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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盧福坦想當總書記
王明手中的權力不斷膨脹。總書記向忠發掛名不幹事，直至被捕、叛變。照理，王明取向忠發而代之，早已不成問題。可是，此時王明卻另打主意——溜！他不願呆在上海，籌劃著重回莫斯科。
那是接二連三的人頭落地，使王明心驚膽戰。在敵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幹秘密工作，畢竟時時刻刻都存在著喪生的危險。
除了顧順章、向忠發落人敵人之手，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的第十天——1月17日及18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閘北捕房突然大規模出動，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號，中山旅社六號房間、三馬路（今漢口路）東方旅社三十一號房間等處，密捕了共產黨幹部三十多人，內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書記，包括何盂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實、柔石、馮鏗、胡電頻、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飲彈於上海龍華刑場！
這次大搜捕，據查是《紅旗日報》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當時王克全則說是“中央告密”（見《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1931年2月22日）。此處“中央”即指王明——因為被捕者大多數是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反對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誰，迄今仍未最後查清。
這一係列驚心動魄的事件，使王明喪魂落魄。他和妻子孟慶樹躲進上海郊區的療養院，惶惶不可終日。
向忠發之死，造成中共中央總書記空缺。誰來出任中共中央新的總書記呢？
六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已死，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留在上海的隻有周恩來。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除周恩來外，隻有王明和盧福坦。
看來，新的總書記，要在周恩來、王明和盧福坦三人中選擇。
最合適的人選，當然是周恩來。周恩來在黨內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又富有組織才華。可是，他向來謙遜，六屆三中全會本應由他主持，他卻把瞿秋白推了上去。顯然，此時此際，他不會出任總書記，更何況他早已覺察壬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
最可能的人選，自然是王明。雖說此時米夫已經返回蘇聯，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明明白白表露由來。王明本人也早想成為總書記。不過，當上總書記，就務必留在國內領導中國共產黨。向忠發被捕才兩天就斃命——盡管他跪在地上向敵人求饒，也無濟於事。這不能不使王明顧慮重重。何況他有過被捕的經曆，嚐過鐵牢的滋味。就連營救他出獄的赤色職工國際駐上海代表、瑞士人牛蘭也在向忠發被捕前一周入獄。
這麽一來，周恩來不想當，王明不敢當，剩下的人選便是盧福坦了。
盧福坦此人，實在知名度太差，現今的讀者幾乎很少聽說過這一名字。他當時在中共黨內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至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員名單上，他被寫成“魯福坦”！
此時，盧福坦卻十分“勇敢”，明確表示想當總書記！
盧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東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擔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他作為山東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過分強調工人成分，於是他不僅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下子進人中共高層。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員。
王明跟盧福坦沒有很深的關係，他不願讓此人出任總書記。他早已選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同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人物，回國後一起反對過立三路線，一起反對過瞿秋白……博古成了他最親密、最可信任的夥伴。
不過，即便在米夫、王明控製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也未能得以進人中央委員之列。因博古的黨內地位比盧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為總書記，顯然不孚眾望。
王明的最後抉擇是讓總書記空缺，而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樣，一邑他有機會從蘇聯回國，便可擔任總書記。
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的原始記錄，有關當事人的談話，透露了當年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
張聞天於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說，王明、周恩來決定離開上海時，提出新中央的名單，“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所以我記得當時特別提到無總書記問題。”
周恩來幹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談及：“在分配工作時，曾向盧福坦解釋不設總書記。”
由王明提出，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準，新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六人組成，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由博古負總責。
這麽一來，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博古和張聞天，一下子擢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於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之前！
博古於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這麽談及他成為“負總責”的經過：向忠發被捕後，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博古“到酒店開會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並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就這樣，在那不知名的酒店裏的四人聚會，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權力的移交——交給了博古，而不是交給“想當總書記的盧福坦”。
張聞天的後來的自述以及周恩來、博古後來的談話，不僅說明了當時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而且說明了從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其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直至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才重設總書記。
電就是說，從1931年6月至1956年9月這二十五年零三個月的漫長歲月，中共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當本書——《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初版本出版後，1993年第6期《上海黨史研究》發表了吳景平對本書的書評《以文現史的佳作——《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的成功嚐試和若幹不足之娃》。吳景平在書評中對本書提出不同看法：
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並由張聞天擔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錢聽濤則同意筆者的意見，對吳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寫了《張聞天擔任過黨的總書記嗎——兼談1931年至七大黨的最高領導核心演變情況》一文，指出：
《上海黨史研完》1993年第6期發表的吳景平為葉永烈所著《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井由張聞天擔任。”筆者認為上述說法是不確切的……
1931年4月，6月，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周恩來被迫將赴江西蘇區，王明則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9月下旬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補選博古、張聞天、康生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陳雲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再加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和另一個牽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來再設總書記。
1931年10月18日，隨著黃浦江上一艘日本輪船汽笛長鳴，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慶樹，以及吳克堅、盧鏡如，離開了上海。
王明於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那天，趕到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從此，他在那安全的“紅色保險箱”裏，和米夫一起遙控著中國共產黨。
就在王明離滬後一個月，暮色籠罩著上海灘，華燈初上，從海寧路與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煙紙雜貨店裏，走出兩名男子。他們跳上兩輛人力車，直奔黃浦江畔的十六鋪碼頭。其中一個男子，穿對襟嘩嘰中式短上衣、藍色嗶嘰中式褲子，廣東工人模樣，車上放一隻手提箱。另一男子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輪。
那廣東工人模樣的男子，便是周恩來。他朝廣東汕頭進發，特意打扮成廣東工人。臨行時，鄧穎超在那雜貨鋪樓上。隻是為了不引人注目，沒有下樓送行。
周恩來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蘇區。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前往鄂豫皖蘇區一樣，是為了加強那裏的領導工作。周恩來取道汕頭，沿著一條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他一上船，一個綽號叫“小廣東”的地下交通員便跟他接上了頭。
死了向忠發，走了王明、張國燾、周恩來，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博古負總責，張聞天和盧福坦成為他的副手。在這裏要特別指出，“負總責”與“總負責”，隻是兩個字顛倒了一下，含義不完全相同：“負總責”隻是表明肩負的責任，而“總負責”除了包含“負總責”的意思之外，還多一層意思，是一種職務的名稱。早些時候的中共黨史書籍中大都寫作“總負責”，現在都改用“負總責”一詞。
後來，博古於1933年1月19日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張聞天比他早幾天到達那裏，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盧福坦任負總責。
盧福坦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時間非常短暫，隻有三個多月——因為在1933年4月（也有人說是2月，如中統特務莊祖方的回憶），他就落進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手中。
當年的中統上海行動區副區長陳蔚如（又名陳俊德），後來在其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中，這麽寫及盧福坦被捕後的情景：
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盧福坦於1933年4月被密捕後，臨時關押在小東門東方旅館內，這裏環境比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裏麵那樣陰森、恐怖。根據盧福坦在中共黨內的所史和地位，其意誌應該是比較堅定的，可是在勸降特務和他談話之後，他很快表示願意自首，井為中統上海區對中共江蘇省委的連續破壞提供了很多情報，成為可恥的叛徒特務。
盧福坦這麽快就叛變，連中統特務也感到意外！
由於盧福坦提供了線索，位於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蘇省委處於中統特務的監視之中。兩個不滿十八歲的中統特務蔣某和吳某在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進三樓的房問中。
借口進屋撿皮球，他們偵察了中共江蘇省委機關，緊接著，便來了一個大搜捕……
盧福坦叛變後，居然播身一變，加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擔任中統徐州特區行動股股長、上海區情報行動股股長。
上海解放後，盧福坦被捕。1969年被處決。
二十四歲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
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時，年僅二十四歲，被人笑稱為“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連博古本人也覺得自己太年輕，資曆太淺，難孚眾望。王明這麽勸導他：“二十四歲不小了，米夫當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還不是二十四歲？”
聽王明這麽一說，博古心定了。
博古是綠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頭發硬，豎立在頭頂，而兩鬢的頭發卻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發型頗怪，像一頂黑色的法蘭西帽壓在頭頂。近視，戴一副圓鏡片眼鏡。皮膚白皙，文弱書生模樣。不過，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傳鼓動家，聲音響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勢，他的演講富有煽動力。雖說聽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話在那個年代算是不錯的。
博古是個熱情，直率的人，是個頭腦聰穎的人。
博古是個化名，很多人以為取義於“博古通今”，其實真正的含義卻是“上帝”。
博古怎麽會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按照校方的規定，每個人都要取一個俄文名字。他取名БoryHOB，音譯為“博古諾夫”。回國後，他以“博古”為化名。“Бor”，俄文原意為“上帝”。
他原名秦邦憲，乳名長林，字則民，1907年6月24日出生於江蘇無錫城中耆英裏（今中市橋巷二十三號）。他的父親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統年間當過浙江溫州地方審判廳刑事庭庭長。他是長子。母親朱氏是續弦。他屬“邦”字輩，弟弟叫秦邦禮，妹妹叫秦邦範。
最初，他在無錫的“秦氏公學”就學。十四歲時，進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便開始政治活動。他參加了錫社“，井成為”錫牡蘇州支部的負責人。十八歲對加入中國國民黨。這年5月，正患肺病的他，參加五卅運動，井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時，他已是政治活動的活躍分子。
這年7月，他負責編輯《無錫評論》。陸定一也是編輯部的成員。
這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學社會係。這所大學原名“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本來很不起跟。1922年10月，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出任校長，改校名為“上海大學”，國共合作辦校，大批共產黨人在該校執教。1923年4月，中共黨員鄧中夏出任該校校務長，掌握了實權，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李達、陳望道、施存統、沈雁冰等中共黨員擔任教員。
這樣，上海大學成了培養共產黨幹部的學校。該校建有中共組織。博古人學不久，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結識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
翌年10月，十九歲的博古突然被淞滬警察廳逮捕。隻是查不到什麽證據，第二天獲釋。不久，中共黨組織決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學習。
於是，博古進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成了米夫的學生，成了王明的同學，成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學生涯，為他後來成為巾共中央負總責打下了基礎。
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出現在麵前。
她原名劉琴仙。參加革命後，她嫌這名字不夠“革命”，取其諧音，改為劉群先，“群眾先鋒”之意。她是博古的同鄉，無錫的女工。她的出身頗苦，從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維持生活。她先是織發網，後來成為紡織工人，投身工人運動，以至成為“群眾先鋒”——女工領袖。於是，她作為中國工會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
劉群先不懂俄語，中共黨組織指派了一名留學生，充當她的翻譯。這位留學生，正是博古。
異國遇同鄉，他倆用無錫話交談，一下子縮短了彼此的距離，一見如故。
就這樣，他們深深相愛了。
1930年5月，博古回國不久，就和劉群先結為伉儷。那時，劉群先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擔任宣傳幹事。
翌年，二十四歲的博古，出於曆史的機緣，他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產國際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有過共同戰鬥的友誼，王明也就不會視他為心腹，不會把奪得的中共中央大權交給這位無錫小夥子。
博古，隻在上海大學學習了一年，在奠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四年，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這樣“嘴上沒毛”的小夥子，出於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領袖的地位。政黨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才“十歲”，還是一個幼年的黨。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史”，可以看到，自從1927年7月12日陳獨秀“不視事”起，至1931年10月18日博古上台，頻繁地在更換領袖，簡直像走馬燈一般：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這中間，曾經一度主持過中共中央工作的還有周恩來，蔡和森和李維漢。
另外，曾經角逐中共領袖而未能如願的有羅章龍和盧福坦。
曆史在沉思，曆史在選擇。領袖是政黨的旗幟，領袖是政黨的舵手。列寧曾如此說過：“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黿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頻繁更換著的中共領袖，缺乏威信、缺乏影響、缺乏經驗，因而也就無法穩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的中國，風急浪高，錯綜複雜，把好中共之舵並非易事。何況，舵手還需昕命於共產國際的指令。
當博古上台掌舵之時，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經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
王明握別博古之際，作過如此囑咐：“萬事都得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
博古有個綽號日“黑麵木偶”，含義是雙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長而動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還因為他受著坐鎮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遙控”，幕後牽線。
自身缺乏經驗，又得聽命於“遙控”，博古這位新“舵手”的命運可想而知。
曆史是一麵篩子，正在篩選著、篩選著……
§§第二章 井岡風雲
那是接二連三的人頭落地，使王明心驚膽戰。在敵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幹秘密工作，畢竟時時刻刻都存在著喪生的危險。
除了顧順章、向忠發落人敵人之手，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的第十天——1月17日及18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閘北捕房突然大規模出動，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號，中山旅社六號房間、三馬路（今漢口路）東方旅社三十一號房間等處，密捕了共產黨幹部三十多人，內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書記，包括何盂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實、柔石、馮鏗、胡電頻、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飲彈於上海龍華刑場！
這次大搜捕，據查是《紅旗日報》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當時王克全則說是“中央告密”（見《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1931年2月22日）。此處“中央”即指王明——因為被捕者大多數是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反對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誰，迄今仍未最後查清。
這一係列驚心動魄的事件，使王明喪魂落魄。他和妻子孟慶樹躲進上海郊區的療養院，惶惶不可終日。
向忠發之死，造成中共中央總書記空缺。誰來出任中共中央新的總書記呢？
六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已死，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留在上海的隻有周恩來。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除周恩來外，隻有王明和盧福坦。
看來，新的總書記，要在周恩來、王明和盧福坦三人中選擇。
最合適的人選，當然是周恩來。周恩來在黨內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又富有組織才華。可是，他向來謙遜，六屆三中全會本應由他主持，他卻把瞿秋白推了上去。顯然，此時此際，他不會出任總書記，更何況他早已覺察壬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
最可能的人選，自然是王明。雖說此時米夫已經返回蘇聯，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明明白白表露由來。王明本人也早想成為總書記。不過，當上總書記，就務必留在國內領導中國共產黨。向忠發被捕才兩天就斃命——盡管他跪在地上向敵人求饒，也無濟於事。這不能不使王明顧慮重重。何況他有過被捕的經曆，嚐過鐵牢的滋味。就連營救他出獄的赤色職工國際駐上海代表、瑞士人牛蘭也在向忠發被捕前一周入獄。
這麽一來，周恩來不想當，王明不敢當，剩下的人選便是盧福坦了。
盧福坦此人，實在知名度太差，現今的讀者幾乎很少聽說過這一名字。他當時在中共黨內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至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員名單上，他被寫成“魯福坦”！
此時，盧福坦卻十分“勇敢”，明確表示想當總書記！
盧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東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擔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他作為山東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過分強調工人成分，於是他不僅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下子進人中共高層。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員。
王明跟盧福坦沒有很深的關係，他不願讓此人出任總書記。他早已選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同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人物，回國後一起反對過立三路線，一起反對過瞿秋白……博古成了他最親密、最可信任的夥伴。
不過，即便在米夫、王明控製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也未能得以進人中央委員之列。因博古的黨內地位比盧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為總書記，顯然不孚眾望。
王明的最後抉擇是讓總書記空缺，而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樣，一邑他有機會從蘇聯回國，便可擔任總書記。
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的原始記錄，有關當事人的談話，透露了當年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
張聞天於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說，王明、周恩來決定離開上海時，提出新中央的名單，“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所以我記得當時特別提到無總書記問題。”
周恩來幹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談及：“在分配工作時，曾向盧福坦解釋不設總書記。”
由王明提出，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準，新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六人組成，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由博古負總責。
這麽一來，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博古和張聞天，一下子擢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於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之前！
博古於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這麽談及他成為“負總責”的經過：向忠發被捕後，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博古“到酒店開會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並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就這樣，在那不知名的酒店裏的四人聚會，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權力的移交——交給了博古，而不是交給“想當總書記的盧福坦”。
張聞天的後來的自述以及周恩來、博古後來的談話，不僅說明了當時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而且說明了從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其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直至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才重設總書記。
電就是說，從1931年6月至1956年9月這二十五年零三個月的漫長歲月，中共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當本書——《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初版本出版後，1993年第6期《上海黨史研究》發表了吳景平對本書的書評《以文現史的佳作——《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的成功嚐試和若幹不足之娃》。吳景平在書評中對本書提出不同看法：
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並由張聞天擔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錢聽濤則同意筆者的意見，對吳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寫了《張聞天擔任過黨的總書記嗎——兼談1931年至七大黨的最高領導核心演變情況》一文，指出：
《上海黨史研完》1993年第6期發表的吳景平為葉永烈所著《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井由張聞天擔任。”筆者認為上述說法是不確切的……
1931年4月，6月，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周恩來被迫將赴江西蘇區，王明則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9月下旬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補選博古、張聞天、康生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陳雲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再加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和另一個牽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來再設總書記。
1931年10月18日，隨著黃浦江上一艘日本輪船汽笛長鳴，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慶樹，以及吳克堅、盧鏡如，離開了上海。
王明於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那天，趕到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從此，他在那安全的“紅色保險箱”裏，和米夫一起遙控著中國共產黨。
就在王明離滬後一個月，暮色籠罩著上海灘，華燈初上，從海寧路與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煙紙雜貨店裏，走出兩名男子。他們跳上兩輛人力車，直奔黃浦江畔的十六鋪碼頭。其中一個男子，穿對襟嘩嘰中式短上衣、藍色嗶嘰中式褲子，廣東工人模樣，車上放一隻手提箱。另一男子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輪。
那廣東工人模樣的男子，便是周恩來。他朝廣東汕頭進發，特意打扮成廣東工人。臨行時，鄧穎超在那雜貨鋪樓上。隻是為了不引人注目，沒有下樓送行。
周恩來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蘇區。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前往鄂豫皖蘇區一樣，是為了加強那裏的領導工作。周恩來取道汕頭，沿著一條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他一上船，一個綽號叫“小廣東”的地下交通員便跟他接上了頭。
死了向忠發，走了王明、張國燾、周恩來，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博古負總責，張聞天和盧福坦成為他的副手。在這裏要特別指出，“負總責”與“總負責”，隻是兩個字顛倒了一下，含義不完全相同：“負總責”隻是表明肩負的責任，而“總負責”除了包含“負總責”的意思之外，還多一層意思，是一種職務的名稱。早些時候的中共黨史書籍中大都寫作“總負責”，現在都改用“負總責”一詞。
後來，博古於1933年1月19日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張聞天比他早幾天到達那裏，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盧福坦任負總責。
盧福坦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時間非常短暫，隻有三個多月——因為在1933年4月（也有人說是2月，如中統特務莊祖方的回憶），他就落進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手中。
當年的中統上海行動區副區長陳蔚如（又名陳俊德），後來在其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中，這麽寫及盧福坦被捕後的情景：
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盧福坦於1933年4月被密捕後，臨時關押在小東門東方旅館內，這裏環境比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裏麵那樣陰森、恐怖。根據盧福坦在中共黨內的所史和地位，其意誌應該是比較堅定的，可是在勸降特務和他談話之後，他很快表示願意自首，井為中統上海區對中共江蘇省委的連續破壞提供了很多情報，成為可恥的叛徒特務。
盧福坦這麽快就叛變，連中統特務也感到意外！
由於盧福坦提供了線索，位於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蘇省委處於中統特務的監視之中。兩個不滿十八歲的中統特務蔣某和吳某在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進三樓的房問中。
借口進屋撿皮球，他們偵察了中共江蘇省委機關，緊接著，便來了一個大搜捕……
盧福坦叛變後，居然播身一變，加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擔任中統徐州特區行動股股長、上海區情報行動股股長。
上海解放後，盧福坦被捕。1969年被處決。
二十四歲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
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時，年僅二十四歲，被人笑稱為“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連博古本人也覺得自己太年輕，資曆太淺，難孚眾望。王明這麽勸導他：“二十四歲不小了，米夫當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還不是二十四歲？”
聽王明這麽一說，博古心定了。
博古是綠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頭發硬，豎立在頭頂，而兩鬢的頭發卻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發型頗怪，像一頂黑色的法蘭西帽壓在頭頂。近視，戴一副圓鏡片眼鏡。皮膚白皙，文弱書生模樣。不過，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傳鼓動家，聲音響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勢，他的演講富有煽動力。雖說聽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話在那個年代算是不錯的。
博古是個熱情，直率的人，是個頭腦聰穎的人。
博古是個化名，很多人以為取義於“博古通今”，其實真正的含義卻是“上帝”。
博古怎麽會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按照校方的規定，每個人都要取一個俄文名字。他取名БoryHOB，音譯為“博古諾夫”。回國後，他以“博古”為化名。“Бor”，俄文原意為“上帝”。
他原名秦邦憲，乳名長林，字則民，1907年6月24日出生於江蘇無錫城中耆英裏（今中市橋巷二十三號）。他的父親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統年間當過浙江溫州地方審判廳刑事庭庭長。他是長子。母親朱氏是續弦。他屬“邦”字輩，弟弟叫秦邦禮，妹妹叫秦邦範。
最初，他在無錫的“秦氏公學”就學。十四歲時，進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便開始政治活動。他參加了錫社“，井成為”錫牡蘇州支部的負責人。十八歲對加入中國國民黨。這年5月，正患肺病的他，參加五卅運動，井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時，他已是政治活動的活躍分子。
這年7月，他負責編輯《無錫評論》。陸定一也是編輯部的成員。
這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學社會係。這所大學原名“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本來很不起跟。1922年10月，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出任校長，改校名為“上海大學”，國共合作辦校，大批共產黨人在該校執教。1923年4月，中共黨員鄧中夏出任該校校務長，掌握了實權，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李達、陳望道、施存統、沈雁冰等中共黨員擔任教員。
這樣，上海大學成了培養共產黨幹部的學校。該校建有中共組織。博古人學不久，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結識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
翌年10月，十九歲的博古突然被淞滬警察廳逮捕。隻是查不到什麽證據，第二天獲釋。不久，中共黨組織決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學習。
於是，博古進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成了米夫的學生，成了王明的同學，成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學生涯，為他後來成為巾共中央負總責打下了基礎。
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出現在麵前。
她原名劉琴仙。參加革命後，她嫌這名字不夠“革命”，取其諧音，改為劉群先，“群眾先鋒”之意。她是博古的同鄉，無錫的女工。她的出身頗苦，從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維持生活。她先是織發網，後來成為紡織工人，投身工人運動，以至成為“群眾先鋒”——女工領袖。於是，她作為中國工會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
劉群先不懂俄語，中共黨組織指派了一名留學生，充當她的翻譯。這位留學生，正是博古。
異國遇同鄉，他倆用無錫話交談，一下子縮短了彼此的距離，一見如故。
就這樣，他們深深相愛了。
1930年5月，博古回國不久，就和劉群先結為伉儷。那時，劉群先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擔任宣傳幹事。
翌年，二十四歲的博古，出於曆史的機緣，他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產國際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有過共同戰鬥的友誼，王明也就不會視他為心腹，不會把奪得的中共中央大權交給這位無錫小夥子。
博古，隻在上海大學學習了一年，在奠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四年，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這樣“嘴上沒毛”的小夥子，出於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領袖的地位。政黨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才“十歲”，還是一個幼年的黨。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史”，可以看到，自從1927年7月12日陳獨秀“不視事”起，至1931年10月18日博古上台，頻繁地在更換領袖，簡直像走馬燈一般：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這中間，曾經一度主持過中共中央工作的還有周恩來，蔡和森和李維漢。
另外，曾經角逐中共領袖而未能如願的有羅章龍和盧福坦。
曆史在沉思，曆史在選擇。領袖是政黨的旗幟，領袖是政黨的舵手。列寧曾如此說過：“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黿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頻繁更換著的中共領袖，缺乏威信、缺乏影響、缺乏經驗，因而也就無法穩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的中國，風急浪高，錯綜複雜，把好中共之舵並非易事。何況，舵手還需昕命於共產國際的指令。
當博古上台掌舵之時，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經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
王明握別博古之際，作過如此囑咐：“萬事都得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
博古有個綽號日“黑麵木偶”，含義是雙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長而動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還因為他受著坐鎮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遙控”，幕後牽線。
自身缺乏經驗，又得聽命於“遙控”，博古這位新“舵手”的命運可想而知。
曆史是一麵篩子，正在篩選著、篩選著……
§§第二章 井岡風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