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研究

第二節 農民對農業職業按術教育的態度

　　農村經濟要發展，農民要增收，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總結我國農村經濟和農業發展時得出的經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賦予了農民家庭獨立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從而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業和農村經濟獲得了曆史性的進步。然而通過考察二十多年來我國農業發展的進程可以發現，在改革初期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大發展中，政策的貢獻率明顯占據了主要位置。即是說，我國農產品在數量上由短缺到基本自給，主要得益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製度績效的發揮。隨著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效益下降到低水平，以及農產品市場的供求關係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傳統農業生產結構下的農產品總量增長開始進入平台期。在製度績效已經基本上發揮到極限之後，要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經過幾十年的農業科技教育和科技普及，科技的作用已經深入人心，在我們的調查中沒有發現排斥農業科技的現象。在對360人的問卷分析和訪談的基礎上，結合前幾年的研究結果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農民需要科學技術

　　我們曾在1997年對全國不同地區的542位農民的需求狀況進行了調査，在問及“你認為對農民致富的最大限製因素是什麽”時，有39.2%的農民認為是“缺乏資金”，有31.6%的農民認為是“缺少技術”，有3.9%的農民認為是“缺乏勞動力”，有10.4%認為是“信息不靈”，有7.8%認為是其他原因。

　　在各項回答中，認為“缺少資金”的居於第一位，其次是“缺乏技術”，這表明，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製度績效充分發揮以後，農戶經濟脆弱性的局麵還是沒有改變，農業生產尚維持在簡單再生產的水平上，農民的擴大再生產主要受到資金限製，同時，農民對農業科技的作用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關注。

　　時隔四年之後，我們再次對農民最需要的生產要素進行了調查，在給出的四個選項中，有49.1%的被調查農民選擇了“最需要資金”，有29.7%的農民選擇了“最需要新的農業技術”，有5.0%的農民選擇了“最需要勞動力”，有16.2%的農民選擇了“最需要產品的銷售渠道”。在所有被調查的農民中，最需要資金的農民遠遠高出其他選擇，居於第一位，這部分農民幾乎占到總數的一半；其次是最需要新的農業技術，將近30個百分點；被調查農民對勞動力的需求已經很微弱了，據我們對個案的分析，選擇最需要勞動力的農戶無非兩種情況，一是從事種植業，有著大麵積的土地，而勞動力比較少，因而還需勞動力的投入；一是從事養殖業，屬於勞動力密集型，小規模的農戶家庭所能提供的勞動力滿足不了實際的勞動力需求；另外選擇最需要產品銷售渠道的農民主要是對目前農副產品出售難的反映，以及一些地區實現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但農產品品質在短期內難以有大的提高，因而農產品銷售遇到障礙需要加以解決的要求。

　　調查結果表明，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對資金需求仍然居於第一位，但這並不是說農民對農業新技術的渴望並不強烈。

　　1995年5月9日，中國農業大學的幾個學生在《農民日報》上刊登了《致農民朋友的一封信》，誌願為農民朋友提供科技倍息。出乎意料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竟收到了2000多封來信，迫切需要與大學生們建立聯係。這些信大部分都是農村青年寫來的，他們是農村中科技帶頭人。他們迫切需要農業科學技術、科學知識和農業科技信息。江西豐城市石灘鄉的女青年熊滿珍，正在打工積累資金，目的是為村裏辦一個書店。她在信中說：“這裏的農民大多是文盲，鎮上沒有一個書店，有文化的人也很難看到農業科技方麵的書刊，由於科技文化的落後，我們村裏沒有養雞、養豬、養魚的專業戶，人們隻靠那幾畝地生活。我要辦個書店，裏麵有農業的、科技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各種書籍，把現代化的知識、信息、科技成果和現代文明引入村裏。”許昌市鄢陵縣陶城鄉的杜春燕來信說，“麵對依然落後的條景象，我發誓要改變這種狀況，我買了許多農業科技方麵的書刊，決心要靠科學改變這裏的麵貌，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也知道，光靠這幾本書是不行的，光靠我一個人是不行的我迫切需要掌握養殖業、種植業的係統知識，去影響更多的人。”

　　在湖南省茶陵縣虎踞鎮調查時，我們認識了黃坪村的李樂文，他從1990年開始在廣西林科院打工，學到了一手竹筍栽培和加工技術。他對家鄉的自然條件進行了調查，發現很適合種植竹筍。1997年他回到家鄉承包了鎮裏的一座完全沒有效益的舊茶園，引進了竹筍種植技術，當年就收到了很好的效益。1998年就有幾個縣的農民到這裏學習竹筍栽培技術。

　　在我們調研的過程中，所到之處，農民詢問最多的是有什麽新的農業技術。特別是青年農民認識到了農業科學技術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盡管他們占農民總數的比例不大，但他們在農村中所起的示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與一般農民相比，他們更願意接納新的事物，其中包括科學技術，也願意突破原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大膽采用新技術。這使得他們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有著真切的感受，因而更加願意接受職業技術教育，而且在挫折麵前毫不氣餒。

　　資金缺乏的確是農戶經濟脆弱性的典型表現，但是這種缺乏退可以被改變的，它主要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隻要農民意識到農業技術對實際生產的巨大作用，並願意自覺的以農業新技術教育需求來替代資金需求，農民就會擺脫農業生產的非良性循環。

　　（二）限製農民采用農業新技術的社會心理因素

　　盡管農民認為農民職業技術很重要，並對它表示出了歡迎的態度，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從另一個方麵看，農民對職業技術的認識存在著兩個“瓶頸”，這兩個認識上的“瓶頸”限製了農民采用新技術的行為。

　　“瓶頸一”：對農業技術狹隘的風險意識。

　　既然農業技術對農民增加收入很重要，農民也不再懷疑農業科技的作用，那麽當一項農業技術向農民推廣時，農民一定會采用它嗎？事實上態度和行為還有一段距離，認為農業技術重要並不意味著農民一定會采用某項農業技術。在現實生活中農民仍然無法擺脫對農業技術狹隘的風險意識。要采用新的農業技術，不可避免的會有一定的風險。對於公益性的農業技術教育中，農民隻需要花時間去參加學習培訓、參觀等，而不用資金或物質的投入，農民可以接受。但在這種性質的技術教育，農民無法自由選擇其內容，即不能有效的滿足自身的需求。自費接受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則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但農民有選擇的自由。在采用技術階段，農民不僅要投入一定的物質和資金，還要承擔失敗所帶來的風險。因此，在采用新的技術之前農民會仔細的權衡成本與收益的關係。

　　在我們的調查中，能夠冒風險，勇於采用新的農業技術的農民往往是少數。多數農民采取了審慎而“穩健”的態度。但在事實上，那些能夠勇敢采用新技術的農民大都獲得了最終的成功。

　　河北省圍場縣圍場鎮的農民張雨德，家裏隻有半畝地，長期靠著做些小買賣維持生計。1995年，張家的親戚想養雞，勸張一起養。張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從下板城種雞場買回了400隻蛋雞苗，一麵自己摸索，一麵向種雞場進行技術谘詢，當年獲得了成功。張於是擴大了規模，在1997年發展到1000隻雞，成為了養雞專業戶。到2001年，張雨德的蛋雞總數已經達到了1700多隻，隻是苦於家裏場地太小，無法再擴大規模。問及下一步打算，張準備兩步走，如果在村子裏能夠申請到一塊場地，他將繼續養雞，進行規模經營；如果場地問題解決不了，他打算轉行學習食用菌技術，以利用好當地廉價的資源（例如玉米軸、鋸末等）。

　　圍場縣還有個徐海龍，隻有初中文化程度，打過工，當過司機，收入都十分有限。1997年他出車到塘沽，看到養殖牛蛙收入不錯。在偶然得到一張名為“亞都科技之窗”的養殖牛蛙的宣傳小報後，他馬上到武漢買回了21對種蛙，回來辦起了養殖場。由於不懂技術，這批牛蛙不久即生病死掉，隻剩下了8隻。

　　5000塊錢打了水漂。無奈之下徐又借錢到武漢買回了40對種蛙，卻又因消毒方法不當，連先前的8隻種蛙全部死掉。在虧了1萬多塊錢後，徐被迫重新幹起了司機。在這以後，徐開始自學養蛙技術，他購買了牛蛙養殖技術的書籍研究牛蛙養殖技術。到了1998年，徐一咬牙又買回了20對種蛙，開始了第三次嚐試。他經常蹲在池邊觀察牛蛙的生活習性，做了大量的筆記，認真翻閱資料預防病害、投食喂料。經過不懈努力，他在第三次終於獲得了成功，當年繁育蝌蚪5萬隻，在1999年獲利15萬元。到了20OO年，徐擴大了規模，使租用的土地擴展到了2.6公頃，當年又獲利40萬元，實現了育種、養殖、銷售一條龍經營。現在，徐的養殖場長年雇工7人，累計投資已達70萬元，成為當地有名的養殖大戶。從2000年開始，徐又在自己琢磨利用牛蛙池養殖金魚，又將增添一項收入。徐還打算養林蛙，養蛇。在徐的辦公室，我們看到僅技術方麵的書籍就有《美國牛蛙和牛蛙養殖技術》、《牛蛙養殖技術》、《稻田養殖牛蛙》、《美國青蛙》、《林蛙養殖技術》、《觀賞魚》、《欣賞與飼養》等10多本，還有一批報刊雜誌。據徐講，他還經常往返於北京的通州和大興等地，參觀養殖場，與那裏的養殖戶進行經驗交流。可見，徐海龍的成功，是進取精神與農業技術相結合的結果，如果他怕冒風險，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相比較而言，多數農民渴望新技術，但不願首先使用新技術，往往是等少數人獲得了成功，才開始仿效。同樣在河北省圍場縣，一個生產小組對待農業技術的態度就深刻表現出了農民狹隘的風險意識。中國農業大學已經退休的蔬菜專家徐教授，在與地政府和農民協商後，把一個生產小組原來種玉米的3.07公頓土地作為優良蔬菜品種試驗基地。市水利局專門投資6萬多元在地頭打了一眼機井以保證灌溉用水；鎮政府也承諾，如果試驗失敗，農民每畝可獲得150元的賠償。從2001年3月到7月，徐教授5次前往圍場，親自給農民授課，細致的給農民講解從育苗到田間管理的每一個細節。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仍有一些農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並不按照教授講授的方法去做。農民之所以願意把這片玉米地拿出來做試驗基地，有他們自己的考慮：一是種玉米不如種菜劃算，他們也打算種菜；二是水利局給打機井，哪怕今年“種瞎了”，賺眼機井也劃算。而在試驗過程中，農民為了“保證產量”盡可能降低風險，以自己的傳統經驗修改了徐教授新的栽培方法，使試驗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這個案例給了我們很多思考，為什麽農民會在風險很小甚至獲益的條件下，在具有權威性的專家教授的親自技術指導下，仍然對采用新技術心懷疑慮，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自然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狹隘的風險意識影響了農民對農業技術的認識，構成了許多農民難以突破的第一個認識“瓶頸”。

　　“瓶頸二”：掌握一定技術後，又陷入經驗主義的怪圈，對新技術缺乏敏感性，導致技術老化。

　　在現代社會，技術作為一項商品，有其生命周期。大致而言它也會經曆生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幾個階段，農業技術也不例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價格是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那些以新的先進的技術做支撐的產品在競爭中往往處於優勢地位。農民要想在市場中站穩腳跟獲得發展，就需要關注市場變化，不斷采用新的農業技術來提高產量和質量，淘汰已經衰退的技術，從而獲得好的經濟效益。

　　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我國農民的市場意識有了一定的増強，但還遠遠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在一般農民那裏，農民應對市場風險的策略是規模小、品種全的多種經營，所謂“東邊不亮西邊亮，總有一寶能押上”。如果再加上市場信息不靈等因素，農民久而久之又陷入了經驗主義的怪圈，過於關注保險經營，而忽視了對新技術的把握，最終導致了所用技術的老化。這種現象在我們的調查中也比較普遍，它構成了農民難以突破的第二個“瓶頸”。

　　延慶縣的小豐營村，是個蔬菜生產專業村。從90年代開始，村子在幾位能人的帶領下，拋棄了傳統的種植結構，走上了主要發展蔬菜生產的道路。不僅全村80%的耕地都用來種蔬菜，村裏還建起了占地32000平方米的蔬菜交易市場，成為周圍村鎮的蔬菜集散地，產品主要銷往外省市。這個村前幾年因種菜實現了致富，但農民近兩年也麵臨著增收困難的問題。在蔬菜種植結構方麵，小豐營村幾年來沒什麽改變，但蔬菜的價格已經大幅度下跌了。“綠菜花”在幾年前還是價格昂貴的搶手貨，現在儼然已經成了大路貨；在病蟲害防治方麵，該村提出要建立“無公害蔬菜基地”，要求農民使用低毒低殘留新農藥，但有些農民認為新藥效果不佳，防蟲害不如原來的藥頂事，就在晚上偷偷使用傳統的農藥。在我們的訪談對象中，有一部分農民很少甚至不參加村裏舉辦的農業技術培訓講座活動。問到不去的原因，一些農民認為種菜的技術他們都會了，沒有必要再學習。

　　在這個蔬菜生產專業村，村民對於市場信息也有相當了解，但仍然重複著原來的種植品種，包括一些利潤很低的品種；不願主動引進新品種，不主動發展無公害蔬菜，致使村裏現有的蔬菜品種無法實現品質的提升；一些農民相信自己現有的技術已經夠用了，不需要再進行學習培訓了。這些都是經驗主義思想起作用的表現。

　　在河北省圍場縣，有一個食用菌種植專業戶的事跡給了我們很深的啟發。李國祥現年42歲，1981年承德市農校畜牧獸醫專業畢業。他先在鄉裏擔任畜牧助理，後來調入圍場縣畜牧現代化辦公室。1992年，李的愛人下崗了。兩人一合計，決定種植食用菌。李在家裏建起了一個36平方米的大棚，從縣農廣校借來了相關資料，開始自己鑽研。以鋸末為原料，當年投料1000多千克，獲純收入5000多元。從1993—1995年，李國祥租用縣外賓招待所的1畝多地30多間房，建起了4個大棚，先後從上海農科院、保定瑞迪公司、南京等地引進食用菌原種，自己搞原種分離、發明新的消毒方法，在每個大棚投料5000千克，年獲純利3萬多元。1996年李又到距縣城很近的前進村，以每畝每年1000元的價格，租下了11戶共計5畝的土地，建立了兩個350平方米的大棚，又在已經倒閉的軋鋼廠建起了2個大棚，再次獲得了成功。李國祥長年訂閱《中國食用菌》、《食用菌》、《農民日報》、《河北科技報》、《文摘報》等報刊雜誌，隨時了解技術信息。從1997年以來他還自費赴泰安、保定、南京等地參觀學習，關注外地食用菌技術的發展情況。李國祥在實踐中善於思考和創新，將原本很複雜的原種分離技術和消毒程序變得異常簡單，大大節約了勞動力和工作時間，在食用菌的栽培方麵有一係列的創新。近十年來，李國祥並不滿足已取得的成績，而是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不斷創新。

　　通過兩相對比可以發現，隻有不斷的把握市場信息，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才能實現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才能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敗之地。即使掌握了一定的技術，如果任其老化，重新遁入經驗主義的怪圈，那麽還是會受到市場規律的懲罰。因此，如何幫助農民克服保守心理，突破經驗主義的認識“瓶頸”，學會在市場中思考和決策，也向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戰。

　　（三）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機構和途徑的認識

　　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實施，主要是通過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來承擔的。現有的各種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諸如農村職業中學、農業職業中專、鄉村農校、農廣校、農民夜校、各種農民短期技術培訓班、農業技術推廣組織以及農業專化協會等，都不同程度的發揮著作用。我們對一些機構的有效性進行了研究。

　　從中可以看到，農民所采用的技術來源構成，排在一位的是“向同村的其他人模仿”占29.5%，第二位的是政府推廣部門，占28.4%；對“您認為最可靠的技術信息來源”的回答，排在第一位的是“農業推廣部門的推廣”，占29.8%，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別是“親戚朋友介紹”和“模仿他人”。“農業院校和科研單位”的信息來源排在第四位。最受農民歡迎的農業科技服務途徑依然是農業部門的農業推廣。由於該問卷調查樣本屬於非隨機抽樣樣本，其所得數據無法進行推論，但就所調查的對象而言，不同對象（如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反映不同，不同地區的農民對該問題的反映也存在差異。下麵對有關情況做些分析。

　　1.關於農業推廣。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逐步建立起了農業技術推廣體係，國家通過農業技術推廣組織，以行政命令把農業技術推廣到基層農業生產單位。農業技術推廣組織在自身逐漸發展和完善，農村土地實行集體經營的條件下，不僅推廣了大量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而且培養了一大批農民技術人才。在農業技術推廣組織的帶動下，許多地方建立了生產大隊和力產隊的科學試驗小組，為六七十年代開展極為普遍的農業科學試驗運動以及大辦農民學校的實踐打下了基礎。可以說，在改革開放前，農業技術推廣組織在開展自身工作的過程中對農民起到了比較明顯的教育作用。

　　在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後，農業技術推廣組織麵臨變化了的形勢，其發展受到了嚴峻的考驗。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行使傳統農業推廣途徑被打破。在改革前，土地是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就是基本的農業生產單位。在這種情況下，技術推廣可以靠行政手段，其成本相對較低，技術推廣人員隻需在一個生產大隊，甚至在一個公社進行試驗示範，餘下的推廣工作就可以由生產單位來完成，集體作為生產單位的存在使傳統的農業技術推廣途徑可以有效的發揮作用。土地承包後，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不複存在，農民家庭成為了獨立的農業生產單位，農業技術中介組織的空位使得農業推廣組織不得不直接麵對分散的千家萬戶。如果依照傳統的推廣方式，那麽要把農業技術推廣到每一個生產單位相對於本來占人口比例就極低的推廣隊伍來說無疑是難於上青天，推廣成本也會大幅度翻升，傳統的推廣方式明顯的無法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其次，農民中產生了千變萬化的技術需求。在改革前，生產什麽，怎麽生產都是由集體說了算；推廣什麽技術也是上級農業部門的事情，依靠行政命令強行向生產單位傳達。因此，在計劃時代，農民本身幾乎不存在對技術的需求；但自農民擁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後，情況就完全發生了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行政管理部門逐漸退出了對農民生產經營的直接幹預，在技術推廣方麵，也主要關注關係國計民生的種植業技術的宏觀調控；農民在解決溫飽問題後，從事單純的種植業不能實現增收，逐漸將注意力轉移到種植業之外的其他產業，從而產生了多樣化的技術需求。這對於隻擁有種植業技術優勢的農業技術推廣組織來講，要滿足農民的需求非常困難。如果再加上經費緊張，機構臃腫等作用因素，農業推廣組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麵臨著“人散、線斷、網破”的尷尬局麵，它對農民的教育作用正越來越小。

　　根據我們的調查，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組織的認識處於一種特殊的狀態。一方麵農民認為農業技術推廣組織發揮的作用比原來小了，另一方麵，農民對農業技術推廣組織又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認同和依賴。所以出現了農民認為農業推廣組織依然是最有效和最受歡迎的獲得農業科技途徑的結果。我們認為，農民的這種認識的形成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曆史慣性的原因，農業推廣組織在曆史上對農業科技的普及與應用發生過其他途徑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們對其作用仍然有高度的信任感和依賴感。其二，龐大的農業推廣組織在新品種、新技術的傳播推廣方麵仍然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對這一點，農民是認可的。其三，對當前農民多樣化的技術需求，盡管農業推廣部門也表現出無能為力，而新的能夠滿足農民對致富技術需求的組織尚未出現，農民暫時沒有一個可以與之比較的參照組織，因此在評價農業推廣組織時，它依然在農民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的農業推廣組織盡管遭遇了艱難的處境，但它多年來在農業推廣方麵積累起來的權威依然留存，這就為它的改革預設了一定的有利條件。農業推廣應當以人為中心，當前的農業推廣體現的主要還是政府的意誌，與農民的需求有著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卻漠視了農民的致富需求。因此，農業推廣組織改革首先要調整的，是實現由推廣技術和物資到滿足農民需要的轉變。

　　2.關於模仿。由效仿他人而引起的類似的生產活動，稱之為模仿。模仿是人類學習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新的農業科技成果在農民中傳播擴散的基本形式。所顯示的農民正在采用的農業新科技中有29.5%來自於向周圍人的學習（模仿）親成朋友的介紹也是模仿，占13.2%，兩項之和為42.7%，遠遠高於其他各項，排在了第一位。

　　為什麽模仿成為大多數農民接受新技術的主要途徑呢？原因有三個方麵：其一是農民信奉“耳聞為虛，眼見為實”的認知方式。隻有他們看到了新科技給人帶來了好的效益，他們才會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為。其二，害怕風險。首先采用新的科技成果，總是有一定的風險，大部分農民不願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而是在看到他人成功後，才跟隨去做。其三，這是由農業科技成果的特點所決定的，農業科技具有“聽起來複雜，看起來簡單”的特點，普通農民麵對一項新的技術僅通過看資料或聽介紹，往往不能理解，但身邊如果有人做了示範，他們通過觀看就容易模仿出來。這也是農業科技示範受到歡迎的心理基礎。

　　農民向周圍的那些人模仿呢？我們設計了諸如“您生產過程中遇到技術問題向村裏的誰來請教”，“您經常到誰家串門談論農業技術問題”，“經常到誰家的地裏去參觀”，“您認為村裏誰是能人”等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我們可以分析出某個村的農業“科技核心戶”。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受村民尊重的“核心戶”一般是既能吃苦、又有文化、有頭腦的人，他們不滿足於模仿他人，也不是被動地等待有關部門把技術送上門來，而是主動地尋求新的農業科學技術成果，大膽引進，勇於創新。他們也是村裏較富裕的人。

　　湖南懷化市桐木鎮下豐坡村芭蕉衝組6號的蔣誌輝是該村的一個“核心戶”，蔣誌輝38歲，初中文化程度，家裏有四口人，曾做過木工、開過拖拉機。1996年在自己的承包地裏種植當地的一種半野生葡萄。開始由於不懂技術，葡萄產量低、品質差，效益不好。2000年4月，他參加了鎮農校組織的“跨世紀青年農民培訓”，聽了由縣農業局經濟作物站站長彭小春農藝師講授的葡萄種植技術，在專家的指導下，他刻苦鑽研，總結出了一套適合當地葡萄品種栽培的經驗和措施，實現了提高葡萄產量和品質的目標。2000年他栽種的1畝葡萄，當年就獲得了豐收，收入1.5萬元。2001年，他把葡萄種植麵積擴大到6畝，據他自已估計可收人3萬～4萬元。他給自己從當地半野生狀態選育出來的葡萄品種命名為“黑珍珠”。

　　蔣誌輝的成功，不僅使他一下子成為該村的葡萄種植大廣，也使他成為了“黑珍珠”葡萄的種植專家，在當地引起轟動。近1年多來，先後有300多名本鎮農民前來谘詢、參觀，先後有鎮外農民200多人前來參觀學習，引進該葡萄品種和栽培技術。蔣誌輝所在的村民小組的農民紛紛學習模仿，2001年葡萄種植麵積就擴大到80畝。在他的帶動下桐木鎮的葡萄栽培麵積由原來的零星栽培迅速發展到4800畝，使這個處在半野生狀態的當地葡萄品種成為深受農民歡迎、也很有市場潛力的主栽品種。

　　在農村通過模仿傳播科技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鏈式傳播，一種是輻射式傳播。是北京郊區某村食用菌栽培技術的傳播軌跡，它屬於一種鏈式傳播。在鏈式傳播網絡中的諸多分支點上，也會產生偶合式、集聚式的傳播形式。鏈式傳播主要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因此傳播速度緩慢，不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內大範圍地采用新技術。

　　上述蔣誌輝葡萄品種和栽培技術的傳播就屬於輻射式傳播，科技成果的輻射式傳播是以一個或數個技術源為中心，向周圍擴散。其優點是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擴大新技術的應用範圍。

　　這種傳播方式往往是技術中心戶的主動推廣和周圍農戶的主動接受相結合而促成的。因此是農業科技傳播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一種重要模式。農村中的科技自然傳播模式。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如中心戶的個人特點、周圍農民的素質、市場情況以及技術自身的特點等。

　　模仿是農村中大部分農民掌握新科技的重要途徑，在模仿過程中農民並不是被動和機械的對農業生產者來說，模仿有三個重要功能：一是接受了新的知識和技術，使原來的觀念和生產行為得到了改變；二是在模仿的過裎中對技術不斷地進行改造，使之更適合當地的特點；三是使原來潛在的、但未表現出來的行為得以表現，不少農民就是從簡單的模仿開始，走上了技術創新和發明的道路，成為遠近聞名的科技能手。

　　懷化市鶴城區盈口鄉團結村有個叫單家剛的青年，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隨父親種菜。1985年，市裏一位農技員來到村裏講授農業科技，單家剛把學到的技術用在自己的地裏，他的西紅柿當年早成熟一個多星期，1.8分地就多收入了200多元。而他的鄰居使用同樣的技術卻導致西紅柿植株枯死。這件事使他深深迷上了農業科技。1986年，他參加了農業廣播學校的學習，購買了《蔬菜栽培》、《農作物病蟲防治》等書籍，訂閱了《長江蔬菜》、《南方果樹》和《湖南科技報》等報刊雜誌，到處拜師請教學習蔬菜栽培技術，成為了市農業局、菜科所和鄉農技站的常客。從1990年開始，他在自家的庭院搞綜合開發，種植了葡萄、奈李、金秋梨以及占地1畝的蔬菜大棚，同時養豬，並建設了一個沼氣池，形成了養殖——沼氣——種植三位一體的生態農業模式。團結村農民紛紛效仿向他學習。現在團結村已經成為了懷化市的一個“蔬菜大村”，全村人均年純收入在3000元以上。

　　近10年來，單家剛先後成功的完成了“蔬菜地膜覆蓋栽培”、“果園密植豐產栽培”、“化學調控劑在果蔬上的應用”等十餘項農業新技術的試驗示範，為這些農業新技術在全市的推廣應用起到了模範帶頭的作用。同時，他自己還先後引進並試種成功了湘研係列的辣椒、茄子、西紅柿、漢中冬韭等蔬菜良種和特色蔬菜品種。每當一個良種試驗成功，在當地推廣開以後，他就開始進行新的引種試驗。10多年來，單家剛共引進推廣蔬菜良種30餘個，累計推廣栽培麵積達0.8萬公頃，為菜農增收1000萬元以上。

　　3.農民對大中專院校和科研單位的態度。農民對大中專院校的態度是複雜和矛盾的，一方麵他們向往大中專院校，認為那裏是出高科技成果和培養高級人才的地方，一些年輕農民希望能夠到高等院校學習深造。大部分農民都有讓自己的子女上大學的願望。另一方麵，他們又認為無論是從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獲得新的農業科學技術，還是到那裏去學習，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我們調査的360位農民中與大中專院校有過聯係的（包括學習、谘詢、引進新品種和新技術等）隻有6人，占1.7%，均為年輕人，且是村裏的科技示範戶。從中可以看出，農民采用的科技新成果或新技術主要來源於向他人模仿和農業技術推廣部門，而來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隻占1.2%，排在最後一位。這反映了農民與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的聯係還不夠緊密。

　　盡管農民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直接獲得的新技術比較少，但農民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的科研成果的信任度是比較高的。反映的是農民對從各類渠道獲得新技術的可靠性的判斷，大中專院校和科研單位占14.6%，排在第三位。進一步分析發現，在認為大中專院校和科研單位是最可靠的信息來源的樣本中，占各年齡段比例最大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為27.7%。這一群人是農民未來的科技主力，反映了未來農民對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的依賴趨勢。

　　目前，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在為農民服務方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所提供的科研成果不符合農民的需要。一是適合農民應用的成果數量少，二是成果類型和質量與農民的期望相差甚遠。農業大中專院校和農業科研單位如何為農民和農業服務還存在著巨大的改革空間。

　　4.對企業服務農業的認識。農民與企業和公司的關係是隨著市場經濟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而逐漸顯現出來的。一些企業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在生產和銷售自己產品的同時加入了科技服務的內容，使農民在使用其新產品的過程中，接受了企業的技術指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涉農企業不僅正在成為農民獲得新品種、新技術的重要渠道，也正在成為農民接受科技教育的重要途徑。

　　與農民和農業生產有關的企業包括三種類型，一是為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二是為農業生產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後服務的企業，如種子公司、農機公司、農藥企業和農資商店等；三是各類科技服務企業與中介機構。在我們的研究中盡管農民直接從企業獲得的新技術所占的比例還比較小（僅為9.1%），把有關涉農公司、企業視為最可靠的科技來源的人數隻占被調查者的2.6%。但是，企業對農業新技術和新成果的推廣普及正在顯示出越來越強的生命力，在一些發達地區和農業產業化起步較早的地區，各類農業科技服務企業和農資經營部門的科技教育和推廣越來越受到農民的重視。農業發展真正走上產業化經營之路，必然會帶動整個農業的生產專業化、經營一體化、服務社會化和農業科技的現代化，並促使技術、人才、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合理組合，產生結構優化效益與規模經營效益。

　　首先看看農業龍頭企業的作用。農業生產經營的產業化已經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一大趨勢。農村產業化的特點是以市場為導向，以骨幹企業為龍頭，以提高集約化水平和經濟效益為中心，對本區域農業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實行專業化生產、綜合性開發、企業化管理，形成農工商、科經貿一體運作。顯然龍頭企業是農業產業化的依托，其發展狀況好壞、經濟實力強弱直接關係到農業產業化的形成和發展，因此圍繞農業開發形成的“農”字號企業，也就成為產業化過程中的關鍵。目前我國農業產業化一個主要模式就是“公司+農戶”。一般是公司把農民的土地作為工業的原料基地，一方麵保證了農產品的銷售，另一方麵又把農產品轉化過程中增值的一部分轉移給農民，使農民增收。在這一模式的運行過程中，為了提高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的質量，公司必須采用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和符合工業生產需要的新的品種。采用這些技術和新的農業成果就必須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改變農民的傳統種植習慣。公司有經濟實力引進新的品種和新栽培技術，也有對農民培訓的資金投入，因此對農民行為的影響是十分有效的。

　　其次，各類農業服務企業。“公司+農戶”的形式在我國隻是在一小部分或個別地區可以實現，我國的絕大部分地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會以一家一戶的經營為主體。如何使分散的小生與統一的大市場接軌，分散的小農如何應對千變萬化的市場，是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都十分關心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在許多地區的農民那裏已經找到了解決的答案，那就是建立各類農業服務企業。我們考察過安徽碭山縣的農業服務機構，在楊山梨生產基地，農民在不改變一家一戶承包地的基礎上，通過發展各類農業技術服務組織，把分散的農民聯係起來。在灌溉、植保、儲藏、運輸、銷售等各個環節都形成了專業服務組織。各個組織不僅聘請了有關專家做為顧問，組織內部成員也十分注意新技術的學習和新產品的使用，成為農業科技傳播和運用的重要力量。

　　其三，農資供應部門。農資供應部門在銷售自己的產品時擔負了宣傳、傳播和對農民進行科技教育的職責。我們在山東省壽光市做調查時曾問及農民，“蔬菜種植過程中遇到技術問題找誰來解決？”，大部分農民回答“種子問題找種子公司或種子站”，“病蟲防治找植物醫院”。

　　為了了解商店為農民進行科技服務的方式，我們對壽光市洛城鎮的植物醫院進行了調查。在洛城鎮，經營各種農資的商店有30多家，掛有植物醫院牌子的農藥店在鎮上就有四家。我們對規模較大的一家進行了訪問。店主呂升春原為該鎮供銷社的職工，1998年承包了供銷社的農資商店，掛著洛城鎮植物醫院的牌子，主要經營防治蔬菜病蟲害的殺菌劑、殺蟲劑等農藥。由於服務態度好，經營的農藥貨真價實，享有較高的威信。服務農戶達2000多戶，占全鎮菜農的1/3.呂升春所經營的植物醫院向農民傳播普及新技術和新農藥產品主要有三個途徑：第一是產品宣傳，圍繞藥品的銷售宣傳新農藥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宣傳蔬菜病蟲防治知識和技術。第二是試驗和示範，每進一批新的農藥，他都安排一些農戶試用，一是觀察效果，二是起示範的作用。第三是聘請農業技術專家、植物保護專家坐堂門診，免費為農民谘詢，當場解答農民生產中遇到的問題。從2002年2月呂升春聘請了從縣農業局退休的張農藝師在他的藥店坐堂門診，張農藝師是具有高級技術職稱的植保專家，曾是農業職業學校的教師，熱心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在我們談話的兩個小時裏，不斷有農民前來谘詢，有的農民把生了病的蔬菜植株帶到植物醫院，請專家診斷。張農藝師認真分析蔬菜致病的原因，講解防治措施，並當場開除病藥方。植物醫院對所售出的農藥負責，如果發生藥害或不起作用，商店（植物醫院）負責經濟賠償。對這種形式農民非常歡迎，但需要有實踐經驗的農業技術專家作為後盾。農民反映說“像張農藝師這樣的專家太少了”。

　　（四）農民對農村職業學校的態度

　　職業學校特別是農村職業中學和農業中學，是提高未來的農村建設者素質的重要途徑。但是，目前農村職業學校舉步維艱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農村學生作為農村職業學校的主要生源，由於對農業技術教育認識的偏差使得他們在選擇學校和選擇專業時盡量避開“農”字，從而造成了農村職業教育的滑坡，特別是農業職業教育麵臨著更大的危機。

　　1.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誤區。通過對農民的農業職業技術教育態度的調查研究，我們認為農民在對待職業技術教育問題上存在兩個誤區。

　　誤區一：重普教、輕職教，千軍萬馬再擠獨木橋。已經介紹，農民對自己子女接受教育的目的，有81.4%是為了離開農村，隻有13.1%選擇了將來回到農村“更好地建設農村”，而願意學農業技術的隻有9.2%。這種現象並不能證明農民不需要農業科技，它是農民轉變身份的強烈願望的一種反映。

　　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和城鄉差距，使農民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要改變自己子女的農民身份。因而農民對子女選擇何種學校的首要關切便是能否離開農業和農村，至於畢業後從事何種職業則缺乏考慮。不管什麽學校，隻要它能夠幫助農村學生跳出“農門”，就會受到農民的青睞。也就是說，在農民眼中學校隻是一條能否改變身份的途徑。高等院校雖然一直都是農村學生跳出“農門”的有效途徑，無奈過去它的門檻太窄，使大部分農村學生和家長望而興歎。現在，高校擴招的片麵宣傳給農民一種錯覺，好像高等院校的門檻一下變寬了，農村學生上大學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即使那些在初中成績不好的學生，也寄希望於在高中階段趕上去，或許能夠考上大學。於是一哄而上再擠獨木橋的局麵發生了。

　　重普教、輕職教導致了兩個消極後果。一是造成職業教育滑坡，使教育結構變得越來越不合理。就全國範圍來看，1999年比1998年少招46.25萬，2000年比1999年少招61.4萬。從2000年的統計結果看，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數和在校生數的減幅分別為3.73%和4.98%，許多職業中學已經無生可招。據我們對懷化市的調查，2000年懷化市中等職業學校招生總數為6824人，比1994年減少了50%，國家重點農校安江農校僅招生200多名，遠不及以往的規模；全市20所部門辦學校總計招生6300多人，每校平均才320人。到2001年，全市13所區縣重點職業學校總計招生3500人，每校平均尚不足300人。我們所調查的中方縣職業中專學校，2000年招生469人，2001年為了保證生源，從7月初全校放假開始，教師們全體出動，努力完成學校下達的招生指標。有一位教師頂著炎炎烈日為一個學生家裏幹了三天農活，終於感動了學生和家長，同意到該校上學為了吸引學生入校，校方為每個新生減免200元學費，學費標準由2000年的每年1300元下調到1100元。據校方統計，2001年暑假僅招生費用就花去了全年預算總費用的三分之一。自1999年以來，普通中學的招生規模都不同程度的擴大。一些重點高中被考生擠破了門檻，與職業學校的門庭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個消極後果是大部分不能升入大學學生回到農村後，既沒有務農的心理準備，也缺乏從事農業生產的知識和能力，對農村建設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懷化市形容回鄉的中學畢業生時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理財不如嫂子，挑擔不如妹子，過幾年又成老樣子。

　　誤區二：重非農專業、輕農科專業。對於那些還想上學又別無其他選擇，“不幸”落入職業學校的學生來說，他們仍然沒有放棄脫離農業、農村的願望，盡可能的選擇非農專業。懷化市漵浦縣職業中學在2000年招了500多名學生，其中願意學農的隻有25人，還不及總數的二十分之一；作為國家重點農業中專的安江農校，2000年招進的200多名學生中，學農的也不到100人。2001年懷化市13所農業職業學校招收的3500名學生中，隻有75個農科專業的學生，隻占學生總數的2%。我們所調查的中方縣職業學校，原名是懷化市第一農業職業學校，該校開設了畜牧、水產、園林、花卉、果樹、蔬菜、食品加工、鄉鎮企業管理八個專業。由於學生不願學農，八個農科專業分別為計算機應用與維修、文秘與電腦、電子電器、家電維修、財會、電工電焊、普高班和家庭經營等代替，與農業有點關係的隻剩下了家庭經營一個。農科專業在1999年有34人，2000年有18人，2001年隻有7個人。全校93個教師中有24個農科專業教師，目前大部分農科教師閑置。

　　就農業職業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而言，大多也不願回家經營農業。很多人都到外地去打工，該市一位領導深有感觸地說，“農業職業學校培養了一批打工仔”，對此現象感到無奈。誠然，農村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為發達地區培養“打工仔”也無可厚非。問題是當地正在著力實施發展“一線一圈”、建立現代生態農業示範區的經濟建設規劃，規劃區內包括200萬畝土地、54個項目，急需大批農業科技人才，卻無法從本市得到滿足，被迫從外地引進人才，農業教育與當地社會發展需要嚴重脫節。從長遠來看，“輕農”的社會心理會改變我國技術人才的分布，會在我國農業技術人才本身就不足的情況下，造成農業技術人才，尤其是初中級農業技術人才的短缺。如果不及時采取一些措施來改變這種狀況，不僅我國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要麵臨更大的困境，我國的農業發展也會因為缺乏足夠的智力支持而放緩。

　　2.影響農民對農業技術教育需求的因素分析。就我們的調查結果而言，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需求在總體上並不強烈。其原因除了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觀認識因素以外，一些客觀因素的存在也在影響著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需求。概括起來有：現有的農戶土地規模過小；農民的收人結構發生了變化；現有的農民職業技術推廣的公共產品性質抑製了農民的教育需求；微觀的農戶生產結構調整幅度不大，尚未得到優化等。下麵分別敘述。

　　首先，農戶承包經營的土地規模過小限製了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需求。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就是人地矛盾突出。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我國的耕地資源還在逐年減少。根據《中國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綜合提要》提供的數據，我國目前的耕地資源緊張而分散，不能形成規模經營。每戶承包經營的土地平均隻有0.42公頃，並且90%以上的農戶經營的土地規模不到1公頃。

　　在我們的調查資料中，所有被調查農戶承包經營的土地規模平均為0.44公頃，與全國的平均水平大致持平。在主要從事種植業的農民中，土地最多的達到2公頃；絕大多數農戶承包的土地都在0.67公頃以下。土地規模過小限製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需求。在傳統的種植結構下，小規模的土地麵積限製了農業技術作用的發揮，技術的作用也就不能為農民深切的體會到，因此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需求維持在較低水平。我們在湖南省懷化市調研時發現，該市的農業部門在近幾年內推廣了不少新的農業技術，例如新的種植品種，配方肥技術，拋秧技術等等，但農民的反應比較平淡，主要原因在於該市的耕地資源非常少，就一家一戶來說，用新的農業科技所帶來的增收作用非常有限，農民學習技術（特別是大田作物栽培技術）的積極性也就不高。

　　其次，農戶經營的兼業化限製了農民對農業職業技術教育需求。所謂兼業就是指勞動者主體在一定的生產周期內把勞動時間投入到不同的經濟部門中去，相應的經濟收入也來自不同的部門。我國農民的兼業行為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出現的。隨著農業生產的大發展，在土地上追加勞動力所帶來的邊際效益持續下降，使得農業勞動力不斷從土地上釋放出來，投向其他產業，從而使家庭勞動力獲得充分的利用，並增加家庭收入。我國的農民兼業行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類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其他非農業，農業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一類是以非農業為主，兼有少量種植業，非農業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根據《中國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綜合提要》提供的數據，到1996年底，我國的農業戶共有19309萬戶，其中純農業戶12671.9萬戶，占總農業戶的65.6%；農業兼業戶3901.2萬戶，占總農業戶的20.2%；非農兼業戶有2735.8萬戶，占總戶數的14.2%；農戶的兼業率已經達到了34.4%。

　　在農村工業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戶的兼業率達到了42.4%；在中部地區，農戶兼業率為32.2%，接近於全國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區，農戶兼業率僅有26.0%。東部的農戶兼業率比中部和西部分別要高出10個和16個百分點。農戶兼業狀況的存在，表明了農戶家庭收入結構的多元化，農業收入已不再是主要收入來源。

　　我們曾經對237名進城農民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在所有被調查對象中，家中有責任田的有215人，占總數的90.7%，大部分人對“家裏有地種，城裏有錢掙，能進又能退”的兼業模式感興趣。一位在北京賣菜的河南新鄉農民家裏有10畝地，每畝地一年最多隻能收入400元，他在城裏賣菜每年可收入近萬元，他隻是在農忙時節回家，其他大部分時間在城裏。在被調查者中不少都是在農忙時回家收獲，農閑時再返回城裏工作的。

　　在兩類兼業行為中，以非農收人為主，兼有少量種植業的類型在事實上將農業擺在了不重要的地位，屬於家庭的副業，因而對農業技術沒有多少興趣，也不會產生強烈的職業技術教育耑求。我們在延慶縣的小豐營村調查時發現，村裏的一些不是以蔬菜收人為主要收人來源的家庭，例如跑運輸的、搞販運的，不僅家裏承包的地非常少，種地的家庭成員也並不關心農業技術教育，他們種地的目的不是取得經濟收人。在以農業收人為主要來源的兼業戶中，兼業經營也分散了他們的精力。在延慶縣的小豐營村問及一些兼業經營的農民為什麽不參加農業技術學習時，他們回答“太忙，沒有功夫去學習”。可以說，兼業經營的存在拓寬了農戶的收入來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農民的農業職收技術需求。隨著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戶兼業化經營也將成為發展的趨勢，就現實的情況而言，在土地承包期延長30年之後，兼業化趨勢還會長期存在。以農業收人為主的兼業戶如何在較小規模的土地上進行專一經營，是實踐對農民技術教育提出的新課題。

　　其三，農業生產結構不合理限製了農民農業職業技術教育謠求。在我國農業生產實現了第一個飛躍之後，原有的農業生產結構已經不再適合變化了的經濟形勢和市場供求關係了，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是必然的趨勢。現在我國已經加人世貿組織，我國農業和農民將直接麵對國際市場，現有的農業結構也將受到國外農產品的衝擊。農民依靠傳統農業生產結構增收的空間已近極附。因此不管從國內還是從國際市場的角度看，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將是我國未來農業發展的當務之急。盡管有關農業結構調整的趨勢早已發端，從實際的效果來看，因為種種原因調整的幅度較小，速度較慢。截至1998年，在大農業生產結構中，種植業的產俏仍占到了一半以上，尤其是在西部地區，這個比例將近65%；而全國整個林業產值都偏低，不到4%；畜牧業發展較快，占了農業總產值30.7%；漁業產值主要在東部地區，占15.6%。

　　未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仍要著力發展林業、牧業和漁業，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如水果、蔬菜、水產、畜禽肉等品種要有較大的發展。而目前的農業職業技術教育不能適應這一轉變，導致了農民的技術需求與技術供給不適應，使農民表現出對農業技術教育的冷漠。換言之，農民對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需求不旺是由於有關部門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而造成的。

　　在我們的調查對象中，有90%的農戶主要從事種植業，隻有10%的農戶從事漁業或畜牧業。種植業的比重過高使得農戶在生產中對農業技術的關注程度有所下降。就目前的農業產業結構來說，由於調整緩慢，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需求。一方麵，糧食生產已經趨於穩定，新技術的采用對農民的增收作用有限；另一方麵，當前的農業職業技術教育和農業推廣教育也較多的關心糧食生產，對高效益農業關注還不夠，無論是在技術還是在技術人員上都不能滿足農民的特殊需要。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這種滯後性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農民對農業技術教育的需求。

　　其四，農業技術教育的公共產品性質抑製了農民的技術教育需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起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體係。從辦學體製方麵看，在改革開放以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依靠鄉、村辦學，而由政府直接辦學的情況比較少，國家隻給予少量的經費補貼。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都掌握在集體手中，農民隻是集體中的一份子，生產、經營、分配都由集體決定，因此農民缺乏主動學習農業技術以提高農業生產水平的內在需求。

　　改革開放後，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農業技術教育經過調整也逐漸向規範化合理化方向發展，但其公共產品的性質仍舊沒有改變。在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格局下，農業技術教育在客觀上成為推行政府發展規劃的一條途徑。比如，國家為了糧食安全而大力進行種植業產業內的技術研究和技術推廣，使得農業技術教育形成了種植業技術教育的傳統。因為農業技術教育的公共產品性質，在職業技術教育的供求關係中，政府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公共物品性質使得教育方往往從自己的需求出發而忽略了農民的需求，而農民又沒有其他的教育服務供給方可以選擇，長此以往便造成了農業技術教育的低效率和農民對農業技術教育需求的缺乏。現在的問題是，種植業產品尤其是糧食產品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國家應當繼續把農業技術教育當作一項公共事業來投資；在另一方麵，國家應當允許社會力量進入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領域，實行市場化運作。目前我國農業不僅麵臨著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的難題，也麵臨著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的難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要解決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的問題，要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服務，就需要適應市場的需求努力為農民提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有效的教育。在這兩個方麵中，農民的需求是一個核心問題。現階段農民最大的需求的就是實現增收，要激發農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需求就需要改變農民對包括農業技術教育在內的各類職業技術教育的態度，使其認識到接受職業技術教育是實現增收的有效途徑。

　　§§第七章 我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存在的問題與對策探討（一）——農村教育改革模式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