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禍使劉仁靜喪生
在張國燾去世之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隻剩下一人健在——劉仁靜。
在十五名中國共產黨“一大”出席者之中，劉仁靜最年輕，當時十九歲。倘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車禍，使他在1987年喪生，也許他今日還活著。
劉仁靜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無常，也是夠曲折、複雜的。
劉仁靜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擔任翻譯。他自詡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英文版著作，在會上常與李漢俊展開論戰。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劉仁靜回到北京，籌備創辦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the pioneer》）。
1922年1月15日《先驅》創刊號問世，定價為“銅圓兩枚”。創刊號上注明：“本刊尚未覓定地址，請讀者諸君向該處代派人訂購可也——北大傳達室代售。”
《先驅》由劉仁靜、鄧中夏兩人負責。後來，《先驅》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1922年11月，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獨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四大”。劉仁靜在會上作了發言。就在這次會上，劉仁靜結識了托洛茨基。
會議結束後，陳獨秀先回國，劉仁靜在蘇俄逗留了幾個月。回國後，在廣州列席了中國共產黨“三大”。
1923年，劉仁靜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他在《中國青年》、《向導》、《民國日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諧音“競人”（“仁靜”顛倒一下）作筆名。後來，由於他與施存統意見不合，離開了團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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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創刊於1922年1月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圖說”
1926年9月，劉仁靜赴蘇聯，在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時，他學會了俄語。
也就在這時，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1927年，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
劉仁靜同情並傾向於托洛茨基。1929年6月，當劉仁靜回國時，特地用美金買了一張假護照，繞道歐洲回國。
劉仁靜繞道歐洲的目的，是聽說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劉仁靜先來到德國，得知托洛茨基準確的地址，便來到土耳其，在一個小島上終於找到托洛茨基。
“中國是一張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語跟他交談，“我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裏，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時間跟劉仁靜交談，有時，下午也交談。他們一起劃船、散步。劉仁靜在那個小島上度過了十幾天。從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實的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坐海輪回到了上海。
托派鄭超麟這麽回憶：
劉仁靜回國，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個公寓，我和尹寬（引者注；也是托派）兩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對派立場同我們說話，也同擁護中央（引者注：指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人說話。他告訴我們，昨日惲代英來看他，他向代英批評黨的官僚化。仁靜又告訴我們，他此次經過君士坦丁堡，見過“老托”。我同仁靜約好時間，在我家裏會見陳獨秀。
劉仁靜雖然一回國便與陳獨秀以及中國托派組織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見過托洛茨基自傲，處處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統托派”、“欽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當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趕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個人辦起一個刊物《明天》來！
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在托派中，劉仁靜也單槍匹馬。1930年，他與陸慎之結婚。
不久，他在坐火車時被人認出是劉仁靜，國民黨警察逮捕了他，關進了蘇州反省院。在那裏關了三年。他寫了《資本改良芻議》等文章，發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後來，他母親的哥哥出了錢，總算把他保出來。這時，托派組織把他開除了。他找陳獨秀，陳獨秀不見他。
這樣，中國共產黨不理他，連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國民黨，倒向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他在國民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還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已經走得很遠。
上海解放後，劉仁靜審時度勢，自知今後的日子不好過，便給上海市軍管會寫信，要求處理。
不久，他來到北京，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要他寫一份材料，承認錯誤。劉少奇找他談話，要他好好認識錯誤，並表示在他認錯之後會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讓他能夠生活下去。
這樣，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劉仁靜的聲明》：
我於1921年加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工作，至1927年，在當時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我在共產國際內部的鬥爭中參加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及活動，1937年因意見不同又為托派開除，但托派思想的殘餘支配著我很久，使我不能認識路線之正確。……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我更清楚的認識我過去政治思想的真麵目，即是說我過去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一個門什維克（引者注：即孟什維克），而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由於我的脫離群眾，不肯服從黨的紀律和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長期的和黨對立……
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謹此聲明。
與《劉仁靜的聲明》同時刊出的，還有《李季的聲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廣州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後來亦成為托派。
《人民日報》為劉仁靜和李季的聲明，加了“編者按”。內中涉及劉仁靜的，照當時原文摘錄於下：
劉仁靜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時革命失敗後即叛變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訪已經公開叛變革命而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國後進行托派的組織活動。雖然他自稱在1937年已被托派開除，但從那個時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國民黨反動派組織中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曾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宣傳處，第十戰區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幹第四團”擔任職務。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為上海的特務造謠刊物《民主與統一》擔任寫作與編輯；1948年，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和偽國防部工作，寫作誹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文學，一直到南京解放。……
劉仁靜和李季現在表示他們開始認識了自己過去的反革命罪惡。但是第一，他們的這種表示還不是誠懇坦白的，特別是劉仁靜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隻把它們輕描淡寫地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第二，無論他們說得怎樣，他們是否確實有所悔悟，仍然有待於他們的行動的證明。
劉仁靜改名劉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政治經濟學。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參加土改。
後來，他被調往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發揮他的一技之長。他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譯”。
在肅托運動中，劉仁靜受到過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劉仁靜被捕，從1966年關押至1978年。最初關押在秦城監獄。這消息傳進毛澤東的耳朵。毛澤東說，有些老托派，像劉仁靜，不要關了吧。於是，劉仁靜就從秦城獄中釋放。不過，有關部門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紅衛兵會成天鬥他。於是，在別的監獄裏找了間房子，讓他單獨住，可以看書、看報。每月可以進北京城一趟。進城時給他專門派車，由專人陪送。
後來，竟把劉仁靜調到少年犯管教所裏看管果樹！
1978年，劉仁靜獲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這時，他已76歲，垂垂老矣。不過，他的身板還硬朗。與妻子、兒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靜的晚年。
1979年之後，劉仁靜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許多黨史研究者不斷來訪，給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幾分工作的歡樂。不過，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1981年“七一”前夕，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中國新華社記者走訪劉仁靜，特地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中記述了劉仁靜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之後，也寫了他如何參加托派活動。在結尾處寫道：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麵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
劉仁靜深有感觸地說：“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劉仁靜的專訪見報以後，來訪者更多了。
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這時，他已八十四歲，但身體相當不錯。
一場意想不到的災禍，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臨。
照例，那天5點鍾，他持劍下樓。他住的宿舍大樓緊靠馬路邊。他每日清早都持劍橫穿馬路，來到對麵的北京師範大學操場舞劍，真可謂“聞雞起舞”。
那天他穿著白府綢襯衫，衣袋裏放著北京師範大學出入證。頭發稀疏，已經灰白。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車的行駛速度很快。劉仁靜橫穿馬路時，一輛二十二路公共汽車飛快駛來。說時遲，那時快，一下子撞倒了劉仁靜，他頓時顱骨碎裂，當場死去。
一位鄰居認得他，急急攔車，直送不遠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六二醫院搶救。
喧叫聲驚醒了劉仁靜的兒子和妻子，他們從窗口朝下一看，明白發生了什麽事，匆匆奔下樓，奔往醫院。
一到醫院，劉仁靜已咽氣。打了強心針，也毫無效果。終年八十五歲。
人民出版社和國務院參事室為劉仁靜開了追悼會。會上沒有悼詞。
《人民日報》為劉仁靜去世發了簡短的消息。
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烈士公墓。他屬局級幹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麵的一層。
在十五名中國共產黨“一大”出席者之中，劉仁靜最年輕，當時十九歲。倘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車禍，使他在1987年喪生，也許他今日還活著。
劉仁靜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無常，也是夠曲折、複雜的。
劉仁靜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擔任翻譯。他自詡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英文版著作，在會上常與李漢俊展開論戰。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劉仁靜回到北京，籌備創辦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the pioneer》）。
1922年1月15日《先驅》創刊號問世，定價為“銅圓兩枚”。創刊號上注明：“本刊尚未覓定地址，請讀者諸君向該處代派人訂購可也——北大傳達室代售。”
《先驅》由劉仁靜、鄧中夏兩人負責。後來，《先驅》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1922年11月，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獨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四大”。劉仁靜在會上作了發言。就在這次會上，劉仁靜結識了托洛茨基。
會議結束後，陳獨秀先回國，劉仁靜在蘇俄逗留了幾個月。回國後，在廣州列席了中國共產黨“三大”。
1923年，劉仁靜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他在《中國青年》、《向導》、《民國日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諧音“競人”（“仁靜”顛倒一下）作筆名。後來，由於他與施存統意見不合，離開了團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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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創刊於1922年1月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圖說”
1926年9月，劉仁靜赴蘇聯，在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時，他學會了俄語。
也就在這時，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1927年，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
劉仁靜同情並傾向於托洛茨基。1929年6月，當劉仁靜回國時，特地用美金買了一張假護照，繞道歐洲回國。
劉仁靜繞道歐洲的目的，是聽說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劉仁靜先來到德國，得知托洛茨基準確的地址，便來到土耳其，在一個小島上終於找到托洛茨基。
“中國是一張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語跟他交談，“我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裏，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時間跟劉仁靜交談，有時，下午也交談。他們一起劃船、散步。劉仁靜在那個小島上度過了十幾天。從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實的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坐海輪回到了上海。
托派鄭超麟這麽回憶：
劉仁靜回國，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個公寓，我和尹寬（引者注；也是托派）兩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對派立場同我們說話，也同擁護中央（引者注：指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人說話。他告訴我們，昨日惲代英來看他，他向代英批評黨的官僚化。仁靜又告訴我們，他此次經過君士坦丁堡，見過“老托”。我同仁靜約好時間，在我家裏會見陳獨秀。
劉仁靜雖然一回國便與陳獨秀以及中國托派組織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見過托洛茨基自傲，處處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統托派”、“欽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當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趕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個人辦起一個刊物《明天》來！
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在托派中，劉仁靜也單槍匹馬。1930年，他與陸慎之結婚。
不久，他在坐火車時被人認出是劉仁靜，國民黨警察逮捕了他，關進了蘇州反省院。在那裏關了三年。他寫了《資本改良芻議》等文章，發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後來，他母親的哥哥出了錢，總算把他保出來。這時，托派組織把他開除了。他找陳獨秀，陳獨秀不見他。
這樣，中國共產黨不理他，連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國民黨，倒向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他在國民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還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已經走得很遠。
上海解放後，劉仁靜審時度勢，自知今後的日子不好過，便給上海市軍管會寫信，要求處理。
不久，他來到北京，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要他寫一份材料，承認錯誤。劉少奇找他談話，要他好好認識錯誤，並表示在他認錯之後會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讓他能夠生活下去。
這樣，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劉仁靜的聲明》：
我於1921年加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工作，至1927年，在當時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我在共產國際內部的鬥爭中參加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及活動，1937年因意見不同又為托派開除，但托派思想的殘餘支配著我很久，使我不能認識路線之正確。……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我更清楚的認識我過去政治思想的真麵目，即是說我過去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一個門什維克（引者注：即孟什維克），而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由於我的脫離群眾，不肯服從黨的紀律和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長期的和黨對立……
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謹此聲明。
與《劉仁靜的聲明》同時刊出的，還有《李季的聲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廣州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後來亦成為托派。
《人民日報》為劉仁靜和李季的聲明，加了“編者按”。內中涉及劉仁靜的，照當時原文摘錄於下：
劉仁靜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時革命失敗後即叛變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訪已經公開叛變革命而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國後進行托派的組織活動。雖然他自稱在1937年已被托派開除，但從那個時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國民黨反動派組織中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曾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宣傳處，第十戰區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幹第四團”擔任職務。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為上海的特務造謠刊物《民主與統一》擔任寫作與編輯；1948年，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和偽國防部工作，寫作誹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文學，一直到南京解放。……
劉仁靜和李季現在表示他們開始認識了自己過去的反革命罪惡。但是第一，他們的這種表示還不是誠懇坦白的，特別是劉仁靜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隻把它們輕描淡寫地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第二，無論他們說得怎樣，他們是否確實有所悔悟，仍然有待於他們的行動的證明。
劉仁靜改名劉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政治經濟學。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參加土改。
後來，他被調往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發揮他的一技之長。他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譯”。
在肅托運動中，劉仁靜受到過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劉仁靜被捕，從1966年關押至1978年。最初關押在秦城監獄。這消息傳進毛澤東的耳朵。毛澤東說，有些老托派，像劉仁靜，不要關了吧。於是，劉仁靜就從秦城獄中釋放。不過，有關部門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紅衛兵會成天鬥他。於是，在別的監獄裏找了間房子，讓他單獨住，可以看書、看報。每月可以進北京城一趟。進城時給他專門派車，由專人陪送。
後來，竟把劉仁靜調到少年犯管教所裏看管果樹！
1978年，劉仁靜獲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這時，他已76歲，垂垂老矣。不過，他的身板還硬朗。與妻子、兒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靜的晚年。
1979年之後，劉仁靜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許多黨史研究者不斷來訪，給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幾分工作的歡樂。不過，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1981年“七一”前夕，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中國新華社記者走訪劉仁靜，特地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中記述了劉仁靜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之後，也寫了他如何參加托派活動。在結尾處寫道：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麵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
劉仁靜深有感觸地說：“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劉仁靜的專訪見報以後，來訪者更多了。
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這時，他已八十四歲，但身體相當不錯。
一場意想不到的災禍，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臨。
照例，那天5點鍾，他持劍下樓。他住的宿舍大樓緊靠馬路邊。他每日清早都持劍橫穿馬路，來到對麵的北京師範大學操場舞劍，真可謂“聞雞起舞”。
那天他穿著白府綢襯衫，衣袋裏放著北京師範大學出入證。頭發稀疏，已經灰白。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車的行駛速度很快。劉仁靜橫穿馬路時，一輛二十二路公共汽車飛快駛來。說時遲，那時快，一下子撞倒了劉仁靜，他頓時顱骨碎裂，當場死去。
一位鄰居認得他，急急攔車，直送不遠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六二醫院搶救。
喧叫聲驚醒了劉仁靜的兒子和妻子，他們從窗口朝下一看，明白發生了什麽事，匆匆奔下樓，奔往醫院。
一到醫院，劉仁靜已咽氣。打了強心針，也毫無效果。終年八十五歲。
人民出版社和國務院參事室為劉仁靜開了追悼會。會上沒有悼詞。
《人民日報》為劉仁靜去世發了簡短的消息。
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烈士公墓。他屬局級幹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麵的一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