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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李立三猛烈抨擊毛澤東
就在毛澤東結束了在閩西的半年的沉默，闖進贛南，打開了新的局麵，他又遭到了猛烈的打擊。
這一回新的打擊來自中央，來自他的老朋友李立三！
1930年3月，周恩來由上海去蘇聯參加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並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便完全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開始實行他的“左”傾冒險機會主義路線。
1930年6月9日，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關於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時，對毛澤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李立三如此說：
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他有他一貫的遊擊觀念，這一路線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他以為江西是革命首先勝利的區域，條件是：一、資產階級弱，二、無地方軍閥，三、帝國主義的力量弱。
他對紅軍的發展，則完全是遊擊戰爭的觀念。這一問題必須要根本解決。遊擊戰爭的戰術已不適合於現在的形勢……
想當年，這位李立三看了《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去見毛澤東時，羞羞答答“沒有明白表示意見”。在毛澤東麵前，李立三是個“小弟弟”。如今，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評起“四軍毛澤東”來，一點也不客氣。
李立三挖苦毛澤東的“遊擊戰爭的秘訣”，是“逃、跑、走”。
據雲，李立三的嘴甚大，他常給朋友表演“絕技”：把拳頭伸進自己的口裏，轉了一圈，再把拳頭取出。
此刻，他張著大嘴，正在大聲鼓吹他的路線：紅軍“需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
確實，毛澤東有著一條“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的路線。他的遊擊戰爭經驗，是近四年紅軍作戰切切實實的總結。然而，坐在上海亭子間裏的李立三，卻要對毛澤東進行“根本解決”！
六天之後——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前委，即毛澤東，下達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辭是異常激烈的：
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
你們應當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後的路線……
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李立三強調，“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革命形勢正在成熟”。他要求毛澤東率紅四軍“向中心城市與交通區域進攻”！光是寫信、下命令還不夠，他還特地指派了中央特派員塗震農向紅四軍傳達、督戰。
李立三此時是上級，毛澤東是下級；李立三此時代表中央，毛澤東代表地方。按照“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毛澤東不能不執行來自中共中央的命令：進攻南昌！然而，腳踏實地的毛澤東，當然掂量得出進攻南昌該付出多少血的代價。
毛澤東又一次顯示了他的聰明：
7月11日，毛澤東在江西興國縣城北雨壇腦召開了紅軍和地方武裝人員的萬人誓師大會，擺出了向南昌進軍的架勢。
7月24日，毛澤東、朱德率部攻克清江縣樟樹鎮，殲守敵兩個營。26日，攻克離南昌不遠的高安縣。
7月30日，毛澤東率紅一軍團攻人南昌近郊新建縣的西山。毛澤東在這裏召開軍事會議，說服部隊不要進攻南昌，以避免慘重的損失。
8月1日那天，毛澤東派出羅炳輝帶了幾十個人到南昌贛江對岸的牛行車站，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槍，舉行“八一”示威。南昌城裏一陣緊張，正欲派出軍隊反擊，毛澤東的部隊已不見蹤影——早已朝奉新、安義縣轉移了。
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接到李立三的命令：進攻長沙！李立三的“宏偉計劃”是毛澤東攻南昌，彭德懷取長沙，然後會師武漢！
彭德懷執行了命令，率部乘軍閥混戰之際，長沙空虛，於7月28日攻入長沙，當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政府”，以李立三為主席。
李立三聞訊大喜。正在這時，何鍵調集十五個團，南北夾擊長沙。幸虧彭德懷急急率部撤退，才算避免了全軍覆沒——占領長沙不過十一夭而已！
李立三得知毛澤東佯攻南昌，彭德懷退出長沙，大罵他們右傾，急令毛澤東的紅一軍團會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麵軍，再攻長沙。
毛澤東隻得從命，和彭德懷部隊一起，再攻長沙。這時，何鍵坐鎮長沙，擁有四萬兵馬，遠非上次那麽空虛。毛澤東為避免紅軍損失，屯兵長沙城下。
何鍵得知毛澤東之妻楊開慧在長沙板倉，懸賞一千大洋“捉拿毛楊氏”。
楊開慧不幸和兒子毛岸英一起被捕，被押往長沙。楊開慧在獄中遭到嚴刑酷虐。各界聞楊開慧被捕，紛紛來人、來電要求保釋。何鍵說：“隻要楊開慧同意登報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係就行了，其他都不必審訊。”楊開慧冷眼相對，堅決拒絕。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時，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被殺，年僅二十九歲。
毛澤東後來從報上得知楊開慧犧牲的噩耗，當即寫信給楊開慧胞兄楊開智，痛悼道：“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毛澤東還寄款為楊開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楊開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龍刻民國十九年冬立”。
毛澤東深知長沙城防堅固，易守難攻，隻能采取圍城的辦法，然後設法誘敵出城，聚而殲之。好不容易引出敵人一個師，一舉殲滅，士氣大振，要求攻城的情緒也猛然高漲。李立三又連連催促進攻長沙，毛澤東不得不在9月10日簽署《強攻長沙命令》。
命令下達後，紅軍發動強攻。何鍵的部隊在長沙四周打了木樁，架上電網。紅軍。買了幾十條水牛，牛尾上綁棉花，澆了煤油，點火之後，水牛狂怒，朝電網衝去，才打開了缺口，可是，電網之後有壕溝，有工事，紅軍一次次衝鋒，一批批倒下，損失慘重。毛澤東決定撤圍。
就在這時，李立三派來長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澤東堅決執行中央命令，於是再度對長沙發動進攻。
毛澤東與周以栗徹夜長談，陳述了不能再攻長沙的原因。他寫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說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給周以栗帶去。長沙一仗，使紅一軍團損失一千六百餘人，紅三軍團的損失人數也與紅一軍團相近。
於是，毛澤東在9月13日帶著部隊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澤東的意圖是帶部隊回到贛南。
10月3日，毛澤東率部包圍了江西南部重鎮吉安縣城。午後2時，毛澤東下達了對吉安發起總攻的命令。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繳獲了上千支槍。拔掉了吉安這釘子，使贛南一片紅色，隻剩贛州一座孤城未克。
10月17日，毛澤東率部抵達江西中部的峽江縣，收到中共湘東特委9月以及9月以前發出的三封信，轉達來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進攻南昌！
毛澤東無奈，於10月19日複函中共湘東特委：“我們目前的行動，是前去占領南潯路，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
正在毛澤東十分為難的時候，中共中央發生了重大變化。那是由於中共中央設在上海，而那時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毛澤東尚不知李立三已經下台！
8月下旬，翟秋白、周恩來從蘇聯回國，製止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來領導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宣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路線。
雖然毛澤東沒有出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但是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於恢複了他在八七會議時的黨內地位——他是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經過了將近四個春秋，他這才終於重新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
直至1930年12月上旬，從中共中央來了一位“大員”，毛澤東這才詳細得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情形。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來的，隻是交通員、巡視員，這一回派來的卻是一位政治局委員！這表明中共中央越來越重視朱毛紅軍了。
派來的政治局委員，當時名叫“江鈞”，即項英。項英織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強調工人成分時，他不僅進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黨內的地位遠遠高於毛澤東。他甚至還當選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斯大林會見過項英，誇獎過他，還送了一支手槍給他，這使項英在中共黨內的聲望驟升。
自1930年8月起，項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項英傳達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傳達了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的批判，內中，還傳達了六屆三中全會作出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決定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強和統一中共中央對各蘇區黨的領導。這一新的機構，命名為“中共蘇區中央局”。顯然，這“中共蘇區中央局”，成了蘇維埃地區的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關於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早在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的《中央關於在湘鄂贛三省成立蘇區中央局給長江局的信》中，已經指出：“中央決定在湘鄂贛三省蘇維埃區域中，成立蘇維埃的中央局，以指導所有的蘇維埃區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組織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最初人選是關向應。關向應是滿族人，1924年曾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回國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隻是關向應赴任時，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1930年10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改派“江鈞”前往蘇區。中共中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寫及；“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誌未到達以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誌代書記。”
可是，當時正忙於作戰，擬議中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並未建立起來。
直至項英到達蘇區，這項工作才終於落實了。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鎮正式成立，書記並非毛澤東，而是周恩來。由於周恩來尚在上海，任命項英為代理書記。這樣，項英成了蘇區的中共最高領導。
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由九人組成：周恩來（未到）、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未到）、餘飛（來到）、曾山及湘贛邊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
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當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1930年10月7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曾山當選為省府主席。
1月15日，在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同時，又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毛澤東、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軍事最高領導機構。
這樣，在蘇區，形成了項英、毛澤東、朱德的“三駕馬車”新格局。項英成為蘇區的最高首長。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澤東又渡過了一次政治危機，不過，項英當時並不認為李立三是路線錯誤，而隻是策略的錯誤。項英的到來，並非徹底扭轉李立三路線在蘇區的影響，反而不時和毛澤東產生新的矛盾……
這一回新的打擊來自中央，來自他的老朋友李立三！
1930年3月，周恩來由上海去蘇聯參加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並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便完全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開始實行他的“左”傾冒險機會主義路線。
1930年6月9日，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關於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時，對毛澤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李立三如此說：
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他有他一貫的遊擊觀念，這一路線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他以為江西是革命首先勝利的區域，條件是：一、資產階級弱，二、無地方軍閥，三、帝國主義的力量弱。
他對紅軍的發展，則完全是遊擊戰爭的觀念。這一問題必須要根本解決。遊擊戰爭的戰術已不適合於現在的形勢……
想當年，這位李立三看了《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去見毛澤東時，羞羞答答“沒有明白表示意見”。在毛澤東麵前，李立三是個“小弟弟”。如今，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評起“四軍毛澤東”來，一點也不客氣。
李立三挖苦毛澤東的“遊擊戰爭的秘訣”，是“逃、跑、走”。
據雲，李立三的嘴甚大，他常給朋友表演“絕技”：把拳頭伸進自己的口裏，轉了一圈，再把拳頭取出。
此刻，他張著大嘴，正在大聲鼓吹他的路線：紅軍“需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
確實，毛澤東有著一條“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的路線。他的遊擊戰爭經驗，是近四年紅軍作戰切切實實的總結。然而，坐在上海亭子間裏的李立三，卻要對毛澤東進行“根本解決”！
六天之後——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前委，即毛澤東，下達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辭是異常激烈的：
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
你們應當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錯誤，按照中央的指示轉變你們今後的路線……
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李立三強調，“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革命形勢正在成熟”。他要求毛澤東率紅四軍“向中心城市與交通區域進攻”！光是寫信、下命令還不夠，他還特地指派了中央特派員塗震農向紅四軍傳達、督戰。
李立三此時是上級，毛澤東是下級；李立三此時代表中央，毛澤東代表地方。按照“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毛澤東不能不執行來自中共中央的命令：進攻南昌！然而，腳踏實地的毛澤東，當然掂量得出進攻南昌該付出多少血的代價。
毛澤東又一次顯示了他的聰明：
7月11日，毛澤東在江西興國縣城北雨壇腦召開了紅軍和地方武裝人員的萬人誓師大會，擺出了向南昌進軍的架勢。
7月24日，毛澤東、朱德率部攻克清江縣樟樹鎮，殲守敵兩個營。26日，攻克離南昌不遠的高安縣。
7月30日，毛澤東率紅一軍團攻人南昌近郊新建縣的西山。毛澤東在這裏召開軍事會議，說服部隊不要進攻南昌，以避免慘重的損失。
8月1日那天，毛澤東派出羅炳輝帶了幾十個人到南昌贛江對岸的牛行車站，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槍，舉行“八一”示威。南昌城裏一陣緊張，正欲派出軍隊反擊，毛澤東的部隊已不見蹤影——早已朝奉新、安義縣轉移了。
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接到李立三的命令：進攻長沙！李立三的“宏偉計劃”是毛澤東攻南昌，彭德懷取長沙，然後會師武漢！
彭德懷執行了命令，率部乘軍閥混戰之際，長沙空虛，於7月28日攻入長沙，當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政府”，以李立三為主席。
李立三聞訊大喜。正在這時，何鍵調集十五個團，南北夾擊長沙。幸虧彭德懷急急率部撤退，才算避免了全軍覆沒——占領長沙不過十一夭而已！
李立三得知毛澤東佯攻南昌，彭德懷退出長沙，大罵他們右傾，急令毛澤東的紅一軍團會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組成紅一方麵軍，再攻長沙。
毛澤東隻得從命，和彭德懷部隊一起，再攻長沙。這時，何鍵坐鎮長沙，擁有四萬兵馬，遠非上次那麽空虛。毛澤東為避免紅軍損失，屯兵長沙城下。
何鍵得知毛澤東之妻楊開慧在長沙板倉，懸賞一千大洋“捉拿毛楊氏”。
楊開慧不幸和兒子毛岸英一起被捕，被押往長沙。楊開慧在獄中遭到嚴刑酷虐。各界聞楊開慧被捕，紛紛來人、來電要求保釋。何鍵說：“隻要楊開慧同意登報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係就行了，其他都不必審訊。”楊開慧冷眼相對，堅決拒絕。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時，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被殺，年僅二十九歲。
毛澤東後來從報上得知楊開慧犧牲的噩耗，當即寫信給楊開慧胞兄楊開智，痛悼道：“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毛澤東還寄款為楊開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楊開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龍刻民國十九年冬立”。
毛澤東深知長沙城防堅固，易守難攻，隻能采取圍城的辦法，然後設法誘敵出城，聚而殲之。好不容易引出敵人一個師，一舉殲滅，士氣大振，要求攻城的情緒也猛然高漲。李立三又連連催促進攻長沙，毛澤東不得不在9月10日簽署《強攻長沙命令》。
命令下達後，紅軍發動強攻。何鍵的部隊在長沙四周打了木樁，架上電網。紅軍。買了幾十條水牛，牛尾上綁棉花，澆了煤油，點火之後，水牛狂怒，朝電網衝去，才打開了缺口，可是，電網之後有壕溝，有工事，紅軍一次次衝鋒，一批批倒下，損失慘重。毛澤東決定撤圍。
就在這時，李立三派來長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澤東堅決執行中央命令，於是再度對長沙發動進攻。
毛澤東與周以栗徹夜長談，陳述了不能再攻長沙的原因。他寫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說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給周以栗帶去。長沙一仗，使紅一軍團損失一千六百餘人，紅三軍團的損失人數也與紅一軍團相近。
於是，毛澤東在9月13日帶著部隊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澤東的意圖是帶部隊回到贛南。
10月3日，毛澤東率部包圍了江西南部重鎮吉安縣城。午後2時，毛澤東下達了對吉安發起總攻的命令。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繳獲了上千支槍。拔掉了吉安這釘子，使贛南一片紅色，隻剩贛州一座孤城未克。
10月17日，毛澤東率部抵達江西中部的峽江縣，收到中共湘東特委9月以及9月以前發出的三封信，轉達來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進攻南昌！
毛澤東無奈，於10月19日複函中共湘東特委：“我們目前的行動，是前去占領南潯路，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
正在毛澤東十分為難的時候，中共中央發生了重大變化。那是由於中共中央設在上海，而那時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毛澤東尚不知李立三已經下台！
8月下旬，翟秋白、周恩來從蘇聯回國，製止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來領導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宣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路線。
雖然毛澤東沒有出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但是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於恢複了他在八七會議時的黨內地位——他是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經過了將近四個春秋，他這才終於重新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
直至1930年12月上旬，從中共中央來了一位“大員”，毛澤東這才詳細得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情形。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來的，隻是交通員、巡視員，這一回派來的卻是一位政治局委員！這表明中共中央越來越重視朱毛紅軍了。
派來的政治局委員，當時名叫“江鈞”，即項英。項英織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強調工人成分時，他不僅進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黨內的地位遠遠高於毛澤東。他甚至還當選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斯大林會見過項英，誇獎過他，還送了一支手槍給他，這使項英在中共黨內的聲望驟升。
自1930年8月起，項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項英傳達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傳達了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的批判，內中，還傳達了六屆三中全會作出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決定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強和統一中共中央對各蘇區黨的領導。這一新的機構，命名為“中共蘇區中央局”。顯然，這“中共蘇區中央局”，成了蘇維埃地區的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關於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早在1930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的《中央關於在湘鄂贛三省成立蘇區中央局給長江局的信》中，已經指出：“中央決定在湘鄂贛三省蘇維埃區域中，成立蘇維埃的中央局，以指導所有的蘇維埃區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組織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最初人選是關向應。關向應是滿族人，1924年曾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回國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隻是關向應赴任時，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1930年10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改派“江鈞”前往蘇區。中共中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寫及；“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誌未到達以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誌代書記。”
可是，當時正忙於作戰，擬議中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並未建立起來。
直至項英到達蘇區，這項工作才終於落實了。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鎮正式成立，書記並非毛澤東，而是周恩來。由於周恩來尚在上海，任命項英為代理書記。這樣，項英成了蘇區的中共最高領導。
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由九人組成：周恩來（未到）、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未到）、餘飛（來到）、曾山及湘贛邊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
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當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1930年10月7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曾山當選為省府主席。
1月15日，在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同時，又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毛澤東、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軍事最高領導機構。
這樣，在蘇區，形成了項英、毛澤東、朱德的“三駕馬車”新格局。項英成為蘇區的最高首長。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澤東又渡過了一次政治危機，不過，項英當時並不認為李立三是路線錯誤，而隻是策略的錯誤。項英的到來，並非徹底扭轉李立三路線在蘇區的影響，反而不時和毛澤東產生新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