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旅社發生凶殺案
真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館，過了一會兒，陳公博也起身向李漢俊告辭。
李漢俊把他從前門送出，門緊前門，回身又鎖上後門。進屋之後，連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裏燒焚。
陳公博出了李公館，從望誌路拐入貝勒路，轉彎時回頭掃了一眼，見有一黑影相隨，便知來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裏。
他不敢徑直回大東旅社。這時不過晚上10點多，他步入霞飛路一爿燈光通明的大商店，一邊佯裝觀看商品，一邊思索著脫身之計。
他忽地記起去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廣州時，路過上海，曾到大世界遊玩。即使入夜，那裏也很熱鬧。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蹤者。
他叫了一輛黃包車。身後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輛黃包車尾隨。
當陳公博在大世界下車，“尾巴”也在那裏跳下車。
陳公博以悠閑的步子，進入書場，走入戲場。當他來到屋頂的露天電影場，那幽暗而人群擁擠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壓壓的觀眾群中。
當陳公博從另一個門下樓，趕緊又叫了一輛黃包車，朝北駛去。他從車上回頭望著，沒有發現跟蹤的車子，鬆了一口氣。
他在南京路下了車，等黃包車離去，這才急急閃進英華街，來到那掛著“天下之大，居亞之東”對聯的大東旅社，乘電梯來到四樓。
穿白上衣、黑長褲的茶房為他打開四十一號房間的房門，燈亮了，他的太太醒來了。
他關緊了房門，頓時出了一身大汗。他悄聲叫妻子李勵莊把皮箱打開，他取出了幾份文件，然後倒掉痰盂裏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燒掉。
他這才鬆了一口氣，把剛才驚險的經曆講給李勵莊聽……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斷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銅床上像蒸籠似的。陳公博索性把席子鋪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積聚在天空的烏雲終於結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麵，雷聲大作，電光閃閃，下了一場瓢潑大雨。涼風習習，陳公博總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發生的一樁命案，把陳公博夫婦嚇得魂不附體，睡意頓消。陳公博在他當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義中，如此記述：
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我到上海住在大東旅舍四十一號，那謀殺案就在隔壁四十二號發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女子銳厲悲慘的呼叫。……
像這樣一起凶殺案，發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東旅社，立即引來好幾位新聞記者。
上海報紙報道了這一社會新聞：
翌日——192工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便刊登《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
同日，上海《申報》在第十四版刊載新聞《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
8月2日，《新聞報》刊載《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
就連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報》（創刊於1864年7月1日），也在8月6日發表報道《中國旅館的奇異悲劇》。
綜合當時的這些報道及陳公博的回憶，案情如下：
7月29日，星期五，一對青年男女來到大東旅社，在四樓開了一個房間。
男的叫瞿鬆林，是在一個英國醫生那裏當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繅絲廠的女工，二十二歲。
這個瞿鬆林過去因私用客賬，曾坐牢四個月。這次趁英國醫生去青島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支手槍，和孔阿琴上大東旅社開房間。瞿鬆林在旅館循環簿上，寫了假名字“張伯生”，職業寫成“商人”。
“兩個人不知為什麽不能結婚，相約同死。”這樣，在7月31清晨5時，瞿鬆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徑手槍朝孔阿琴射擊。一槍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與她同死，後來卻下不了決心。
上午，翟鬆林隻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錢。他說他的妻子還在房裏，不會少你房租的。說罷，揚長而去。
到了下午7時光景，那房間仍緊閉房門。茶房生疑，用鑰匙打開了房門，大吃一驚，見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鮮血滿地，已死。
經警方查驗，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槍彈擊傷，並有一毛巾纏在脖頸。
地板上扔著一支三十二毫米口徑的手槍和幾粒子彈。
桌子上，有瞿鬆林所寫的五封信，說自己要與孔阿琴同死雲雲……
在十裏洋場、紙醉金迷的上海，像大東旅社這樣的凶殺案，三天兩頭發生，原本不足為奇。
然而，此案過去兒十年，卻引起曆史學家們的濃烈興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遠在太平洋彼岸，他從英文的《字林周報》上查閱那篇報道《中國旅館的奇異悲劇》。他所關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卻是案件所發生的時間——因為它是一個時間坐標，確實了案件發生的時間，便可確定法國巡捕騷擾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的時間，以便大致推定開幕的時間。
《字林周報》的報道明明白白的寫道：大東旅社凶殺案發生在7月31日。
此後，李俊臣所發現的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確地寫道：“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一聲很尖厲的槍聲……”
接著，為了考證中國共產黨“一大”的會期，邵維正也查閱了當時上海各報，都一致表明，此案在7月31日發生。
另外，在陳公博1924年所寫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國警察突然出現在李公館，是“在大會的第一周周末”。
7月30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曆史學家們準確地推定了法國巡捕闖入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場的日子是7月30日！
陳公博在一夜之間兩次受驚，不敢在上海久留。雖然他清楚聽見槍聲，卻沒告訴茶房，生怕警方在偵查此案時會要他充當證人。他並不怕當證人，隻是在作證時，警方勢必會盤問他姓名、從何處來、來此何幹之類，萬一把他與李公館聯係起來，那就麻煩了。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大東旅社的總經理郭標，是陳公博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總容易說話”，他跟郭總經理打了個招呼，把行李暫且寄存在大東旅社，便帶著太太李勵莊到杭州散心去了……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館，過了一會兒，陳公博也起身向李漢俊告辭。
李漢俊把他從前門送出，門緊前門，回身又鎖上後門。進屋之後，連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裏燒焚。
陳公博出了李公館，從望誌路拐入貝勒路，轉彎時回頭掃了一眼，見有一黑影相隨，便知來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裏。
他不敢徑直回大東旅社。這時不過晚上10點多，他步入霞飛路一爿燈光通明的大商店，一邊佯裝觀看商品，一邊思索著脫身之計。
他忽地記起去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廣州時，路過上海，曾到大世界遊玩。即使入夜，那裏也很熱鬧。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蹤者。
他叫了一輛黃包車。身後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輛黃包車尾隨。
當陳公博在大世界下車，“尾巴”也在那裏跳下車。
陳公博以悠閑的步子，進入書場，走入戲場。當他來到屋頂的露天電影場，那幽暗而人群擁擠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壓壓的觀眾群中。
當陳公博從另一個門下樓，趕緊又叫了一輛黃包車，朝北駛去。他從車上回頭望著，沒有發現跟蹤的車子，鬆了一口氣。
他在南京路下了車，等黃包車離去，這才急急閃進英華街，來到那掛著“天下之大，居亞之東”對聯的大東旅社，乘電梯來到四樓。
穿白上衣、黑長褲的茶房為他打開四十一號房間的房門，燈亮了，他的太太醒來了。
他關緊了房門，頓時出了一身大汗。他悄聲叫妻子李勵莊把皮箱打開，他取出了幾份文件，然後倒掉痰盂裏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燒掉。
他這才鬆了一口氣，把剛才驚險的經曆講給李勵莊聽……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斷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銅床上像蒸籠似的。陳公博索性把席子鋪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積聚在天空的烏雲終於結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麵，雷聲大作，電光閃閃，下了一場瓢潑大雨。涼風習習，陳公博總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發生的一樁命案，把陳公博夫婦嚇得魂不附體，睡意頓消。陳公博在他當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義中，如此記述：
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我到上海住在大東旅舍四十一號，那謀殺案就在隔壁四十二號發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女子銳厲悲慘的呼叫。……
像這樣一起凶殺案，發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東旅社，立即引來好幾位新聞記者。
上海報紙報道了這一社會新聞：
翌日——192工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便刊登《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
同日，上海《申報》在第十四版刊載新聞《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
8月2日，《新聞報》刊載《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
就連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報》（創刊於1864年7月1日），也在8月6日發表報道《中國旅館的奇異悲劇》。
綜合當時的這些報道及陳公博的回憶，案情如下：
7月29日，星期五，一對青年男女來到大東旅社，在四樓開了一個房間。
男的叫瞿鬆林，是在一個英國醫生那裏當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繅絲廠的女工，二十二歲。
這個瞿鬆林過去因私用客賬，曾坐牢四個月。這次趁英國醫生去青島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支手槍，和孔阿琴上大東旅社開房間。瞿鬆林在旅館循環簿上，寫了假名字“張伯生”，職業寫成“商人”。
“兩個人不知為什麽不能結婚，相約同死。”這樣，在7月31清晨5時，瞿鬆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徑手槍朝孔阿琴射擊。一槍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與她同死，後來卻下不了決心。
上午，翟鬆林隻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錢。他說他的妻子還在房裏，不會少你房租的。說罷，揚長而去。
到了下午7時光景，那房間仍緊閉房門。茶房生疑，用鑰匙打開了房門，大吃一驚，見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鮮血滿地，已死。
經警方查驗，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槍彈擊傷，並有一毛巾纏在脖頸。
地板上扔著一支三十二毫米口徑的手槍和幾粒子彈。
桌子上，有瞿鬆林所寫的五封信，說自己要與孔阿琴同死雲雲……
在十裏洋場、紙醉金迷的上海，像大東旅社這樣的凶殺案，三天兩頭發生，原本不足為奇。
然而，此案過去兒十年，卻引起曆史學家們的濃烈興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遠在太平洋彼岸，他從英文的《字林周報》上查閱那篇報道《中國旅館的奇異悲劇》。他所關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卻是案件所發生的時間——因為它是一個時間坐標，確實了案件發生的時間，便可確定法國巡捕騷擾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的時間，以便大致推定開幕的時間。
《字林周報》的報道明明白白的寫道：大東旅社凶殺案發生在7月31日。
此後，李俊臣所發現的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確地寫道：“7月31日那天早上5點多鍾，我睡夢中忽聽一聲很尖厲的槍聲……”
接著，為了考證中國共產黨“一大”的會期，邵維正也查閱了當時上海各報，都一致表明，此案在7月31日發生。
另外，在陳公博1924年所寫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國警察突然出現在李公館，是“在大會的第一周周末”。
7月30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曆史學家們準確地推定了法國巡捕闖入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場的日子是7月30日！
陳公博在一夜之間兩次受驚，不敢在上海久留。雖然他清楚聽見槍聲，卻沒告訴茶房，生怕警方在偵查此案時會要他充當證人。他並不怕當證人，隻是在作證時，警方勢必會盤問他姓名、從何處來、來此何幹之類，萬一把他與李公館聯係起來，那就麻煩了。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大東旅社的總經理郭標，是陳公博的同鄉。“廣東人和廣東人總容易說話”，他跟郭總經理打了個招呼，把行李暫且寄存在大東旅社，便帶著太太李勵莊到杭州散心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