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諾維奇在廣州找錯了對象
當共產主義之火在中國的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逐一點燃之際，中國南方第一大城市廣州。也出現了共產主義的“幽靈”。
廣州是當時中國的一片熱土。共產黨的種子，最容易在那裏萌芽。因為那裏是孫中山的大本營，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當維經斯基率領那個“記者團”抵達北京之後，便兵分幾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馬馬耶夫夫婦和鮑立維去了武漢；那位從哈爾濱奉命趕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黨員斯托諾維奇，則在上海住了幾個月之後，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
熱浪在廣州澎湃，隻有傍晚時一場豪雨驟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氣。1920年9月，在寒帶長大的斯托諾維奇新來乍到廣州，真不習慣。對於滿街戴著尖頂鬥笠的廣州人，對於人行道上便於遮雨的騎樓，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諾維奇在廣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諾爾。他與另一位俄共（布）黨員Песлиh，即佩爾林，一起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此外，還有那位既會講法語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諾維奇用法語與那位越南人交談。
斯托諾維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組織。不過，他的公開身份是“遠東共和國”記者。這個蘇俄在遠東臨時建立的緩衝國，給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們難以想到他會是俄共（布）黨員。
他和佩爾林在廣州市中心永漢北租下了“光光”眼鏡店二樓（今廣州北京路太平餐館對麵）。
他真的幹起了記者行當。在那裏辦起了“俄華通訊社”。
斯托諾維奇在廣州四處活動，尋找廣州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便著手在那裏組織共產黨。不過，他不像維經斯基那麽順利，因為維經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釗，在上海找到了陳獨秀，“紮根串聯”那“根”都“紮”得很準。
也講是缺乏工作經驗，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在廣州所“串聯”的，沒有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者：廣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英語教師黃尊生、譚祖蔭，國文教師劉石心，當過漳州教育局局長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書便是劉石心），在報館當校對的梁一餘，他的弟弟、雅號“生意佬”的梁雨川，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生區聲白。這七位，全是無政府主義者。
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對象，細細探究起來，是因為來廣州時找錯了“向導”。陪同他們來廣州的，是廣東台山籍的北京大學學生黃淩霜。黃淩霜是一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曾加入過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後來又退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黃淩霜引見的是廣州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
在那個時代，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同行，都舉起了反軍閥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組織共產黨，使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的計劃落空了。
當事者譚祖蔭在1981年的回憶，十分真實地道出了當時的情形：
兩個俄國人（引者注：指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同我們每周開一次會，多數在“光光”二樓開，有一次在黃尊生家開。我們開會是匯報本星期宣傳的經過，下一步應如何做。會上使用英語，一般由區聲白當記錄，區當時在嶺南大學教書，有時他來不了，就由我當記錄。黃尊生的英語好，由他當翻譯，梁冰弦和我也會聽、講英語。當時兩個俄國人知道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我們講的是關於開展工人運動的事情，並由波金（引注者：即佩爾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傳的提綱，內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資本家的剝削壓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來鬥爭，也講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道理，然後由區聲白、黃尊生翻譯成中文，由黃尊生、劉石心去協同和機器廠工人俱樂部作宣傳。這個俱樂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過一二次，隻是旁聽，沒講什麽。梁冰弦不常去，區聲白沒去過。記得有一次是講工人受資本家壓迫、剝削，聽眾有三四十個工人。工人沒有發言，因為聽完時間已經很晚，就散會了，也沒有組織工會。此宣傳活動是半公開的，沒有準備組織工人罷工。後來才有機器工會，但我沒有參與。我後來隻當教師，不問政治。當時兩個俄國人沒有和我們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我們與共產黨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歡怎麽搞就怎麽搞。如果提出組織就會馬上反對，我們不要頭頭，誰要做頭頭，馬上有人反對。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有篇文章說，兩個俄國人和我們七個無政府主義者已經組織了廣東共產黨，是廣東最早的共產黨員，這是誤會了。當時確實是沒有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因為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不主張受什麽組織、紀律約束的。“注釋◆◆◆31”
由於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對象，這樣，廣州的共產黨組織，最初沒有建立起來。
說實在的，兩個不懂漢語的俄國人，對廣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裏找錯了對象也是在所難免的。何況，陪他們來到廣州的那位黃淩霜，是來自李大釗身邊——就連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時，也曾吸收了黃淩霜！
廣州是當時中國的一片熱土。共產黨的種子，最容易在那裏萌芽。因為那裏是孫中山的大本營，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當維經斯基率領那個“記者團”抵達北京之後，便兵分幾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馬馬耶夫夫婦和鮑立維去了武漢；那位從哈爾濱奉命趕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黨員斯托諾維奇，則在上海住了幾個月之後，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
熱浪在廣州澎湃，隻有傍晚時一場豪雨驟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氣。1920年9月，在寒帶長大的斯托諾維奇新來乍到廣州，真不習慣。對於滿街戴著尖頂鬥笠的廣州人，對於人行道上便於遮雨的騎樓，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諾維奇在廣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諾爾。他與另一位俄共（布）黨員Песлиh，即佩爾林，一起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此外，還有那位既會講法語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諾維奇用法語與那位越南人交談。
斯托諾維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組織。不過，他的公開身份是“遠東共和國”記者。這個蘇俄在遠東臨時建立的緩衝國，給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們難以想到他會是俄共（布）黨員。
他和佩爾林在廣州市中心永漢北租下了“光光”眼鏡店二樓（今廣州北京路太平餐館對麵）。
他真的幹起了記者行當。在那裏辦起了“俄華通訊社”。
斯托諾維奇在廣州四處活動，尋找廣州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便著手在那裏組織共產黨。不過，他不像維經斯基那麽順利，因為維經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釗，在上海找到了陳獨秀，“紮根串聯”那“根”都“紮”得很準。
也講是缺乏工作經驗，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在廣州所“串聯”的，沒有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者：廣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英語教師黃尊生、譚祖蔭，國文教師劉石心，當過漳州教育局局長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書便是劉石心），在報館當校對的梁一餘，他的弟弟、雅號“生意佬”的梁雨川，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生區聲白。這七位，全是無政府主義者。
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對象，細細探究起來，是因為來廣州時找錯了“向導”。陪同他們來廣州的，是廣東台山籍的北京大學學生黃淩霜。黃淩霜是一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曾加入過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後來又退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黃淩霜引見的是廣州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
在那個時代，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同行，都舉起了反軍閥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組織共產黨，使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的計劃落空了。
當事者譚祖蔭在1981年的回憶，十分真實地道出了當時的情形：
兩個俄國人（引者注：指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同我們每周開一次會，多數在“光光”二樓開，有一次在黃尊生家開。我們開會是匯報本星期宣傳的經過，下一步應如何做。會上使用英語，一般由區聲白當記錄，區當時在嶺南大學教書，有時他來不了，就由我當記錄。黃尊生的英語好，由他當翻譯，梁冰弦和我也會聽、講英語。當時兩個俄國人知道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我們講的是關於開展工人運動的事情，並由波金（引注者：即佩爾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傳的提綱，內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資本家的剝削壓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來鬥爭，也講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道理，然後由區聲白、黃尊生翻譯成中文，由黃尊生、劉石心去協同和機器廠工人俱樂部作宣傳。這個俱樂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過一二次，隻是旁聽，沒講什麽。梁冰弦不常去，區聲白沒去過。記得有一次是講工人受資本家壓迫、剝削，聽眾有三四十個工人。工人沒有發言，因為聽完時間已經很晚，就散會了，也沒有組織工會。此宣傳活動是半公開的，沒有準備組織工人罷工。後來才有機器工會，但我沒有參與。我後來隻當教師，不問政治。當時兩個俄國人沒有和我們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我們與共產黨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歡怎麽搞就怎麽搞。如果提出組織就會馬上反對，我們不要頭頭，誰要做頭頭，馬上有人反對。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有篇文章說，兩個俄國人和我們七個無政府主義者已經組織了廣東共產黨，是廣東最早的共產黨員，這是誤會了。當時確實是沒有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因為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不主張受什麽組織、紀律約束的。“注釋◆◆◆31”
由於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對象，這樣，廣州的共產黨組織，最初沒有建立起來。
說實在的，兩個不懂漢語的俄國人，對廣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裏找錯了對象也是在所難免的。何況，陪他們來到廣州的那位黃淩霜，是來自李大釗身邊——就連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時，也曾吸收了黃淩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