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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團結一致，爭取勝利”
在中共“七大”，毛澤東受到全黨的擁戴，還在於他善於團結同誌，即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
毛澤東沒有對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實行“殘酷打擊，無情鬥爭”。
毛澤東曾這樣說過：
在1942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毛澤東在黨內實行“團結——批評——團結”，這樣就使中共“七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寫在會場上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同心同德”十二個大字，正是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
任弼時便是其中的一個。任弼時從反對毛澤東，經過自我批評，成為毛澤東的得力戰友。他不僅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樣重要的文件，而且成為中共五人領導核心之一。
最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澤東是取博古而代之，成為中共領袖的。但博古經過自我批評，心悅誠服地在中共“七大”上發言，擁護毛澤東。
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所保存的博古1945年5月3日大會發言的記錄。博古如此說：
我個人在這個路線錯誤中的責任怎麽樣呢？在上海中央破壞（指向忠發被捕——引者注）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的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第二沒有兢兢業業之心，絲毫沒有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有很嚴重的責任感。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自己品質的壞的方麵，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意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采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隻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剮的同誌擔負吧！”別的同誌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負總貴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方麵的錯誤，我是讚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博古說及自己執行“左”傾路線：
在這個時期，白區中反對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是反對劉少奇同誌的正確路線；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閔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博古很坦率地說及自己思想的轉變過程：
遵義會議改變領導是正確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義會議沒有承認這個錯誤，而且我繼續堅持這個錯誤，保持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路線，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窯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我仍然用“左”傾的觀點、教條主義的方法，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教條告訴我，資產階級是永遠反革命的，決沒有可能再來參加革命，參加抗戰，這是教條主義堅持到最後，也是我的“左”的錯誤最後一次。
確實，從那以後，博古與“左”傾教條主義告別之後就堅決站到毛澤東一邊。正因為這樣，張國燾在反對毛澤東時，稱“毛、周、博、洛機會主義路線”。在張國燾自立“黨中央”時，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的職務和黨籍。
在1936年，毛澤東派博古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來一起，參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1937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38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南方局組織部長。1941年，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博古被任命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和新華通訊社社長，充分發揮了他的寫作、宣傳特長。
在中共“七大”，博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46年，博古作為“政協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前往重慶參加談判。4月8日，乘C-47式運輸飛機由重慶返回延安。飛機由美軍蘭奇上尉機組駕駛。途經山西興縣東南時，一片陰雨，飛機竟撞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黑茶山上！與博古同時遇難的還有國共談判中共代表王若飛、新四軍軍長葉挺夫婦以及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解放區職工代表鄧發。遇難之日為4月8日，從此稱“四八烈士”。遇難之際，博古年僅三十九歲。
王明在寫了那篇《學習毛澤東》之後，其實對毛澤東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於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來，表示對“王明路線”想不通，因為那時他隻“當選中委和政治局委員”，“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在1945年4月20日，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經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時，王明致函任弼時，表示讚同決議。
中共“七大”期間，王明稱病，沒有出席會議。經毛澤東親自提議，仍選舉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擔任政務院法製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因病去蘇聯就醫，從此留居蘇聯。
1974年3月，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順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擔任軍事學校的教官。當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軍事研究委員會時，他擔任委員。1939年秋，周恩來、鄧穎超赴蘇，通知他同坐一架飛機飛往莫斯科，從此他離開了中國。
到了蘇聯，李德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不許他再過問中國事務。
於是李德棄武從文，在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後來，他回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定居，主持把《列寧文集》譯成德文。1961年，他當選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作家協會第一書記。1973年，他寫出回憶錄《中國紀事》，其中有些內容有史料價值，但對毛澤東仍堅持反對立場。
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於東德。
凱豐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沈陽解放後，擔任中共沈陽市委書記。1952年底，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23日病逝於北京，鄧小平主持了凱豐的追悼大會。
張聞天在中共“七大”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50年1月，張聞天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1955年1月回國，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蒙塵，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晚年，張聞天寫下富有真知灼見的政治、經濟論稿。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聽了關於中共五十五周年誕辰紀念的新聞廣播後，病逝於江蘇無錫。
在中共“七大”召開時，王稼祥因病未出席。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作為上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他，落選了！毛澤東得知後，特地在大會上為他講話。毛澤東說，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確實犯過“左”傾路線錯誤，但是他後來改正了，他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於中共中央委員的選舉已結束，毛澤東提議把王稼祥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這樣，王稼祥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稼祥是首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並任外交部副部長。從1951年2月起，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在“文革”中，被指責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1974年1月病逝於北京。
最出人意料的是，經毛澤東提議，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選為中央委員。
李立三幾乎成了被遺忘的人物，隻是在曆數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時才使人記起他的名字。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線”錯誤，被迫到蘇聯作“檢查”，一“查”就是十五年！內中，有一年零九個月甚至是在監獄中度過！
1945年，直至郭沫若訪蘇，才見到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國，托他帶信給中共中央，毛澤東這才知道李立三在蘇聯的具體情況。
1945年歲末，李立三接到蘇共中央聯絡部的通知，才知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且獲準回國工作，頓時使李立三熱淚縱橫。
李立三回國後，出任中共首席代表，和國民黨方麵談判東北問題。不久，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工委書記。1949年3月，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此後，他長期從事全國總工會領導工作。“文革”之初他被造反派指責為“裏通外國”（他的夫人李莎是蘇聯人），於1967年6月22日遭迫害而死。
至於另一位“左”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長征前夕被留在中央蘇區。正受肺病困擾的他，1935年4月23日在福建上杭遭捕，與他同行的何叔衡當場犧牲。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刑場遭殺，年僅三十六歲。
雖然瞿秋白無緣參加中共“七大”，但是毛澤東在1950年12月31日親筆為《瞿秋白文集》題詞，表達懷念之情：
瞿秋白同誌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誌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麵。
至於陳獨秀，雖說他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且組織黨內反對派，但在1937年10月，曾派代表羅漢要求前來延安，表示讚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毛澤東曾主張團結陳獨秀，但受到王明堅決反對。王明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毛澤東也就無法再跟羅漢談什麽了。但是，毛澤東仍拍電報給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轉告到達那裏的羅漢：“我們不拒絕與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但是，要求陳獨秀公開承認錯誤。此事因陳獨秀不願公開承認錯誤而作罷。
毛澤東在1942年3月30日同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時，仍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由於毛澤東正確地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使中共“七大”達到他預期的“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目的，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開創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團結了各“山頭”、各派別，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來一右三“左”的路線錯誤的賬，使中共以他為核心，“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此後，僅僅花了四年時間，毛澤東就戰勝了蔣介石，贏得中國大陸的解放，登上天安門城樓大聲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縱觀從1921年中共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28年間，1935年的遵義會議恰恰是“中點”：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連換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博古六任領袖。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後十四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勝利。
就這個意義上講，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2009年4月29日改定
於上海沉思齋
毛澤東沒有對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實行“殘酷打擊，無情鬥爭”。
毛澤東曾這樣說過：
在1942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毛澤東在黨內實行“團結——批評——團結”，這樣就使中共“七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寫在會場上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同心同德”十二個大字，正是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
任弼時便是其中的一個。任弼時從反對毛澤東，經過自我批評，成為毛澤東的得力戰友。他不僅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樣重要的文件，而且成為中共五人領導核心之一。
最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澤東是取博古而代之，成為中共領袖的。但博古經過自我批評，心悅誠服地在中共“七大”上發言，擁護毛澤東。
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所保存的博古1945年5月3日大會發言的記錄。博古如此說：
我個人在這個路線錯誤中的責任怎麽樣呢？在上海中央破壞（指向忠發被捕——引者注）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的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第二沒有兢兢業業之心，絲毫沒有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有很嚴重的責任感。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自己品質的壞的方麵，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意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采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隻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剮的同誌擔負吧！”別的同誌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負總貴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方麵的錯誤，我是讚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裏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博古說及自己執行“左”傾路線：
在這個時期，白區中反對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是反對劉少奇同誌的正確路線；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閔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博古很坦率地說及自己思想的轉變過程：
遵義會議改變領導是正確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義會議沒有承認這個錯誤，而且我繼續堅持這個錯誤，保持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路線，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窯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我仍然用“左”傾的觀點、教條主義的方法，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教條告訴我，資產階級是永遠反革命的，決沒有可能再來參加革命，參加抗戰，這是教條主義堅持到最後，也是我的“左”的錯誤最後一次。
確實，從那以後，博古與“左”傾教條主義告別之後就堅決站到毛澤東一邊。正因為這樣，張國燾在反對毛澤東時，稱“毛、周、博、洛機會主義路線”。在張國燾自立“黨中央”時，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聞天）的職務和黨籍。
在1936年，毛澤東派博古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來一起，參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1937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38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南方局組織部長。1941年，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博古被任命為《解放日報》社社長和新華通訊社社長，充分發揮了他的寫作、宣傳特長。
在中共“七大”，博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46年，博古作為“政協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前往重慶參加談判。4月8日，乘C-47式運輸飛機由重慶返回延安。飛機由美軍蘭奇上尉機組駕駛。途經山西興縣東南時，一片陰雨，飛機竟撞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黑茶山上！與博古同時遇難的還有國共談判中共代表王若飛、新四軍軍長葉挺夫婦以及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解放區職工代表鄧發。遇難之日為4月8日，從此稱“四八烈士”。遇難之際，博古年僅三十九歲。
王明在寫了那篇《學習毛澤東》之後，其實對毛澤東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於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來，表示對“王明路線”想不通，因為那時他隻“當選中委和政治局委員”，“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在1945年4月20日，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經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時，王明致函任弼時，表示讚同決議。
中共“七大”期間，王明稱病，沒有出席會議。經毛澤東親自提議，仍選舉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擔任政務院法製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因病去蘇聯就醫，從此留居蘇聯。
1974年3月，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順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擔任軍事學校的教官。當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軍事研究委員會時，他擔任委員。1939年秋，周恩來、鄧穎超赴蘇，通知他同坐一架飛機飛往莫斯科，從此他離開了中國。
到了蘇聯，李德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不許他再過問中國事務。
於是李德棄武從文，在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後來，他回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定居，主持把《列寧文集》譯成德文。1961年，他當選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作家協會第一書記。1973年，他寫出回憶錄《中國紀事》，其中有些內容有史料價值，但對毛澤東仍堅持反對立場。
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於東德。
凱豐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沈陽解放後，擔任中共沈陽市委書記。1952年底，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23日病逝於北京，鄧小平主持了凱豐的追悼大會。
張聞天在中共“七大”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50年1月，張聞天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1955年1月回國，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蒙塵，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晚年，張聞天寫下富有真知灼見的政治、經濟論稿。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聽了關於中共五十五周年誕辰紀念的新聞廣播後，病逝於江蘇無錫。
在中共“七大”召開時，王稼祥因病未出席。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作為上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他，落選了！毛澤東得知後，特地在大會上為他講話。毛澤東說，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確實犯過“左”傾路線錯誤，但是他後來改正了，他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於中共中央委員的選舉已結束，毛澤東提議把王稼祥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這樣，王稼祥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稼祥是首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並任外交部副部長。從1951年2月起，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在“文革”中，被指責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1974年1月病逝於北京。
最出人意料的是，經毛澤東提議，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選為中央委員。
李立三幾乎成了被遺忘的人物，隻是在曆數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時才使人記起他的名字。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線”錯誤，被迫到蘇聯作“檢查”，一“查”就是十五年！內中，有一年零九個月甚至是在監獄中度過！
1945年，直至郭沫若訪蘇，才見到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國，托他帶信給中共中央，毛澤東這才知道李立三在蘇聯的具體情況。
1945年歲末，李立三接到蘇共中央聯絡部的通知，才知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且獲準回國工作，頓時使李立三熱淚縱橫。
李立三回國後，出任中共首席代表，和國民黨方麵談判東北問題。不久，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工委書記。1949年3月，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此後，他長期從事全國總工會領導工作。“文革”之初他被造反派指責為“裏通外國”（他的夫人李莎是蘇聯人），於1967年6月22日遭迫害而死。
至於另一位“左”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長征前夕被留在中央蘇區。正受肺病困擾的他，1935年4月23日在福建上杭遭捕，與他同行的何叔衡當場犧牲。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刑場遭殺，年僅三十六歲。
雖然瞿秋白無緣參加中共“七大”，但是毛澤東在1950年12月31日親筆為《瞿秋白文集》題詞，表達懷念之情：
瞿秋白同誌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誌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麵。
至於陳獨秀，雖說他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且組織黨內反對派，但在1937年10月，曾派代表羅漢要求前來延安，表示讚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毛澤東曾主張團結陳獨秀，但受到王明堅決反對。王明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毛澤東也就無法再跟羅漢談什麽了。但是，毛澤東仍拍電報給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轉告到達那裏的羅漢：“我們不拒絕與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但是，要求陳獨秀公開承認錯誤。此事因陳獨秀不願公開承認錯誤而作罷。
毛澤東在1942年3月30日同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時，仍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由於毛澤東正確地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使中共“七大”達到他預期的“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目的，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開創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團結了各“山頭”、各派別，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來一右三“左”的路線錯誤的賬，使中共以他為核心，“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此後，僅僅花了四年時間，毛澤東就戰勝了蔣介石，贏得中國大陸的解放，登上天安門城樓大聲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縱觀從1921年中共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28年間，1935年的遵義會議恰恰是“中點”：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連換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博古六任領袖。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後十四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勝利。
就這個意義上講，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2009年4月29日改定
於上海沉思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