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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李立三日漸掌握實權
上海，忽地來了個三十來歲、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腳“做生意”。
他自稱名喚“蕭柏山”。不過，這位古董商仿佛是個戲迷，常往天蟾舞台跑。
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機關裏，這位“古董商”變得非常忙碌，不斷地向全黨發出指示大有總書記的派頭。
“蕭柏山”，便是李立三。
這是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盡管中共“六大”選出了向忠發當總書記，可是，中共的實權卻操縱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員，而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立三成為中共的實際上的領袖，其實就跟向忠發忽然成為中共總書記一樣，隻因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年輕，沒有成熟的領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機遇：
中共“六大”之後的第六天，共產國際“六大”在莫斯科開幕。共產國際的“六大”，開了兩個月。周恩來、蘇兆征、項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開會。另兩位常委，即向忠發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國，主持中央工作。
隨後，在1929年9月2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
向忠發此人，理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備當領袖的才能，僅仗著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總書記的位子。這樣，他也就成了名義上的總書記。
最初，掌握中共領導實權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
三十三歲的蔡和森具備領袖之才，本來，他跟羅亦農一樣，很有希望成為中共新一代的領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鄉縣（今雙峰縣）人氏。1918年他和毛澤東共同發起新民學會。翌年，他留學法國，猛看猛譯法文版馬克思著作。他很快領悟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1920年9月16日他在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中，清楚地闡述了中國必須建立共產黨：“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高於他的許多同時代人。
蔡和森於1921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當選中央委員；在”五大“，成為政治局委員；在”六大，則進入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支筆，寫下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因此，他成為政治局常委時，還兼任中央宣傳部長。
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來天，卻因順直省委的一些問題牽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檢查錯誤。加上他的氣喘病發作，他不得不離開中央機關擊養病。不九，他被指責為右傾，撤銷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及中央宣傳部長的職務。1929年1月，他被調往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由於蔡和森犯了“錯誤”，李立三便取而代之。11月20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這樣衝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便改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李立三、項英。內中蘇兆征於1929年2月才從蘇聯回國，當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個趣事頗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澤東的“半個朋友”。那是1915年夏秋之間，正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毛澤東，化名“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漢字正好二十八畫）張貼《征友啟事》，欲求誌同道合之友。第一個響應的是從瀏陽來長沙讀書的羅璿階（後來叫羅章龍），跟毛澤東結交。那時，李立三叫李隆郅，從醴陵來到長沙上中學，認識羅章龍。於是，羅章龍便把李立三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後來這樣憶及往事；
我這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誌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菩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采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據李立三說，他當時“沒有明白表示意見”，是因為他才十六歲，又剛從小縣城來到長沙，見識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澤東的提問，所以隻成了毛澤東的“半個朋友”。
1917年，十八歲的李立三中學畢業了，回到故鄉醴陵當了幾個月的小學教師，便投奔護法戰爭時任湘軍總司令的程潛麾下，當了一名小兵。不久，他這個“小知識分子”當上差遣（相當於連隊文書）。一天，他送文書到司令部來，見程司令正在與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來。看著，看著，他忽地漏出一句“應回馬攔卒”。程潛抬頭，見是一名小兵，便問李立三：“看樣子，你會下棋！”於是，程潛與李立三對弈，總司令竟敗在這小兵手下。程潛跟他攀談起來，才知彼此是同鄉，李立三之父李冒珪（字鏡蓉）還是程潛清末同場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詩善文，深得程潛喜歡。1919年春，程潛資助李立三進京，進入法文專修館。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國留學。1921年冬，他從法國回來，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立三加人中國共產黨之後，從事工運工作。1922年，他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翌年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委會書記。1925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廠參加選舉，李隆郅三字筆畫太多，工人不易寫，劉少奇建議他改名。正巧迎麵站著三個工人，劉少奇說：“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說：“叫李立三吧。”從此他競以“李立三”這名字傳世。這年，他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赴蘇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1927年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然後又兼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那時，向忠發是他的部下。後來，他參加了南昌起義，旋即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貶之後，當即取而代之。不過，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從蘇聯回到上海，李立三在黨內的威望不及周恩來，中共的領導工作實際上由周恩來主持，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便決定，由周恩來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計劃。此後，許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來之手，而李立三則成為周恩來的副手，向忠發不過是名義上的領袖。向忠發、周恩來淳立三成了當時中共“三駕馬車”。
“三駕馬車”的局麵，持續了一年多。
1929年8月下旬，中共失去了兩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員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因叛徒告密，兩人被捕犧牲。
1930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上，出現一行奇特的暗語：
冠生病八院。決；準假兩月。
“冠生”何人？是周恩來的化名！周恩來生了什麽病，要人院請病假兩十月？原來，“病”是他去蘇聯的暗語。也就是說，政治局批準周恩來赴蘇兩個月，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
周恩來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來是個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線。
李立三火暴的脾氣，是頗為“著名”的。1921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被法國政府遣送回國。輪船在海上悠悠而進。為了打發時光，學生們舉行圍棋賽。四川隊推出了陳毅，湖南隊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於求勝，給陳毅抓住了弱處，一舉擊敗。李立三一氣，把棋子連同棋盤一起，甩進了大海！此事一直在中共黨內傳為笑談，因為當時在場的許多留法學生後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他跟朋友聚談，別人說及軍閥之腐敗和凶暴，他每每在一側大聲呼喊“打倒”，“推翻”、“殺掉”。
他恨不得把舊世界在一個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為這樣，他的同誌們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氣，竟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一次是在安源，謠傳罷工失敗，李立三去刺殺軍閥趙恒惕未遂而犧牲，他的同誌們很快信以為真，周恩來主持了他的追悼會！又一次，他參加南昌起義，傳說他跟敵人拚殺，血染戰場。於是，又為他開追悼會，主持人依然是周恩來！
在批判了陳獨秀的“跪著降”之後，李立三越發激動起來，日漸“左”傾。
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會見前來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負責人時，便和李立三有過小小的爭論。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軍裝，一雙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間小型會議室裏，會見中共領導向忠發、周思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
斯大林分析中國形勢時，說：“中國革命形勢現在還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現在處於兩個高潮之間。”
可是，李立三發言時，卻說：“中國還是處於高潮。”
斯大林搖頭，拿起一張紙，用紅鉛筆畫了兩個波浪，指著波浪間的低處說：“中國革命正處於這個地方。在低潮時也會有幾個浪花的。別把這浪花當成高潮！”
這一曆史性的小插曲，準確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個年月，“左”是流行病。共產國際也“左”，周恩來有時也“左”。不過，周恩來畢竟穩健，經驗遠比李立三豐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來約束。誠如李維漢所言：“思來走後，立三更加獨斷專行，政策越來越‘左’。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往往由他個人決定，黨的政治生恬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
周恩來剛走淳立三便發表《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一文，鼓吹道：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了它的四肢，而沒有斬斷它的頭腦，炸裂它的心腹，還不能製它於死命。要達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階級最後的激烈的武裝暴動。
李立三下令迎接“紅五月”，各地中共組織要舉行工人總罷工、總示威。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那天，光是上海，便組織了一萬多人湧上南京路遊行，結果使許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卻以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再不是斯大林紅鉛筆所畫的波穀。他聲稱：“現在的革命好比幹柴，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準備武裝暴動的時候到了！”
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轍。他又一次在中國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0年6月11日通過。那篇文件，被稱為“立三路線”的“綱領性文件”。
李立三以發燙的頭腦，寫下發燙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我們的麵前！”
“暴動的時候要到了，大家組織起來！”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區首先勝利！”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
向忠發對李立三言聽計從，支持他的暴動計劃。有了總書記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順”地動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各地下達暴動計劃：
組織武昌暴動！
組織南京暴動！
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
李立三甚至異想天開，要把蘇聯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武裝起來，投入戰鬥！甚至“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
李立三這一係列“左”傾暴動計劃，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慘重損失！
常言道：吃一塹，長一智。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瞿秋白，此時的頭腦倒是清醒的。當他在莫斯科讀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當即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李立三發癡了！”
他自稱名喚“蕭柏山”。不過，這位古董商仿佛是個戲迷，常往天蟾舞台跑。
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機關裏，這位“古董商”變得非常忙碌，不斷地向全黨發出指示大有總書記的派頭。
“蕭柏山”，便是李立三。
這是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盡管中共“六大”選出了向忠發當總書記，可是，中共的實權卻操縱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員，而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立三成為中共的實際上的領袖，其實就跟向忠發忽然成為中共總書記一樣，隻因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年輕，沒有成熟的領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機遇：
中共“六大”之後的第六天，共產國際“六大”在莫斯科開幕。共產國際的“六大”，開了兩個月。周恩來、蘇兆征、項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開會。另兩位常委，即向忠發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國，主持中央工作。
隨後，在1929年9月2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
向忠發此人，理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備當領袖的才能，僅仗著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總書記的位子。這樣，他也就成了名義上的總書記。
最初，掌握中共領導實權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
三十三歲的蔡和森具備領袖之才，本來，他跟羅亦農一樣，很有希望成為中共新一代的領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鄉縣（今雙峰縣）人氏。1918年他和毛澤東共同發起新民學會。翌年，他留學法國，猛看猛譯法文版馬克思著作。他很快領悟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1920年9月16日他在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中，清楚地闡述了中國必須建立共產黨：“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高於他的許多同時代人。
蔡和森於1921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當選中央委員；在”五大“，成為政治局委員；在”六大，則進入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支筆，寫下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因此，他成為政治局常委時，還兼任中央宣傳部長。
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來天，卻因順直省委的一些問題牽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檢查錯誤。加上他的氣喘病發作，他不得不離開中央機關擊養病。不九，他被指責為右傾，撤銷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及中央宣傳部長的職務。1929年1月，他被調往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由於蔡和森犯了“錯誤”，李立三便取而代之。11月20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這樣衝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便改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李立三、項英。內中蘇兆征於1929年2月才從蘇聯回國，當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個趣事頗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澤東的“半個朋友”。那是1915年夏秋之間，正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毛澤東，化名“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漢字正好二十八畫）張貼《征友啟事》，欲求誌同道合之友。第一個響應的是從瀏陽來長沙讀書的羅璿階（後來叫羅章龍），跟毛澤東結交。那時，李立三叫李隆郅，從醴陵來到長沙上中學，認識羅章龍。於是，羅章龍便把李立三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後來這樣憶及往事；
我這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誌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菩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采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據李立三說，他當時“沒有明白表示意見”，是因為他才十六歲，又剛從小縣城來到長沙，見識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澤東的提問，所以隻成了毛澤東的“半個朋友”。
1917年，十八歲的李立三中學畢業了，回到故鄉醴陵當了幾個月的小學教師，便投奔護法戰爭時任湘軍總司令的程潛麾下，當了一名小兵。不久，他這個“小知識分子”當上差遣（相當於連隊文書）。一天，他送文書到司令部來，見程司令正在與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來。看著，看著，他忽地漏出一句“應回馬攔卒”。程潛抬頭，見是一名小兵，便問李立三：“看樣子，你會下棋！”於是，程潛與李立三對弈，總司令竟敗在這小兵手下。程潛跟他攀談起來，才知彼此是同鄉，李立三之父李冒珪（字鏡蓉）還是程潛清末同場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詩善文，深得程潛喜歡。1919年春，程潛資助李立三進京，進入法文專修館。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國留學。1921年冬，他從法國回來，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立三加人中國共產黨之後，從事工運工作。1922年，他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翌年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委會書記。1925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廠參加選舉，李隆郅三字筆畫太多，工人不易寫，劉少奇建議他改名。正巧迎麵站著三個工人，劉少奇說：“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說：“叫李立三吧。”從此他競以“李立三”這名字傳世。這年，他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赴蘇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1927年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然後又兼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那時，向忠發是他的部下。後來，他參加了南昌起義，旋即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貶之後，當即取而代之。不過，1928年11月上旬，周恩來從蘇聯回到上海，李立三在黨內的威望不及周恩來，中共的領導工作實際上由周恩來主持，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便決定，由周恩來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計劃。此後，許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來之手，而李立三則成為周恩來的副手，向忠發不過是名義上的領袖。向忠發、周恩來淳立三成了當時中共“三駕馬車”。
“三駕馬車”的局麵，持續了一年多。
1929年8月下旬，中共失去了兩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員彭湃，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因叛徒告密，兩人被捕犧牲。
1930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上，出現一行奇特的暗語：
冠生病八院。決；準假兩月。
“冠生”何人？是周恩來的化名！周恩來生了什麽病，要人院請病假兩十月？原來，“病”是他去蘇聯的暗語。也就是說，政治局批準周恩來赴蘇兩個月，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
周恩來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來是個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線。
李立三火暴的脾氣，是頗為“著名”的。1921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被法國政府遣送回國。輪船在海上悠悠而進。為了打發時光，學生們舉行圍棋賽。四川隊推出了陳毅，湖南隊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於求勝，給陳毅抓住了弱處，一舉擊敗。李立三一氣，把棋子連同棋盤一起，甩進了大海！此事一直在中共黨內傳為笑談，因為當時在場的許多留法學生後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他跟朋友聚談，別人說及軍閥之腐敗和凶暴，他每每在一側大聲呼喊“打倒”，“推翻”、“殺掉”。
他恨不得把舊世界在一個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為這樣，他的同誌們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氣，竟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一次是在安源，謠傳罷工失敗，李立三去刺殺軍閥趙恒惕未遂而犧牲，他的同誌們很快信以為真，周恩來主持了他的追悼會！又一次，他參加南昌起義，傳說他跟敵人拚殺，血染戰場。於是，又為他開追悼會，主持人依然是周恩來！
在批判了陳獨秀的“跪著降”之後，李立三越發激動起來，日漸“左”傾。
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會見前來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負責人時，便和李立三有過小小的爭論。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軍裝，一雙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間小型會議室裏，會見中共領導向忠發、周思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
斯大林分析中國形勢時，說：“中國革命形勢現在還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現在處於兩個高潮之間。”
可是，李立三發言時，卻說：“中國還是處於高潮。”
斯大林搖頭，拿起一張紙，用紅鉛筆畫了兩個波浪，指著波浪間的低處說：“中國革命正處於這個地方。在低潮時也會有幾個浪花的。別把這浪花當成高潮！”
這一曆史性的小插曲，準確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個年月，“左”是流行病。共產國際也“左”，周恩來有時也“左”。不過，周恩來畢竟穩健，經驗遠比李立三豐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來約束。誠如李維漢所言：“思來走後，立三更加獨斷專行，政策越來越‘左’。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往往由他個人決定，黨的政治生恬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
周恩來剛走淳立三便發表《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一文，鼓吹道：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了它的四肢，而沒有斬斷它的頭腦，炸裂它的心腹，還不能製它於死命。要達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階級最後的激烈的武裝暴動。
李立三下令迎接“紅五月”，各地中共組織要舉行工人總罷工、總示威。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那天，光是上海，便組織了一萬多人湧上南京路遊行，結果使許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卻以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再不是斯大林紅鉛筆所畫的波穀。他聲稱：“現在的革命好比幹柴，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準備武裝暴動的時候到了！”
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轍。他又一次在中國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0年6月11日通過。那篇文件，被稱為“立三路線”的“綱領性文件”。
李立三以發燙的頭腦，寫下發燙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我們的麵前！”
“暴動的時候要到了，大家組織起來！”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區首先勝利！”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
向忠發對李立三言聽計從，支持他的暴動計劃。有了總書記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順”地動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各地下達暴動計劃：
組織武昌暴動！
組織南京暴動！
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
李立三甚至異想天開，要把蘇聯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武裝起來，投入戰鬥！甚至“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
李立三這一係列“左”傾暴動計劃，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慘重損失！
常言道：吃一塹，長一智。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瞿秋白，此時的頭腦倒是清醒的。當他在莫斯科讀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當即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李立三發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