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4月的上海,毛毛細雨不住地飄飄灑灑。
4月下旬,渾身水濕的一列客車駛入上海站。不論是維經斯基夫婦,還是薩赫揚諾娃和楊明齋,都不習慣於上海潮濕的雨天。他們登上黃包車,把車前的油布擋得嚴嚴實實的。與他們同來的朝鮮人安氏,也雇了一輛黃包車。
打頭的一輛黃包車裏,坐著楊明齋。對於他來說,上海比北京更為陌生。他平生頭一回來到這中國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話,簡直叫他難以聽懂。不過,比較起同行的三位俄國人和一位朝鮮人來說,他畢竟該負起“向導”之責。
他在北京時,便聽說上海大東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車,用他那一口山東話吩咐黃包車夫拉往大東旅社。黃包車夫一聽大東旅社,就知道該往什麽方向拉。後頭的幾輛黃包車,也就跟著在雨中魚貫而行。坐在這種人力車上,楊明齋心中真不是個滋味兒,然而他卻必須裝出一副“高等華人”的派頭。
黃包車駛入繁華的南京路,在高懸“統銷環球百貨”六個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彎,便停了下來。楊明齋撩起車前的油布一看,迎麵就是“大東旅社”的招牌。
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東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設的旅館,就在永安百貨商場的樓上。永安公司是在118年9月5日開業,翌日則是大東旅社剪彩大典。在當年的上海灘上,大東旅社名列一流旅館之中。
楊明齋一行下車之後,便見到大門兩側掛著金字對聯:“天下之大,居亞之東。”那“大東”之名,便是從這副對聯中各取末一個字組成的。
進門之後,穿著白上衣、黑長褲的茶房便領著他們上了電梯。
五樓,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兩側是一間間客房。
客房裏相當考究,打蠟地板,皮沙發,大銅床,既掛著蚊帳,又裝著水汀。剛剛在沙發上坐定,茶房便送來滾燙的冒著蒸氣的毛巾,給客人們擦臉。
楊明齋安頓好俄國人、朝鮮人住下,便下了樓。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楊明齋打聽著四馬路在哪裏。哦,原來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過數百公尺的馬路,便是四馬路。
順利地找到了亞東圖書館,從汪孟鄒那裏知道了陳獨秀的地址,楊明齋便趕往環龍路漁陽裏。
陳獨秀平生頭一回見到這位陌生的山東人,起初有點不悅,因為他那兒來來去去的都是熟人,怎麽會讓一個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處?
當楊明齋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釗那熟悉的筆跡,陳獨秀馬上變得熱情起來,連聲說:“請,請進!”
陳獨秀關切地問起李大釗的近況,問起北京大學的近況。看罷信,知道李大釗介紹蘇俄《生活報》記者吳廷康先生前來訪問,陳獨秀馬上答應了。
“我去看望吳先生。”陳獨秀說。
“不,不,在旅館裏談話不方便。我陪他到你這兒來。”楊明齋說道。
依然春雨瀟瀟。兩輛黃包車從喧鬧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拐進了安靜的環龍路,停在漁陽裏弄口。楊明齋撐開雨傘,維經斯基穿著雨衣,壓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裏。
兩位客人出現在漁陽裏二號的客堂間,陳獨秀關緊了大門。
“久仰!久仰!”雖然維經斯基來華之後才聽說陳獨秀的名字,不過,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裏,陳獨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闖進他的耳朵。他已經非常清楚陳獨秀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正因為這樣,他從北京專程趕往上海,“采訪”這位“南陳”。說不上“久”,但“仰”卻是確確實實的。
初次的會晤,隻在三人中進行。維經斯基講俄語,陳獨秀講漢語,楊明齋當翻譯。雙方的談話,大都是彼此介紹各自國家的情況。維經斯基向陳獨秀介紹十月革命後的蘇俄,陳獨秀則介紹五四運動後的中國。
第一次談話在客客氣氣中開始,客客氣氣中結束。維經斯基和陳獨秀的第一次會麵,似乎雙方都在觀察著對方。也許,維經斯基對陳獨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漸漸住了。天氣日益轉暖。在楊明齋的陪同下,維經斯基一回又一回光臨漁陽裏。他和陳獨秀的談話,從客堂間轉到樓上,聲音慢慢壓低。
當陳獨秀知道了這位“記者”的真實身份,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異常密切。他們開始討論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這一問題……
維經斯基搬出了大東旅社,因為那個地方離環龍路遠了一些,況且長期住在那裏也不方便。
維經斯基和他的代表團遷往法租界霞飛路七一六號“注釋◆◆◆8”住了下來。為了便於對外聯係,他們在英租界愛華德路掛出了蘇俄《生活報》記者站的牌子。維經斯基在上海“安營紮寨”,開始認真執行他在海參崴接受的使命。
在楊明齋的幫助下,維經斯基以《生活報》記者身份公開在上海活動。他“采訪”了很多人。據檔案記載,他會見過上海學生聯合會的正、副評議長狄侃和程天放,會見過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
大約是白居易的詩句“漁陽鼙鼓動地來”太動聽的緣故,上海除了環龍路有個漁陽裏,在霞飛路還有個新漁陽裏(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新漁陽裏與漁陽裏隻有一箭之距。維經斯基常常往新漁陽裏六號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