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後,中國共產黨完全轉入了秘密地下活動。
陳獨秀拒絕赴蘇。他躲在武昌一個偏僻的工人住宅區裏。和他住在一起的,隻有他的私人秘書黃文容。已“不視事”的他,不再參與中共中央的工作。
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在7月18日作出重要決定:在南昌組織武裝起義!
於是,7月20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譚平山、惲代英、鄧中夏、葉挺來到江西九江。26日,另一常委周恩來在陳賡陪同下到達九江。緊接著,常委張國燾也來到這裏。這麽一來,五常委之中,三常委前往江西,忙於組織南昌起義。
蔡和森在漢口醫院養病。留在武漢秘密活動的常委是李維漢和張太雷。那時候,李維漢用的是化名羅邁。
行蹤最為奇特的是瞿秋白。7月12日,他出席了由鮑羅廷主持的那次臨時政治局會議,鮑羅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沒有他,並聲稱他要去海參崴。當天夜裏,他就從武漢消失了!
瞿秋白到哪裏去了呢?
在長江輪船上,出現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邊,正坐著鮑羅廷!
據雲,鮑羅廷要去廬山“休養”,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倆用俄語低聲地交談著。鮑羅廷的心境是複雜的: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華四年,曾在中國共產黨內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孫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國民政府顧問,在國民黨內也享有很高聲譽。可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發出的通緝令,捉拿兩名“首犯”,一名是陳獨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衛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顧問合同,並要緝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產國際鑒於蔣、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機,把責任歸咎於他。在這樣三重的壓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國,無奈他的妻子範婭在北京落到軍閥張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質,又使他無意獨自回去。總算在7月12日這天,他接到北京來電,說範婭已獲釋,來到蘇聯駐華大使館。這樣,他回國之舉已定。他想在回國之前,找個安靜的地方,跟中共領導人細細商議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於是,他選中了廬山作為“休養”之地。
至於他為什麽撇開新當選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隻帶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個曆史之謎。
最然,熟知中共內情的這位老鮑,已選中瞿秋白接替陳獨秀,在離華之前,要把領導擔子移交給瞿秋白。
山下正風雲變幻。在雲遮霧障的廬山,“老鮑”跟瞿秋白徹夜長談,研究著中共下一步的暴動計劃,中共的新的戰略方針和工作原則。
鮑、瞿密談持續了一個多星期。7月21日,他倆從廬山悄然返回武漢。當天,鮑羅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
雖說鮑羅廷沒有明確指定六常委中以誰為首,而實際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謂“後來居上”。從此,瞿秋白成為中共的第二任領袖,雖然他當時的名義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位二十八歲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後起之秀。他在二十一歲時,也就是1920年時作為北京《晨報》的記者前往蘇俄,日漸接受紅色影響。他見過列寧。後來,他經同鄉張太雷介紹,於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其實他的本名並不叫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人之中,他的筆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個,多達一百來個!“秋白”原是他的筆名。他有時叫“維它”,用“瞿”的諧音化名“屈維它”,也用過“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龍”、“樊梓生”、“陳笑峰”、“司馬今”、“史鐵兒”、“林複”、“宋陽”、“魏凝”、“範易”、“何苦”等筆名、化名。他在蘇俄則化名“斯特拉霍夫”。這也難怪,因為他是記者出身,文章滿天飛,又長期在秘密狀態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槍”換一個名字。
如今,他的傳世之名叫“瞿秋白”。這名字很容易使人誤以為他生於秋天,聯想到“月落烏啼霜滿天”。其實他出生於新年之初——1899年1月29日。常人頭頂隻有一個發旋,他卻有兩個,正因為這與眾不同之處剛生下便得了個奶名“阿雙”。父親瞿世瑋喜歡咬文嚼字,給他取名“瞿艘”,以紀念他頭上那兩個發旋。“艘”是冷僻的漢字,小船之意,與“舸”相對應,“舸”即大船,所謂“百舸爭流”。
他長大了,嫌“艘”字過分冷僻,自己改名“瞿爽”、“瞿霜”,依然是“雙”字音。不過“爽”、“霜”都與秋天緊相連,所謂“秋高氣爽”,所謂“萬類霜天競自由”。他由此衍義,取了筆名“秋白”,亦“霜”的含義。倘若不是這麽細細考證,人們很難知道“秋白”競出典於他頭發的雙旋!
瞿秋白聰穎機敏,又擅長文筆。二十一歲至二十四歲在蘇俄采訪,寫下大量報道,寫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國產生廣泛影響。1923年初他回國之後,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筆,成為中共中央三家機關刊物《新青年》、《向導》和《前鋒》主要撰稿人。1923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黨綱。1924年出席國民黨“一大”,又參與大會宣言的起草。
瞿秋白在中共擔任的職務,逐年上升:剛回國時,擔任由中共主辦的上海大學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1925年,在中共“四大”當選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大”,進人中共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被選中接替陳獨秀,可能基於這兩點原因:
第一,他堅決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受共產國際領導。因此,能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當時首先要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他寫過反對“彭述之主義”的小冊子,明確表達了反對陳獨秀的立場。共產國際否定了陳獨秀,起用作為陳獨秀的反對派的他,就不奇怪了。
就在7月21日鮑羅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漢的第三日——7月23日,共產國際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達武漢。當天夜裏,新任代表便和瞿秋白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們通宵長談……緊接著,7月27日,原先的共產國際三位代表奉調回去。
鮑羅廷回去後的命運是很不幸的。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失敗的責任,歸結到他頭上。斯大林拒見他。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1949年鮑羅廷被捕,據說是有“特務”嫌疑。1951年5月29日,六十七歲的他,慘死於流放地西伯利亞伊爾庫菠克。直至斯大林死後,1956年蘇共才為他恢複了名譽。
羅易回去後,由於參加反對派活動,於1929年被印度共產黨和第三國際開除。他從蘇聯返回祖國印度。1954年1月25日病逝。
三人之中唯有維經斯基還算不錯,未遭厄運,先後從事農業、工會、教育工作,做了教授,1953年病逝於莫斯科。
共產國際新代表帶來莫斯科新的指令。他與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決定召開緊急會議,在中共貫徹新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