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文物

夢與痛的糾纏--敦煌遺書

　　敦煌遺書指在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今敦煌研究院編為第17號窟）內發現的大批5至11世紀的古寫本及印本。係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王圓籙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偶然發現的，據不完全統計，估計在四五萬件左右。

　　其中寫本居多，間有唐、五代、北宋木刻本。漢文書卷最多，當在4萬卷以上。西域通行的各種文字書卷也有不少。藏文文書數量龐大，未有正式明確統計。這批材料的寫印時間約在公元3～10世紀。

　　目前發現最早為西涼建初二年（公元406年）所抄《十誦比丘戒本》，最晚為《大宋鹹平五年（1002年）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帳子入報恩寺記》。敦煌遺書的年代考訂，可從紙質、尺幅、書法、題記、內容等方麵確定，北朝寫本書法帶有隸意，南朝及隋唐寫本為楷書，間有行書草書。8世紀末至9世紀，有木筆書寫的卷子，9世紀後期出現了經折裝及冊子本。

　　藏經洞發現的5萬多卷敦煌遺書，從內容上可分為宗教典籍、官私文書、中國四部書、非漢文文書等類，實際上是一座中世紀文庫，胡適曾稱它為“和尚圖書館”。

　　近百年來，各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敦煌遺書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學者們發現敦煌遺書不僅對中國史的研究，而且對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將要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許多曆史上的重大疑難問題可以在敦煌遺書的研究中獲得新的啟示。

　　敦煌遺書的發現，是中國和世界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產生了“敦煌學”。敦煌遺書研究是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研究中古中國、中亞、東亞、南亞相關的曆史學、考古學、宗教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學史、藝術史、科技史、曆史地理學等提供了重要研究資料。

　　敦煌遺書的流失

　　千年曆史的蘇醒

　　清光緒年間的一天，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經。抄經人把點旱煙的芨芨草似蘆葦插進牆壁的裂縫裏，發現壁內深不可止，用旱煙杆敲壁，似有空聲。王道士用钁頭刨開牆壁，發現有一小門，又刨開泥封的門，是一間複室，約丈餘見方，內堆積有許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著經卷，整整齊齊，白布包下鋪著經幡、繡像等等。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這些文物的價值。他拿了些經卷、畫像送給敦煌縣知事汪宗瀚。汪是識貨的，但他僅僅把這些東西當做鑒賞的古董、官場結交的禮品。1902年，甘肅學政葉昌熾從汪那裏看到幾卷古書，幾幡畫像，葉昌熾知道這批文物的價值，就建議當時的藩台衙門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門算了算，把這些古物從敦煌裝車運到省城，至少得花費幾千兩銀子，太不值得，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但公事總得敷衍一下，於是藩台衙門給敦煌縣衙下了一道公文“經卷佛像，妥為封存”。縣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給王道士，責成王道士“妥為封存”。曆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寶的命運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滿清政府的各級官吏卻對此無動於衷。

　　王道士當然不會“妥為封存”，而是帶了一箱經卷到酒泉，呈送給安肅道道台滿人廷棟。但廷棟不識貨，以為這些繕本經卷的書法還不如他的好，隻是拿了隨便送人。恰巧，嘉峪關稅務司有個比利時人任滿回國，向廷棟辭行，廷棟送他幾本繕本書，還告訴他是敦煌石窟發現的古書。比利時人路過新疆時，又把這些古書分贈給新疆的長康將軍和道台。敦煌藏經洞遺書的發現就這樣傳播開了。

　　最初與最後的盜竊--俄國人

　　自1840年鴉片戰爭英帝國主義者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之後，西方的所謂學者、傳教士、考古學家、探險家紛紛深入到中國腹地，打著傳教布道、測繪地圖、勘察地質、調查民俗、研究方言等幌子，肆無忌憚地無孔不入，瘋狂掠奪我國大量的珍貴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也在劫難逃。

　　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或許是第一個到達藏經洞的西方盜寶者，早於英國的斯坦因二年。如今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收藏的約12000件敦煌藏經洞遺書多為1905年10月奧布魯切夫和1914年奧登堡從敦煌竊去的。但奧布魯切夫在敦煌是如何竊走經卷的，如今已無人知曉。

　　1914年另一個俄國人奧登堡抵達敦煌時，藏經洞內的遺書已所剩無幾，大宗的敦煌文物已經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帶到了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來得早卻不懂中國文化的斯坦因拿得多，來得晚但精通漢學的伯希和拿得精。

　　奧登堡和他的考察隊開始搜集敦煌洞窟內殘留的文物。那些已經脫落斷裂成碎塊的壁畫，已經被踐踏成泥團硬塊的絹畫和絲綢被考察隊一一清理出來，帶著洞內的泥土和塵埃，全部裝箱帶回了俄羅斯。具體情況，奧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記中作了記錄。這份記錄現藏原蘇聯科學院檔案館。倘能公諸於世，或許能告訴人們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竊取遺書的情形。

　　以學者的名義--斯坦因

　　1879年，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濟和斯希尼到我國西北甘肅一帶調查地理。洛克濟到了敦煌，莫高窟無與倫比的精美壁畫和塑像使他歎為觀止。莫高窟留給他的印象實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後，在1902年德國漢堡召開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他做的關於敦煌佛教藝術的報告，對莫高窟的壁畫、雕塑的精致、美麗的價值推崇備至。他的“熱烈的敘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馳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個匈牙利人，但卻在英國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邊地擔任總視學，後來又轉入印度的考古學調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準備後，兩次到了我國新疆，當他從比利時人那裏知道敦煌發現遺書，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趕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學者，雖然看不懂漢文，但他雇了湘陰人蔣資生為翻譯。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記》裏說：“從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燈光中，我的眼前忽然為之開朗。經卷緊緊地一層層地亂堆在地上，高達10英尺左右。據後來的測度，將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約有9英尺見方……”除了繕本卷子之外，還有“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一個大包裹，打開之後，全是古畫”、“顏色調和，鮮豔如新”。他不露聲色地暗暗觀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對這些寶貴的經卷和藝術品毫不在乎，很為“驚異輕鬆”，他想“到了這一步，熱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過”，果然，“這種節製立刻收了效”，“王道士對於遺物的漠視因此似乎更為堅定一點”。

　　斯坦因竊走的遺書共一萬餘卷，還竊走了許多繪畫、刺繡、絹畫，其中有長及丈餘、寬到五六尺的唐繡觀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剛經，經卷上有精致的佛像，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畫藝術傑作。斯坦因付給王道士的代價是14塊馬蹄銀，據《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上說約合720兩。16個月後，這批中華民族的國寶被陳列在倫敦的大不列顛博物館。

　　接踵而來--伯希和

　　及斯坦因之後到來的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康將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後，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並於1908年3月趕抵敦煌。

　　伯希和一行來到莫高窟前，一麵開始對所有洞窟進行編號、測量、拍照和抄錄各種文字題記，一麵和王道士進行交涉。伯希和因流利的漢語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從談話中得知，伯希和並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寫本出賣給斯坦因的事，所以對這些洋人的堅守諾言感到滿意。很快，在這年的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進藏經洞，而且還允許他在洞中挑選。

　　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餘目而棄置者，餘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裏，麵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裏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曆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裏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其中約有六七十件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現在讀的隻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裏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

　　趁火打劫--日本

　　繼奧布魯切夫、斯坦因以及伯希和之後，1911年10月，日本著名的盜寶專家大穀光瑞的探險隊也來到敦煌，成員中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手中騙到500多卷經卷和兩尊精美的塑像。

　　劫難未盡--私藏竊取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來華，他為了向中國學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輝煌成果，將隨身帶來的敦煌遺書在北京六國飯店展出。中國學者羅振玉、董康、蔣斧等人聞訊，拜訪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們通報了敦煌藏經洞的情況。中國學者這才看到幾卷敦煌遺書，“摩挲讚歎，扼腕不已”。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這才傳遍京城內外。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經洞被發現的第9個年頭後，清政府才下令搜買敦煌遺書，並撥經費60000兩白銀。1910年三、四月間，敦煌縣將第一批敦煌遺書6004卷裝車啟運。這批劫後的遺書自敦煌運至北京途中，因偷盜而散失無數。當運送遺書的大車抵達北京時，新疆巡撫何彥升之子何震彝竟將大車接到自己家中，約其嶽父李盛鐸和劉廷琛、方爾謙等人，挑選遺書，取其精好者藏匿下來，而將較長的經卷，一拆為二以充不足之數。根據李氏及家人以後出售的卷子目錄可以看出，李盛鐸當時攫取了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但因他死得早，又將經卷大都作為禮物饋贈了親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個未知數。現藏東京的一部分卷子，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的150餘卷經卷，就是何、李當年私下藏掖下來的。

　　總之，這批敦煌遺書在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卷數比敦煌起運時還多，變成8697卷。1929年，京師圖書館將卷子移交北平圖書館時，則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數而言，現在的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已近萬卷，成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遺書的三大圖書館之一了。

　　敦煌遺書的現狀

　　經國外文化竊賊的盜劫敦煌遺書分藏於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個完整的聯合目錄，藏經洞內究竟有多少遺書，至今仍無從確切統計。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6000件；英國圖書館藏13677件；法國國立圖書館藏7000餘件；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18000餘件。

　　在國內，漢文卷子主要收藏於北京圖書館，編有館藏目錄《敦煌劫餘錄》及其補編；藏文卷子主要收藏於甘肅省圖書館與敦煌縣文化館。

　　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國曆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甘肅省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市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天津市曆史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西北師範大學、台北中央圖書館、香港藝術館等單位都有收藏，總數也在萬件以上。

　　敦煌遺書的整理與修複

　　敦煌遺書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曆來倍受重視，在妥為珍藏的基礎上，進行了長期的整理、修複與編目，並對研究者開放閱覽。這些對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敦煌遺書入藏之初，中國國家圖書館即派專人負責，整理編目，約於1912年編撰完成《敦煌石室經卷總目》，著錄8679號敦煌文獻。1922年陳垣先生在《敦煌石室經卷總目》基礎上主持編撰分類編目《敦煌劫餘錄》，1931年3月作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四種出版，著錄8653號。1929年成立的寫經組，負責編撰館藏敦煌文獻目錄，至1935年完成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續編》，惜其生不逢時，遭遇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未能及時麵世。1981年7月，善本組將新字號部分整理編目，完成《敦煌劫餘錄續編》，著錄1065號。1990年，在館長任繼愈先生親自主持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編纂工作正式啟動，在一兩年內將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全部出版。

　　敦煌遺書已有一千年以上的曆史，不少卷子被泥土掩埋、油汙、水浸後，變得脆硬、糟朽。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修複工作始於1991年，學者和修複人員認真總結了前人及海內外有關單位修複敦煌遺書的經驗教訓，經國內外專家研究論證，確定了本館的修複方針。從1990年以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修複中心修複敦煌遺書5000餘米，解決了一個個的技術難題。修複的敦煌遺書美觀大方，保留了研究資料，深受各界好評。

　　敦煌遺書的保存

　　1910年，敦煌遺書入藏京師圖書館。1936年，為防止這批珍寶被日本帝國主義劫奪或受到戰爭的破壞，敦煌遺書轉移上海，秘藏在某外國銀行。直到全國解放，才運回北京。1987年後，敦煌遺書全部移藏新館。庫房恒溫恒濕，條件很好。隻是遺書數量很多，而存放敦煌遺書的特藏庫空間狹窄，原來的用以存放敦煌遺書的箱子也不夠用，隻好放在各種鐵櫃、木箱乃至自製的紙盒中。2004年在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下，特辟寬敞的敦煌遺書特藏庫，定製專用木盒與書櫃。較大的寫卷，一卷一盒，放在書櫃的特定架位上，徹底改變了此前幾十號敦煌遺書同放一個抽屜，相互擠壓的情況。使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的收藏環境成為世界一流。

　　國際敦煌項目

　　隨著時代發展，海內外學術界越來越認識到，將散落的敦煌文獻珠聯璧合，將是世界學術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敦煌學國際合作呼之而出。1993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新德裏國立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柏林國家圖書館倡議成立國際敦煌項目。英國國家圖書館魏泓博士高瞻遠矚，獨具慧眼，在次年便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書館設立專門機構--國際敦煌項目（IDP），現在已經成為英國國家圖書館的一個重要的部門。

　　國際敦煌項目的成立為世界敦煌文獻收藏機構構建了一個合作交流的平台，共商解決保護、編目的問題。各收藏機構還倡議共同建立一個完整的網上數據庫，目錄資料與高質量的數字化圖像相鏈結，並附有其他相關資料，使各國學者能充分利用藏品。1994年開始在專門設計的國際敦煌項目數據庫中錄入文獻資料，1997年開始寫卷數字化。1998年10月數據庫上網。

　　收藏故事

　　李盛鐸、方爾謙晚年移居天津，藏在他們手裏的部分敦煌遺書隨之來到津城。後來，大概是因生活所需，那些敦煌遺書流散於天津市麵，其中一部分被津門收藏家周叔弢、張叔誠等人收藏。

　　周叔弢是中國民族實業家，也是著名的中國古籍收藏家，他將自家經營企業所得，幾乎全部用來購買文物圖書，藏書量多達4萬餘冊。敦煌遺書屢遭外族劫掠的事情早有報道，周叔弢聞之怒不可遏，從此，但凡敦煌遺書，他見一件買一件，唯恐國寶再落外人之手。周叔弢請專業人員為他收藏的250多卷敦煌遺書定製紙盒，一卷一盒，裝好後藏進一個特製的木箱，再不轉手。

　　新中國成立後，周叔弢曾經擔任過天津市副市長、當選過全國人大第一至五屆的常委會委員，以及全國政協第一至四屆和六屆的委員。“文革”時周叔弢受到衝擊。橫掃“四舊”，抄家抄到周家時，周叔弢深怕他所珍藏的敦煌遺書遭遇不幸，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還是盡力地說服那些紅衛兵，最終使得這些敦煌遺書幸免於難，被送到天津市曆史博物館保存。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落實政策，大量的文物清退給周叔弢。周叔弢這時提出願把包括256件敦煌遺書在內的1262件文物、9196冊古籍善本，無償捐獻給國家。周叔弢的好友張叔誠，在周叔弢的帶動下，也向國家提出了無償捐獻文物的要求。張叔誠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他所捐獻的文物中也有一些敦煌遺書，其中有的印著方爾謙的鑒賞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