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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複出的毛澤東著力整頓紅四軍
毛澤東剛剛官複原職，馬上修書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躍動著他複出的喜悅。信不長，意在向中共中央報告自己已經複職：
中央：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誌（即謝漢秋——引者注）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攻梅縣失利，損失雖不小，但士氣仍振奮，目前一時期當在福建境內工作。閩西已有八十萬赤色群眾足以掩護紅軍，劉（和鼎）金（漢鼎）張（貞）等“會剿”，形勢並不嚴重。現決定整理一時期，即向劉張進擊。打破“會剿”局麵，才是出路。正在準備一個月給養。
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教同誌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寄付地點。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餘詳前委報告。
毛澤東
1929年11月28日於汀州
信中提及的“布報”，亦即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雜誌。《紅旗》，則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
寫罷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澤東又給老朋友李立三寫了一信，交給地下交通員一起帶往上海。
毛澤東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敏同誌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複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信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
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
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的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
共產主義的敬禮
毛澤東
這裏提及的“澤民”，即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當時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獨秀”，亦即陳獨秀，當時在中共黨內散布托洛茨基觀點，成立了反對派小組織。
毛澤東發走了這兩封信之後，便著手整頓紅四軍。他發覺，在他離開紅四軍這半年時間裏，紅四軍中各種錯誤思潮泛濫，已經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紅四軍“七大”撒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之職以後，又在10月上旬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八大”。那時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長製”，實行“由下而上的民主製”，以為無產階級應實行最徹底的“民主”。於是，什麽事情都要開會討論。調一個人，撥幾支槍，都得開會討論，一討論便是幾個小時。前委不再是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卻成了各縱隊的“聯席會議”。開起會來，非得各縱隊的頭頭腦腦全部到齊，少一個人就得等，等齊了才開會。“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為這樣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的中心。”
中共紅四軍“八大”在上杭縣召開時，成了一次爭論不休的會議。光是為了選舉前敵委員會委員，就爭論了很久，最後來一個平均分攤，每個縱隊都有人參加前委，選了十七人之多。
內中有個譚璽，是中共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的，當時正在一縱隊，沒有出席會議，可是有人提議他應該進入前委，說他如何如何的好，會上宣傳了兩次，結果譚璽競成為前委的常委！其實，當時他新來乍到，還沒有幾個人認得他……
為了補充兵員的不足，很多俘虜兵進入紅四軍，沒有及時進行教育，把國民黨的作風帶進紅四軍：有人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有人打罵士兵，所謂“不打不成兵”；有人賭錢，誰贏了錢誰請客；紀律鬆懈，搜俘虜腰包、偷嫖女人……
毛澤東複出之後，下力氣整頓紅四軍。他在作了一個月的準備之後，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九大”。
他反對“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種“分割式的以各縱隊為條件”分配前委委員的方法，鮮明地提出，隻有符合三個條件的人才可當選前委委員，而不必考慮各縱隊之間的入選比例。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條件是“政治觀念正確，工作積極，有鬥爭曆史”。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陳毅的主持下，中共紅四軍“九大”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
古田是上杭縣最北的大集鎮，地處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戶人家。這是中共黨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史稱“古田會議”。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中共紅四軍“九大”的氣氛跟“八大”截然不同。“八大”時“什麽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樣幹就怎樣”，“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一回，會議開得井然有序，紅四軍的“三巨頭”分別作報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會場上高懸四條標語，即“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盲動主義”、“反對冒險主義”、“反對機會主義”。
會議隻開了兩天。在聽了三個報告之後，通過了十二項事先起草好的決議，即：《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員問題》、《紅軍軍事係統與政治係統關係問題》、《政治決議案》、《廢止槍斃逃兵決議案》、《接受中央指示決議案》、《擁護〈中央對機會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的決議》，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會的主角是毛澤東。由他起草的部分決議《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後來改題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在這篇決議中，毛澤東曆數了八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一）單純軍事觀點；（二）關於極端民主化；（三）關於非組織觀點；（四）關於絕對平均主義；（五）關於主觀主義；（六）關於個人主義；（七）關於流寇思想；（八）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毛澤東起草的決議中，明確指出了紅軍的性質：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毛澤東起草的這一決議，被認為是“曆史性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為此文所加的題注寫道：“中國人民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廣大的發展和創造，現在的麵貌和過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線還是繼承了這個決議的路線。”
這一次改選前敵委員會委員，選出正式委員十一人，即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選候補委員三人，即楊嶽彬、熊壽祺、李長壽。內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層工作，毛澤東以“觀念正確，鬥爭積極”提名他們為前敵委員，即宋裕和（湘南農民）、李長壽（獨立團老兵）、田桂祥（湘南農民）、黃益善和羅榮桓，毛澤東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這時的紅四軍，已有四個縱隊。第四縱隊便是鄧子恢、張鼎丞那支閩西部隊，在1929年8月成立。
中央：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誌（即謝漢秋——引者注）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攻梅縣失利，損失雖不小，但士氣仍振奮，目前一時期當在福建境內工作。閩西已有八十萬赤色群眾足以掩護紅軍，劉（和鼎）金（漢鼎）張（貞）等“會剿”，形勢並不嚴重。現決定整理一時期，即向劉張進擊。打破“會剿”局麵，才是出路。正在準備一個月給養。
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教同誌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寄付地點。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餘詳前委報告。
毛澤東
1929年11月28日於汀州
信中提及的“布報”，亦即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雜誌。《紅旗》，則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
寫罷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澤東又給老朋友李立三寫了一信，交給地下交通員一起帶往上海。
毛澤東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敏同誌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複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信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
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
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的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
共產主義的敬禮
毛澤東
這裏提及的“澤民”，即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當時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獨秀”，亦即陳獨秀，當時在中共黨內散布托洛茨基觀點，成立了反對派小組織。
毛澤東發走了這兩封信之後，便著手整頓紅四軍。他發覺，在他離開紅四軍這半年時間裏，紅四軍中各種錯誤思潮泛濫，已經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紅四軍“七大”撒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之職以後，又在10月上旬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八大”。那時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長製”，實行“由下而上的民主製”，以為無產階級應實行最徹底的“民主”。於是，什麽事情都要開會討論。調一個人，撥幾支槍，都得開會討論，一討論便是幾個小時。前委不再是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卻成了各縱隊的“聯席會議”。開起會來，非得各縱隊的頭頭腦腦全部到齊，少一個人就得等，等齊了才開會。“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為這樣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的中心。”
中共紅四軍“八大”在上杭縣召開時，成了一次爭論不休的會議。光是為了選舉前敵委員會委員，就爭論了很久，最後來一個平均分攤，每個縱隊都有人參加前委，選了十七人之多。
內中有個譚璽，是中共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的，當時正在一縱隊，沒有出席會議，可是有人提議他應該進入前委，說他如何如何的好，會上宣傳了兩次，結果譚璽競成為前委的常委！其實，當時他新來乍到，還沒有幾個人認得他……
為了補充兵員的不足，很多俘虜兵進入紅四軍，沒有及時進行教育，把國民黨的作風帶進紅四軍：有人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有人打罵士兵，所謂“不打不成兵”；有人賭錢，誰贏了錢誰請客；紀律鬆懈，搜俘虜腰包、偷嫖女人……
毛澤東複出之後，下力氣整頓紅四軍。他在作了一個月的準備之後，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九大”。
他反對“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種“分割式的以各縱隊為條件”分配前委委員的方法，鮮明地提出，隻有符合三個條件的人才可當選前委委員，而不必考慮各縱隊之間的入選比例。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條件是“政治觀念正確，工作積極，有鬥爭曆史”。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陳毅的主持下，中共紅四軍“九大”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
古田是上杭縣最北的大集鎮，地處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戶人家。這是中共黨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史稱“古田會議”。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中共紅四軍“九大”的氣氛跟“八大”截然不同。“八大”時“什麽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樣幹就怎樣”，“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一回，會議開得井然有序，紅四軍的“三巨頭”分別作報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會場上高懸四條標語，即“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盲動主義”、“反對冒險主義”、“反對機會主義”。
會議隻開了兩天。在聽了三個報告之後，通過了十二項事先起草好的決議，即：《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員問題》、《紅軍軍事係統與政治係統關係問題》、《政治決議案》、《廢止槍斃逃兵決議案》、《接受中央指示決議案》、《擁護〈中央對機會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的決議》，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會的主角是毛澤東。由他起草的部分決議《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後來改題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在這篇決議中，毛澤東曆數了八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一）單純軍事觀點；（二）關於極端民主化；（三）關於非組織觀點；（四）關於絕對平均主義；（五）關於主觀主義；（六）關於個人主義；（七）關於流寇思想；（八）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毛澤東起草的決議中，明確指出了紅軍的性質：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毛澤東起草的這一決議，被認為是“曆史性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為此文所加的題注寫道：“中國人民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廣大的發展和創造，現在的麵貌和過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線還是繼承了這個決議的路線。”
這一次改選前敵委員會委員，選出正式委員十一人，即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選候補委員三人，即楊嶽彬、熊壽祺、李長壽。內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層工作，毛澤東以“觀念正確，鬥爭積極”提名他們為前敵委員，即宋裕和（湘南農民）、李長壽（獨立團老兵）、田桂祥（湘南農民）、黃益善和羅榮桓，毛澤東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這時的紅四軍，已有四個縱隊。第四縱隊便是鄧子恢、張鼎丞那支閩西部隊，在1929年8月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