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中共“一大”開幕之日
科學家指出，就人的記憶力而論，最弱的是數字記憶，其中包括對於電話號碼、門牌號、編號以及對於日期的記憶。
也正因為人們對於日期的記憶最弱，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曾成為曆史之謎。
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1921年召開的，眾多的當事者對年份倒是記得清楚的。至於是哪個月召開的，記憶開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開的，則完全陷入了記憶的模糊區之中。
除了記憶之誤以外，中國人當時習慣於陰曆，更加重了這個曆史之謎的複雜性。
毛澤東在1936年對斯諾說：“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毛澤東所說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陰曆。
董必武在1937年則對斯諾夫人尼姆·韋爾斯說：“1921年7月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張國燾在1953年寫道：“1921年5月我遇見毛，那時他被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第一次會議……”
至於陳潭秋在1936年那篇用俄文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不論譯成“7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總是表明在7月15日之後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中國共產黨日益壯大，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也就提到日程上來。陳潭秋的文章，便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說不清一個具體的日期，畢竟給紀念活動帶來困難。
“這樣吧，就用7月的頭一天作為紀念日。”1938年5月，當越來越多的人向當時在延安的兩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黨的生日時，毛澤東跟董必武商量之後，定下7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
不久，毛澤東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開的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所收《論持久戰》沒有這句話，開頭的話是“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7月7日，快要到了”，但在1938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第43、44期合刊，仍可查到這句話。
1940年在重慶出版、由許滌新和喬冠華主編的《群眾》周刊第4卷18期，發表社論《慶祝中國共產黨十九周年紀念》，指出：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周年紀念日。”
1941年6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肯定了“七一”為中國共產黨誕辰：
“今年七一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注釋◆◆◆33”
從此，7月1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
1960年，當韋慕庭見到那塵封已久的陳公博在1924年寫的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感到困惑。韋慕庭寫道：
現在中國共產黨把7月1日作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黨建立的日子來紀念。但對這次大會實際上何時舉行來說，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說是5月，有的說是7月。陳公博寫他的論文時，僅在他參加了這次大會的兩年半以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舉行”。
韋慕庭為陳公博的論文寫了長長的緒言，內中專門寫了一節《大會的日期》，引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地區、台灣地區，還有英國、美國，蘇聯各種文獻，對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進行了一番詳盡的考證。韋慕庭得出結論，認為陳公博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在1921年7月20日開始，到7月30日結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起止日期”。
隻是“近乎”而已。至於精確的日期，這位美國的教授無法確定。
韋慕庭的緒言在美國發表，當時中美尚未建交，中國內地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者們並不知道韋慕庭的考證。
北京。革命博物館。李俊臣在工作之餘，正在那裏通讀《新青年》。
1961年，當李俊臣讀著《新青年》第9卷第3號時，對其中陳公博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產生了很大興趣。
雖說此文是1921年8月的文章，發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讀過它。可是，文中的“密碼”，一直沒有被破譯。當李俊臣讀此文時，才辨出文中的“暗語”。
陳公博寫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我去年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7月14日啟程赴滬。……
乍一看，這是一篇普通的旅遊見聞罷了，四十年來誰都這麽以為。然而，李俊臣卻聯想到中國共產黨“一大”，頓時眼前一亮：
那：“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之類，純屬遮眼掩耳之語，而“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那“學社”是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束我未完的手續”，分明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
此文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為“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文章，是陳公博在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時寫的！隻是因在《新青年》上公開發表，不便點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這才拐彎抹角，故意指桑為槐。不過，文章畢竟記述了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實。由於此文寫於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之際，可以排除那種時隔多年的記憶錯誤。
李俊臣當時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寫道：“我認為，這是一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參考資料，頗具史料價值。”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滬是7月21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麵，即7月2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後……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
當然，也有人提出異議，因為第9卷第3號的《新青年》標明“廣州1921年7月1日發行”，所載文章怎麽可能是記述在7月1日之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呢？
不過，考證了當時《新青年》的出版情況，誤期是經常的，這期《新青年》實際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這一異議。
以後，從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查到一篇極為重要的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作者沒有署名。從文中提及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指共產主義小組）進“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記述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經過，表明此文是1921年下半年寫的。從文章中談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給我們做了寶貴的指示”這樣的語氣來看，作者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極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的報告。
這份報告開頭部分，就很明確點出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時間：
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隻有五個人。領導人是很受歡迎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誌。這個組織逐漸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範圍，現在共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黨員。代表大會預定6月20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這裏，非常清楚地點出了“7月23日”這個日子。報告是在1921年下半年寫的，對於“7月23日”不會有記憶上的錯誤。
不過，仔細推敲一下，又產生新的疑問：因為代表們“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並不一定意味著大會在當天開幕。
陳公博是7月21日抵滬。很可能，在7月23日抵滬的是周佛海——因為當時上海與日本之間通信靠船運，從日本來滬也隻能坐船，頗費時日。何況。他不在東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兒島。
不過，這份報告表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開幕之日絕不可能早於7月23日。
詳細探討這一重要課題的是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的邵維正。他在198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一文。
邵維正的論文，從三個方麵加以考證，即：（一）從代表行蹤來看。（二）從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來看。（三）從當時的文字記載來看。
他的論文最後推定：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開幕。
董必武在1971年8月4日談中國共產黨“一大”時，曾說：“7月1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那（哪）個說得到的。”“注釋◆◆◆34”
邵維正的論文解決了這一曆史懸案，受到了胡喬木的讚許，並榮立二等功。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為邵維正的論文，加了如下編者按：
本文作者依據國內外大量史料，並親自進行了多次訪問，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證。此文以確鑿的第一手資料和有說服力的分析，論證“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十三人，從而解決了有關“一大”的兩個長期未解決的疑難問題。
關於邵維正的最重要的論證，本書將在後麵述及。
不過，現在雖然已經查清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開幕，但是考慮到多年來已經習慣於在“七一”紀念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因此有關慶祝活動仍照舊在“七一”舉行。
“注釋★★★1”達林：《中國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2”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團和中國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注釋★★★3”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注釋★★★4”《列寧全集》，第32卷，156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注釋★★★5”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6”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7”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8”《“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釋★★★9”《“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釋★★★10”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11”以下“G類”檔案文獻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12”《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13”《李大釗傳》，114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釋★★★14”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釋★★★15”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匯編》（二），10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釋★★★16”《回憶李大釗》，4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這一資料是羅章龍之孫女羅星元讀了《紅色的起點》之後，於1991年10月抄寄筆者的。
“注釋★★★17”引自羅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筆者信。
“注釋★★★18”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0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19”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1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0”《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68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33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注釋★★★22”董必武：《創立中國共產黨》，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9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3”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X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注釋★★★24”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25”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368—369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26”《陳公博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41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7”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28”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
“注釋★★★29”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30”李達：《李達自傳》，《“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注釋★★★31”包惠僧：《包惠僧回憶》，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32”包惠僧：《包惠僧回憶》，第30—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33”轉引自邵維正：《“七一”的由來》，載《“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4”《董必武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366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六章成立
也正因為人們對於日期的記憶最弱，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曾成為曆史之謎。
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1921年召開的，眾多的當事者對年份倒是記得清楚的。至於是哪個月召開的，記憶開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開的，則完全陷入了記憶的模糊區之中。
除了記憶之誤以外，中國人當時習慣於陰曆，更加重了這個曆史之謎的複雜性。
毛澤東在1936年對斯諾說：“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毛澤東所說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陰曆。
董必武在1937年則對斯諾夫人尼姆·韋爾斯說：“1921年7月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張國燾在1953年寫道：“1921年5月我遇見毛，那時他被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第一次會議……”
至於陳潭秋在1936年那篇用俄文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不論譯成“7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總是表明在7月15日之後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中國共產黨日益壯大，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也就提到日程上來。陳潭秋的文章，便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說不清一個具體的日期，畢竟給紀念活動帶來困難。
“這樣吧，就用7月的頭一天作為紀念日。”1938年5月，當越來越多的人向當時在延安的兩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黨的生日時，毛澤東跟董必武商量之後，定下7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
不久，毛澤東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開的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所收《論持久戰》沒有這句話，開頭的話是“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7月7日，快要到了”，但在1938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第43、44期合刊，仍可查到這句話。
1940年在重慶出版、由許滌新和喬冠華主編的《群眾》周刊第4卷18期，發表社論《慶祝中國共產黨十九周年紀念》，指出：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周年紀念日。”
1941年6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肯定了“七一”為中國共產黨誕辰：
“今年七一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注釋◆◆◆33”
從此，7月1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
1960年，當韋慕庭見到那塵封已久的陳公博在1924年寫的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感到困惑。韋慕庭寫道：
現在中國共產黨把7月1日作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黨建立的日子來紀念。但對這次大會實際上何時舉行來說，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說是5月，有的說是7月。陳公博寫他的論文時，僅在他參加了這次大會的兩年半以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舉行”。
韋慕庭為陳公博的論文寫了長長的緒言，內中專門寫了一節《大會的日期》，引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地區、台灣地區，還有英國、美國，蘇聯各種文獻，對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進行了一番詳盡的考證。韋慕庭得出結論，認為陳公博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在1921年7月20日開始，到7月30日結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起止日期”。
隻是“近乎”而已。至於精確的日期，這位美國的教授無法確定。
韋慕庭的緒言在美國發表，當時中美尚未建交，中國內地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者們並不知道韋慕庭的考證。
北京。革命博物館。李俊臣在工作之餘，正在那裏通讀《新青年》。
1961年，當李俊臣讀著《新青年》第9卷第3號時，對其中陳公博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產生了很大興趣。
雖說此文是1921年8月的文章，發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讀過它。可是，文中的“密碼”，一直沒有被破譯。當李俊臣讀此文時，才辨出文中的“暗語”。
陳公博寫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我去年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7月14日啟程赴滬。……
乍一看，這是一篇普通的旅遊見聞罷了，四十年來誰都這麽以為。然而，李俊臣卻聯想到中國共產黨“一大”，頓時眼前一亮：
那：“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之類，純屬遮眼掩耳之語，而“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那“學社”是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束我未完的手續”，分明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
此文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為“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文章，是陳公博在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時寫的！隻是因在《新青年》上公開發表，不便點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這才拐彎抹角，故意指桑為槐。不過，文章畢竟記述了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實。由於此文寫於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之際，可以排除那種時隔多年的記憶錯誤。
李俊臣當時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寫道：“我認為，這是一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參考資料，頗具史料價值。”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滬是7月21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麵，即7月2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後……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
當然，也有人提出異議，因為第9卷第3號的《新青年》標明“廣州1921年7月1日發行”，所載文章怎麽可能是記述在7月1日之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呢？
不過，考證了當時《新青年》的出版情況，誤期是經常的，這期《新青年》實際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這一異議。
以後，從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查到一篇極為重要的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作者沒有署名。從文中提及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指共產主義小組）進“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記述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經過，表明此文是1921年下半年寫的。從文章中談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給我們做了寶貴的指示”這樣的語氣來看，作者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極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的報告。
這份報告開頭部分，就很明確點出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時間：
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隻有五個人。領導人是很受歡迎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誌。這個組織逐漸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範圍，現在共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黨員。代表大會預定6月20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這裏，非常清楚地點出了“7月23日”這個日子。報告是在1921年下半年寫的，對於“7月23日”不會有記憶上的錯誤。
不過，仔細推敲一下，又產生新的疑問：因為代表們“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達上海”，並不一定意味著大會在當天開幕。
陳公博是7月21日抵滬。很可能，在7月23日抵滬的是周佛海——因為當時上海與日本之間通信靠船運，從日本來滬也隻能坐船，頗費時日。何況。他不在東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兒島。
不過，這份報告表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開幕之日絕不可能早於7月23日。
詳細探討這一重要課題的是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的邵維正。他在198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一文。
邵維正的論文，從三個方麵加以考證，即：（一）從代表行蹤來看。（二）從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來看。（三）從當時的文字記載來看。
他的論文最後推定：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開幕。
董必武在1971年8月4日談中國共產黨“一大”時，曾說：“7月1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那（哪）個說得到的。”“注釋◆◆◆34”
邵維正的論文解決了這一曆史懸案，受到了胡喬木的讚許，並榮立二等功。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為邵維正的論文，加了如下編者按：
本文作者依據國內外大量史料，並親自進行了多次訪問，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證。此文以確鑿的第一手資料和有說服力的分析，論證“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十三人，從而解決了有關“一大”的兩個長期未解決的疑難問題。
關於邵維正的最重要的論證，本書將在後麵述及。
不過，現在雖然已經查清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開幕，但是考慮到多年來已經習慣於在“七一”紀念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因此有關慶祝活動仍照舊在“七一”舉行。
“注釋★★★1”達林：《中國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2”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團和中國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注釋★★★3”轉引自舒米亞茨基：《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曆史片斷——悼念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組織者之一張太雷同誌》，《革命的東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注釋★★★4”《列寧全集》，第32卷，156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注釋★★★5”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6”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7”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22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8”《“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釋★★★9”《“一大”前後》，第3冊，4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釋★★★10”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11”以下“G類”檔案文獻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注釋★★★12”《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13”《李大釗傳》，114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釋★★★14”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釋★★★15”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載《“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匯編》（二），10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釋★★★16”《回憶李大釗》，4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這一資料是羅章龍之孫女羅星元讀了《紅色的起點》之後，於1991年10月抄寄筆者的。
“注釋★★★17”引自羅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筆者信。
“注釋★★★18”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0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19”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1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0”《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68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1”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133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注釋★★★22”董必武：《創立中國共產黨》，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29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3”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X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注釋★★★24”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25”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368—369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26”《陳公博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41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7”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28”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
“注釋★★★29”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2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30”李達：《李達自傳》，《“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注釋★★★31”包惠僧：《包惠僧回憶》，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32”包惠僧：《包惠僧回憶》，第30—3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釋★★★33”轉引自邵維正：《“七一”的由來》，載《“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4”《董必武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366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六章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