷幕，一場激烈的格鬥便開始了。
這次會議，麵臨著兩大難題；一是對日關係，二是國共關係。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會議在國民黨黨歌聲中開始。
果真，國民黨內各派紛紛登台亮相。
“久違”的汪精衛上台了，他成了右翼頭目，力主“抗日必先剿共”。
宋慶齡、何香凝則是左翼首領，她們力主“聯共抗日”。
楊虎城也出席會議，他在會上重提西安事變時和張學良一起提出的“八項主張”。他說：“虎城等愛黨愛國，以為救亡之道，奠急於抗敵，而抗敵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項辦法建其始基。”
蔣介石呢？他在會上作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他稱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等突然構亂”，是“淩亂紀綱”。他向“到會各同誌”分發了“中正手輯小冊之西安半月記”。
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乃是陳布雷為之捉刀。陳公博1939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錄》巾，有一段文字妙趣橫生地寫及《西安半月記》的出版內幕，照錄於下：
西安事變閉了幕，蔣先生和蔣夫人還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會議正開會，宣傳部長邵力子剛坐在我的旁邊，他正心誠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問他看什麽，他隨手把那本草稿遞給我，說：“你看看罷，看有沒有毛病，這本書還沒有出版呢。”我一看原來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個鍾頭一氣讀完，會議還沒有散。
“這本書很有毛病，應斟酌過才可出版。”我對力子先生說。
“我也這麽想。你試說毛病在哪裏？”力子虛懷若穀地問我意見。
“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先生在半月記裏從不說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的回憶錄則敘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說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說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腳。……”
這樣這本半月記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複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
盡管蔣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變，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深刻影響了大會。
大會通過了《宣言》，表示如果領土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而決然出於一戰”。
蔣介石也在聲明中說：“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隻有出於抗戰之一途。”這是在蔣介石的言論巾，第一次出現“抗戰”一詞。
不管怎麽說，總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戰——雖然還有個前提，即“超過忍耐限度”。
這不能不說是西安事變的一大促進、一大成果、一大貢獻、一大勝利。
至於如何對待共產黨，爭論益發白熱化。大會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仍希冀“根絕赤禍”，而“赤禍”當然指的是中共。
不過，細細推敲這《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可以發覺其巾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這一決議案，提出了處理與中共關係的“最低限度之辦法”：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製，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軍隊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組織。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誌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折，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對於這曲裏拐彎的四條，周恩來後來作了絕妙的解釋：“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延安的石窯洞裏讀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後，以為大體上是有進步的。
毛澤東在3月6日致任弼時的電報中寫道：“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
另外，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的內部文件《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宣傳大綱），寫得更明確：
國民黨三中全會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會議……
在對共產黨問題上——雖然指責我們，但提出了四個條件，表示可以進行談判，在他的四個條件與我們給三中全會的通電原則上是相當接近的，因此國共合作的原則是已確定。
一艘遠洋輪船在黃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係著領帶的人物走了下來。他埋怨輪船實在開得太慢，以致耽誤了天賜良機！
此人便是汪精衛，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老對頭。西安事變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國的他一陣狂喜，以為取蔣介石而代之的機會到了。他聲言：“本人決心反共到底，與南京抗日派決不妥協。”
他急急回國。1936年12月22日，他在意大利熱那亞港登上波士坦號郵輪，駛往上海。可惜那時沒有直航飛機，郵輪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隻得在船上哼起詩來：
到枕濤聲疾複徐，
關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罷無長策，
起剔殘燈讀舊書。
當他抵達上海，西安事變早已落下大幕，蔣介石依然大權在握。
四天之後，汪精衛乘飛機飛往南京——這時才乘飛機，頂什麽用？！當飛機飛抵南京時，天公也不作美，飄飄灑灑下起冷雨來了。出於禮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飄著長髯，在一把油紙傘的遮護下，顫巍巍地站在機場上迎接。汪精衛穿著長袍，戴著禮帽，步下飛機時臉上堆著苦笑，好尷尬……
蔣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個月，於2月2日前往杭州，繼續“休息”。
幕後的斡旋，終於有了結果。蔣介石剛到杭州，便忙著調兵遣將，向西安進發——因為經過密商，楊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
楊虎城迫於無奈，與南京政府達成協議：一、張學良所部東北軍開出潼關至蘇皖邊境整編；二、楊虎城出國，所部西北軍撤至三原整編。
從2月6日蔣介石自杭州發給顧祝同、劉峙的手令，便可覷見當時蔣介石的狐疑心態：
我軍入西安之時，至少要先駐守東西兩門及鍾樓，或先進駐兩門後，再看鍾樓有否楊部駐守。如無楊部，則我軍可自動進駐鍾樓，否則與之妥商，令其讓防。
其實，楊虎城部隊已經遵照商定的條件，撤往三原。
2月8日，中央軍進駐西安，顧祝同被蔣介石任命為西安行營主任。
這時，周恩來尚在西安。於是，也就開始了“顧祝同一周恩來”新一輪國共會談。
在幕後決策的，依然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顧祝同乃深得蔣介石信任的軍人，後來成了蔣介石的“五虎上將”。顧祝同原本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立之初，他擔任戰術軍事教官，從此成了蔣介石的嫡係。顧祝同對蔣介石忠心耿耿，蔣介石也就對他不斷委以重任。
1937年元旦，蔣介石召見顧祝同，麵授機宜，囑其在解決西北問題時，“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
不久，顧祝同飛往洛陽，指揮五個集團軍，向西安小心翼翼推進。
蔣介石預料，顧祝同一進入西安，周恩來馬上就會與之接觸。正因為這樣，在中央軍開入西安的前一天，蔣介石便從杭州給洛陽“墨兄”發去一通密電。“墨兄”，即顧祝同，他的字為“墨三”。蔣介石的電報叮囑道：
對恩來及共黨代表態度，凡實際問題，如經費地區等皆令其仍由楊間接負責處置，不可與之有確切具體之表示，但可多與之說感情話，最好派代表與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與見麵，即使第一次允其見麵時，亦須用秘密方式，均勿公開，以免其多來求見也。
蔣介石生怕泄露天機，在電報中指明“此電立即付丙，切勿帶往西安。”付丙，即燒掉。
蔣介石的電報還提及：“密。張衝同誌本日由京乘車來陝。”
果真，2月9日，當顧祝同剛剛抵達西安，來自城東北七賢莊一號的秘密使者，便帶來周恩來的口信，希望一晤顧祝同。
也就在這一天，“毛、洛”從延安給周恩來發來了電報：
軍事方麵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徐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正彭剮……
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不破壞組織印可，紅軍組織領導不變。
電報中的林，即林彪；賀，賀龍；劉，劉伯承；徐，徐向前；朱，朱德；彭，彭德懷。
這樣，蔣介石在杭州不斷給顧祝同拍電報，毛澤東在延安不斷給周恩來發電報，“顧祝同一周恩來”會談，成了間接的“蔣介石一毛澤東”會談。
除了顧祝同之外，國民黨代表還有張衝、賀衷寒；中共代表還有葉劍英。
據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童小鵬回憶：
周恩來為了及時向中央請示，曾幾次乘坐雙座戰鬥機，往返於西安和延安之間。延安有個小小機場，既沒有導航設備，也沒有氣象台，飛行危險很大。有一次，周恩來乘飛機回延安，因雲霧很濃，能見度很低，飛機無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盤旋近一小時。在這段時間，延安和西安的電台一直保持聯係，西安說飛機早已起飛，而延安則說未見飛機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來，十分焦急，葉劍英一直守在七賢莊譯電室，等候飛機的消息。
後來，飛機折回西安，周恩來回到七賢莊，大家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但他卻仍是談笑風生，不當一回事兒，為了黨的工作，第二天又飛向延安。曲裏拐彎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10日，由保安遷入延安。毛澤東則於1月13日遷入延安。
毛澤東初人延安的住處，鮮為人知。筆者在延安友人的幫助下，沿著狹窄的山路，在一塊巨大的山岩下，找到一個方形的石窯洞。窯洞的洞壁、洞頂被煤煙熏得一片漆黑，地麵坑坑窪窪。窯洞現今的女主人李玲告訴筆者，李家十幾輩世居此洞，毛澤東初入延安時便在此洞中住了數月，當時，把窯洞讓給毛澤東的是她的父親。她父親是位中醫，有點文化，跟毛澤東頗談得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在院子裏，用紅磚黃泥砌了個崗亭，這崗亭迄今仍在。毛澤東正是在鳳凰山麓這孔石窯洞裏，不斷發出給周恩來的電報……
蔣介石呢？他在西子湖畔住了些天，又上廬山休養。雖說2月的廬山，寒氣逼人，他卻喜歡這時廬山的清靜。他在籌劃著一次重要的會議……
這次會議，早在去年12月29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便已作出決定：翌年2月15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要對西安事變以來的政局作出決策。
深知這次會議的重要，毛澤東在延安那孔石窯洞裏，來了個先聲奪人。在會議召開前五天，中共中央便發出了《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這份電報，非同一般。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四五方案”，將了蔣介石一軍。
電報申言：
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發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在提出對國民黨五項要求之後，指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能夠接受中共中央的五項要求，則中共中央願作出四項保證，這便是毛澤東的“四五方案”。
中共中央的四項保證是：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製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這份電報，是中共綱領性的文件。
當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當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拉開帷幕，一場激烈的格鬥便開始了。
這次會議，麵臨著兩大難題；一是對日關係，二是國共關係。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會議在國民黨黨歌聲中開始。
果真，國民黨內各派紛紛登台亮相。
“久違”的汪精衛上台了，他成了右翼頭目，力主“抗日必先剿共”。
宋慶齡、何香凝則是左翼首領，她們力主“聯共抗日”。
楊虎城也出席會議，他在會上重提西安事變時和張學良一起提出的“八項主張”。他說：“虎城等愛黨愛國，以為救亡之道，奠急於抗敵，而抗敵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項辦法建其始基。”
蔣介石呢？他在會上作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他稱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等突然構亂”，是“淩亂紀綱”。他向“到會各同誌”分發了“中正手輯小冊之西安半月記”。
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乃是陳布雷為之捉刀。陳公博1939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錄》巾，有一段文字妙趣橫生地寫及《西安半月記》的出版內幕，照錄於下：
西安事變閉了幕，蔣先生和蔣夫人還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會議正開會，宣傳部長邵力子剛坐在我的旁邊，他正心誠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問他看什麽，他隨手把那本草稿遞給我，說：“你看看罷，看有沒有毛病，這本書還沒有出版呢。”我一看原來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個鍾頭一氣讀完，會議還沒有散。
“這本書很有毛病，應斟酌過才可出版。”我對力子先生說。
“我也這麽想。你試說毛病在哪裏？”力子虛懷若穀地問我意見。
“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先生在半月記裏從不說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的回憶錄則敘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說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說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腳。……”
這樣這本半月記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複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
盡管蔣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變，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深刻影響了大會。
大會通過了《宣言》，表示如果領土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而決然出於一戰”。
蔣介石也在聲明中說：“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隻有出於抗戰之一途。”這是在蔣介石的言論巾，第一次出現“抗戰”一詞。
不管怎麽說，總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戰——雖然還有個前提，即“超過忍耐限度”。
這不能不說是西安事變的一大促進、一大成果、一大貢獻、一大勝利。
至於如何對待共產黨，爭論益發白熱化。大會通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仍希冀“根絕赤禍”，而“赤禍”當然指的是中共。
不過，細細推敲這《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可以發覺其巾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這一決議案，提出了處理與中共關係的“最低限度之辦法”：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製，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軍隊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組織。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誌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折，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對於這曲裏拐彎的四條，周恩來後來作了絕妙的解釋：“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延安的石窯洞裏讀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後，以為大體上是有進步的。
毛澤東在3月6日致任弼時的電報中寫道：“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
另外，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的內部文件《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宣傳大綱），寫得更明確：
國民黨三中全會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會議……
在對共產黨問題上——雖然指責我們，但提出了四個條件，表示可以進行談判，在他的四個條件與我們給三中全會的通電原則上是相當接近的，因此國共合作的原則是已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