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研究

第三節 呂梁地區農村教育改革的實踐

　　社會經濟發展是人們根據外在資源條件而尋求改變自身生活處境的能動性活動的過程，從一般角度看，主體發展的可能性與可靠性取決於他能否獲得能動性的機製，能否獲取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資源以及能否具備求發展的能力，也就是說資源、能力與機製是主體獲得發展的可能與可靠基礎，三者之中缺少任何一個，都可能帶來貧困。誠然，資源稀缺可以開發或引進，機製缺乏則可以通過製度創新或政策惠顧加以創造，但是對於主體發展能力不足又當如何呢？這種能動性機製不僅與製度和政策有關，而且與聯係著人們心理與情感的文化交織在一起。當三者的欠缺之間發生選擇性親和作用時，就會形成穩定的貧困。經濟學家納克斯曾提出“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認為貧困是由若幹個相互作用的“惡性循環”並列造成的，把它作為一種方法論來分析我國貧困地區貧困再生的過程和能動性機製欠缺的原因時，我們發現在貧困地區存在著一個造成主體發展能力欠缺的人才素質惡性循壞圈，即：人口素質低→發展能力不足→貧困→教育落後→人口素質低。

　　呂梁地區是富有光榮傳統的革命老區，它處在全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的呂梁山區中部。境內梁峁起伏，溝壑縱橫，是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重災區。全區水土流失麵積145萬公頃，占山區丘陵麵積的74.6%，每年輸入黃河的泥沙達1.68億噸。這裏的耕地地窄坡大，農業氣候條件惡劣，旱、澇、風寒等自然災害頻繁，農業生產沒有保障。加之社會和曆史的種種原因，長期為貧困所困擾。直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全區還有761個村子30餘萬人處於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特困狀態呂梁曆屆地委、行署都始終把帶領群眾脫貧致富作為任期內的主要任務。特別是1994年以來，呂梁地委、行署科學地分析了地區發展的限製因素，結合呂梁實際情況確定了扶貧攻堅的指導思想，即“把工作重點放在改變生產條件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把發展農村教育放在重點地位，進而確定了扶貧攻堅的難點和突破口，取得了一係列令人矚目的成就。

　　在中國貧困問題的研究中，自從有人提出了“人的素質差是落後的本質”這一觀點以來，貧困人口素質與貧困狀況的內在聯係，就在不同層次和角度上一再成為人們研究的一個重點。根據《素質脫貧分析報告》提出的有關數據，人均年收入20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3.51年，年收人400～800元的農戶受教育年限則為5.31年，“貧困地區農戶經濟行為”課題組計算了收益隨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下降而下降的情況。所反映的是呂梁地區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貧困的關係。

　　可見，貧困戶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明顯低於非貧困戶，在我們調查的120戶農民中，貧困戶戶主均是文盲或半文盲。他們不僅表現在文化水平低，難於掌握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更主要的是表現在觀念落後，思想保守，他們不願接受新經曆和新經驗，安全求穩意識濃厚，風險意識缺乏，發現和利用就業機會的動機與能力不足，特別表現在創業意識薄弱，短期行為嚴重等方麵。在與貧困戶代表交談過程中，我們問及“你們最需要什麽？”時，幾乎所有人都回答“要錢”，“如果給你2000元錢你用來做什麽？”，一個農民稍加考慮後告訴我們“用它開個小賣部”，“在一個隻有十幾戶的山頭上開小賣部，賺不來錢怎麽辦？”，“自己用”，這種回答從某種程度上說明沒有文化的貧困農民缺乏改變生存環境的長遠奮鬥目標。一方麵他們需要錢，另一方麵又缺乏去掙錢的動機，不少人在家閑著沒事幹卻看不上每天掙15～20元的煤礦工或修路工。當他們有了錢後也不是用來改田造地、植樹造林或發展養殖業，大多是圖眼前的享受。這不僅是構成貧困的因素，也是穩定脫貧和獲得持續發展的障礙。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打破人才素質惡性循環怪圈的突破口，也是反貧困工作的一項戰略選擇，呂梁地區的脫貧正是從改革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的素質開始的。

　　他們深刻認識到，經濟貧困是呂梁貧困的表象，人才和技術貧困是貧困的本質。然而傳統的升學教育，使農村教育嚴重脫離農村發展需要。全區每年升人大中專院校的學生僅占同齡人數的5%，95%的農村學生過不了升學的“獨木橋”。每年返鄉的初高中畢業生達3萬餘人，他們應該是農村建設的生力軍。但實際上他們對於回鄉一無思想準備，二無技術準備。據對全區10個縣近13萬名初、高中回鄉畢業生的追蹤調查，他們的年勞動收入超過當地勞動力平均收人的占33%，低於當地平均勞動收人的占66.4%。農村教育的這種狀況及其結果顯然不能適應農村脫貧和持續發展需要。然而在呂梁卻有幾個真正按照教育規律辦事、使農村教育與農村發展需要相結合的典型。

　　1.圪叉吸學校。方山縣的圪叉咀是曆史上有名的貧困村和文盲村。由於太窮，50年代村裏幾次試辦學校都未能維持下來。1962年，二十多歲的陳有良作為全村惟一識幾個字的“秀才”，為了不讓下一代再當文盲，幾次下山終於請來了22歲的初中畢業生李建當老師。

　　小學創辦後，為了讓學校能生存下來，適應當地發展林業生產的需要，他們創辦了校辦小農場和小果園，進行勤工儉學，實現了辦學經費自給。李建覺得小農場隻解決了眼前問題，長遠的問題是如何通過教育的力量，逐步使全村人都富起來。他看到村周圍都是荒山禿嶺，決心把它都種成樹，走育林育人並舉、興富民的路。於是他又向村裏要了2.67公頃荒山坡，辦起小林場。栽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買了許多書，鑽研新技術，有些問題不懂，便到縣上請教技術員。栽樹時從劃線、挖坑到澆水、除蟲，一切都按科學方法辦，結果小樹成活率達90%以上。把植樹造林知識列人高年級教學計劃，使教學與生產、動腦與動手結合起來。師生多年來營造66.67公頃木材林和500多株樹，為在全體村民中普及林果栽培技術起了示範作用。村民看學校的樹長得莖粗葉茂，便主動地在房前屋後栽起了果樹和木材林，接著退耕還林，建果園綠化荒山荒嶺。為適應村民發展林業的要求，小學校又創辦了農民夜校班，每天晚飯後，農民們坐在一起聽李老師翻著書本講栽樹、選種、施肥、植保等方麵的知識，間或還念念報紙，講講新聞。

　　現在的圪叉咀，全村69個勞動力，人人有一技之長，連沒畢業的小學生都有人請去當果樹嫁接的“師傅”。過去窮得出名的山村，如今人均木材林4公頃，果樹60畝。人均收入超千元，從均糧食超千斤，是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和文明村。

　　幾十年來，人們感到村裏變化最大的是人。70年代初這個村就完成普及初等教育和掃盲任務，80年代中期，這個僅有132人的小山村，已培養了16名高中生、53名初中生，並為國家培養了7名大學生和5名中專生。與傳統的山裏人完全不同，他們精明能幹，有文化，有技術，接受新生事物快，是圪叉咀村持續穩定發展的生力軍。

　　2.前元莊學校。在總結圪叉咀辦學經驗基礎上，呂梁地區於1987年又在柳林縣前元莊村開展以構建“村校結合”、建立“三教統籌”的教育結構和實行“教、科、勞兼顧”的教學體製的教改實驗。前元莊村支部書記兼前元莊學校校長康夢熊向我們介紹了實驗學校辦學的基本思路和做法。針對傳統辦學模式的種種弊端，他們建立了全新的管理體製和教學體製，改變了教育結構，理順了農村教育與當地經濟建設的關係。在管理體製上，實行村教結合。其內容一是村校幹部交叉任職（由村支部書記任村教委主任，學校校長兼任村支部副書記）；二是村經濟發展與教育同步規劃，互為依托，互相促進；三是建立教師聯係農戶製度；四是建立兩種教師製度，即學校專職教師兼任成人教育部的文化課教師，有專長的農民兼任學校勞動技術課和實習指導教師；五是學校圖書、儀器向農民開放，村裏的果園農田作為學生實驗和實習基地。

　　在教育的內部結構上，實行普教、職教、成教“三教統籌”。

　　學校設學前教育部、小學部、初中部和成人教育部，教育對象覆蓋全村幼、少、青、壯不同年齡層次。初中部實行四年製，執行國家教委三年製課程計劃和教學大綱，另外加開20%的職業技術課程。成人部根據學員情況和村裏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決定教學方式和專業設置。在教學體製與方式上，他們著眼於培養既有一定基礎文化知識，又掌握脫貧致富專業技術的新一代農民。他們的農村教育同經濟建設相結合並為之服務，是通過“校園經濟”到“庭院經濟”，再到“全村經濟”的多元發展路子來實現的。首先他們從破除前元莊過去因種植葡萄失敗而認為“這裏不能種葡萄”的陳舊觀念入手，從外地購回優質葡萄苗，並請縣農科所的農藝師傳授栽培技術，組織學生把葡萄苗精心栽在實驗田裏。同時三年級以上學生每人發一株葡萄苗，教他們栽種在自家院裏，並定期指導。結果這批葡萄苗第二年春天的成活率達到97%，使村裏的群眾大為吃驚，紛紛到學校請教。學校趁熱打鐵，把育出的葡萄苗免費提供給群眾，全村葡萄種植形成高潮。目前全村已栽植葡萄3500株，僅此一項每戶增收100多元。接著他們繼續進行了幾十種新技術的引進實驗，都獲得了成功，並通過成人教育部把這些技術傳給群眾，使農戶的庭院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學校教師走出校門聯係農戶是前元莊教育為農村發展服務的第二個措施。首先通過教師的指導在村裏建立示範戶，再通過示範戶帶動全村經濟的發展。近十年的實踐證明通過辦好一所學校，帶動一個村子的路是可行的，學校作為發電機，源源不斷地為農村發展輸送能源，使村裏的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1994年，全村的糧食總產量達到30.5萬千克，比1987年增長10倍；農民人均年收入達1100元，比1987年增長244%。農民的居住環境、生活條件都顯著改善，特別是農民文化科技素質有了很大提高。1993年該村被驗收為無文盲村，全村基本勞力都掌握了1到2門實用技術，科技示範戶占全村總戶數的30%以上，許多農業科學技術在這裏都得了推廣應用。適齡幼兒全部人園，小學的入學率、鞏固率、畢業率均達100%。據山西省教育研究部門對143名初中畢業生的跟蹤調查，升入高一級學校的82名，占57%；就業的91名，其中多數從事司機、焊工、農技、縫紉等技術性工作，其中有5名已成為科技示範戶。同時村風村貌也得到了改善，多年來成為無文盲、無打架、無賭博、無上訪、無封建迷信的“五無村”，被省、地、縣評為精神文明村，走出了一條以農村教育促農村發展的新路。

　　3.劉家疙瘩學校。位於呂梁山西麓、黃河岸邊的劉家疙瘩村，既無經濟基礎，又無礦產資源，加之黃河岸邊土地貧瘠、十年九旱，曾經是一個被當地農民認為“永遠翻不了身”的典型貧閑村。全村380戶人家，1160人，29.13公頃耕地，十年前人均糧食不足250千克，人均收入僅有200元。十年過去了，現在人均產糧450千克，人均收入達到1100元，不僅整體穩定脫貧，而且實現了共同富裕。十年來，他們大搞植樹造林，創造了黃土高原雨水不下山的奇跡，有效地解決了水土流失問題。劉家疙瘩十年巨變靠的也是辦教育，造就一代新農民。村裏的帶頭人是退休教師陳步亮，1980年他回村時，村支部癱瘓，支部書記無人當，年逾花甲的陳步亮擔任起了支部書記。他全方位地實施對農民的教育，特別注意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他堅持三個教育原則：一是以點帶麵，先抓骨幹選示範，再帶動所有人；二是由淺入深，對文化技術的學習先簡單後複雜，先普及後提高；三是從實到虛，先學習農民能直接受益的實用知識與技術，解決農民眼前的切身利益，再逐步灌輸一些思想、觀念等意識形態的東西。他始終堅持了教育過程中知識技能教育與思想道德教育相結合，村情、民意與市場經濟需要相結合，幼教、普教、職教三教相結合的原則。陳步亮營造了一個全天候、全方位的育人環境，隨時隨地地教育農民。用他的話說，“早上聽廣播，晚上上夜校；入村看展覽，進家讀書報；地頭相互學，院裏搞試驗；不怕你不學，不學也要學”。田間、路旁、樹上的木牌、紙條和各種標記營造了科學種田的氛圍。陳步亮為教育農民十年來日複一日剪下整理後的報紙竟達到3萬多塊。每天早上5點半，高音喇叭準時響起陳步亮的聲音，廣播的內容十分豐富，從黨的方針政策、形勢、科學知識、實用技術到農村日常工作，一年365天，連春節也沒間斷過。多年的熏陶使劉家挖瘩人養成了學習的習慣，僅有380戶的小村子訂閱的報刊就達31種。現在受教育主體與發展主體已是全體村民，施教者也不再以陳步亮為主，而是開始了五教互學、眾教眾學，一種大教育的氛圍在村裏形成。到1996年，就有8批共26人自發地到6個縣、21個村參觀學習各種典型，形成了以教育促發展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