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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王明成為中共新領袖
曆史經過時間的沉澱，才慢慢變得透明起來。
共產國際在“十月來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那是因為他們得知，李立三在8月1日、3日，說了一些對共產國際甚為不遜的話：“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對共產國際的忠實不等於對中國革命的忠實”，“等占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那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是上下級關係，領導和被領導關係，豈容李立三如此“目無領導”，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話說成是那些反對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所愛用的”，一下子升高了對李立三批判的調門。
至於此事一下子涉及瞿秋白，也“事出有因”：那是因為瞿秋白在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曾與米夫產生矛盾，在1930年春被撤掉團長之職，並決定派他回國。不料，瞿秋白回國之後，由於周恩來的謙讓，反而使他成為中共領袖，這完全違反了共產國際和米夫本來的意願。用當時共產國際領導庫西寧的話來說，瞿秋白在中國反而得到了“獎賞”！
米夫絕對不允許瞿秋白成為中共負責人，他指責瞿秋白“包庇”李立三，犯了“調和主義”錯誤……
看來，瞿秋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誰將取而代之？
二十六歲的王明，顯得異常忙碌。他幾度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堅決為他平反——須知，他如今巳成了反對立三路線的“英雄”！他以未來的中共領袖自命，正在忙著起草他上台後的政治綱領——《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
就個人私事而言，王明也忙得夠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苦苦追求的女同學孟慶樹，總算回國，總算也分配在上海工作。不料，她在1930年7月30日突然被捕，關押在龍華。王明以惆悵之情，寫下一首七絕：
天上當然織女好，
星問難怪牛郎癡。
真情豈受銀河隔，
有限長空無限思。
好不容易，孟慶樹在11月22日出獄。“剛出班房進洞房”。翌日，她便與王明結婚了。
當然，最使王明興奮的是來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後台老板”米夫動身來滬，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對中共的領導班子進行大調整。
王明“不失時機”地拋出了他趕寫的那本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初名《兩條路線》），內中以近三萬字的篇幅批判“維它”，亦即瞿秋白。王明說，是到了“根本改造黨的領導”的時候了。他明確地要瞿秋白下台：
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堆它等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現有領導同誌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
日日盼，夜夜盼，王明盼望著主子米夫早日來到上海。米夫卻姍姍來遲，原來他公私兼顧，順道到歐洲整容，使他那鷹鉤鼻得以美化，不那麽討人嫌了。
12月10日，米夫容光煥發，出現在上海。這是他第二回來到上海。如今，他的身份是共產國際代表。雖然中共“六大”之後，共產國際曾決定，共產國際來華代表隻起聯係人和傳達者的作用，可是米夫卻不然。他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儼然以上級自居，他要對中共指揮一切！
米夫一到上海，便采取了一係更新的措施：
12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提出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12月16日，根據他的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誌處分問題的決議》，為王明平反12月26日，又根據他的指令，任命王明為中共江南省委書記。這是王明頭一回在中共黨內擔任重要職務。江南省委是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後設立的，管轄浙江、安徽、江蘇三省，是中共地方組織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王明的前任是李維漢——中共“六大”之後，李維漢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調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後來，中共江南省委成立，李維漢被撤職。
就在任命王明新職的同時，博古被任命為團中央宣傳部長。
米夫簡直成了中共的“太上皇”，他的包辦代替超過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會議還沒有召開，他越俎代庖，已事先起草好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並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名義，擬好了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候補中央委員名單！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會議的出席者三十七人中，有十四人不是中央委員（包括王明），所以會議改稱“擴大的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上午8時半，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號，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米夫深知有許多人反對王明，為了使反對者措手不及，沒有準備，來了個突然襲擊。羅章龍說，“我和一些中委是在會前二十分鍾才接到開會通知的”！有的人來到會場，還不知道要開什麽會！
這次會議的基調，是否定三個多月前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這是一次非常短暫的中共中央全會，隻開了一天——準確地講，是十五小時，即從上午8點半至晚上點半。因為“在四中全會之前，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國際，保證擴大的四中全會安全的舉行。因此今晚10點半鍾必須結束”。但是，由於發言的人很多，會議不得不比預計的結束時間延遲了一小時。
會議依然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六屆三中全會的政治局報告也是此人作的。就連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也是此人主持的。反正支持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是他，支持瞿秋白是他，此刻倒瞿也是他，半年之中變了三次！憑借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他仿佛成了不倒翁。
向忠發特別強調必須尊重共產國際代表：
“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不尊重態度，是不容許的。”。
三十多人在會上發言，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代表發言限製在十五分鍾之內——但是許多人的發言超過了限定的時間。
共產國際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會議結束時候作了結論式的長篇發言。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會議記錄，現存於中央檔案館。共產國際代表的發言記錄，也完整地保存著。但是，記錄上隻寫著《共產國際代表在四中全會上的結論》，並未寫明共產國際代表是誰。
這位共產國際代表，最大的可能性是米夫。
據會議的出席者羅章龍回憶，米夫出席了四中全會，並作了長篇結論。羅章龍還記得，京奉鐵路總工會主席袁乃祥在會上拍桌子與米夫發生非常激烈的當麵爭論。
另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曆史大事記》一書中，也寫明：“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出席了會議（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引者注）。”
還有《王明評傳》一書，詳細記述了米夫出席並操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情況。
但是，也有人查證，米夫沒有出席六屆四中全會，而居於幕後。出席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德國人艾伯特。艾伯特忠實地執行丁米夫的意見。
不論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共產國際代表是誰，都是體現了米夫的意見，這是無疑的。據記錄，共產國際代表在會上作結論時，這麽談及向忠發和周思來：
“忠發、錫根、向應、溫裕成他們是工人同誌，他們雖有錯誤，我們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
“恩來同誌自然應該打他的P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這樣，向忠發因是“工人同誌”，仍保持了總書記的職務；周恩來在“打他的P股”之後，也箅是留了下來。至於李立三和瞿秋白，那當然毫無疑問要“滾蛋”。
中共的新領袖應該是誰？會議的幕後操縱者米夫早已圈定——王明！
米夫的“改造”方案，終於在大會上亮相：
立三、秋白、羅邁三同誌退出政治局。
陳鬱、弼時，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誌加入政治局。
羅邁、賀昌兩同誌亦退出中央委員會，而樸選了韓麟會、沈先定、徐畏三、王盡仁、黃蘇、陳韶玉、沈澤民、夏曦、曾炳春九同誌，內中五個是工人同誌，中央政治局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引者注）
也就是說，原先中共的主要領導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退出了政治局，李維漢連中央委員都保不住。
米夫擬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單如下：
政治局委員九人——向忠發，項英、徐鋦根、張國燾、陳鬱、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陳紹禹（王明）。
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
名單剮一宣布，全場嘩然。此時忽地殺出一彪人馬，堅決反對米夫所擬的名單。反對者不是瞿秋白，卻是羅章龍！羅章龍所代表的不隻是他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他們居然當眾念了另一份也是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名單，與米夫針鋒相對，分庭抗禮！這樣的對抗局麵，使會場變得一片混亂。
為首者羅章龍，頗有資曆：當年，第一個響應“二十八畫生”（毛澤東）的《征友啟事》的就是他。那時他是長沙長群中學的學生。後來，他參加了新民學會。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成為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1920年，他參加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不久，他擔任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在中共“三大”，他當選為中央委員。
羅章龍也激烈地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反對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他曾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補充決議是立三主義的變本加厲”，堅決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集緊急會議，正式宣布廢除三中全會的不正確決議及因此而產生的補選”。
羅章龍他們好不容易盼來了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卻想不到米夫並來看中他們，而是選中了王明！這樣，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羅章龍和他的支持者，與米夫、王明發生了正麵衝突。
羅章龍一派的史文彬站了起來，宣讀一張補充中央委員名單：劉成章、吳雨銘、李震瀛、袁乃樣、盂憲章。
顯然，羅章龍要與壬明爭奪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盡管他們在反對李立三、反對上瞿秋白是一致的。
兩派的鬥爭白熱化。羅章龍揚言要退出會場，以示抗議米夫操縱會議。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艾伯特高叫：“應當安靜的解決問題，搗亂會場是不許可的。”
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隻有投票表決。
這時，有人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什麽人有表決權？”
照理，中央委員會會議隻有中央委員才有表決權。然而，出席會議的許多代表並非中央委員，卻強烈要求擁有表決權。如果不同意這些非中央委員擁有表決權，會議會吵得更厲害。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艾伯特決定：“參加會議的都有表決權。”
這麽一來，那十四個不是中央委員的代表，都擁有表決權。
表決的結果，當然是胳膊扭不過大腿，米夫提出的名單得到了多數票。
羅章龍一派失敗了！
王明，在十二天前躍為中共江南省委代理書記，此時一下子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了一天，在吵鬧聲中結束。羅章龍並不就此罷休，他聯合何盂雄、徐錫根、陳鬱，王克全、王風飛、史文彬、李震瀛、韓連會、唐宏錦、餘飛、徐畏三、張金保、袁乃祥等，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非常委員會”。會上，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推舉了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風飛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
據羅章龍回憶，以他為首成立的“非常委員會”成員如下；
羅章龍：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總黨團書記。
史文彬：中共“六大”監委主席，鐵總主席兼總黨團書記。
林育南：上海總工會常委，蘇準會秘書長。
何孟雄：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後任江蘇省委委員，滬東區委書記。
李求實；曾任中共中央書記，上海反帝同盟書記。
唐鴻景：宏錦，東北區黨委書記。
李震瀛：上海總工會主席兼黨團書記。
王仲一：北方局書記，鐵總組織部長。
張金保：全總女工部主任。
袁乃樣：京奉鐵路總工會主席，後任唐山市委書記。
沈先定：上海總工會組織部長。
徐渭珊：上海紗總主任。
張昆弟：北方局特派員，鐵總北方辦事處主任。
王鳳飛：原九江市委書記，後任上海閘北區書記。
譚壽林：全總秘書長。
陳鬱：海總黨團書記。
吳汝銘：雨銘，鐵總秘書長兼中共順直省委書記。
劉峻山：江西省委書記。
孫秀峰：隴海鐵路總工會主席。
童昌榮：湖北省工委書記。
霍錕鏞：湖北省委工委書記。
韓麟符；北方局農民部部長。
蕭道德：蘇準會主席，江西中央蘇區代表。
羅章風；蘇準會副主任兼保衛科長。
陶蘭：女，江西中央蘇區代表。
徐朋雲：豫鄂皖蘇區代表。
鄭芹瑞：豫鄂皖蘇區代表。
陳之昆：洪湖蘇區代表。
王士青：青島市委書記。
盧福坦：膠濟鐵路工會主席。
馬人驥；天津海員工會。
薑英：東北軍委書記。
還有李進、劉鄢（劉炎，女）、李梅羹（李墨耕）、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
後來，羅章龍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之路，進行分裂恬動。周恩來出麵找他談話，僵無效。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
此後，羅章龍在西北大學、湖南大學、河南大學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衝國革命博物館顧問，生活在北京。筆者曾兩度訪問過他。他雖年已九甸，記憶力仍很好。
羅章龍曾風趣地對筆者說：
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扳著手指頭，所數黨內的“機會主義頭子”：第一個是陳獨秀，第二個是瞿秋白，第三個是李立三，第四個是我……其實，說來也有“緣分”，陳獨秀有個“獨”字，“一”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雙”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個“三”；我呢，那羅字頭上上頂著個“四”！
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瞿秋白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他在《多餘的話》中，曾以沉重的筆觸，寫下這樣一段悲愴無比的話：
我第二次回國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局領導機關。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選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常委。此時，張國燾和妻子楊子烈尚在從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達上海。王明雖未進入常委，但這顆“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實權。
論資曆，作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張國燾，本來不把王明放在眼裏。在莫斯科時，張國燾還曾跟王明鬧過矛盾。此時，張國燾見王明躊躇滿誌，便在黨內刊物《實話》第十三期上發表文章，吹噓起王明來：“陳紹禹同誌等是堅持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最好同誌。”“我們黨內還存在著許多小資產階級無原則性的派別成見……他們或明或暗的反對所謂的陳紹禹派，這就是借反對所謂陳紹禹派為名，反對黨和國際卻是實。”字裏行間，透露出當時的“陳紹禹派”（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
共產國際在“十月來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那是因為他們得知，李立三在8月1日、3日，說了一些對共產國際甚為不遜的話：“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對共產國際的忠實不等於對中國革命的忠實”，“等占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那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是上下級關係，領導和被領導關係，豈容李立三如此“目無領導”，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話說成是那些反對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所愛用的”，一下子升高了對李立三批判的調門。
至於此事一下子涉及瞿秋白，也“事出有因”：那是因為瞿秋白在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曾與米夫產生矛盾，在1930年春被撤掉團長之職，並決定派他回國。不料，瞿秋白回國之後，由於周恩來的謙讓，反而使他成為中共領袖，這完全違反了共產國際和米夫本來的意願。用當時共產國際領導庫西寧的話來說，瞿秋白在中國反而得到了“獎賞”！
米夫絕對不允許瞿秋白成為中共負責人，他指責瞿秋白“包庇”李立三，犯了“調和主義”錯誤……
看來，瞿秋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誰將取而代之？
二十六歲的王明，顯得異常忙碌。他幾度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堅決為他平反——須知，他如今巳成了反對立三路線的“英雄”！他以未來的中共領袖自命，正在忙著起草他上台後的政治綱領——《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
就個人私事而言，王明也忙得夠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苦苦追求的女同學孟慶樹，總算回國，總算也分配在上海工作。不料，她在1930年7月30日突然被捕，關押在龍華。王明以惆悵之情，寫下一首七絕：
天上當然織女好，
星問難怪牛郎癡。
真情豈受銀河隔，
有限長空無限思。
好不容易，孟慶樹在11月22日出獄。“剛出班房進洞房”。翌日，她便與王明結婚了。
當然，最使王明興奮的是來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後台老板”米夫動身來滬，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對中共的領導班子進行大調整。
王明“不失時機”地拋出了他趕寫的那本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初名《兩條路線》），內中以近三萬字的篇幅批判“維它”，亦即瞿秋白。王明說，是到了“根本改造黨的領導”的時候了。他明確地要瞿秋白下台：
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誌堆它等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現有領導同誌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
日日盼，夜夜盼，王明盼望著主子米夫早日來到上海。米夫卻姍姍來遲，原來他公私兼顧，順道到歐洲整容，使他那鷹鉤鼻得以美化，不那麽討人嫌了。
12月10日，米夫容光煥發，出現在上海。這是他第二回來到上海。如今，他的身份是共產國際代表。雖然中共“六大”之後，共產國際曾決定，共產國際來華代表隻起聯係人和傳達者的作用，可是米夫卻不然。他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儼然以上級自居，他要對中共指揮一切！
米夫一到上海，便采取了一係更新的措施：
12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提出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12月16日，根據他的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誌處分問題的決議》，為王明平反12月26日，又根據他的指令，任命王明為中共江南省委書記。這是王明頭一回在中共黨內擔任重要職務。江南省委是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後設立的，管轄浙江、安徽、江蘇三省，是中共地方組織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王明的前任是李維漢——中共“六大”之後，李維漢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調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後來，中共江南省委成立，李維漢被撤職。
就在任命王明新職的同時，博古被任命為團中央宣傳部長。
米夫簡直成了中共的“太上皇”，他的包辦代替超過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會議還沒有召開，他越俎代庖，已事先起草好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並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名義，擬好了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候補中央委員名單！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會議的出席者三十七人中，有十四人不是中央委員（包括王明），所以會議改稱“擴大的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上午8時半，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號，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米夫深知有許多人反對王明，為了使反對者措手不及，沒有準備，來了個突然襲擊。羅章龍說，“我和一些中委是在會前二十分鍾才接到開會通知的”！有的人來到會場，還不知道要開什麽會！
這次會議的基調，是否定三個多月前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這是一次非常短暫的中共中央全會，隻開了一天——準確地講，是十五小時，即從上午8點半至晚上點半。因為“在四中全會之前，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國際，保證擴大的四中全會安全的舉行。因此今晚10點半鍾必須結束”。但是，由於發言的人很多，會議不得不比預計的結束時間延遲了一小時。
會議依然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六屆三中全會的政治局報告也是此人作的。就連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也是此人主持的。反正支持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是他，支持瞿秋白是他，此刻倒瞿也是他，半年之中變了三次！憑借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他仿佛成了不倒翁。
向忠發特別強調必須尊重共產國際代表：
“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不尊重態度，是不容許的。”。
三十多人在會上發言，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代表發言限製在十五分鍾之內——但是許多人的發言超過了限定的時間。
共產國際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並在會議結束時候作了結論式的長篇發言。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會議記錄，現存於中央檔案館。共產國際代表的發言記錄，也完整地保存著。但是，記錄上隻寫著《共產國際代表在四中全會上的結論》，並未寫明共產國際代表是誰。
這位共產國際代表，最大的可能性是米夫。
據會議的出席者羅章龍回憶，米夫出席了四中全會，並作了長篇結論。羅章龍還記得，京奉鐵路總工會主席袁乃祥在會上拍桌子與米夫發生非常激烈的當麵爭論。
另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曆史大事記》一書中，也寫明：“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出席了會議（即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引者注）。”
還有《王明評傳》一書，詳細記述了米夫出席並操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情況。
但是，也有人查證，米夫沒有出席六屆四中全會，而居於幕後。出席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德國人艾伯特。艾伯特忠實地執行丁米夫的意見。
不論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共產國際代表是誰，都是體現了米夫的意見，這是無疑的。據記錄，共產國際代表在會上作結論時，這麽談及向忠發和周思來：
“忠發、錫根、向應、溫裕成他們是工人同誌，他們雖有錯誤，我們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
“恩來同誌自然應該打他的P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這樣，向忠發因是“工人同誌”，仍保持了總書記的職務；周恩來在“打他的P股”之後，也箅是留了下來。至於李立三和瞿秋白，那當然毫無疑問要“滾蛋”。
中共的新領袖應該是誰？會議的幕後操縱者米夫早已圈定——王明！
米夫的“改造”方案，終於在大會上亮相：
立三、秋白、羅邁三同誌退出政治局。
陳鬱、弼時，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誌加入政治局。
羅邁、賀昌兩同誌亦退出中央委員會，而樸選了韓麟會、沈先定、徐畏三、王盡仁、黃蘇、陳韶玉、沈澤民、夏曦、曾炳春九同誌，內中五個是工人同誌，中央政治局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引者注）
也就是說，原先中共的主要領導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退出了政治局，李維漢連中央委員都保不住。
米夫擬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單如下：
政治局委員九人——向忠發，項英、徐鋦根、張國燾、陳鬱、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陳紹禹（王明）。
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
名單剮一宣布，全場嘩然。此時忽地殺出一彪人馬，堅決反對米夫所擬的名單。反對者不是瞿秋白，卻是羅章龍！羅章龍所代表的不隻是他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他們居然當眾念了另一份也是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名單，與米夫針鋒相對，分庭抗禮！這樣的對抗局麵，使會場變得一片混亂。
為首者羅章龍，頗有資曆：當年，第一個響應“二十八畫生”（毛澤東）的《征友啟事》的就是他。那時他是長沙長群中學的學生。後來，他參加了新民學會。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成為五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1920年，他參加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不久，他擔任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在中共“三大”，他當選為中央委員。
羅章龍也激烈地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反對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他曾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補充決議是立三主義的變本加厲”，堅決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集緊急會議，正式宣布廢除三中全會的不正確決議及因此而產生的補選”。
羅章龍他們好不容易盼來了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卻想不到米夫並來看中他們，而是選中了王明！這樣，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羅章龍和他的支持者，與米夫、王明發生了正麵衝突。
羅章龍一派的史文彬站了起來，宣讀一張補充中央委員名單：劉成章、吳雨銘、李震瀛、袁乃樣、盂憲章。
顯然，羅章龍要與壬明爭奪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盡管他們在反對李立三、反對上瞿秋白是一致的。
兩派的鬥爭白熱化。羅章龍揚言要退出會場，以示抗議米夫操縱會議。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艾伯特高叫：“應當安靜的解決問題，搗亂會場是不許可的。”
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隻有投票表決。
這時，有人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什麽人有表決權？”
照理，中央委員會會議隻有中央委員才有表決權。然而，出席會議的許多代表並非中央委員，卻強烈要求擁有表決權。如果不同意這些非中央委員擁有表決權，會議會吵得更厲害。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艾伯特決定：“參加會議的都有表決權。”
這麽一來，那十四個不是中央委員的代表，都擁有表決權。
表決的結果，當然是胳膊扭不過大腿，米夫提出的名單得到了多數票。
羅章龍一派失敗了！
王明，在十二天前躍為中共江南省委代理書記，此時一下子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了一天，在吵鬧聲中結束。羅章龍並不就此罷休，他聯合何盂雄、徐錫根、陳鬱，王克全、王風飛、史文彬、李震瀛、韓連會、唐宏錦、餘飛、徐畏三、張金保、袁乃祥等，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非常委員會”。會上，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推舉了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風飛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
據羅章龍回憶，以他為首成立的“非常委員會”成員如下；
羅章龍：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總黨團書記。
史文彬：中共“六大”監委主席，鐵總主席兼總黨團書記。
林育南：上海總工會常委，蘇準會秘書長。
何孟雄：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後任江蘇省委委員，滬東區委書記。
李求實；曾任中共中央書記，上海反帝同盟書記。
唐鴻景：宏錦，東北區黨委書記。
李震瀛：上海總工會主席兼黨團書記。
王仲一：北方局書記，鐵總組織部長。
張金保：全總女工部主任。
袁乃樣：京奉鐵路總工會主席，後任唐山市委書記。
沈先定：上海總工會組織部長。
徐渭珊：上海紗總主任。
張昆弟：北方局特派員，鐵總北方辦事處主任。
王鳳飛：原九江市委書記，後任上海閘北區書記。
譚壽林：全總秘書長。
陳鬱：海總黨團書記。
吳汝銘：雨銘，鐵總秘書長兼中共順直省委書記。
劉峻山：江西省委書記。
孫秀峰：隴海鐵路總工會主席。
童昌榮：湖北省工委書記。
霍錕鏞：湖北省委工委書記。
韓麟符；北方局農民部部長。
蕭道德：蘇準會主席，江西中央蘇區代表。
羅章風；蘇準會副主任兼保衛科長。
陶蘭：女，江西中央蘇區代表。
徐朋雲：豫鄂皖蘇區代表。
鄭芹瑞：豫鄂皖蘇區代表。
陳之昆：洪湖蘇區代表。
王士青：青島市委書記。
盧福坦：膠濟鐵路工會主席。
馬人驥；天津海員工會。
薑英：東北軍委書記。
還有李進、劉鄢（劉炎，女）、李梅羹（李墨耕）、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
後來，羅章龍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之路，進行分裂恬動。周恩來出麵找他談話，僵無效。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
此後，羅章龍在西北大學、湖南大學、河南大學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衝國革命博物館顧問，生活在北京。筆者曾兩度訪問過他。他雖年已九甸，記憶力仍很好。
羅章龍曾風趣地對筆者說：
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扳著手指頭，所數黨內的“機會主義頭子”：第一個是陳獨秀，第二個是瞿秋白，第三個是李立三，第四個是我……其實，說來也有“緣分”，陳獨秀有個“獨”字，“一”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雙”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個“三”；我呢，那羅字頭上上頂著個“四”！
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瞿秋白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他在《多餘的話》中，曾以沉重的筆觸，寫下這樣一段悲愴無比的話：
我第二次回國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局領導機關。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選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常委。此時，張國燾和妻子楊子烈尚在從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達上海。王明雖未進入常委，但這顆“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實權。
論資曆，作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張國燾，本來不把王明放在眼裏。在莫斯科時，張國燾還曾跟王明鬧過矛盾。此時，張國燾見王明躊躇滿誌，便在黨內刊物《實話》第十三期上發表文章，吹噓起王明來：“陳紹禹同誌等是堅持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最好同誌。”“我們黨內還存在著許多小資產階級無原則性的派別成見……他們或明或暗的反對所謂的陳紹禹派，這就是借反對所謂陳紹禹派為名，反對黨和國際卻是實。”字裏行間，透露出當時的“陳紹禹派”（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