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時間,北京大學成了新聞中心。
5月9日,從北京大學爆出一條轟傳一時的新聞:校長蔡元培留下一紙辭職啟事,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學生一萬五千人所為之事,乃加罪於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於蔡校長之一身。”
盛傳,北洋政府“以三百萬金購人刺蔡”。
為了蔡元培的安全,眾友人力勸他火速離京,暫避風頭。於是,5月9日拂曉,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車,悄然前往浙江,隱居於杭州。
一個多月後——6月11日,又從北大爆出一條新聞,掀起一番新的波瀾。
暮靄降臨北京城。鬧市之中,前門外珠市口西,門口懸著“浣花春”字號的川菜館裏,一張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沒有高聲猜拳,隻是低聲悄語。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陳獨秀。不知什麽原因,那件西服顯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別是《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北京大學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學預科教授程演生、內務部會事鄧初,他們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帶著一隻手提包。
飯足,天色已一片濃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點點頭,先走了。他倆前往城南遊藝園。
事先約定,李大釗在那兒等他們。
陳獨秀和高一涵、鄧初一起出門,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廣東商人出資建造的遊藝場,主樓四層,坐落在離“浣花春”不遠的香廠路和萬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個熱鬧的所在,唱小曲的,說相聲的,演京戲的,放電影的,賣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聲嘈雜,熙熙攘攘。
陳獨秀怎麽忽然有閑情逛“新世界”?隻見他們三人進了大門,幾條黑影也隨著閃了進去。
進門之後,陳獨秀、高一涵跟鄧初散了開來。鄧初鑽進茶室,又走進戲園。陳獨秀和高一涵各處看了看,見燈光明亮如晝,搖了搖頭,朝樓上走去。
陳獨秀這書生,頭戴一頂白色草帽。他原本為了不讓人認出來,但萬萬沒有想到,這頂白帽子給那幾條黑影帶來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擁之中,也很容易找到這頂白帽!
“走,到屋頂花園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裏,便帶著陳獨秀走上四樓樓頂。
樓頂那屋頂花園,是盛暑納涼用的。這時還未到納涼時節,空蕩蕩的,一片漆黑。他倆從屋頂花園邊緣伸出頭來一瞧,第四層的露台上黑壓壓一片人群,正在觀看露天電影。
“這兒太好了!”陳獨秀顯得非常興奮。他從懷裏掏出那鼓鼓囊囊的東西,朝下一撒,頓時,像天女散花一般。
正在聚精會神凝視銀慕的人們騷亂起來,仰起頭驚訝地望著夜空中飄舞的白紙,你爭我奪,秩序大亂。
陳獨秀趁這機會,又甩了一大把紙片。
就在這時候,黑暗中躥出一個人,朝陳獨秀說道:“給我一張。”
陳獨秀竟然隨手給了他一張。
那人借著亮光一看標題:《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這個!就是這個!”
一下子,從暗處撲出幾條黑影,一下子就把陳獨秀扭住了。
原來,密探們盯住陳獨秀已經多時!
高一涵一見情況不妙,躥上天橋想逃。密探大喊:“還有一個!那邊還有一個!”
高一涵在緊急之中,把懷裏的傳單一股腦兒從天橋撒下,“噔噔噔”跑過天橋,扔掉長衫、草帽,下了樓,鑽進混亂的人群。這下子,把尾隨抓捕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樓下一看,鄧初正在台球場裏發傳單呢。
高一涵連忙過去告訴鄧初:“獨秀被捕了!”
“別開玩笑!”鄧初還不相信。
就在這時,陳獨秀被一群密探簇擁著,押下樓來。陳獨秀一邊走,一邊高聲大叫:“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
陳獨秀這般大嚷,為的是讓高一涵、鄧初知道,盡快逃避……
子夜,萬籟俱寂。北京大學附近的箭杆胡同九號陳寓,響起了急促的擂門聲。
“誰呀?”屋裏傳出女人的驚訝的問話。
“開門!”門外一聲粗魯的命令式的答話,表明事態嚴重。
那女人意識到發生意外,連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眾,陳獨秀的第二位妻子。陳獨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歲時與年長他三歲的高曉嵐結為夫婦。高曉嵐乳名大眾,文盲,小腳,與陳獨秀的思想幾乎相差一個世紀!婚後,生下三子,即延年、喬年、鬆年。後來,陳獨秀愛上高曉嵐同父異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師範學校畢業生,喜愛文學,思想新潮,跟陳獨秀誌趣相投。1910年,陳獨秀與高君曼不顧陳、高家族的反對,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沈君默結識了陳獨秀。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後,把高君曼也接來,在箭杆胡同同住。
高君曼未及開門,大門已被撞開,闖進一大群荷槍實彈的警察、士兵,屋裏、屋外足有百人之眾!
陳家亦即《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遭到了徹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陳獨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
當夜在城南遊藝園散發傳單的李大釗得知陳獨秀被捕的消息,焦急萬分。李大釗找來了北京大學德文班學生羅章龍(1989年9月15日,筆者在北京訪問了九十三歲高齡的羅章龍,請他回憶此事)等人,要他們以北京學生的名義發電報給上海學生,把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動員輿論進行營救。
隔了一天——6月13日,陳獨秀被捕的新聞見諸於北京《晨報》。全國各大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申報》、《時報》也都披載。激起眾怒,各界紛紛抨擊北洋政府。
一時間,各地抗議電報紛至遝來,飛向北洋政府。
李達在《民國日報》上發表《陳獨秀與新思想》一文,說得痛快淋漓:
陳先生捕了去,我們對他應該要表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陳先生,是一個“肉體的”陳先生,並不是“精神的”陳先生,“肉體的”陳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陳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要求快恢複“無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陳先生的自由來。“注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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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作者在北京拜訪羅章龍。時值盛暑,他正住在北京醫院高幹病房裏。他耳聰目明,思維敏捷,記憶清晰“/圖說”
那位已經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畫生”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寫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讚譽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
陳君之被捕,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談判代表許世英時,也很尖銳地提到了陳獨秀被捕之事:“你們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管做吧!”
孫中山堅決要求徐世昌釋放陳獨秀。
許世英這位“內務總長”不敢怠慢,趕緊給徐世昌發去電報,轉告了孫中山的意見。
京師警察廳懾於重重輿論壓力,在陳獨秀被關押了九十八天之後,終於在1919年9月16日,由安徽同鄉作保,釋放了他。
“北李”為“南陳”獲釋,熱烈歡呼,欣然命筆,寫了《歡迎獨秀出獄》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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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19l8年陳獨秀、李大釗等編輯的《每周評論》“/圖說”
“圖_中_不_figure_0072_0041_em”
“圖說”覺悟社在1920年1月出版的《覺悟》“/圖說”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麽監獄什麽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相別才有幾十日,
這時有了許多更易:
從前我的“隻眼”“注釋◆◆◆18”忽然喪失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
如今“隻眼”的光明複啟,
卻不見了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注釋◆◆◆19”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歎息,
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
好像花草的種子,
被風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有許多的好青年,
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
“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
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
他們都入了監獄,
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監獄裏,
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
在陳獨秀出獄之後,中斷了快四個月的《新青年》雜誌終於又和讀者見麵了。就在陳獨秀出獄的那天——9月16日,天津的十餘位男青年和十餘位女青年組織了一個嶄新的團體,取名“覺悟社”,出版刊物《覺悟》。覺悟社的領導人,是一位二十一歲的小夥子,名叫周恩來。《覺悟的宣言》便是他寫的。
應周恩來之邀,李大釗在9月21日來到天津覺悟社演講。緊接著,《新青年》編輯部的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也應周恩來和覺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