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出任“小組”的書記
茅盾當年在上海所參加的“小組”，用他的話來說：“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這個“小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說，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邁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步，那麽這個“小組”的成立則是邁出了第二步。
這個“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的。不過，由於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組”的成員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不盡相同。
這個“小組”的成員，據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的反複考證，有以下十七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楊明齋、陳望道、茅盾、俞秀鬆、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周佛海、沈澤民（茅盾之弟）、李啟漢、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聲蟹）、李季。這十七人中，年齡最大的是陳獨秀，四十一歲，最小的沈澤民，二十歲。
這個“小組”究竟叫什麽名字？
施存統在1956年回憶說：“一開始就叫‘共產黨’。”“注釋◆◆◆27”
李達在1954年回憶說：“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注釋◆◆◆28”
邵力子在1961年這麽說：“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注釋◆◆◆29”
林伯渠在1956年則說：“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注釋◆◆◆30”
袁振英在1964年回憶：“共產黨小組或共產主義小組都是一樣的，是內部的名稱。”“注釋◆◆◆31”
周佛海在1942年稱之為“籌備性質的組織”。“注釋◆◆◆32”
陳望道在1956年則說，還是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注釋◆◆◆33”
現今可查到的這個“小組”的七位成員，七種說法。
查閱當年的報刊，則又有第八種說法，即這個“小組”名叫“社會黨”。
1920年10月16日《申報》上，曾披露這麽一條消息：
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和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誌，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
《申報》稱陳獨秀為“社會黨”，倒是有根有據的，因為陳獨秀在這個“小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宣稱“吾黨”即“社會黨”。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第1號《新青年》，刊出陳獨秀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一文。
此文是由於“昨天有兩個相信社會主義的青年，問我對於時局的意見”，於是“我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略述如左”。
陳獨秀的“略述”，令人詫異地提及了“吾黨”：
吾黨對於法律底（的）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此處清楚表明，“吾黨”即“社會黨”。
下文，又一處如此行文：
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
這位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的文章，本來就引人注意。他口口聲聲說起了“吾黨”，警方馬上意識到他組織了“社會黨”。正因為如此，《申報》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稱之“社會黨陳獨秀”。
也有人稱這個“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不過，這是後人取的名稱，並非當時的名稱，沒有被采用。
現在對於這個“小組”的正式的、統一的稱呼，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組均稱為“早期組織”）。
對於這個“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如此論述：
“實質上，共產主義小組就是黨的組織。”
“共產主義小組是以列寧建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建立起來的。”
“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的工作方向，即奮鬥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
“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人，絕大部分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承認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並且努力和工人群眾相結合，在實際鬥爭中逐漸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注釋◆◆◆34”
這個“小組”推選負責人，眾望所歸，當然公推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而陳獨秀正符合這個條件。這樣，不論是“小組”的成員們，不論是蘇俄的代表，都一致以為非陳莫屬。
“小組”的負責人叫什麽好呢？叫“小組長”？叫“主任”？
維經斯基沿用俄共（布）的習慣，說應當叫“書記”。
“書記”一詞，在中國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書·高適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不過，古時的“書記”，是指主管文書的人。後來，中國的“書記”是指抄寫員。
當楊明齋把維經斯基的意見譯成中文，“小組”的組員們都感到新鮮。
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
從此以後“書記”一詞在中國共產黨廣泛應用，黨的各級組織負責人被稱為“總書記”、“黨委書記”、“總支書記”、“支部書記”，以至到了後來設立了“書記處”，設立了“書記處書記”。
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在上海誕生了。
就在上海小組誕生的那些日子裏，列寧在蘇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關切著世界的東方，關切著中國的革命。正因為這樣，列寧在大會上所作的發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派出維經斯基前往中國，雖然是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同意，但畢竟不是共產國際直接委派的。
列寧跟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劉紹周和安恩學晤麵，在考慮著再直接派出共產國際的代表前往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注釋★★★1”劉澤榮：《回憶同偉大列寧的會晤》，《工人日報》1960年4月21日。
“注釋★★★2”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31—3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釋★★★3”全宗514，目錄號1，歸案卷號4，第7頁。
“注釋★★★4”《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見《“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2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5”《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又見楊雲若、楊奎鬆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
“注釋★★★6”《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
“注釋★★★7”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1079年版。
“注釋★★★8”這一地址幾乎無人知曉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陳獨秀評論》一書中仿魯的《清算陳獨秀》一文，卻偶然透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住處，並說該址於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協會”，會址。
“注釋★★★9”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10”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1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12”《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13”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
“注釋★★★14”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15”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16”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17”《溫州發現國內最早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溫州日報》1998年2月25日。
“注釋★★★18”《穿越黑暗歲月的一道霞光——〈共產黨宣言〉中譯首版本被發現的故事》，《濟南日報》1996年6月25日。
“注釋★★★19”《陳望道文集》第3卷，《五四運動和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20”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版。
“注釋★★★21”倪海曙：《春風夏雨四十年——回憶陳望道先生》，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釋★★★22”《關於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誌生前談話記錄》，《複旦學報》，1980年第3期。
“注釋★★★23”《李達自傳》，《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4月第8期。
“注釋★★★24”李達：《沿著革命的道路前進》，《中國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注釋★★★25”茅盾：《我的學生時代》，《東方》，1981年第1期。
“注釋★★★26”本文引自鍾桂鬆著：《茅盾傳》第35章《最後的奉獻》，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釋★★★27”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載《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28”李達：《關於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9”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6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0”林伯渠：《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1”袁振英：《袁振英的回憶》，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47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2”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出版社1942年版。
“注釋★★★33”陳望道：《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2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4”《共產主義小組概述》，見《共產主義小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第三章 初創
這個“小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說，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邁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步，那麽這個“小組”的成立則是邁出了第二步。
這個“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的。不過，由於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組”的成員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不盡相同。
這個“小組”的成員，據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的反複考證，有以下十七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楊明齋、陳望道、茅盾、俞秀鬆、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周佛海、沈澤民（茅盾之弟）、李啟漢、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聲蟹）、李季。這十七人中，年齡最大的是陳獨秀，四十一歲，最小的沈澤民，二十歲。
這個“小組”究竟叫什麽名字？
施存統在1956年回憶說：“一開始就叫‘共產黨’。”“注釋◆◆◆27”
李達在1954年回憶說：“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注釋◆◆◆28”
邵力子在1961年這麽說：“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注釋◆◆◆29”
林伯渠在1956年則說：“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注釋◆◆◆30”
袁振英在1964年回憶：“共產黨小組或共產主義小組都是一樣的，是內部的名稱。”“注釋◆◆◆31”
周佛海在1942年稱之為“籌備性質的組織”。“注釋◆◆◆32”
陳望道在1956年則說，還是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注釋◆◆◆33”
現今可查到的這個“小組”的七位成員，七種說法。
查閱當年的報刊，則又有第八種說法，即這個“小組”名叫“社會黨”。
1920年10月16日《申報》上，曾披露這麽一條消息：
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和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誌，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
《申報》稱陳獨秀為“社會黨”，倒是有根有據的，因為陳獨秀在這個“小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宣稱“吾黨”即“社會黨”。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第1號《新青年》，刊出陳獨秀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一文。
此文是由於“昨天有兩個相信社會主義的青年，問我對於時局的意見”，於是“我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略述如左”。
陳獨秀的“略述”，令人詫異地提及了“吾黨”：
吾黨對於法律底（的）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此處清楚表明，“吾黨”即“社會黨”。
下文，又一處如此行文：
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
這位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的文章，本來就引人注意。他口口聲聲說起了“吾黨”，警方馬上意識到他組織了“社會黨”。正因為如此，《申報》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稱之“社會黨陳獨秀”。
也有人稱這個“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不過，這是後人取的名稱，並非當時的名稱，沒有被采用。
現在對於這個“小組”的正式的、統一的稱呼，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組均稱為“早期組織”）。
對於這個“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如此論述：
“實質上，共產主義小組就是黨的組織。”
“共產主義小組是以列寧建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建立起來的。”
“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的工作方向，即奮鬥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
“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人，絕大部分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承認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並且努力和工人群眾相結合，在實際鬥爭中逐漸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注釋◆◆◆34”
這個“小組”推選負責人，眾望所歸，當然公推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而陳獨秀正符合這個條件。這樣，不論是“小組”的成員們，不論是蘇俄的代表，都一致以為非陳莫屬。
“小組”的負責人叫什麽好呢？叫“小組長”？叫“主任”？
維經斯基沿用俄共（布）的習慣，說應當叫“書記”。
“書記”一詞，在中國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書·高適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不過，古時的“書記”，是指主管文書的人。後來，中國的“書記”是指抄寫員。
當楊明齋把維經斯基的意見譯成中文，“小組”的組員們都感到新鮮。
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
從此以後“書記”一詞在中國共產黨廣泛應用，黨的各級組織負責人被稱為“總書記”、“黨委書記”、“總支書記”、“支部書記”，以至到了後來設立了“書記處”，設立了“書記處書記”。
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在上海誕生了。
就在上海小組誕生的那些日子裏，列寧在蘇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關切著世界的東方，關切著中國的革命。正因為這樣，列寧在大會上所作的發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派出維經斯基前往中國，雖然是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同意，但畢竟不是共產國際直接委派的。
列寧跟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劉紹周和安恩學晤麵，在考慮著再直接派出共產國際的代表前往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注釋★★★1”劉澤榮：《回憶同偉大列寧的會晤》，《工人日報》1960年4月21日。
“注釋★★★2”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31—3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釋★★★3”全宗514，目錄號1，歸案卷號4，第7頁。
“注釋★★★4”《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見《“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12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5”《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又見楊雲若、楊奎鬆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
“注釋★★★6”《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
“注釋★★★7”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1079年版。
“注釋★★★8”這一地址幾乎無人知曉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陳獨秀評論》一書中仿魯的《清算陳獨秀》一文，卻偶然透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住處，並說該址於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協會”，會址。
“注釋★★★9”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10”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見《“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1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12”《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13”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1942年版。
“注釋★★★14”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15”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1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16”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17”《溫州發現國內最早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溫州日報》1998年2月25日。
“注釋★★★18”《穿越黑暗歲月的一道霞光——〈共產黨宣言〉中譯首版本被發現的故事》，《濟南日報》1996年6月25日。
“注釋★★★19”《陳望道文集》第3卷，《五四運動和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20”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版。
“注釋★★★21”倪海曙：《春風夏雨四十年——回憶陳望道先生》，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釋★★★22”《關於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誌生前談話記錄》，《複旦學報》，1980年第3期。
“注釋★★★23”《李達自傳》，《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4月第8期。
“注釋★★★24”李達：《沿著革命的道路前進》，《中國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注釋★★★25”茅盾：《我的學生時代》，《東方》，1981年第1期。
“注釋★★★26”本文引自鍾桂鬆著：《茅盾傳》第35章《最後的奉獻》，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釋★★★27”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載《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釋★★★28”李達：《關於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29”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6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0”林伯渠：《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1”袁振英：《袁振英的回憶》，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47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2”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出版社1942年版。
“注釋★★★33”陳望道：《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2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釋★★★34”《共產主義小組概述》，見《共產主義小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第三章 初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