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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
中國在大動蕩，中共在大動蕩，中共領導層也在大動蕩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頻繁地改選、換動著：5月9口中共“五大”閉幕時選過一回，選出政治局委員七人，常委三人；才兩個來月後的7月12日，又一次換班、改組，確定新的五常委；這一次，還不到一個月，就再一次換班、改組。
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羅明納茲在八七會議上是這麽說的：
此會為“緊急討論會”。此會雖無權改組中央，但有權可以選舉臨時中央局
羅明納茲帶來莫斯科新的指令，讓為前任中共領袖陳獨秀犯右傾錯誤，在於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因此必須加強中共領導層的工人成分。
羅明納茲指出：
我們可以說上海工人領袖的意識比中央的意識高百倍，他們的理論比中央的理論正確得多。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無論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正確。
羅明納茲的意見，受到許多中共代表的讚同。
鄧中夏指出：
我們黨的書生氣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猶豫動搖，發生機會主義了。產業工人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工作說了好幾年，但來賓行，大家總以為工人的政治觀點不清楚，自然工人同誌不能如知識分子那樣開口敷萬言。但我們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識比中央要高百倍。
羅亦農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誌說：要將群眾意識作為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采作指導，這是很對的。
任弼時說得更直截了當：
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並須吸引下級作實際工作的工人同誌來作領導。老頭子可去莫。
任弼時所說的“老頭子”，指的是陳獨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
這樣，工人出身的工人領袖們，一下子備受重視，被別人中共新領導班子候選名單。
內中有：42歲的蘇兆征，他是廣東香山縣湛澳島（今屬珠海市）人，從小在海輪上做工，道地的海員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3月，創立中華海員聯合總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在中共“五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另一名受到青睞的是二十三歲的顧順章，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事務員，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學德國，回國後加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在中兆“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
還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七歲的向忠發，湖北漢川人。論出身，此人“根子正”，“標準”的工人。他青年時期先在漢陽兵工廠當工人，後來做過水手、碼頭工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派到湖北省工會工作，擔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此後曆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他當選過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並在中共“五大”上二當選中央委員。
於是，羅明納茲拿出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他念道：
“提議政治局委員七人，候補七人”，“正式委員七人——張國燾、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任弼時、羅亦農、鄧中夏”；“候補委員七人——李立三、周恩來、彭湃、張太雷、顧順章、向忠發、蔡和森。”隨後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名單。
經過投票選舉，產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員名單，跟瞿秋白預擬的人選頗多差別。
根據會泌記錄，最後的名單連同得票數如下：
正式委員——蘇兆征（二十票）、向忠發（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羅亦農（十八票），顧順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淳維漢（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時（十四票）；
候補委員——鄧中夏（十三票）、周恩來（十二票）、毛澤東（十二票），彭公達（十一票）、張太雷（十一票）、張國燾（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數頗為耐人尋味。由於共產國際全權代表強調了工人成分，蘇兆征、向忠發一下子得了全票（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沒有參加投票，所以實際參加選舉的是二十人），超過了瞿秋白。
7月12日產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來、張太雷、張國燾、李屯三，票數居末，全成了候補委員！
毛澤東得票數與周恩來相同，並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數，中央的新領袖當是蘇兆征或向忠發。
對此，羅明納茲作了如下說明：
至於指導（即領導——引者注）成分問題，大家的要求是選出工人來做領導。但有一困難，此會無權改選中央（指總書記——引者注）。還有一層，選出此等人還須得從事調查一下是否他能執行此新政策。
這樣，在8月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確定了三常委為中共新領袖。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名義上三人都是常委，實際上以瞿秋白為首。
從5月9日中共“五大”閉幕式到8月9日，正好三個月。從三個月來常委名單的三變，足見中共領導核心的大變動：
5月9日，三常委，即陳獨香、李維漢、張國燾；
7月12日，五常委即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
在三變中唯一不變的是李維漢，一直擔任常委。
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路線，並載人了史冊，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言：“1927年8月7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
如今，召開八七會議的那幢房子設立為紀念館，坐落在漢口鄱陽街一三九號（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那是根據李維漢、鄧小平、陸定一認定後確證的。不過，1983年鄭超麟應邀去武漢，卻認定鄱陽街的一二三號是原會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號模樣很像。鄭超麟的記憶力向來是很不錯的。隻是他的意見未被接受。
在八七會議的記錄中，任弼時曾說過一句話：“老頭子可去莫。”
“老頭子”陳獨秀後來沒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鄭超麟等組織了黨內反對派，於1931年5月任中國托派組織的總書記。此後他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了黨籍。
矯枉容易過正。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後，中共開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頻繁地改選、換動著：5月9口中共“五大”閉幕時選過一回，選出政治局委員七人，常委三人；才兩個來月後的7月12日，又一次換班、改組，確定新的五常委；這一次，還不到一個月，就再一次換班、改組。
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羅明納茲在八七會議上是這麽說的：
此會為“緊急討論會”。此會雖無權改組中央，但有權可以選舉臨時中央局
羅明納茲帶來莫斯科新的指令，讓為前任中共領袖陳獨秀犯右傾錯誤，在於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因此必須加強中共領導層的工人成分。
羅明納茲指出：
我們可以說上海工人領袖的意識比中央的意識高百倍，他們的理論比中央的理論正確得多。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無論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正確。
羅明納茲的意見，受到許多中共代表的讚同。
鄧中夏指出：
我們黨的書生氣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猶豫動搖，發生機會主義了。產業工人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工作說了好幾年，但來賓行，大家總以為工人的政治觀點不清楚，自然工人同誌不能如知識分子那樣開口敷萬言。但我們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識比中央要高百倍。
羅亦農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誌說：要將群眾意識作為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采作指導，這是很對的。
任弼時說得更直截了當：
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並須吸引下級作實際工作的工人同誌來作領導。老頭子可去莫。
任弼時所說的“老頭子”，指的是陳獨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
這樣，工人出身的工人領袖們，一下子備受重視，被別人中共新領導班子候選名單。
內中有：42歲的蘇兆征，他是廣東香山縣湛澳島（今屬珠海市）人，從小在海輪上做工，道地的海員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3月，創立中華海員聯合總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在中共“五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另一名受到青睞的是二十三歲的顧順章，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事務員，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學德國，回國後加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在中兆“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
還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七歲的向忠發，湖北漢川人。論出身，此人“根子正”，“標準”的工人。他青年時期先在漢陽兵工廠當工人，後來做過水手、碼頭工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派到湖北省工會工作，擔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此後曆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他當選過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並在中共“五大”上二當選中央委員。
於是，羅明納茲拿出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他念道：
“提議政治局委員七人，候補七人”，“正式委員七人——張國燾、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任弼時、羅亦農、鄧中夏”；“候補委員七人——李立三、周恩來、彭湃、張太雷、顧順章、向忠發、蔡和森。”隨後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名單。
經過投票選舉，產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員名單，跟瞿秋白預擬的人選頗多差別。
根據會泌記錄，最後的名單連同得票數如下：
正式委員——蘇兆征（二十票）、向忠發（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羅亦農（十八票），顧順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淳維漢（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時（十四票）；
候補委員——鄧中夏（十三票）、周恩來（十二票）、毛澤東（十二票），彭公達（十一票）、張太雷（十一票）、張國燾（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數頗為耐人尋味。由於共產國際全權代表強調了工人成分，蘇兆征、向忠發一下子得了全票（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沒有參加投票，所以實際參加選舉的是二十人），超過了瞿秋白。
7月12日產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來、張太雷、張國燾、李屯三，票數居末，全成了候補委員！
毛澤東得票數與周恩來相同，並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數，中央的新領袖當是蘇兆征或向忠發。
對此，羅明納茲作了如下說明：
至於指導（即領導——引者注）成分問題，大家的要求是選出工人來做領導。但有一困難，此會無權改選中央（指總書記——引者注）。還有一層，選出此等人還須得從事調查一下是否他能執行此新政策。
這樣，在8月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確定了三常委為中共新領袖。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名義上三人都是常委，實際上以瞿秋白為首。
從5月9日中共“五大”閉幕式到8月9日，正好三個月。從三個月來常委名單的三變，足見中共領導核心的大變動：
5月9日，三常委，即陳獨香、李維漢、張國燾；
7月12日，五常委即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
在三變中唯一不變的是李維漢，一直擔任常委。
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路線，並載人了史冊，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言：“1927年8月7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
如今，召開八七會議的那幢房子設立為紀念館，坐落在漢口鄱陽街一三九號（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那是根據李維漢、鄧小平、陸定一認定後確證的。不過，1983年鄭超麟應邀去武漢，卻認定鄱陽街的一二三號是原會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號模樣很像。鄭超麟的記憶力向來是很不錯的。隻是他的意見未被接受。
在八七會議的記錄中，任弼時曾說過一句話：“老頭子可去莫。”
“老頭子”陳獨秀後來沒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鄭超麟等組織了黨內反對派，於1931年5月任中國托派組織的總書記。此後他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了黨籍。
矯枉容易過正。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後，中共開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