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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張聞天辭去中共負總責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聽了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張聞天當即向毛澤東提出，推舉毛澤東同誌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毛澤東沒有同意張聞天的意見，仍堅持由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
張聞天是個明白人。此後張聞天便逐漸交權，把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移往毛澤東住處。
1939年初，張聞天實際上已經不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職。
在1939年7月至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張聞天實際上隻分管宣傳、教育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作了著名的《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從此開始了“延安整風運動”。
張聞天認為自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於是他出任“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團長，帶隊到晉西北去進行農村調查，在那裏工作了一年多。這一年多，他離開了延安，在農村蹲點調查。
1943年3月3日，張聞天接到通知，趕回延安，出席政治局會議。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這一決定，“其目的，在於使中央機構更加簡便與靈活，使政權更加統一與集中，以達到更能增強中央的領導效能”。
《決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誌為主席”，從而結束了張聞天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務。從此，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盡管此前毛澤東早已是中共最高領袖，但名義上的“負總責”仍是張聞天。
從遵義會議起，至此時，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達八年之久。過去中共黨史幾乎不提這一史實，總是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話雖不錯，但是也就用這句話遮蓋了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的史實。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為張聞天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蒙塵，也就抹去了他的曆史貢獻。難怪王震在1985年6月22日得知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著手編輯《張聞天選集》時，在所寫的批示中說道：
許多同誌似不知張聞天同誌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曆史事實。曆史要真正實。
王震在這裏還隻是說張聞天“任中央書記多年”，實際是“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1943年3月20日的《決定》還指出：“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誌組成之，澤東同誌為主席。”
《決定》中有一極為重要的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這樣，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設“主席”——在此之前，稱“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回設“主席”，據雲是因為人們對毛澤東已叫慣了“毛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決定》中指出，“劉少奇同誌參加軍委並為軍委副主席”，表明劉少奇此時在黨內地位大為提高，因為他同時又被提升為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中的一個。
從此，張聞天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隻是擔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不久，張聞天參加了中共中央高級幹部的整風運動和關於黨內曆史上路線是非的學習討論。張聞天是一個律己甚嚴的人，他對自己過去的“左”傾錯誤作了檢查，在1943年12月寫下總結自己思想曆程的整風筆記。
張聞天在整風筆記中，有一段寫及自己取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客觀背景，寫得那麽富有自知之明，那樣深刻自我解剖，是很不容易的：
對於我個人說來，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誌那裏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
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誌當時隻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誌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個特殊的順利環境，使我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了解到自己的嚴重錯誤。
如此坦誠，如此冷靜，張聞天自以為是“被抬出來”的，也就主動地從“負總責”的地位上退了下來。
張聞天寫好整風筆記後，即送毛澤東過目。毛澤東看罷，到張聞天的窯洞裏來，對他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凱豐製定宣傳毛澤東的計劃就在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不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其原因是“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並考慮各國鬥爭情況的複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麵臨的問題”。
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提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由於共產國際所屬三十一個支部和組織均同意解散共產國際，主席團正式決議解散。
出於共產國際解散而更需要宣傳自己的領袖的原因，這時毛澤東已堅實地奠定領袖地位並已正式擔任中共主席，再過些日子便是毛澤東五十大壽——1943年12月26日，於是，出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本職工作的考慮，凱豐正在他的窯洞裏製訂宣傳毛澤東的計劃。
凱豐，在遵義會議上激烈地反對過毛澤東，這在陳雲手稿中有著明明白白的記載：“凱豐同誌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在紮西，當張聞天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凱豐當眾宣稱：“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不過，凱豐的可愛之處，也正在這裏——心裏怎麽想，嘴上就怎麽說。
據他自雲，“頂牛頂了兩個月，就轉過彎來了”！
他在《何克全（凱豐）自傳》中，曾這麽寫及：
因當時對過去中央蘇區所犯錯誤還不了解，在遵義會議上堅持了錯誤的方向。現在想起來是幼稚可笑。經過中央的批評，在很短的時期內就了解了自己的錯誤（大約二個月光景）。在威信的幹部會時，就實行了時自己錯誤的初步批評。
在紅軍第二次回遵義時，黨中央派凱豐到九軍團工作。
不久，凱豐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毛澤東和張國燾的鬥爭中，凱豐明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為此，凱豐的一篇文章，曾使張國燾大為光火。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及：
午餐時，我的秘書長黃超將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報》給我看。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後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應為副部長——引者注）所寫的《列寧論聯邦》一文。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因此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再則這個所謂西北聯邦政府，也違反了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在此嚴重關頭，居然提出西北聯邦政府的名義，無異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我看了這篇文章，非常生氣，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趕著出版《布爾什維克報》，發表反對我的見解的文章，這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測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經開會慎重商討，決定“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才會由凱豐署名發表這篇文章……
在批判張國燾時，凱豐也是打頭陣的。1937年2月27日，他完成近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他在延安作長篇報告，從十四個方麵係統批判張國燾。這樣，凱豐1937年8月在陝西洛川縣馮家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遵義會議時他還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如今，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可見到第一句話便是：“剛才凱豐同誌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那是指毛澤東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報告時，大會是由凱豐主持（順便提一筆，“黨八股”一詞是張聞天首創的）。此時，凱豐著手製訂宣傳毛澤東、慶賀毛澤東五十大壽的計劃。毛澤東見了凱豐的宣傳計劃，於1943年4月22日寫了一封信給凱豐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目前是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隻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作體係去鼓吹，因我的體係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此信，表明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五十大壽慶賀”；二是“自覺”他的思想“沒有成熟”。
毛澤東沒有同意張聞天的意見，仍堅持由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
張聞天是個明白人。此後張聞天便逐漸交權，把負總責的工作，移交給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移往毛澤東住處。
1939年初，張聞天實際上已經不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之職。
在1939年7月至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張聞天實際上隻分管宣傳、教育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作了著名的《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從此開始了“延安整風運動”。
張聞天認為自己“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於是他出任“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團長，帶隊到晉西北去進行農村調查，在那裏工作了一年多。這一年多，他離開了延安，在農村蹲點調查。
1943年3月3日，張聞天接到通知，趕回延安，出席政治局會議。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這一決定，“其目的，在於使中央機構更加簡便與靈活，使政權更加統一與集中，以達到更能增強中央的領導效能”。
《決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誌為主席”，從而結束了張聞天中共中央負總責的職務。從此，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盡管此前毛澤東早已是中共最高領袖，但名義上的“負總責”仍是張聞天。
從遵義會議起，至此時，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達八年之久。過去中共黨史幾乎不提這一史實，總是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話雖不錯，但是也就用這句話遮蓋了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的史實。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為張聞天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蒙塵，也就抹去了他的曆史貢獻。難怪王震在1985年6月22日得知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著手編輯《張聞天選集》時，在所寫的批示中說道：
許多同誌似不知張聞天同誌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曆史事實。曆史要真正實。
王震在這裏還隻是說張聞天“任中央書記多年”，實際是“任中共中央負總責八年”。1943年3月20日的《決定》還指出：“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誌組成之，澤東同誌為主席。”
《決定》中有一極為重要的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這樣，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設“主席”——在此之前，稱“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回設“主席”，據雲是因為人們對毛澤東已叫慣了“毛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決定》中指出，“劉少奇同誌參加軍委並為軍委副主席”，表明劉少奇此時在黨內地位大為提高，因為他同時又被提升為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中的一個。
從此，張聞天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隻是擔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不久，張聞天參加了中共中央高級幹部的整風運動和關於黨內曆史上路線是非的學習討論。張聞天是一個律己甚嚴的人，他對自己過去的“左”傾錯誤作了檢查，在1943年12月寫下總結自己思想曆程的整風筆記。
張聞天在整風筆記中，有一段寫及自己取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客觀背景，寫得那麽富有自知之明，那樣深刻自我解剖，是很不容易的：
對於我個人說來，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誌那裏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
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誌當時隻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誌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在遵義會議上，我不但未受打擊，而且我批評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處罰，而且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這個特殊的順利環境，使我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了解到自己的嚴重錯誤。
如此坦誠，如此冷靜，張聞天自以為是“被抬出來”的，也就主動地從“負總責”的地位上退了下來。
張聞天寫好整風筆記後，即送毛澤東過目。毛澤東看罷，到張聞天的窯洞裏來，對他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凱豐製定宣傳毛澤東的計劃就在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不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其原因是“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並考慮各國鬥爭情況的複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麵臨的問題”。
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提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由於共產國際所屬三十一個支部和組織均同意解散共產國際，主席團正式決議解散。
出於共產國際解散而更需要宣傳自己的領袖的原因，這時毛澤東已堅實地奠定領袖地位並已正式擔任中共主席，再過些日子便是毛澤東五十大壽——1943年12月26日，於是，出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本職工作的考慮，凱豐正在他的窯洞裏製訂宣傳毛澤東的計劃。
凱豐，在遵義會議上激烈地反對過毛澤東，這在陳雲手稿中有著明明白白的記載：“凱豐同誌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在紮西，當張聞天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凱豐當眾宣稱：“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不過，凱豐的可愛之處，也正在這裏——心裏怎麽想，嘴上就怎麽說。
據他自雲，“頂牛頂了兩個月，就轉過彎來了”！
他在《何克全（凱豐）自傳》中，曾這麽寫及：
因當時對過去中央蘇區所犯錯誤還不了解，在遵義會議上堅持了錯誤的方向。現在想起來是幼稚可笑。經過中央的批評，在很短的時期內就了解了自己的錯誤（大約二個月光景）。在威信的幹部會時，就實行了時自己錯誤的初步批評。
在紅軍第二次回遵義時，黨中央派凱豐到九軍團工作。
不久，凱豐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毛澤東和張國燾的鬥爭中，凱豐明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為此，凱豐的一篇文章，曾使張國燾大為光火。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及：
午餐時，我的秘書長黃超將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報》給我看。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後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應為副部長——引者注）所寫的《列寧論聯邦》一文。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因此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再則這個所謂西北聯邦政府，也違反了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在此嚴重關頭，居然提出西北聯邦政府的名義，無異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我看了這篇文章，非常生氣，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趕著出版《布爾什維克報》，發表反對我的見解的文章，這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測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經開會慎重商討，決定“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才會由凱豐署名發表這篇文章……
在批判張國燾時，凱豐也是打頭陣的。1937年2月27日，他完成近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他在延安作長篇報告，從十四個方麵係統批判張國燾。這樣，凱豐1937年8月在陝西洛川縣馮家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遵義會議時他還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如今，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可見到第一句話便是：“剛才凱豐同誌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那是指毛澤東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反對黨八股》報告時，大會是由凱豐主持（順便提一筆，“黨八股”一詞是張聞天首創的）。此時，凱豐著手製訂宣傳毛澤東、慶賀毛澤東五十大壽的計劃。毛澤東見了凱豐的宣傳計劃，於1943年4月22日寫了一封信給凱豐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目前是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隻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作體係去鼓吹，因我的體係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此信，表明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五十大壽慶賀”；二是“自覺”他的思想“沒有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