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來了！來了！
從北方，從南方，從東邊的日本，從西邊的武漢，中國共產黨代表們朝上海進發（有人認為這年3月間開過一次代表會議，未得到確證）。
這是中國共產黨各地組織有史以來的頭一回大聚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紅色的起點。
頭一個來到上海的，是坐著火車前來的張國燾，他“因須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所以最先到達。據他自雲是“5月中旬”抵滬。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馬林和尼柯爾斯基是在6月3日才來滬，經過開會籌劃、寄信以及北京小組討論，他來滬的時間估計在6月下旬。
張國燾在路過濟南時，曾在那裏逗留了一天。王盡美、鄧恩銘約了濟南八個黨員和他會麵，一起在大明湖劃船、聚談。
張國燾已經到上海來過幾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環龍路漁陽裏二號，拜訪了李達。
在張國燾的記憶屏幕上，“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接著，張國燾來到本書序章中所著重描述過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誌路一○六號。李漢俊已從三益裏遷入這裏。
張國燾如此形容李漢俊：“他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他熱誠地歡迎我的先期到達，認為很多事在通信中說不清楚，現在可以當麵商討。”
張國燾從“二李”那裏，迅速地察覺“二李”與馬林之間的關係不那麽融洽。
張國燾這麽回憶李達的話；
馬林曾向他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並毫不客氣地向他要工作報告。他拒絕了馬林的要求，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甚麽可報告的。馬林又問他要工作計劃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經濟的支持。他覺得馬林這些話過於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張國燾從李漢俊那裏，也聽到類似的意見。
“二李”性格耿直，怎麽想便怎麽說，怎麽說便怎麽做，於是與馬林之間產生明顯的分歧，有幾次差一點吵了起來。
張國燾從“二李”那裏知道了馬林和他們會談的內容。於是，他來到南京路上那大東旅社，在屋頂花園跟馬林會麵。
他記憶中的馬林的性格是非常鮮明的，與維經斯基的和顏悅色、為人隨和恰成反比：“馬林給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係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難怪，如此倔強的馬林，會與直來直去的“二李”弄僵了關係。
張國燾雖然比“二李”小七歲，但是顯得圓滑乖巧，他既與馬林很談得來，又與“二李”也很親密。這樣，他往來於馬林與“二李”之間，成為雙方的協調人。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原是由“二李”負責。這麽一來，張國燾插了進來，反客為主，把籌備工作的領導權抓在手裏，此後，中國共產黨“一大”由張國燾主持，內中的緣由便在這裏。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劉仁靜，比張國燾晚些天前來上海。他和鄧中夏一起從北京來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劉仁靜、鄧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因為這個學會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選擇7月1日這一天召開年會（劉仁靜未趕上開幕式）。這樣，劉仁靜大約在7月6日左右到達上海。
據謝覺哉日記所載，毛澤東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後6時離開長沙，坐船到武漢，再轉長江輪船，抵達上海的，時間大致上跟劉仁靜差不多。
陳潭秋和留著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漢登上長江輪船，順著東流水，駛往上海。
王盡美和鄧恩銘自從與張國燾作了一日談之後，一起相約動身，登上南去的火車，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輪，從日本鹿兒島前往上海。
姍姍來遲的是廣州的代表。不論是馬林、尼柯爾斯基，還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陳獨秀前來上海。一封封信催，還發去幾回電報，陳獨秀仍然不來。
於是，包惠僧從廣州坐了海船，於7月20日直達上海。
陳公博沒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個抵滬（周佛海何時抵滬，現無法查證。考慮到日本路途較遠，也可能他晚於陳公博抵滬）——他帶著新婚的妻子李勵莊，於7月14日啟程，從廣州到香港，登上郵輪，7月21日來到上海。
來了，來了，十五位代表終於匯聚於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
關於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澤東等”一語代替。後來曾改成“毛澤東、董必武等”。爾後，又改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等”。如今，常見的提法是以城市為序，即：“上海李達、李漢俊，北京張國1、劉仁靜，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產國際馬林、尼柯爾斯基”。這樣以城市為序的排名法，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寫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與“代表”之間，存在著概念的差異。原因在於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引起爭議——包惠僧是武漢小組的成員，而武漢已有董必武、陳潭秋兩位代表；倘若說他是廣州小組代表，而他當時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的，不是廣州小組成員。也有人以為，廣州代表原本是陳獨秀，而陳獨秀來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陳獨秀代表”！為了避免爭議，改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則萬無一失——不論怎麽說，包惠僧總是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過去所依據的是毛澤東1969年在中國共產黨“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第一次代表大會，隻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反革命的有陳會博、周佛海、張國轟、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由於毛澤東說出席中共“一大”隻有十二名代表，沒有把包惠僧列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黨史界便依據毛澤東的話，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細細追究起來，那“出席者”之說。最初也源於毛澤東。
毛澤東在1936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這麽說及中共“一大”：“在上海這次有曆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
在這裏，毛澤東明確地把包惠僧列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當時毛澤東的回憶有誤，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說成“十二個”。
長期以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他的話富有影響。中共黨史研究者們依據毛澤東的話，長期以來這麽說：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當然，這裏沒有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計算在內）。
“圖_中_不_figure_0213_0085_em”
“圖說”隨著尼柯爾斯基照片的發現，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的照片終於“大團圓”“/圖說”
其實，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廣州小組代表也可以。因為他是由廣州小組推選、由陳獨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張包惠僧可以算是“陳獨秀指派的代表”。
不論怎麽說，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確認。“十三人代表”之說，已經日漸被中共黨史界所接受。
除了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確認之外，不久前又發現了兩位未曾正式到會的代表。這兩位代表，一位來自南京，一位來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後建立了中共黨組織，所以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會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陳亞峰，南京的代表一說是郭青傑，一說是劉真如。陳亞峰從徐州來到南京，與南京代表一起來到上海。隻是他們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頗深，不願受黨的紀律的約束，沒有出席大會。
筆者繞開種種關於“代表”和“出席者”的爭議，關於代表排名的先後次序的爭議，在這裏排出一張以年齡（出生年月）為序的代表名單，年長者在先，年輕者在後（同年出生者標明月份）：
“圖_中_不_figure_0214_0086_em”
這是一次年輕的會議！
在代表之中，最為年長的“何胡子”不過四十五歲，最為年輕的劉仁靜隻有十九歲。三十歲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齡隻有二十八歲，正巧等於毛澤東的年齡！
這是一群熱血青年，為著一個主義——共產主義，為著一個學說——馬克思學說，匯聚在一起了！
令人驚訝的是，除去兩位國際代表之外，在十三個中國人當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兩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北京大學學生占五位——陳公博、張國燾、劉仁靜。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澤東，及在北京大學短期學習過的包惠僧，則是五位。另外，“南陳北李”兩位郡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曾經留學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漢俊、李達、周佛海。加上“南陳北李”，則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外，其實還有若幹位完全應當進入代表之列而因種種原因未來的：
陳獨秀——當然代表；
李大釗——當然代表；
楊明齋——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張太雷——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陳望道——與陳獨秀產生分歧而沒有出席；
施存統——可以來而沒有回國。
另外，在法國的張中府、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因路遠聯係不便而不能回國出席。
從北方，從南方，從東邊的日本，從西邊的武漢，中國共產黨代表們朝上海進發（有人認為這年3月間開過一次代表會議，未得到確證）。
這是中國共產黨各地組織有史以來的頭一回大聚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紅色的起點。
頭一個來到上海的，是坐著火車前來的張國燾，他“因須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所以最先到達。據他自雲是“5月中旬”抵滬。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馬林和尼柯爾斯基是在6月3日才來滬，經過開會籌劃、寄信以及北京小組討論，他來滬的時間估計在6月下旬。
張國燾在路過濟南時，曾在那裏逗留了一天。王盡美、鄧恩銘約了濟南八個黨員和他會麵，一起在大明湖劃船、聚談。
張國燾已經到上海來過幾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環龍路漁陽裏二號，拜訪了李達。
在張國燾的記憶屏幕上，“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接著，張國燾來到本書序章中所著重描述過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誌路一○六號。李漢俊已從三益裏遷入這裏。
張國燾如此形容李漢俊：“他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他熱誠地歡迎我的先期到達，認為很多事在通信中說不清楚，現在可以當麵商討。”
張國燾從“二李”那裏，迅速地察覺“二李”與馬林之間的關係不那麽融洽。
張國燾這麽回憶李達的話；
馬林曾向他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並毫不客氣地向他要工作報告。他拒絕了馬林的要求，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甚麽可報告的。馬林又問他要工作計劃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經濟的支持。他覺得馬林這些話過於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張國燾從李漢俊那裏，也聽到類似的意見。
“二李”性格耿直，怎麽想便怎麽說，怎麽說便怎麽做，於是與馬林之間產生明顯的分歧，有幾次差一點吵了起來。
張國燾從“二李”那裏知道了馬林和他們會談的內容。於是，他來到南京路上那大東旅社，在屋頂花園跟馬林會麵。
他記憶中的馬林的性格是非常鮮明的，與維經斯基的和顏悅色、為人隨和恰成反比：“馬林給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係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難怪，如此倔強的馬林，會與直來直去的“二李”弄僵了關係。
張國燾雖然比“二李”小七歲，但是顯得圓滑乖巧，他既與馬林很談得來，又與“二李”也很親密。這樣，他往來於馬林與“二李”之間，成為雙方的協調人。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原是由“二李”負責。這麽一來，張國燾插了進來，反客為主，把籌備工作的領導權抓在手裏，此後，中國共產黨“一大”由張國燾主持，內中的緣由便在這裏。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劉仁靜，比張國燾晚些天前來上海。他和鄧中夏一起從北京來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劉仁靜、鄧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因為這個學會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選擇7月1日這一天召開年會（劉仁靜未趕上開幕式）。這樣，劉仁靜大約在7月6日左右到達上海。
據謝覺哉日記所載，毛澤東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後6時離開長沙，坐船到武漢，再轉長江輪船，抵達上海的，時間大致上跟劉仁靜差不多。
陳潭秋和留著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漢登上長江輪船，順著東流水，駛往上海。
王盡美和鄧恩銘自從與張國燾作了一日談之後，一起相約動身，登上南去的火車，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輪，從日本鹿兒島前往上海。
姍姍來遲的是廣州的代表。不論是馬林、尼柯爾斯基，還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陳獨秀前來上海。一封封信催，還發去幾回電報，陳獨秀仍然不來。
於是，包惠僧從廣州坐了海船，於7月20日直達上海。
陳公博沒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個抵滬（周佛海何時抵滬，現無法查證。考慮到日本路途較遠，也可能他晚於陳公博抵滬）——他帶著新婚的妻子李勵莊，於7月14日啟程，從廣州到香港，登上郵輪，7月21日來到上海。
來了，來了，十五位代表終於匯聚於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
關於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澤東等”一語代替。後來曾改成“毛澤東、董必武等”。爾後，又改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等”。如今，常見的提法是以城市為序，即：“上海李達、李漢俊，北京張國1、劉仁靜，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產國際馬林、尼柯爾斯基”。這樣以城市為序的排名法，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寫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與“代表”之間，存在著概念的差異。原因在於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引起爭議——包惠僧是武漢小組的成員，而武漢已有董必武、陳潭秋兩位代表；倘若說他是廣州小組代表，而他當時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的，不是廣州小組成員。也有人以為，廣州代表原本是陳獨秀，而陳獨秀來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陳獨秀代表”！為了避免爭議，改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則萬無一失——不論怎麽說，包惠僧總是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過去所依據的是毛澤東1969年在中國共產黨“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第一次代表大會，隻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反革命的有陳會博、周佛海、張國轟、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由於毛澤東說出席中共“一大”隻有十二名代表，沒有把包惠僧列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黨史界便依據毛澤東的話，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細細追究起來，那“出席者”之說。最初也源於毛澤東。
毛澤東在1936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這麽說及中共“一大”：“在上海這次有曆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
在這裏，毛澤東明確地把包惠僧列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當時毛澤東的回憶有誤，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說成“十二個”。
長期以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他的話富有影響。中共黨史研究者們依據毛澤東的話，長期以來這麽說：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當然，這裏沒有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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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隨著尼柯爾斯基照片的發現，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的照片終於“大團圓”“/圖說”
其實，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廣州小組代表也可以。因為他是由廣州小組推選、由陳獨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張包惠僧可以算是“陳獨秀指派的代表”。
不論怎麽說，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確認。“十三人代表”之說，已經日漸被中共黨史界所接受。
除了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確認之外，不久前又發現了兩位未曾正式到會的代表。這兩位代表，一位來自南京，一位來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後建立了中共黨組織，所以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會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陳亞峰，南京的代表一說是郭青傑，一說是劉真如。陳亞峰從徐州來到南京，與南京代表一起來到上海。隻是他們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頗深，不願受黨的紀律的約束，沒有出席大會。
筆者繞開種種關於“代表”和“出席者”的爭議，關於代表排名的先後次序的爭議，在這裏排出一張以年齡（出生年月）為序的代表名單，年長者在先，年輕者在後（同年出生者標明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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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年輕的會議！
在代表之中，最為年長的“何胡子”不過四十五歲，最為年輕的劉仁靜隻有十九歲。三十歲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齡隻有二十八歲，正巧等於毛澤東的年齡！
這是一群熱血青年，為著一個主義——共產主義，為著一個學說——馬克思學說，匯聚在一起了！
令人驚訝的是，除去兩位國際代表之外，在十三個中國人當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兩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北京大學學生占五位——陳公博、張國燾、劉仁靜。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澤東，及在北京大學短期學習過的包惠僧，則是五位。另外，“南陳北李”兩位郡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曾經留學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漢俊、李達、周佛海。加上“南陳北李”，則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外，其實還有若幹位完全應當進入代表之列而因種種原因未來的：
陳獨秀——當然代表；
李大釗——當然代表；
楊明齋——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張太雷——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陳望道——與陳獨秀產生分歧而沒有出席；
施存統——可以來而沒有回國。
另外，在法國的張中府、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因路遠聯係不便而不能回國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