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攜手建立統一戰線
為什麽曾一度傳說中國共產黨“二大”在杭州西湖召開呢？
其實，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國共產黨“二大”之後一個月，即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會議，史稱“西湖會議”。這次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會議格外重要，以致被誤認為中國共產黨“二大”。
為什麽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剛剛結束，就召開“西湖會議”呢？
“西湖會議”的“主角”是馬林。馬林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但是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二大”。
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召開的那些日子裏，馬林正在莫斯科特維爾斯卡亞大街的留克斯飯店。
在這個飯店裏，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兒緊張地工作著。馬林是這群旅客中的一個。維經斯基也住在那裏。有一些書，如《中國共產黨黨史簡明辭典》說維經斯基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二大”，是不符合史實的“注釋◆◆◆14”。
原來，在1922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撤銷設在伊爾庫茨克的遠東書記處，改為在莫斯科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直屬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
共產國際辦公室，便設在留克斯飯店裏。
馬林是在1922年4月23日乘坐日本輪船“鹿島丸號”離開上海的。他與維經斯基不同，不走“紅色絲綢之路”，仍走海路，經新加坡、蘇伊士運河、馬賽，來到荷蘭。然後經柏林來到莫斯科。
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莫斯科寫下長長的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詳細匯報了他在中國工作的情況。
誠如本書第一章已經引用的1922年7月30日《真理報》所載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現狀》，介紹了馬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7月17日會議匯報中國之行的情況。
這樣，由於馬林的匯報，以列寧為首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得知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及初步的活動。
7月27日，當蘇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飛來華時，共產國際派出馬林與他一起來華。
一路上，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裏的一件襯衫。
馬林一到上海，便會見了陳獨秀。兩座“火山”一見麵，馬林便取出了那件襯衫。
借著燈光，陳獨秀細細觀看，這才看清襯衫上用打字機打印的幾行英文——那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致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重要文件！
這件珍貴的襯衫，如今保存在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襯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接到通知後，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在菲力浦同誌緊密聯係下進行。
“right”共產國際遠東局
“right”維經斯基
“right”1922年7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誌”，亦即馬林。
陳獨秀看罷這襯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著。
中國共產黨“二大”剛剛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這是組織原則。看來，必須照這襯衫上的文件執行。
馬林為什麽要帶這份文件來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什麽“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為什麽強調“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在菲力浦同誌緊密聯係下進行”？既然是“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為什麽要以維經斯基的名義下達？
陳獨秀對這一切，都非常明白！
陳獨秀與馬林的尖銳分歧，是在1922年3月29日馬林從北京回到上海之後，達到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地步！
幹脆，在4月6日，陳獨秀直接給維經斯基（亦即“吳廷康”）去信，希望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直接反映他的意見，以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否定馬林的意見。
陳獨秀致維經斯基的信，全文如下：
“noindent”吳廷康先生：
茲特啟者，馬林君建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餘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引者注：陳獨秀原信豎寫，故雲“理由如左”）。“注釋◆◆◆15”：
（一）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三）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黨，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
（五）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誌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讚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
第三國際倘議及此事，請先生代陳上列六條意見為荷。
“right”陳獨秀
由於此信是陳獨秀寫給維經斯基的，馬林也就帶來了維經斯基名義下達的文件，等於答複了獨秀。
馬林是提出“國共合作”重大戰略的第一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建立“統一戰線”這一重大決策。
馬林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在爪哇工作期間，他發覺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產黨前身）又弱又小，而伊斯蘭教聯盟龐大而鬆散。他建議，兩個組織的成員可以保留自己原來的身份而互相加入。這樣，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的成員便迅速地進入伊斯蘭教聯盟的領導核心之一，使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的力量很快壯大。
馬林來到中國之後，他覺得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類似於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而國民黨的情況類似於伊斯蘭教聯盟。馬林以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應加入國民黨，進入國民黨的領導層，這樣可以迅速壯大中國共產黨。
馬林這一戰略性的意見，極為重要。所以，應當說，馬林是國共合作的首創者，也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策略的提出者和製定者。所以，馬林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統戰鼻祖”。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馬林就已經談了自己的這一見解。當時，他的意見未受到重視。
當時，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看重吳佩孚，希望中國共產黨與吳佩孚建立合作關係。
維經斯基則與陳炯明“長談三次”，又傾向與陳炯明合作。
馬林經過深入調查、了解，指出吳佩孚、陳炯明都不可靠。他在張太雷陪同下，1921年12月23日在廣西桂林拜望了孫中山。馬林在孫中山的大本營裏住了九天，對國民黨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孫中山向馬林表示，雖然他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有許多一致的地方。
馬林從桂林歸來，寫了報告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與孫中山合作。
馬林的意見，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支持。
這樣，1922年3月底，馬林從北京來到上海，便非常明確地向陳獨秀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應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兩黨的黨內合作。
馬林的意見，受到陳獨秀的堅決反對。兩座“火山”在一起，誰也說服不了誰。
陳獨秀意識到，要想說服馬林，唯一的辦法是向馬林的上司——共產國際執委會打報告。這樣，陳獨秀發出了給維經斯基的信。
馬林也意識到，要使陳獨秀接受他的意見，唯有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麵陳自己的主張。
在莫斯科留克斯飯店，馬林和維經斯基長談。維經斯基讚同馬林的意見。馬林、維經斯基又向主持共產國際常務工作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作了匯報。
這樣，共產國際執委會在7月18日作出了正式決定，讚同馬林的意見。
於是，馬林帶著那件具有“尚方寶劍”般威力的襯衫，返回中國。
見到襯衫上的文件，陳獨秀當即明白，自己的意見被共產國際否定了。
為了統一思想，馬林建議召開一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
陳獨秀同意了。
於是，1922年8月29日、30日，在杭州西湖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亦即“西湖會議”。
出席會議的是五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此外，馬林以及翻譯張太雷出席了會議。
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
盡管馬林有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在會上，馬林還是受到激烈的反對，內中包括陳獨秀和張國燾。
張國燾後來在《我的回憶》一書中，這麽憶及“西湖會議”：
馬林在這次會議中是主要的發言者。他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大概是為了減少反對，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犯了“左”傾幼稚病。他的論點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為實現關於國共建立聯合戰線唯一可行的具體步驟。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隻能有一個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還很小。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如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第三，孫中山先生可以而且隻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第四，中國共產黨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中，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等等。
張國燾接著回憶道：
我和蔡和森發言反對馬林這種主張。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不能與西歐共黨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一事相提並論，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加入進去無異與資產階級相混合，會喪失它的獨立性，這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原則不合。我們指出與國民黨建立黨外的聯合戰線是可以做到的；這有過去國民黨和其他派係建立聯盟的實例為證；如果組織一個聯合戰線的委員會，可以推孫為主席，委員會中的國民黨人數也可比中國共產黨人數多一倍左右。我們所要說明的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要求與國民黨來個平行的聯合戰線，隻是不要喪失獨立性。我們還著重指出，中國共產黨除與國民黨合作建立聯合戰線外，更應注意爭取國民黨以外的廣大工農群眾來壯大自己。根據這些觀點，我們要求不接納馬林的主張，並請共產國際重新予以考慮。
張國燾還回憶說：
陳獨秀先生也反對馬林的主張，而且發言甚多。他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因為國民黨內包容了一些非資產階級的分子，便否認它的資產階級的基本性質。他詳細說到，一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但他聲言，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至多隻能申述我們不讚同的意見。
馬林說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陳先生還提出隻能有條件的服從。他著重指出隻有孫先生取消打手摸（模）及宣誓服從他等原有的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黨員才能加入進去。否則，即使是共產國際的命令，他也要反對。
李大釗先生卻采取一個調和的立場。他雖同情我們的某些看法，也稱許陳先生所提出的條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馬林的。他認為國民黨的組織非常鬆懈，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國民黨已經多年，掛著國民黨黨籍，依然進行無政府主義的宣傳，並未受到任何約束。即單純的國民黨員也抱有各種不同的政見，單獨從事政治活動的例子也不少，足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樣不會受到約束。他也判斷聯合戰線不易實現，采取加入國民黨的方式是實現聯合戰線的易於行通的辦法。
經過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意見，決定實行國共合作。
此後不久，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四大”在彼得格勒召開。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王俊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出席了會議。記者瞿秋白此時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
會上，由英語流利的劉仁靜代表中國共產黨作了重要發言：
為了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這一前提，就必須建立反帝的統一戰線，我們黨已決定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了，其形式是我們的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關於統一戰線的決定公諸於世。
這樣，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
這樣，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這樣，1924年初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一大”時，大會主席為孫中山，而主席團由五人組成，即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
中國共產黨負責人李大釗居然成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團成員！
會上，李大釗、譚平山等中國共產黨黨員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
這樣，中國共產黨開始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用一段非常準確而又簡明扼要的話，概括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曆史：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
其實，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國共產黨“二大”之後一個月，即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會議，史稱“西湖會議”。這次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會議格外重要，以致被誤認為中國共產黨“二大”。
為什麽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剛剛結束，就召開“西湖會議”呢？
“西湖會議”的“主角”是馬林。馬林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但是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二大”。
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召開的那些日子裏，馬林正在莫斯科特維爾斯卡亞大街的留克斯飯店。
在這個飯店裏，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兒緊張地工作著。馬林是這群旅客中的一個。維經斯基也住在那裏。有一些書，如《中國共產黨黨史簡明辭典》說維經斯基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二大”，是不符合史實的“注釋◆◆◆14”。
原來，在1922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撤銷設在伊爾庫茨克的遠東書記處，改為在莫斯科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直屬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
共產國際辦公室，便設在留克斯飯店裏。
馬林是在1922年4月23日乘坐日本輪船“鹿島丸號”離開上海的。他與維經斯基不同，不走“紅色絲綢之路”，仍走海路，經新加坡、蘇伊士運河、馬賽，來到荷蘭。然後經柏林來到莫斯科。
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莫斯科寫下長長的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詳細匯報了他在中國工作的情況。
誠如本書第一章已經引用的1922年7月30日《真理報》所載報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現狀》，介紹了馬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7月17日會議匯報中國之行的情況。
這樣，由於馬林的匯報，以列寧為首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得知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及初步的活動。
7月27日，當蘇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飛來華時，共產國際派出馬林與他一起來華。
一路上，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裏的一件襯衫。
馬林一到上海，便會見了陳獨秀。兩座“火山”一見麵，馬林便取出了那件襯衫。
借著燈光，陳獨秀細細觀看，這才看清襯衫上用打字機打印的幾行英文——那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致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重要文件！
這件珍貴的襯衫，如今保存在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襯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接到通知後，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在菲力浦同誌緊密聯係下進行。
“right”共產國際遠東局
“right”維經斯基
“right”1922年7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誌”，亦即馬林。
陳獨秀看罷這襯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著。
中國共產黨“二大”剛剛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這是組織原則。看來，必須照這襯衫上的文件執行。
馬林為什麽要帶這份文件來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什麽“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為什麽強調“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在菲力浦同誌緊密聯係下進行”？既然是“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為什麽要以維經斯基的名義下達？
陳獨秀對這一切，都非常明白！
陳獨秀與馬林的尖銳分歧，是在1922年3月29日馬林從北京回到上海之後，達到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地步！
幹脆，在4月6日，陳獨秀直接給維經斯基（亦即“吳廷康”）去信，希望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直接反映他的意見，以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否定馬林的意見。
陳獨秀致維經斯基的信，全文如下：
“noindent”吳廷康先生：
茲特啟者，馬林君建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餘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引者注：陳獨秀原信豎寫，故雲“理由如左”）。“注釋◆◆◆15”：
（一）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三）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黨，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
（五）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誌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讚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
第三國際倘議及此事，請先生代陳上列六條意見為荷。
“right”陳獨秀
由於此信是陳獨秀寫給維經斯基的，馬林也就帶來了維經斯基名義下達的文件，等於答複了獨秀。
馬林是提出“國共合作”重大戰略的第一人，提出中國共產黨應建立“統一戰線”這一重大決策。
馬林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在爪哇工作期間，他發覺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產黨前身）又弱又小，而伊斯蘭教聯盟龐大而鬆散。他建議，兩個組織的成員可以保留自己原來的身份而互相加入。這樣，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的成員便迅速地進入伊斯蘭教聯盟的領導核心之一，使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的力量很快壯大。
馬林來到中國之後，他覺得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類似於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而國民黨的情況類似於伊斯蘭教聯盟。馬林以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應加入國民黨，進入國民黨的領導層，這樣可以迅速壯大中國共產黨。
馬林這一戰略性的意見，極為重要。所以，應當說，馬林是國共合作的首創者，也是中國共產黨統戰策略的提出者和製定者。所以，馬林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統戰鼻祖”。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馬林就已經談了自己的這一見解。當時，他的意見未受到重視。
當時，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看重吳佩孚，希望中國共產黨與吳佩孚建立合作關係。
維經斯基則與陳炯明“長談三次”，又傾向與陳炯明合作。
馬林經過深入調查、了解，指出吳佩孚、陳炯明都不可靠。他在張太雷陪同下，1921年12月23日在廣西桂林拜望了孫中山。馬林在孫中山的大本營裏住了九天，對國民黨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孫中山向馬林表示，雖然他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有許多一致的地方。
馬林從桂林歸來，寫了報告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與孫中山合作。
馬林的意見，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支持。
這樣，1922年3月底，馬林從北京來到上海，便非常明確地向陳獨秀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應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兩黨的黨內合作。
馬林的意見，受到陳獨秀的堅決反對。兩座“火山”在一起，誰也說服不了誰。
陳獨秀意識到，要想說服馬林，唯一的辦法是向馬林的上司——共產國際執委會打報告。這樣，陳獨秀發出了給維經斯基的信。
馬林也意識到，要使陳獨秀接受他的意見，唯有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麵陳自己的主張。
在莫斯科留克斯飯店，馬林和維經斯基長談。維經斯基讚同馬林的意見。馬林、維經斯基又向主持共產國際常務工作的斯大林、季諾維也夫作了匯報。
這樣，共產國際執委會在7月18日作出了正式決定，讚同馬林的意見。
於是，馬林帶著那件具有“尚方寶劍”般威力的襯衫，返回中國。
見到襯衫上的文件，陳獨秀當即明白，自己的意見被共產國際否定了。
為了統一思想，馬林建議召開一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
陳獨秀同意了。
於是，1922年8月29日、30日，在杭州西湖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亦即“西湖會議”。
出席會議的是五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此外，馬林以及翻譯張太雷出席了會議。
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
盡管馬林有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在會上，馬林還是受到激烈的反對，內中包括陳獨秀和張國燾。
張國燾後來在《我的回憶》一書中，這麽憶及“西湖會議”：
馬林在這次會議中是主要的發言者。他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大概是為了減少反對，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犯了“左”傾幼稚病。他的論點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為實現關於國共建立聯合戰線唯一可行的具體步驟。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隻能有一個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還很小。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如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第三，孫中山先生可以而且隻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第四，中國共產黨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中，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等等。
張國燾接著回憶道：
我和蔡和森發言反對馬林這種主張。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不能與西歐共黨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一事相提並論，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加入進去無異與資產階級相混合，會喪失它的獨立性，這與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原則不合。我們指出與國民黨建立黨外的聯合戰線是可以做到的；這有過去國民黨和其他派係建立聯盟的實例為證；如果組織一個聯合戰線的委員會，可以推孫為主席，委員會中的國民黨人數也可比中國共產黨人數多一倍左右。我們所要說明的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要求與國民黨來個平行的聯合戰線，隻是不要喪失獨立性。我們還著重指出，中國共產黨除與國民黨合作建立聯合戰線外，更應注意爭取國民黨以外的廣大工農群眾來壯大自己。根據這些觀點，我們要求不接納馬林的主張，並請共產國際重新予以考慮。
張國燾還回憶說：
陳獨秀先生也反對馬林的主張，而且發言甚多。他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因為國民黨內包容了一些非資產階級的分子，便否認它的資產階級的基本性質。他詳細說到，一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但他聲言，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至多隻能申述我們不讚同的意見。
馬林說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陳先生還提出隻能有條件的服從。他著重指出隻有孫先生取消打手摸（模）及宣誓服從他等原有的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黨員才能加入進去。否則，即使是共產國際的命令，他也要反對。
李大釗先生卻采取一個調和的立場。他雖同情我們的某些看法，也稱許陳先生所提出的條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馬林的。他認為國民黨的組織非常鬆懈，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國民黨已經多年，掛著國民黨黨籍，依然進行無政府主義的宣傳，並未受到任何約束。即單純的國民黨員也抱有各種不同的政見，單獨從事政治活動的例子也不少，足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樣不會受到約束。他也判斷聯合戰線不易實現，采取加入國民黨的方式是實現聯合戰線的易於行通的辦法。
經過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意見，決定實行國共合作。
此後不久，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四大”在彼得格勒召開。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王俊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出席了會議。記者瞿秋白此時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
會上，由英語流利的劉仁靜代表中國共產黨作了重要發言：
為了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這一前提，就必須建立反帝的統一戰線，我們黨已決定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了，其形式是我們的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關於統一戰線的決定公諸於世。
這樣，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
這樣，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這樣，1924年初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一大”時，大會主席為孫中山，而主席團由五人組成，即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
中國共產黨負責人李大釗居然成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團成員！
會上，李大釗、譚平山等中國共產黨黨員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
這樣，中國共產黨開始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用一段非常準確而又簡明扼要的話，概括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曆史：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