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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周恩來成為中央蘇區最高首長
上海，寒風吹過人行道上的落盡樹葉的法國梧桐。夜幕下，行人無幾。
在離上海北站不遠的海寧路和山西路交叉口一家小店，先是出來一個小夥子，稍過片刻又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他穿對襟監嗶嘰中式短上衣，一條藍嗶嘰中式褲子，手中拎著一隻小皮箱。兩人跳上兩輛黃包車，消失在濃重的夜色中。小店樓上，一個婦女輕輕撩起窗簾的一角，目送著兩輛黃包車。
那個婦女，便是鄧穎超。“三十多歲的男子”，則是周恩來。
那是1931年12月上句。兩輛黃包車直奔十六鋪碼頭。護送周恩來的小夥子叫黃平，在十六鋪陪周恩來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輪船，來到統艙裏找到一位“小廣東”。黃平跟地下交通員“小廣東”打了招呼，把周恩來交給他，便匆匆下船了。
這是一艘駛往廣東汕頭的輪船，船上來來去去的，很多是廣東工人。周恩來混雜在他們中間。船往南行駛了幾天，才算到達汕頭。
下了船，周恩來搖身一變，成了個畫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員前來護送他。一路乘車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鎖線，由閩西進入贛南，終於在這年年底來到紅都瑞金。
三十三歲的周恩來的到來，也就使項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自然消失，因為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來便被任命為書記。隻是他當時在上海忙於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蘇區到任。周恩來是繼項英和任弼時“三人團”之後，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蘇區的領導人物，比起項英，比起任弼時，周恩來的政治經驗更豐富，也更成熟。周恩來的到來，理所當然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雖說那時毛澤東在一個多月前的贛南會議上剛剛挨過“批判”，周恩來不顧忌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澤東，跟他作了長談。這時的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上級”，但他對毛澤東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來走馬上任後抓的頭一件事，便是糾正中央蘇區的肅反擴大化。他在由廣東進入閩西時，見到一位紅軍團長，問起關於“AB團”的事。那位團長答道，大約有“六千AB團”。這使周恩來大為震驚……
“富田事變”經項英冷處理，本已安然過去。可是，項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責，那個李韶九就神氣活現起來，成丁“富田事變”中反“AB團”的“英雄”。於是，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為蘇區政治保衛局江西分局局長，掌握了肅反領導權。
李韶九一上台，緊鑼密鼓肅“AB團”，掀起肅“AB團”的“高潮”。內中的重點，當然是發動“富田事變”的紅二十軍。從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長，全軍七百多名幹部，都被列為“AB團分子”加以審查。一時間，“AB團分子”簡直滿天飛！濫施肉刑搞逼供信，亂供亂信，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團分子”，弄到無人再敢當地方幹部的地步！
在閩西根據地，這時翻新花樣，肅起“社會民主黨”來了！
怎麽忽然會冒出“社會民主黨”呢？
事出有因。那是因為自1929年以來，共產國際發出了加緊反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指示。共產國際是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的情況而言。
事有湊巧。1931年初，紅十二軍在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的大會時，有人領呼口號：“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領呼口號的人，名叫林海汀、吳拙哉。他們喊錯口號，是在於他們連“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都弄不明白，在稀裏糊塗中喊錯口號。
這下子，林海汀、吳拙哉被當成了“社會民主黨”，加以嚴刑審訊。在遭到毒打之後，他們隻得按照審訊者的“提示”，亂供一氣。林海汀“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黨閩西特委宣傳部長”。既然有“宣傳部長”，當然有“特委書記”。又是一番嚴刑逼供，傅柏翠被說成是“閩西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
傅柏翠在1928年領導過閩西蛟洋暴動，因與中共閩西特委產生矛盾，在1930年12月被開除黨籍。這下子，又成了“閩西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於是，“順藤摸瓜”，逼出“閩西社會民主黨”的“特委委員”們，逼出各級組織成員們，逼出一個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純屬審查者們子虛烏有的想象，卻在棍子、皮鞭下，變成煞有介事的“第三黨”！李韶九越“肅”膽子越大，甚至想把陳毅也打成“AB團分子”！
總前委曾下達“任務”，要陳毅在二十二軍中“打出”五百名“AB團分子”，而這支部隊總共隻有三千人！
陳毅無法完成“任務”，被說成是包庇“AB團”，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團分子”！
於是，陳毅被召去開會。
陳毅自忖凶多吉少。臨行前，對他當時的妻子、二十歲的蕭菊英說：“等到下午6點鍾，你就快走。回你家鄉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事，我會派人把你找回來……”
陳毅走了。馬拉鬆式的會議，一直開到晚上8點。
當陳毅回到家中，已不見蕭菊英。四處尋找，在一口井裏找到她的屍體——她以為陳毅成了“AB團分子”，跳井自殺了！
閩西肅“社會民主黨”之風，也刮到瑞金來。從1931年5月起，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以為瑞金也有“社會民主黨委”，把原縣委書記鄧希平、縣蘇維埃主席蕭連彬抓起來殺害，縣蘇維埃、縣工會百分之八十的幹部被打成“社會民主黨”！
周恩來一到中央蘇區，便對肅反擴大化來了個急刹車。他到任沒幾天，1932年1月7日，他就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專門研究解決此問題。會議作出了《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
這一決議案，一開頭便寫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檢查了過去蘇區肅反工作以後，完全同意周恩來同誌的報告……
決議案指出：
過去對AB團及一切反革命派認識不正確，將AB擴大化了，以為一切地主殘餘富農分子都可以當AB團看待，以為一切從異己階級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團，把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犯錯誤的黨員與群眾都與AB團問題聯係起來，甚至發展到連工農群眾都不能信任了；於是覺得AB團是肅清不了的。有了這認識上的錯誤，更產生極嚴重的對AB團鬥爭的方法上的錯誤，把反AB團的鬥爭簡單化，縮小到“打AB團”的捕獲、審問、處理的範圍內，而忽視積極的去鞏固革命勢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團的思想鬥爭與教育工作，結果便發展到Px肅反為一切工作中心的極危險的觀點。在打AB團中更專憑犯人口供，倚靠內刑，以致造成肅反工作的唯心論……
決議案規定，“蘇區各級黨部必須在接到後立即討論和執行”。
那個引起極大民憤的李韶九，在1932年2月底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後來，終於被處決。二十多年後，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及往事，對於中央蘇區肅AB團，說了這樣一句話：“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
在離上海北站不遠的海寧路和山西路交叉口一家小店，先是出來一個小夥子，稍過片刻又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他穿對襟監嗶嘰中式短上衣，一條藍嗶嘰中式褲子，手中拎著一隻小皮箱。兩人跳上兩輛黃包車，消失在濃重的夜色中。小店樓上，一個婦女輕輕撩起窗簾的一角，目送著兩輛黃包車。
那個婦女，便是鄧穎超。“三十多歲的男子”，則是周恩來。
那是1931年12月上句。兩輛黃包車直奔十六鋪碼頭。護送周恩來的小夥子叫黃平，在十六鋪陪周恩來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輪船，來到統艙裏找到一位“小廣東”。黃平跟地下交通員“小廣東”打了招呼，把周恩來交給他，便匆匆下船了。
這是一艘駛往廣東汕頭的輪船，船上來來去去的，很多是廣東工人。周恩來混雜在他們中間。船往南行駛了幾天，才算到達汕頭。
下了船，周恩來搖身一變，成了個畫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員前來護送他。一路乘車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鎖線，由閩西進入贛南，終於在這年年底來到紅都瑞金。
三十三歲的周恩來的到來，也就使項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自然消失，因為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來便被任命為書記。隻是他當時在上海忙於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蘇區到任。周恩來是繼項英和任弼時“三人團”之後，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蘇區的領導人物，比起項英，比起任弼時，周恩來的政治經驗更豐富，也更成熟。周恩來的到來，理所當然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雖說那時毛澤東在一個多月前的贛南會議上剛剛挨過“批判”，周恩來不顧忌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澤東，跟他作了長談。這時的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上級”，但他對毛澤東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來走馬上任後抓的頭一件事，便是糾正中央蘇區的肅反擴大化。他在由廣東進入閩西時，見到一位紅軍團長，問起關於“AB團”的事。那位團長答道，大約有“六千AB團”。這使周恩來大為震驚……
“富田事變”經項英冷處理，本已安然過去。可是，項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責，那個李韶九就神氣活現起來，成丁“富田事變”中反“AB團”的“英雄”。於是，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為蘇區政治保衛局江西分局局長，掌握了肅反領導權。
李韶九一上台，緊鑼密鼓肅“AB團”，掀起肅“AB團”的“高潮”。內中的重點，當然是發動“富田事變”的紅二十軍。從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長，全軍七百多名幹部，都被列為“AB團分子”加以審查。一時間，“AB團分子”簡直滿天飛！濫施肉刑搞逼供信，亂供亂信，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團分子”，弄到無人再敢當地方幹部的地步！
在閩西根據地，這時翻新花樣，肅起“社會民主黨”來了！
怎麽忽然會冒出“社會民主黨”呢？
事出有因。那是因為自1929年以來，共產國際發出了加緊反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指示。共產國際是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的情況而言。
事有湊巧。1931年初，紅十二軍在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的大會時，有人領呼口號：“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領呼口號的人，名叫林海汀、吳拙哉。他們喊錯口號，是在於他們連“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都弄不明白，在稀裏糊塗中喊錯口號。
這下子，林海汀、吳拙哉被當成了“社會民主黨”，加以嚴刑審訊。在遭到毒打之後，他們隻得按照審訊者的“提示”，亂供一氣。林海汀“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黨閩西特委宣傳部長”。既然有“宣傳部長”，當然有“特委書記”。又是一番嚴刑逼供，傅柏翠被說成是“閩西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
傅柏翠在1928年領導過閩西蛟洋暴動，因與中共閩西特委產生矛盾，在1930年12月被開除黨籍。這下子，又成了“閩西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於是，“順藤摸瓜”，逼出“閩西社會民主黨”的“特委委員”們，逼出各級組織成員們，逼出一個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純屬審查者們子虛烏有的想象，卻在棍子、皮鞭下，變成煞有介事的“第三黨”！李韶九越“肅”膽子越大，甚至想把陳毅也打成“AB團分子”！
總前委曾下達“任務”，要陳毅在二十二軍中“打出”五百名“AB團分子”，而這支部隊總共隻有三千人！
陳毅無法完成“任務”，被說成是包庇“AB團”，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團分子”！
於是，陳毅被召去開會。
陳毅自忖凶多吉少。臨行前，對他當時的妻子、二十歲的蕭菊英說：“等到下午6點鍾，你就快走。回你家鄉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事，我會派人把你找回來……”
陳毅走了。馬拉鬆式的會議，一直開到晚上8點。
當陳毅回到家中，已不見蕭菊英。四處尋找，在一口井裏找到她的屍體——她以為陳毅成了“AB團分子”，跳井自殺了！
閩西肅“社會民主黨”之風，也刮到瑞金來。從1931年5月起，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以為瑞金也有“社會民主黨委”，把原縣委書記鄧希平、縣蘇維埃主席蕭連彬抓起來殺害，縣蘇維埃、縣工會百分之八十的幹部被打成“社會民主黨”！
周恩來一到中央蘇區，便對肅反擴大化來了個急刹車。他到任沒幾天，1932年1月7日，他就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專門研究解決此問題。會議作出了《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
這一決議案，一開頭便寫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檢查了過去蘇區肅反工作以後，完全同意周恩來同誌的報告……
決議案指出：
過去對AB團及一切反革命派認識不正確，將AB擴大化了，以為一切地主殘餘富農分子都可以當AB團看待，以為一切從異己階級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團，把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犯錯誤的黨員與群眾都與AB團問題聯係起來，甚至發展到連工農群眾都不能信任了；於是覺得AB團是肅清不了的。有了這認識上的錯誤，更產生極嚴重的對AB團鬥爭的方法上的錯誤，把反AB團的鬥爭簡單化，縮小到“打AB團”的捕獲、審問、處理的範圍內，而忽視積極的去鞏固革命勢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團的思想鬥爭與教育工作，結果便發展到Px肅反為一切工作中心的極危險的觀點。在打AB團中更專憑犯人口供，倚靠內刑，以致造成肅反工作的唯心論……
決議案規定，“蘇區各級黨部必須在接到後立即討論和執行”。
那個引起極大民憤的李韶九，在1932年2月底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後來，終於被處決。二十多年後，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及往事，對於中央蘇區肅AB團，說了這樣一句話：“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