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矣集》記述了如煙往事
從建設大樓裏出來，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圖書館。
隨著周佛海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這才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報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還曾由另幾家出版社印過不同版本），記述著周佛海如的煙往事。此人擅長文筆，曾不斷把往事凝固在鉛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腳印。
沈之瑜迅速翻過周佛海那篇記述童年的《苦學記》，目光滯留在他回憶加入中共經過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文中，有這麽一段，詳細寫及他1921年7月從日本來滬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經過，並提及了開會的地點；
接著上海同誌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即陳獨秀）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即陳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為湖北代表出席會議，說法不一），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即王盡美和鄧恩銘）。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麵，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隻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現通譯為馬林）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夥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應為尼柯爾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這一段記述中，提出兩個地點：
代表的住宿地是“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開會的所在是“貝勒路李漢俊家”。
這麽一來，尋覓的範圍一下子從偌大的法租界，縮小到貝勒路及其附近。
不過，這縮小了的範圍仍不小。貝勒路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匯路，馬路兩側有兩千多座房子，何況李漢俊於1927年12月17日在漢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貝勒路處於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貝勒的名字給這條馬路命名。那時，是一條荒僻的路，路邊稀稀拉拉立著幾十幢低矮的平房，馬路南段兩側是一大片農田。1943年1月9日，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與日本駐任偽政權“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簽署了《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從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銷了租界，貝勒路也隨之改名，以湖北省黃陂縣縣名命名，改稱“黃破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慣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馬路，以縣、市名命名東西走向的馬路。因省名有限，用於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馬路；貝勒路雖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縣名命名（有關貝勒路的沿革史料，係上海市地名辦公室劉方鼎及上海盧灣區地名辦公室陳法清向筆者提供）。
沈之瑜在花了一個夜晚的時間讀畢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後，便急於想見到周佛海之妻，以便著手尋覓中共“一大”會址。
隔了一天，當沈之瑜剛在軍管會辦公室坐定，大門口警衛室便打來電話，說是一位姓楊的女人求見。
“哦，她來了！”沈之瑜一邊朝大門口急步走去，一邊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紹說：“我是楊淑慧。市公安局楊局長要我來找您。”她說話不緊不慢，每一個字都講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隊裏說慣了“同誌”的沈之瑜，這時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稱呼，“周太太！”
“沈同誌。”在辦公室坐定之後，楊淑慧徐徐說道，“李漢俊先生的家，我去過幾次，印象不很深了。不過，當年的陳獨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我在那裏住過，記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個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應道，“陳獨秀的家在哪裏？”
“我記得，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楊淑慧一口氣說了出來。
“環龍路，也就是現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對上海的馬路十分熟悉。
那時，除了首長之外，一般人都沒有小轎車，沒有吉普車，沈之瑜、楊重光和楊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著。
頭一回出師告捷。因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當年的模樣，南昌路四十七號原是一所法國學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楊淑慧一眼就認出來——老漁陽裏正是在它對麵，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裏，一排排石庫門的房子，猶如從同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這樣的房子，都是一樓一底，一個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牆，牆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門。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個平方米，給一家入住正好。獨門出入，與鄰無幹。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這樣的石庫門房子。
楊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號。她對沈之瑜和楊重光說：
“1921年，在召開中共‘一大’的時候，陳獨秀不在上海，而在廣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帶著倆孩子住在這座樓的樓上。開會期間，李達和夫人王會悟也住在這裏（據王會悟回憶，她與李達在1920年下半年於此舉行婚禮後，一直住到‘一大’召開）。我和周佛海結婚以後，也曾經住過這裏的亭子間，所以印象很深。”
楊淑慧麵對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無限往事。此時，她仿佛回到了當年的情境，帶著沈之瑜、楊重光繞著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說員一般說道：
“這房子兩上兩下。從大門一進來是客堂間——陳獨秀的會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間裏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麵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鍾為限’。客堂間裏還有一隻皮麵靠背搖椅，陳獨秀常常坐在這隻搖椅上。”
楊淑慧領著沈之瑜、楊重光步入屋內，指著客堂後、廚房前那狹長的過道小天井，說道：
“這裏原先有一個水泥的水鬥，上麵有個自來水龍頭，平常是用來洗拖把的。有時，我們用木塞塞住水鬥的出水口，放滿了水，用來浸西瓜。……”
楊淑慧滔滔不絕地說起當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這裏確實是《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陳獨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後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這一革命遺址，沈之瑜和楊重光頗為興奮。
看見楊淑慧已經有點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過幾天再找‘一大’會址。”
於是，沈之瑜跟楊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負責尋找貝勒路上李漢俊家，楊重光則去尋找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來了個兵分兩路，雙管齊下。
隨著周佛海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這才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報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還曾由另幾家出版社印過不同版本），記述著周佛海如的煙往事。此人擅長文筆，曾不斷把往事凝固在鉛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腳印。
沈之瑜迅速翻過周佛海那篇記述童年的《苦學記》，目光滯留在他回憶加入中共經過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文中，有這麽一段，詳細寫及他1921年7月從日本來滬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經過，並提及了開會的地點；
接著上海同誌的信，知道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即陳獨秀）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即陳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為湖北代表出席會議，說法不一），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即王盡美和鄧恩銘）。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卻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麵，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隻有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現通譯為馬林）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鋪。夥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應為尼柯爾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這一段記述中，提出兩個地點：
代表的住宿地是“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開會的所在是“貝勒路李漢俊家”。
這麽一來，尋覓的範圍一下子從偌大的法租界，縮小到貝勒路及其附近。
不過，這縮小了的範圍仍不小。貝勒路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匯路，馬路兩側有兩千多座房子，何況李漢俊於1927年12月17日在漢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貝勒路處於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貝勒的名字給這條馬路命名。那時，是一條荒僻的路，路邊稀稀拉拉立著幾十幢低矮的平房，馬路南段兩側是一大片農田。1943年1月9日，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與日本駐任偽政權“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簽署了《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從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銷了租界，貝勒路也隨之改名，以湖北省黃陂縣縣名命名，改稱“黃破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慣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馬路，以縣、市名命名東西走向的馬路。因省名有限，用於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馬路；貝勒路雖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縣名命名（有關貝勒路的沿革史料，係上海市地名辦公室劉方鼎及上海盧灣區地名辦公室陳法清向筆者提供）。
沈之瑜在花了一個夜晚的時間讀畢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後，便急於想見到周佛海之妻，以便著手尋覓中共“一大”會址。
隔了一天，當沈之瑜剛在軍管會辦公室坐定，大門口警衛室便打來電話，說是一位姓楊的女人求見。
“哦，她來了！”沈之瑜一邊朝大門口急步走去，一邊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紹說：“我是楊淑慧。市公安局楊局長要我來找您。”她說話不緊不慢，每一個字都講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隊裏說慣了“同誌”的沈之瑜，這時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稱呼，“周太太！”
“沈同誌。”在辦公室坐定之後，楊淑慧徐徐說道，“李漢俊先生的家，我去過幾次，印象不很深了。不過，當年的陳獨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我在那裏住過，記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個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應道，“陳獨秀的家在哪裏？”
“我記得，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楊淑慧一口氣說了出來。
“環龍路，也就是現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對上海的馬路十分熟悉。
那時，除了首長之外，一般人都沒有小轎車，沒有吉普車，沈之瑜、楊重光和楊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著。
頭一回出師告捷。因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當年的模樣，南昌路四十七號原是一所法國學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楊淑慧一眼就認出來——老漁陽裏正是在它對麵，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裏，一排排石庫門的房子，猶如從同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這樣的房子，都是一樓一底，一個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牆，牆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門。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個平方米，給一家入住正好。獨門出入，與鄰無幹。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這樣的石庫門房子。
楊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號。她對沈之瑜和楊重光說：
“1921年，在召開中共‘一大’的時候，陳獨秀不在上海，而在廣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帶著倆孩子住在這座樓的樓上。開會期間，李達和夫人王會悟也住在這裏（據王會悟回憶，她與李達在1920年下半年於此舉行婚禮後，一直住到‘一大’召開）。我和周佛海結婚以後，也曾經住過這裏的亭子間，所以印象很深。”
楊淑慧麵對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無限往事。此時，她仿佛回到了當年的情境，帶著沈之瑜、楊重光繞著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說員一般說道：
“這房子兩上兩下。從大門一進來是客堂間——陳獨秀的會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間裏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麵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鍾為限’。客堂間裏還有一隻皮麵靠背搖椅，陳獨秀常常坐在這隻搖椅上。”
楊淑慧領著沈之瑜、楊重光步入屋內，指著客堂後、廚房前那狹長的過道小天井，說道：
“這裏原先有一個水泥的水鬥，上麵有個自來水龍頭，平常是用來洗拖把的。有時，我們用木塞塞住水鬥的出水口，放滿了水，用來浸西瓜。……”
楊淑慧滔滔不絕地說起當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這裏確實是《新青年》編輯部所在地，陳獨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後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這一革命遺址，沈之瑜和楊重光頗為興奮。
看見楊淑慧已經有點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過幾天再找‘一大’會址。”
於是，沈之瑜跟楊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負責尋找貝勒路上李漢俊家，楊重光則去尋找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來了個兵分兩路，雙管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