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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王稼祥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信中提及的“我的思想”、“我的體係”“不是鼓吹的時候”，是因為已經有人在提“毛澤東同誌的思想”、“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體係”。
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論工作者，名叫張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黨的教育人才“應該是忠實於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實於毛澤東同誌的思想。”
1942年2月18日、19日，張如心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又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同誌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誌的理論就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
不久，陳毅在為紀念中共建立二十一周年而寫的《偉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澤東的“思想體係”：
毛澤東同誌領導的秋收起義，輾轉遊擊湘贛粵閩四省之間，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議，進行實她的中國社會的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具體完整的創獲，正確的思想體係開始創立。
也就在陳毅的文章發表的同時，1942年7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以醒目的標題刊出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
社論是由社長兼總編鄧拓親自撰寫的。
社論說：
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領導20世紀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偉大革命鬥爭，所以能夠成為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全麵鞏固的廣大群眾性的堅強有力的布爾什雛克黨，就因為有了毛澤東主義。
社論指出，毛澤東“在其理論與實踐中，有著許多新的創造，給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以更進一步的具體化與充實，使之更加適應於中國與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曆史條件。”
社論還說，“毛澤東同誌領導了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鬥爭，從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一直到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這些鬥爭中鞏固了黨和黨的正確路線，同時更加確立了毛澤東主義的科學思想方法”。
社論號召“深入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真正靈活地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應用到一時一地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中去”。
一年之後，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誕辰即將來臨之際，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麗剛吃過晚飯，聽見警衛員前來報告；“毛主席來了！”
毛澤東住的窯洞與王稼祥住的窯洞離得很近，他和江青朝這邊走過來。王稼祥和朱仲麗趕緊迎上去。王稼祥的窯洞門口，有一張石桌四個石凳，四個人就在那裏坐了下來。
據朱仲麗回憶，那天四個人聊了幾句之後，毛澤東便說明來意：“建黨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戰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寫一篇紀念文章？”王稼祥當即一口答應下來。於是，毛澤東跟王稼祥談了起來，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談抗日戰爭，談了很久。
毛澤東和江青走後，王稼祥就開始忙起來。朱仲麗記得，王稼祥那幾天一直在思索，在寫寫勾勾。大約經過一個星期，王稼祥終於寫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標題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的文章，詳細回顧了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年的曆史，指出這“也是尋找、確定和充實中國民族解放正確道路的曆史”。論述中國共產黨的二十二年曆史，大致上就是毛澤東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內容。
然而，王稼祥對這二十二年的中共黨史加以概括，明確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也不是“毛澤東主義”。王稼祥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理論體係，加以論述：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爾塞維克主義。
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鬥爭而形成起來的。
王稼祥寫畢，把手稿交給警衛員張誌，讓他送到毛澤東那裏。
又是傍晚，毛澤東從他的窯洞來到王稼祥那裏。依然坐在石凳上，談及了對王稼祥文章的意見。
在兩個月前，毛澤東在給凱豐的信中，曾說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此時，由於王稼祥的堅持，他還是同意了文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毛澤東說：“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麽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以為，作為一種思想體係，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朱仲麗見天色漸晚，便請毛澤東在他們家吃晚飯。毛澤東笑道：“可惜你們家的菜裏沒有辣椒！”
毛澤東在大笑聲中離去。
幾天之後，王稼樣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中全文發表。這時，《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是博古。
就在王稼祥的文章發表的前兩天——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劉少奇在文章中指出：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曆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麵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體係去算清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
這裏，劉少奇提及的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以及“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體係”。
這樣，“毛澤東思想”一詞的首創權，便屬於王稼祥——盡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類似的提法。特別是鄧拓所寫的社論，是早年全麵論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章，隻是他所提的“毛澤東主義”（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未被毛澤東所接受。1948年，吳玉章也曾提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紅衛兵重新起用“毛澤東主義”一詞，毛澤東仍不予以同意。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已日漸進人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體係，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論、策略、方針。鄧拓編選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在逐漸升溫：
1942年的“七一”，《晉察冀日報》發表號召“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
1943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並加以論述。
1944年的“七一”，紅緞子封麵上燙著五個金色大字的《毛澤東選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載體。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呼聲日益強烈之際，毛澤東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們注目。
最初，毛澤東的著作零零散散地發表在報紙、雜誌上，或者作為黨內文件印行，或者單篇印成小冊子。
最為“豪華”的，要算是遵義會議之後，共產國際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用紅綢封麵精印。
在延安，印行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單行本。
毛澤東的最初的選集是延安印行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當然那隻是收入毛澤東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過《毛澤東言論選集》，也隻是收入他的《論新階段》、《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五篇著作。
鄧拓自從1942年“七一”發表了那篇關於“毛澤東主義”的社論之後，就立下宏願，即為毛澤東編一本比較完整的選集。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聶榮臻和副書記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委托鄧拓編選，由《晉察冀日報》出版《毛澤東選集》。經向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王稼祥）請示，獲得了同意。
這樣，鄧拓就著手編選中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挑起這一重任的鄧拓，那時三十二歲。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鄧子健。1929年，他人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係，翌年加人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兩度被捕。
1937年春，鄧子健終於出獄。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西方有巨人，吾將往從之。”於是他前往中國西部，尋覓“巨人”，進入了晉察冀紅色區域。從此，他將“開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鄧拓。
鄧拓有著倚馬可待的文才。他進入紅區，負責主持《抗敵報》。此報在1940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改為《晉察冀日報》，鄧拓便成為社長兼總編（後來張春橋成為副總編）。報社社長駐河北阜平城南莊附近馬蘭村，後來鄧拓取諧音“馬南邨”為筆名，為《北京晚報》寫專欄文章《燕山夜話》。
鄧拓曾寫過一首詩《勖報社諸同誌》，記述當年辦《晉察冀日報》的勃勃雄風：
筆陣開邊塞，
長年鉤剪風。
啟明星在望，
抗敵氣如虹。
發奮揮毛劍，
奔騰起萬雄。
文旗隨戰鼓，
浩蕩入關東。
鄧拓敬仰“巨人”毛澤東，悉心收集毛澤東散見於各報刊的著作。正因為這樣，當他受命編選《毛澤東選集》，很快就選出了毛澤東的二十九篇文章，約五十萬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論著；第二卷十一篇，關於統一戰線的論著；第三卷三篇，關於戰爭與軍事的論著；第四卷三篇，關於財政經濟的論著；第五卷七篇，關於黨的建設的論著，在當時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晉察冀日報》印刷廠精心排印出了《毛澤東選集》。鄧拓親自擔任校對。
此書第一版印平裝本四千冊。另外，還印了一百冊精裝本，用紅緞或藍緞作封麵，燙上金字，頗有氣派。
《毛澤東選集》的首頁，用銅版精印毛澤東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誌”。
鄧拓為《毛澤東選集》寫了《編者的話》：
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誌必須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虛心和細心地學習毛澤東同誌的學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這是異常迫切的任務。
《毛澤東選集》在1944年5月定稿付排，“七一”時就出書了。
《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四千冊不脛而走，不斷重印。
1947年3月，中共晉察冀中央局主編新版《毛澤東選集》，共六卷，六十餘萬言，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發行。前麵曾提及的收入遵義會議決議的《毛澤東選集》，則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一種版本。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使人們對於毛澤東思想有了全麵的係統的認識。這樣，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又進了一步。此時，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最主要的宣傳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鄧拓，而是劉少奇。“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下午，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一片喜慶氣氛。
精心而特殊的會場布置，形象地顯示了毛澤東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懸掛馬克思像、列寧像的地方，如今高懸毛澤東和朱德的大幅畫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紅底黃字更為醒目：“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畫像兩側插著二十四麵紅旗，象征著中國共產黨走過二十四年不平凡的曆程。
兩側的牆上寫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八個在字。後牆上寫著“同心同德”四個大字。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裏開幕。這時毛澤東已是中國共產黨眾望所歸的領袖。他三次在大會上講話：一是在開幕式上致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二是翌日作長篇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三是在6月11日致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中共“七大”離遵義會議已有十個年頭，離中共“六大”則已經整整十七年！
眼下，在楊家嶺中央禮堂的長條木靠椅上，坐著七百多名代表，代表著一百二十一萬中共黨員——如此眾多的中共黨員，使中共成為僅次於蘇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產黨。
這時的紅色區域，稱為解放區，已擁有將近一億人口——九千五百五十萬。
軍隊已不叫紅軍，而稱為“八路軍”、“新四軍”，共達九十一萬人。此外，還有民兵二百二十萬。
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廣昌之敗、湘江慘敗，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贏得了全黨的擁護，是因為他領導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勝利。
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開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這次大會作準備。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是一次破紀錄的漫長的會議，從1944年5月21日開始，斷斷續續，竟開了十一個月之久，直至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開得那麽長，是在於中央委員們對中共二十四年的曆史進行了仔細討論。由任弼時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曆史文件經毛澤東精心修改，經由全會通過。這份決議，後來作為附錄被收入1953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中。
《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長達三萬餘言，對中共二十四年來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作出了結論。用一句話來說，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澤東的路線。
所謂一右三“左”，就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這樣，就對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共黨史進行了概括。決議高度讚揚了“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誌”，指出“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誌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還對劉少奇單獨進行了表揚：“劉少奇同誌關於白區工作的目標與思想同樣是一個典範。”
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黨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順利舉行。毛澤東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家方針：“團結一致，爭取勝利。”
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劉少奇以極為熱忱的語言，讚揚了毛澤東，讚揚了毛澤東思想。他的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一百零五次：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誌，我們的毛澤東同誌，是我國英勇的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傑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人類這一最高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我們的毛澤東同誌，不僅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不但敢於率領全黨和全體人民進行翻天覆地的戰鬥，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和理論上的勇氣。他在理論上敢於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於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於中國曆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所以他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艱巨的事業。
劉少奇還指出：
毛澤東思想的生長、發展與成熟，已經有了二十四年的曆史，在無數次的千百萬人民的劇烈鬥爭中反複考驗過來了，證明它是客觀的真理，是唯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與政策。
劉少奇強調道：
現在的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黨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為實際的不可抗禦的力量。
中共“七大”修改了黨章，把“毛澤東思想”載入黨章：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從此，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在6月1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根據新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從此，毛澤東一直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直至他去世。
新選出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這五人成為中共新的領導核心。內中，任弼時因高血壓、動脈硬化、糖尿病嚴重，於1950年10月27日病逝。毛、朱、劉、周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隻是後來變成毛、劉、周、朱。他們被稱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領袖。領導核心的穩定，保持著黨的穩定。
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論工作者，名叫張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黨的教育人才“應該是忠實於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實於毛澤東同誌的思想。”
1942年2月18日、19日，張如心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又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同誌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誌的理論就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
不久，陳毅在為紀念中共建立二十一周年而寫的《偉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澤東的“思想體係”：
毛澤東同誌領導的秋收起義，輾轉遊擊湘贛粵閩四省之間，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議，進行實她的中國社會的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具體完整的創獲，正確的思想體係開始創立。
也就在陳毅的文章發表的同時，1942年7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以醒目的標題刊出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
社論是由社長兼總編鄧拓親自撰寫的。
社論說：
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領導20世紀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偉大革命鬥爭，所以能夠成為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全麵鞏固的廣大群眾性的堅強有力的布爾什雛克黨，就因為有了毛澤東主義。
社論指出，毛澤東“在其理論與實踐中，有著許多新的創造，給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以更進一步的具體化與充實，使之更加適應於中國與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曆史條件。”
社論還說，“毛澤東同誌領導了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鬥爭，從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一直到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這些鬥爭中鞏固了黨和黨的正確路線，同時更加確立了毛澤東主義的科學思想方法”。
社論號召“深入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真正靈活地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應用到一時一地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中去”。
一年之後，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誕辰即將來臨之際，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麗剛吃過晚飯，聽見警衛員前來報告；“毛主席來了！”
毛澤東住的窯洞與王稼祥住的窯洞離得很近，他和江青朝這邊走過來。王稼祥和朱仲麗趕緊迎上去。王稼祥的窯洞門口，有一張石桌四個石凳，四個人就在那裏坐了下來。
據朱仲麗回憶，那天四個人聊了幾句之後，毛澤東便說明來意：“建黨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戰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寫一篇紀念文章？”王稼祥當即一口答應下來。於是，毛澤東跟王稼祥談了起來，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談抗日戰爭，談了很久。
毛澤東和江青走後，王稼祥就開始忙起來。朱仲麗記得，王稼祥那幾天一直在思索，在寫寫勾勾。大約經過一個星期，王稼祥終於寫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標題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的文章，詳細回顧了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年的曆史，指出這“也是尋找、確定和充實中國民族解放正確道路的曆史”。論述中國共產黨的二十二年曆史，大致上就是毛澤東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內容。
然而，王稼祥對這二十二年的中共黨史加以概括，明確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也不是“毛澤東主義”。王稼祥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理論體係，加以論述：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爾塞維克主義。
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鬥爭而形成起來的。
王稼祥寫畢，把手稿交給警衛員張誌，讓他送到毛澤東那裏。
又是傍晚，毛澤東從他的窯洞來到王稼祥那裏。依然坐在石凳上，談及了對王稼祥文章的意見。
在兩個月前，毛澤東在給凱豐的信中，曾說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此時，由於王稼祥的堅持，他還是同意了文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毛澤東說：“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麽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以為，作為一種思想體係，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朱仲麗見天色漸晚，便請毛澤東在他們家吃晚飯。毛澤東笑道：“可惜你們家的菜裏沒有辣椒！”
毛澤東在大笑聲中離去。
幾天之後，王稼樣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中全文發表。這時，《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是博古。
就在王稼祥的文章發表的前兩天——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劉少奇在文章中指出：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曆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誌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麵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體係去算清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
這裏，劉少奇提及的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以及“毛澤東同誌的思想體係”。
這樣，“毛澤東思想”一詞的首創權，便屬於王稼祥——盡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類似的提法。特別是鄧拓所寫的社論，是早年全麵論述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章，隻是他所提的“毛澤東主義”（其實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未被毛澤東所接受。1948年，吳玉章也曾提出“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紅衛兵重新起用“毛澤東主義”一詞，毛澤東仍不予以同意。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已日漸進人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體係，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論、策略、方針。鄧拓編選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在逐漸升溫：
1942年的“七一”，《晉察冀日報》發表號召“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
1943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並加以論述。
1944年的“七一”，紅緞子封麵上燙著五個金色大字的《毛澤東選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載體。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呼聲日益強烈之際，毛澤東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們注目。
最初，毛澤東的著作零零散散地發表在報紙、雜誌上，或者作為黨內文件印行，或者單篇印成小冊子。
最為“豪華”的，要算是遵義會議之後，共產國際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用紅綢封麵精印。
在延安，印行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單行本。
毛澤東的最初的選集是延安印行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當然那隻是收入毛澤東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過《毛澤東言論選集》，也隻是收入他的《論新階段》、《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五篇著作。
鄧拓自從1942年“七一”發表了那篇關於“毛澤東主義”的社論之後，就立下宏願，即為毛澤東編一本比較完整的選集。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聶榮臻和副書記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委托鄧拓編選，由《晉察冀日報》出版《毛澤東選集》。經向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王稼祥）請示，獲得了同意。
這樣，鄧拓就著手編選中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挑起這一重任的鄧拓，那時三十二歲。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鄧子健。1929年，他人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係，翌年加人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兩度被捕。
1937年春，鄧子健終於出獄。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西方有巨人，吾將往從之。”於是他前往中國西部，尋覓“巨人”，進入了晉察冀紅色區域。從此，他將“開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鄧拓。
鄧拓有著倚馬可待的文才。他進入紅區，負責主持《抗敵報》。此報在1940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改為《晉察冀日報》，鄧拓便成為社長兼總編（後來張春橋成為副總編）。報社社長駐河北阜平城南莊附近馬蘭村，後來鄧拓取諧音“馬南邨”為筆名，為《北京晚報》寫專欄文章《燕山夜話》。
鄧拓曾寫過一首詩《勖報社諸同誌》，記述當年辦《晉察冀日報》的勃勃雄風：
筆陣開邊塞，
長年鉤剪風。
啟明星在望，
抗敵氣如虹。
發奮揮毛劍，
奔騰起萬雄。
文旗隨戰鼓，
浩蕩入關東。
鄧拓敬仰“巨人”毛澤東，悉心收集毛澤東散見於各報刊的著作。正因為這樣，當他受命編選《毛澤東選集》，很快就選出了毛澤東的二十九篇文章，約五十萬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論著；第二卷十一篇，關於統一戰線的論著；第三卷三篇，關於戰爭與軍事的論著；第四卷三篇，關於財政經濟的論著；第五卷七篇，關於黨的建設的論著，在當時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晉察冀日報》印刷廠精心排印出了《毛澤東選集》。鄧拓親自擔任校對。
此書第一版印平裝本四千冊。另外，還印了一百冊精裝本，用紅緞或藍緞作封麵，燙上金字，頗有氣派。
《毛澤東選集》的首頁，用銅版精印毛澤東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誌”。
鄧拓為《毛澤東選集》寫了《編者的話》：
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誌必須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虛心和細心地學習毛澤東同誌的學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這是異常迫切的任務。
《毛澤東選集》在1944年5月定稿付排，“七一”時就出書了。
《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四千冊不脛而走，不斷重印。
1947年3月，中共晉察冀中央局主編新版《毛澤東選集》，共六卷，六十餘萬言，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發行。前麵曾提及的收入遵義會議決議的《毛澤東選集》，則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一種版本。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使人們對於毛澤東思想有了全麵的係統的認識。這樣，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又進了一步。此時，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最主要的宣傳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鄧拓，而是劉少奇。“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下午，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一片喜慶氣氛。
精心而特殊的會場布置，形象地顯示了毛澤東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懸掛馬克思像、列寧像的地方，如今高懸毛澤東和朱德的大幅畫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紅底黃字更為醒目：“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畫像兩側插著二十四麵紅旗，象征著中國共產黨走過二十四年不平凡的曆程。
兩側的牆上寫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八個在字。後牆上寫著“同心同德”四個大字。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裏開幕。這時毛澤東已是中國共產黨眾望所歸的領袖。他三次在大會上講話：一是在開幕式上致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二是翌日作長篇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三是在6月11日致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中共“七大”離遵義會議已有十個年頭，離中共“六大”則已經整整十七年！
眼下，在楊家嶺中央禮堂的長條木靠椅上，坐著七百多名代表，代表著一百二十一萬中共黨員——如此眾多的中共黨員，使中共成為僅次於蘇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產黨。
這時的紅色區域，稱為解放區，已擁有將近一億人口——九千五百五十萬。
軍隊已不叫紅軍，而稱為“八路軍”、“新四軍”，共達九十一萬人。此外，還有民兵二百二十萬。
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廣昌之敗、湘江慘敗，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贏得了全黨的擁護，是因為他領導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勝利。
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開了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這次大會作準備。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是一次破紀錄的漫長的會議，從1944年5月21日開始，斷斷續續，竟開了十一個月之久，直至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開得那麽長，是在於中央委員們對中共二十四年的曆史進行了仔細討論。由任弼時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曆史文件經毛澤東精心修改，經由全會通過。這份決議，後來作為附錄被收入1953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中。
《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長達三萬餘言，對中共二十四年來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作出了結論。用一句話來說，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澤東的路線。
所謂一右三“左”，就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這樣，就對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共黨史進行了概括。決議高度讚揚了“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誌”，指出“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誌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還對劉少奇單獨進行了表揚：“劉少奇同誌關於白區工作的目標與思想同樣是一個典範。”
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黨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順利舉行。毛澤東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家方針：“團結一致，爭取勝利。”
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劉少奇以極為熱忱的語言，讚揚了毛澤東，讚揚了毛澤東思想。他的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一百零五次：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誌，我們的毛澤東同誌，是我國英勇的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傑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人類這一最高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我們的毛澤東同誌，不僅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不但敢於率領全黨和全體人民進行翻天覆地的戰鬥，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和理論上的勇氣。他在理論上敢於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於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於中國曆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所以他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艱巨的事業。
劉少奇還指出：
毛澤東思想的生長、發展與成熟，已經有了二十四年的曆史，在無數次的千百萬人民的劇烈鬥爭中反複考驗過來了，證明它是客觀的真理，是唯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與政策。
劉少奇強調道：
現在的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黨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為實際的不可抗禦的力量。
中共“七大”修改了黨章，把“毛澤東思想”載入黨章：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從此，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在6月1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根據新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從此，毛澤東一直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直至他去世。
新選出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這五人成為中共新的領導核心。內中，任弼時因高血壓、動脈硬化、糖尿病嚴重，於1950年10月27日病逝。毛、朱、劉、周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隻是後來變成毛、劉、周、朱。他們被稱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領袖。領導核心的穩定，保持著黨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