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員“大將”南下羊城
其實，廣州也有“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
隻消讀一讀1919年11月連載於《廣東中華新報》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篇長文，便可知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刻的了解。
茲照原文，摘錄若幹片斷：
自馬克思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
由發表共產黨宣言書之1848年，至刊行資本論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間，馬克思主義之潮流，達於最高……
自馬克思倡其唯物的曆史觀以後，舉凡社會的科學，皆頓改其麵目。……
“圖_中_不_figure_0168_0075_em”
“圖說”陳公博“/圖說”
此文署“匏庵”，乃楊匏安的筆名。
寫此文之際，楊匏安二十三歲而已。他是廣州香山縣（今中山市）人。他本來在家鄉教小學。
耿直的他，看不慣校長貪汙學款，予以揭發。然而，他卻因此遭到校長忌恨，反而被誣入獄。出獄後，他極度憤懣，欲尋求真理。於是，他東渡日本，在橫濱勤工儉學，日漸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國後，他在澳門教書。不久，在廣州時敏中學任教，同時兼任《廣東中華新報》記者。他是廣州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正因為這樣，他寫了《馬克思主義》一文，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布爾什維克”主義。
可惜，斯托諾維奇沒有發現楊匏安。楊匏安是1921年在廣州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之後才加入的。後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間，他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罷工的領導者之一。1931年被捕，死於刑場，終年三十五歲。
廣州著手成立共產黨，是從北京大學的三員“大將”抵達這南國名城之後開始的。
這三員“大將”原本都是廣東人，都考上北京大學，都在1920年暑假前畢業，從北京經上海到了廣州。
三員“大將”之一，便是本書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陳公博，《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的作者。
陳公博的父親陳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廣西當過提督。受父親的影響，陳公博從小受到文、武兩個方麵的訓練。他讀了許多中國古書，練就一支筆，所以他後來擅長寫作；他也會武術，會騎馬，身強力壯。此外，他從十五歲起學習英語，為他後來留學美國打下了基礎。
他的父親因參與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獄，陳家陷入困頓之中。陳公博靠著當家庭英語教師糊口。
辛亥革命之後，陳致美躍為“省議會議員”、“提督府軍事故問”，年僅二十歲的陳公博居然也當上了“縣議會議長”。如他所言：“那時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不過，他的父親仍要他去求學。他在《寒風集》“注釋◆◆◆32”中曾這樣回憶：
我的家庭內，母親很是嚴肅，而父親倒很慈和，我自有記憶以來，我的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並且也不曾罵過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後，看我那樣趾高氣揚，便忍不住了。父親對我雖然素來慈和，可是嚴厲起來，卻秋霜滿麵，凜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對我說，你拿什麽學識和資格去做參謀，去當縣議會議長。你這樣不知自愛，終有一天翻筋鬥跌下來，就是地位不跌下來，人格也會墮落。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算為人罷，自己沒有學識，為人也為不了。自然父親那時叫我什麽都不要幹，而去讀書……
陳致美雖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陳公博畢竟還是聽從了他的話，當了兩年教員之後，於1914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畢業之後，他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
北大，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在那裏拜識了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尤其是五四運動，給了他難忘的印象。
後來，他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中，曾作如此描述：
對我來說，回憶這一時期的活動是非常有趣和令人興奮的。我處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終目睹了這次激進的運動，目睹了群眾不滿情緒的加深和反抗的頑強性。此情此景在壯麗和憂傷方麵與1898年—1899冬俄國大學生的總罷課多麽相似！
不過，又如他在《寒風集》中《我和共產黨》一文中所說，在北京時他“靜如處子”，還沒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動。他埋頭於讀書。後來，他才“動如脫兔”。
陳公博的同鄉觀念頗重。他的活動圈，大都限於同鄉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廣東老鄉譚平山。
譚平山年長陳公博四歲，號誠齋，別號聘三，廣東高明縣（今高鶴縣）人。他和陳公博在同一年進入北京大學。他是三員“大將”中的另一位。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這麽寫及譚平山：
平山的原名本叫評鳴謙，別號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廬的意思，後來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諧音來的。那時我因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開玩笑的叫一聲聘老。邇時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別號聘卿，就是世間所傳的王龍、段虎、馮狗、三傑之一，聲勢煊赫，報紙常書聘老而不名。我也喚平山做聘老而不名，並且時常對他說笑，謂南北兩聘老遙遙相對。而平山為了報複罷，喚我做猛野，廣東人叫利（厲）害是猛，而野呢廣東是家夥的意思，所謂猛野，就是利（厲）害的家夥。這樣彼此稱呼，差不多好幾年，至民國二十七年我在漢口重遇平山，還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為人，年紀比我大幾歲，世故也比我老練多，隻是他具有一種名士風，充滿浪漫氣息，不大修邊幅，在北京某一時期，也曾發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時機和興趣一過，又依然浪漫不羈。後來在廣州替共黨工作，倒是一個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員“大將”中。還有一位便是譚植棠。也是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
譚植棠跟譚平山沾親帶故，算是譚平山的族侄——比譚平山小七歲，也是廣東高明縣人。他曾積極參加過五四運動。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提及譚植棠：
至於植棠倒是樸實無華，忠於待人，信於所守，他是學史地的，因平山的關係，我才認識他。我對於植棠的印象和交誼都比別人為深，至今懷念斯人，猶戀戀不釋。
隻消讀一讀1919年11月連載於《廣東中華新報》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篇長文，便可知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刻的了解。
茲照原文，摘錄若幹片斷：
自馬克思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
由發表共產黨宣言書之1848年，至刊行資本論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間，馬克思主義之潮流，達於最高……
自馬克思倡其唯物的曆史觀以後，舉凡社會的科學，皆頓改其麵目。……
“圖_中_不_figure_0168_0075_em”
“圖說”陳公博“/圖說”
此文署“匏庵”，乃楊匏安的筆名。
寫此文之際，楊匏安二十三歲而已。他是廣州香山縣（今中山市）人。他本來在家鄉教小學。
耿直的他，看不慣校長貪汙學款，予以揭發。然而，他卻因此遭到校長忌恨，反而被誣入獄。出獄後，他極度憤懣，欲尋求真理。於是，他東渡日本，在橫濱勤工儉學，日漸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國後，他在澳門教書。不久，在廣州時敏中學任教，同時兼任《廣東中華新報》記者。他是廣州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正因為這樣，他寫了《馬克思主義》一文，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布爾什維克”主義。
可惜，斯托諾維奇沒有發現楊匏安。楊匏安是1921年在廣州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之後才加入的。後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間，他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罷工的領導者之一。1931年被捕，死於刑場，終年三十五歲。
廣州著手成立共產黨，是從北京大學的三員“大將”抵達這南國名城之後開始的。
這三員“大將”原本都是廣東人，都考上北京大學，都在1920年暑假前畢業，從北京經上海到了廣州。
三員“大將”之一，便是本書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陳公博，《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的作者。
陳公博的父親陳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廣西當過提督。受父親的影響，陳公博從小受到文、武兩個方麵的訓練。他讀了許多中國古書，練就一支筆，所以他後來擅長寫作；他也會武術，會騎馬，身強力壯。此外，他從十五歲起學習英語，為他後來留學美國打下了基礎。
他的父親因參與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獄，陳家陷入困頓之中。陳公博靠著當家庭英語教師糊口。
辛亥革命之後，陳致美躍為“省議會議員”、“提督府軍事故問”，年僅二十歲的陳公博居然也當上了“縣議會議長”。如他所言：“那時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不過，他的父親仍要他去求學。他在《寒風集》“注釋◆◆◆32”中曾這樣回憶：
我的家庭內，母親很是嚴肅，而父親倒很慈和，我自有記憶以來，我的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並且也不曾罵過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後，看我那樣趾高氣揚，便忍不住了。父親對我雖然素來慈和，可是嚴厲起來，卻秋霜滿麵，凜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對我說，你拿什麽學識和資格去做參謀，去當縣議會議長。你這樣不知自愛，終有一天翻筋鬥跌下來，就是地位不跌下來，人格也會墮落。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算為人罷，自己沒有學識，為人也為不了。自然父親那時叫我什麽都不要幹，而去讀書……
陳致美雖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陳公博畢竟還是聽從了他的話，當了兩年教員之後，於1914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畢業之後，他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
北大，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在那裏拜識了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尤其是五四運動，給了他難忘的印象。
後來，他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中，曾作如此描述：
對我來說，回憶這一時期的活動是非常有趣和令人興奮的。我處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終目睹了這次激進的運動，目睹了群眾不滿情緒的加深和反抗的頑強性。此情此景在壯麗和憂傷方麵與1898年—1899冬俄國大學生的總罷課多麽相似！
不過，又如他在《寒風集》中《我和共產黨》一文中所說，在北京時他“靜如處子”，還沒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動。他埋頭於讀書。後來，他才“動如脫兔”。
陳公博的同鄉觀念頗重。他的活動圈，大都限於同鄉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廣東老鄉譚平山。
譚平山年長陳公博四歲，號誠齋，別號聘三，廣東高明縣（今高鶴縣）人。他和陳公博在同一年進入北京大學。他是三員“大將”中的另一位。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這麽寫及譚平山：
平山的原名本叫評鳴謙，別號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廬的意思，後來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諧音來的。那時我因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開玩笑的叫一聲聘老。邇時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別號聘卿，就是世間所傳的王龍、段虎、馮狗、三傑之一，聲勢煊赫，報紙常書聘老而不名。我也喚平山做聘老而不名，並且時常對他說笑，謂南北兩聘老遙遙相對。而平山為了報複罷，喚我做猛野，廣東人叫利（厲）害是猛，而野呢廣東是家夥的意思，所謂猛野，就是利（厲）害的家夥。這樣彼此稱呼，差不多好幾年，至民國二十七年我在漢口重遇平山，還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為人，年紀比我大幾歲，世故也比我老練多，隻是他具有一種名士風，充滿浪漫氣息，不大修邊幅，在北京某一時期，也曾發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時機和興趣一過，又依然浪漫不羈。後來在廣州替共黨工作，倒是一個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員“大將”中。還有一位便是譚植棠。也是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
譚植棠跟譚平山沾親帶故，算是譚平山的族侄——比譚平山小七歲，也是廣東高明縣人。他曾積極參加過五四運動。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提及譚植棠：
至於植棠倒是樸實無華，忠於待人，信於所守，他是學史地的，因平山的關係，我才認識他。我對於植棠的印象和交誼都比別人為深，至今懷念斯人，猶戀戀不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