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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從上海派來中央“三人團”
“富田事變”惹起一番大風波。
事情變得錯綜複雜：
段良弼、謝漢昌、劉敵等所謂“富田事變頭目”，本不是“AB團分子”，硬是被李韶九摘“擴大化”而“擴”進“AB團”之列。
可是，他們又采取了不正當的手段，發動“富田事變”。特別是偽造毛澤東的親筆信，差一點挑起一場大內亂！他們的所作所為，恰恰為那些指責他們是“AB團分子”的人提供了“證據”。
解決“富田事變”這棘手的任務，落在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的頭上。
項英當時的頭腦還算是比較冷靜的。他首先抓住了重要的一條，即段良弼、謝漢昌發動“富田事變”之後，帶走了紅二十軍，雖然脫離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的領導，但並沒有去投降國民黨。
這樣，由項英主持，1931年1月16日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通過《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鬥爭路線”，認為“富田事變完全是反黨的反革命的行動”，並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伯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但是，決議並沒有稱“富田事變”是“AB團的暴動”。決議還指出，今後“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逮捕”。
項英對“富田事變”進行“冷處理”，他“責成曾炳春同誌親自到河西永新蘇區去把二十軍帶過河東來，並隨帶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參加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過江來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樣，他沒有用武力去解決紅二十軍。經過宣傳、教育，紅二十軍回歸到紅軍中來。“富田事變”的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等，“向黨承認自己的錯誤，請黨教育”。
這樣，一場劍拔弩張的“富田事變”，經項英妥善處理，也就安然過去。紅二十軍開赴前線，參加了跟國民黨軍隊的作戰。
此波剛平，彼波又起。1931年4月上旬，從上海派出了“三人團”，來到當時中央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所在地寧都縣青塘圩。這“三人團”的正式名稱叫“六屆四中全會代表團”。那時因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上台。為了在蘇區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中共中央派出了代表團。代表團共三人，即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人稱“三人團”。和“三入團”一起來到蘇區的，還有葉劍英、歐陽欽。
任弼時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這位留著八字胡、戴近視眼鏡、二十七歲的湖南人，早在1920年秋，便出現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新漁陽裏六號的石庫門房子裏。那兒門口掛著外國語學社“的牌子，實際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外圍組織。任弼時是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個，學習俄語，教師是楊明齋以及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這年冬天，任弼時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春，任弼時來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翌年，在那裏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他返回中國。1926年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代理書記、總書記。大抵由於他有過蘇聯留學經曆，在王明看來是信得過的，派他前來蘇區。他是”三人團中級別最高的人物。
王稼祥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王明理所當然信得過。
顧作霖不過二十三歲，是“阿拉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十七歲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學，在那裏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亦即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常委、長江局主席團成員。進入蘇區前夕，他在上海擔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當時，他的妻子楊龍英正臨產，他的兒子顧家來隻一歲。他告別愛妻，幼子，和任弼時、王稼祥一起化裝成商人，經香港、汕頭進入閩西，再進入江西。
“三人團”到來之後，江西蘇區有了兩位中共政治局委員和一位政治局候補委員，即項英、任弼時以及毛澤東。不過，項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團”的排斥。雖說項英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但他最初是為了貫徹六屆三中全會而派到江西蘇區來的——六屆四中全會是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否定。
沒多久，“三人團”便批評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中是“完全錯誤”的，“根本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反而肯定富田事變不是AB團的暴動，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又說富田事變是由無原則派別鬥爭演進而成的，更是大錯特錯”。
於是，項英被認定“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撤去了中共蘇區中央代理書記的職務。
由誰取代項英呢？1931年5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
接著，6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亦進行改組，撤去項英的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項英為副主席，葉劍英為總參謀長，周以栗為政治部主任。
這樣，毛澤東成了蘇區中共和紅軍的雙重最高首長。毛澤東成功地領導紅軍戰勝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使他的聲望大增。
事情變得錯綜複雜：
段良弼、謝漢昌、劉敵等所謂“富田事變頭目”，本不是“AB團分子”，硬是被李韶九摘“擴大化”而“擴”進“AB團”之列。
可是，他們又采取了不正當的手段，發動“富田事變”。特別是偽造毛澤東的親筆信，差一點挑起一場大內亂！他們的所作所為，恰恰為那些指責他們是“AB團分子”的人提供了“證據”。
解決“富田事變”這棘手的任務，落在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的頭上。
項英當時的頭腦還算是比較冷靜的。他首先抓住了重要的一條，即段良弼、謝漢昌發動“富田事變”之後，帶走了紅二十軍，雖然脫離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的領導，但並沒有去投降國民黨。
這樣，由項英主持，1931年1月16日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通過《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鬥爭路線”，認為“富田事變完全是反黨的反革命的行動”，並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伯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但是，決議並沒有稱“富田事變”是“AB團的暴動”。決議還指出，今後“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逮捕”。
項英對“富田事變”進行“冷處理”，他“責成曾炳春同誌親自到河西永新蘇區去把二十軍帶過河東來，並隨帶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參加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過江來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樣，他沒有用武力去解決紅二十軍。經過宣傳、教育，紅二十軍回歸到紅軍中來。“富田事變”的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等，“向黨承認自己的錯誤，請黨教育”。
這樣，一場劍拔弩張的“富田事變”，經項英妥善處理，也就安然過去。紅二十軍開赴前線，參加了跟國民黨軍隊的作戰。
此波剛平，彼波又起。1931年4月上旬，從上海派出了“三人團”，來到當時中央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所在地寧都縣青塘圩。這“三人團”的正式名稱叫“六屆四中全會代表團”。那時因為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上台。為了在蘇區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中共中央派出了代表團。代表團共三人，即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人稱“三人團”。和“三入團”一起來到蘇區的，還有葉劍英、歐陽欽。
任弼時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這位留著八字胡、戴近視眼鏡、二十七歲的湖南人，早在1920年秋，便出現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新漁陽裏六號的石庫門房子裏。那兒門口掛著外國語學社“的牌子，實際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外圍組織。任弼時是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個，學習俄語，教師是楊明齋以及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這年冬天，任弼時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春，任弼時來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翌年，在那裏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他返回中國。1926年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代理書記、總書記。大抵由於他有過蘇聯留學經曆，在王明看來是信得過的，派他前來蘇區。他是”三人團中級別最高的人物。
王稼祥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王明理所當然信得過。
顧作霖不過二十三歲，是“阿拉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十七歲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學，在那裏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亦即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常委、長江局主席團成員。進入蘇區前夕，他在上海擔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當時，他的妻子楊龍英正臨產，他的兒子顧家來隻一歲。他告別愛妻，幼子，和任弼時、王稼祥一起化裝成商人，經香港、汕頭進入閩西，再進入江西。
“三人團”到來之後，江西蘇區有了兩位中共政治局委員和一位政治局候補委員，即項英、任弼時以及毛澤東。不過，項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團”的排斥。雖說項英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但他最初是為了貫徹六屆三中全會而派到江西蘇區來的——六屆四中全會是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否定。
沒多久，“三人團”便批評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中是“完全錯誤”的，“根本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反而肯定富田事變不是AB團的暴動，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又說富田事變是由無原則派別鬥爭演進而成的，更是大錯特錯”。
於是，項英被認定“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撤去了中共蘇區中央代理書記的職務。
由誰取代項英呢？1931年5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
接著，6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亦進行改組，撤去項英的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項英為副主席，葉劍英為總參謀長，周以栗為政治部主任。
這樣，毛澤東成了蘇區中共和紅軍的雙重最高首長。毛澤東成功地領導紅軍戰勝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使他的聲望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