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研究

第一節 中國農民職業技術學校教育分析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政治基礎，在30多年的時間裏構成了較完整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體係，其中主要有教育部門的職業學校體係，農業部門的農業技術推廣體係，中央農業廣播學校體係。研究不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體係的模式、機製、特點與問題，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是改革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以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基礎。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職業學校發展步人新的曆史時期。依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的規定，國家接管、整頓和改造舊的職業學校和技術學校，調整學校布局和專業設置，為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裏我們把農民職業技術學校教育分為兩個階段來談論，一是改革開放的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二是改革開放以來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民職業按術教育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百廢待興，文化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對舊教育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時期的農民教育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兩個改革，一是改革了舊的教育目的，毛澤東提出了“我們的一切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工作，都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並為這個中心服務。”1950年9月教育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會議上指出“當前國家的中心任務是迅速恢複和發展國家的生產建設，生產建設的主要依靠就足在生產戰線上的工人和農民這兩支大軍，如果我們在教育上不能配合著將這兩支大軍的思想覺悟提高，就不能在生產建設上出現我們所要求的新的勞動態度和創造精神，我們的生產建設任務將受到損害，我們的教育工作就脫離了實際。”這一階段的農民教育最迫切的是思想政治覺悟的提高。50年代，中央每年對農民教育中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文化素質都有明文的規定。比如《關於開展1949年冬學工作的指示》中說，“今年冬學政治教育的基本內容，應當是向農民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偉大意義，解釋人民政協的政治綱領，解釋目前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勢和勞動人民的任務，討論恢複和發展本地農業生產和克服生產中各種困難的辦法。”對農民的教育，特別是冬學結合生產實際，結合政權建設和土地改革，有力地提高了農民的思想覺悟，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二是改革了舊的教育方針。1949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確定了以老解放區教育經驗為基礎，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的任務，肯定了教育的新民主主義性質，仍然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

　　工人和農民是新社會教育的主體，學校要為工農服務，因此創辦了工農速成中學、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農民夜校、冬學、識字班等，開展農民業餘教育。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蓬勃開展，促進了農民教育的大發展。農業合作化既解決了農時教育的資金問題，也解決了農民學習的發動組織問題。當時中央對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幹部教育的實施是有較重緩急的差別的，其依據是建設的需要和基礎條件。1949一1950年，新解放區需要大批幹部，許多工農幹部因缺少文化而不能勝任工作，因此工農幹部教育就擺在了優先的地位。1952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大批初、中級技術人員、技術工人，職業技術教育又擺在了首位。當時培養村、社幹部和農業技術人員最普遍的形式，是開辦技術夜校。山西省的西張耿村1953年成立了一個農業技術學習小組，後來擴展為全鄉的農業技術夜校。他們根據農業生產實際需要，把農業科技知識編成農民容易學的講義采取“少講、講清，地裏做什麽就學什麽，學了就用”的教學方法，經過一年多的科普教育，110個學員都初步學會了一兩門農業生產技術，其中有90個學員掌握了科學種棉花的技術，能識別和防治十多種棉花害蟲。有42個學員學會了配殺蟲藥水，48個學員學會了製作顆粒肥，有22個學員當了拖拉機手。毛澤東在這篇總結報告上批示：“這樣的技術夜校，每個鄉，至目前至少是大多數鄉，都應辦起來，應當同消滅文盲相結合，由青年團一同管起來。”

　　從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的10年中，我國對農民教育的道路也進行了艱苦曲折的探索，判中有成功的經驗，如農村教育要為農村經濟建設服務，黨的領導是辦好農村與農民教育的根本保證，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辦學原則和半農半讀的方向等，至今仍然是我們進行農民教育的重要財富。當然也有失敗的教訓，主要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違背教育規律，以至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對教育的空前破壞。

　　除了農民教育得到了發展，職業技術學校教育在這一時期也獲得了快速發展。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指出，“各地中等學校多，普通學校多，技術學校少，不適應恢複和發展經濟的迫切要求”，“中等學校在今後若幹年內著重向中等技術學校發展”。由於新中國在發展職業教育方麵尚缺乏經驗，主要是借鑒前蘇聯形成以中專、中技為中心的中等職業教育係統的經驗。在改造舊教育的過程中，根據1951年政務院關於改革學製的規定，正式將職業學校改稱中等專業學校，包括技術、師範、醫藥等學校。

　　1954年，政務院又頒布了《關於改進中等專業教育的決定》規定了各類中等專業學校的學習年限。後來，農業部以蘇聯中等農業技術學校為藍本，製定和頒發了中等農業學校各專業的教學汁劃以及其他各項規定，從而使我國中等農業教育開始按照國家統一標準來培養農業技術人才和管理幹部。

　　1949—1957年，我國中等農業技術教育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中等技術學校的數量從1950年的500所增加至1957年的728所，其中農村學校從107所增加至173所，8年裏增長了66所，所占比例從21%上升到24%；農科學生人數從1949年的21698人增加到1957年的99133人，增長了3.6倍。

　　這一時期我國農業中等專業技術學校體係基本形成，奠定了新中國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基礎，但也明顯地暴露出一些問題。首先，忽視了我國國情，照搬蘇聯的做法未能使舊教育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嚴重失調的結構得到改善；其次，將職業教育改稱為中等專業教育，不僅縮小了職業教育的範圍，而且由於將其納人國家計劃之內，從而限製了它的發展；再有，中等專業學校大都設在大中城市，包括絕大多數縣城在內的廣大農村地區的職業教育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特別是農業中等專業技術學校教育沒有包括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農民被排除在學校職業技術教育之外。

　　真正意義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被零星的包含在“冬學運動”和農民業餘學校教育中。50年代農教育的大發展是與農業合作化運動聯係在一起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客觀上提高了對農業科學技術的需求。技術人員的匱乏成為經濟建設的阻力，同時人們也有著強烈的學習的願望。這兩個方麵的作用促進了農民夜校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書中曾介紹過山西省西張耿村的農業技術夜校。

　　1955年冬，西張耿村的農業合作社合並了4個鄉的24個初級社，成立了星火高級農業合作社。全社由原來的71戶增加到3023戶，共有12215人。全社有70%的耕地使用了機器耕種，1956年計劃打井580口，擴大水田2133.33公頃，棉花133.33公頃，200公頃小麥畝產要達千斤。在19個生產大隊中估計需要農業技術人員231人，水利動力機手71人，拖拉機農機手42人。而當時掌握棉麥耕作技術的隻有17人。所以有人就編出歌謠說，“高級化，機械化，今年又實行水利化，畝產千斤已訂下，可惜沒文化，技術不高難招架”，“技術夜校真正好，就是數量不多招人少”。這裏的農民夜校，文化教育和技術教育是分開的。隻學技術不學文化的人反映“學技術沒文化，提高技術沒辦法。”隻學文化不學技術的人反映“光學文化，目的不明，越學越泄氣。”針對這種情況，把技術夜校擴充為業餘文化技術學校很有必要，鄉黨委書記、鄉長等組成學校委員會統一領導了初中、卨小和掃盲教育。到1958年該校已經有23個初中班，34個高小班，65個掃盲班，吸收了2671名青壯年男女社員參加學習，既學習文化課程，也學習農業技術。上百名教師是從本鄉的知識青年中選拔的。他們邊教邊學，既有集中訓練，爭取普通中小學的幫助，又與生產隊長、技術員和有經驗的老農相結合，逐步提高辦學水平。

　　1958年春天，各類民辦、社辦的夜校迅速發展。河南郾城縣白坡鄉的白坡村，一天一夜就辦起了一所小學。鄉裏召開文化促進會議，要求學習白坡村，“一處點火，四麵開花”。全鄉5天辦起了25處學校。據1958年4月號《人民教育》報道，白坡鄉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學教育，全鄉實現了村村有小學，聯社有中學，人人勤勞動，戶戶有書聲。

　　農業中學和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建立，標誌著新中國成立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體係的初步形成，從此我國不僅有了進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業餘學習班職業中學、中專，也有了麵向農民的職業大學。1958年5月，中共八大三次會議製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教育戰線也在“大躍進”的熱潮中，掀起了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為中心的教育改革運動。為了滿足廣大農村對技術人才的需要，舉辦新型的農業中學和“勞動大學”顯得日益迫切。

　　農業中學是從江蘇省推廣到全國的。1958年“大躍進”中，江蘇省的施橋鄉7天時間辦了兩所農業中學，全省各縣辦了851所農業中學。1958年中共江蘇省委在南京召開的農業中學創辦經驗座談會上，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指出，“動員群眾的力量辦縣各神職業中學，特別是創辦農業中學，使不能進普通初中的小學畢業生都能升學，這是個好辦法，不但有利於教育事業的大躍進，而且也有利於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同年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教育行政會議提出，要大力舉辦農業中學、工業中學和手工業中學，把高小畢業生培養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又有一定生產技能的勞動者。於是，廣大農村掀起了大辦農業中學的熱潮。1958年底，全國農業中學猛增至2萬所，在校生達199.99萬人。1960年農業中學增加到22597所，學生230萬人。1963年以後農業中學又大量發展起來。同期農林類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也有了較快發展，從1957年的173所增加到1958年的546所，1960年又進一步增加到1264所，在校生36.32萬人。

　　農業中學的文化課程是初中最基本的課程，技術課程以培養初級農業技術人員為主，堅持半農半讀，原則上吸收高小畢業生。由於“左”的思想的影響，創辦農業中學和農業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後來出現了盲目辦學，一哄而上的現象，其發展規模超過了國民經濟的負擔能力，許多學校師資和校務條件都很差。到1960年底，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尖銳，不得不暫停發展，並在1961年與1962年的調整過程中進行了壓縮。1962年全國農業中學僅剩下3715所，在校學生26.66萬人。

　　1963年農業生產形勢好轉，農業中學也出現新的轉機。1963年3月，中宣部提出，將過去幾年停辦或合並掉的一些農業學校和與農業有關的技術學校積極設法予以恢複，同時要求地方繼續辦好農業中學。後來，劉少奇主席又發出創辦和發展半工（農）半讀職業學校的指示。農業中學又迅速發展起來。1965年全國農業中學猛增至54332所，在校學生316.69萬人。從可以看出這幾年農業中學所經曆的變化。

　　在評價農業中學時，首先要看到它是農村教育“大躍進”的時代產物。從我國農村的需要和大量高小畢業生發展的需要出發，興辦農業中學的願望是好的，但由於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偏差，對農業中學的性質、地位及作用還缺乏科學的認識。首先，混淆了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的本質差別，未能明確農業中學的職業教育性質，因而將農業中學視為準普通中學，作為解決不能進人普通中學高小畢業生就學問題的途徑和辦法，實質上是為了適應“大躍進”的需要彌補普通中學不足而采取的應急措施，而沒有重視它的職業教育性質。其次，過於強調農業中學的政治功能，忽視了它在發展農業生產中的經濟功能。正因為如此，當時農業中學將文化課作為最基本的課程，而未充分重視農業技術方麵的教育，使得農業中學失去了其特色和生命力。

　　1958年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建立有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江西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親手開創的老革命根據地，經濟極端貧困，文化教育落後。為了迅速改變老區貧窮落後的麵貌，1958年冬，江西省5萬多名幹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上山下鄉，在老區建立了100多個農林牧副漁綜合墾殖場，為了適應全省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於1958年6月9日，作出了在墾殖場的基礎上創辦共大的決定。8月1日，南昌總校和分布在井岡山等山頭的30多所分校同時舉行開學典禮，首批學生11000名。共大的辦學方針是“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學習與勞動相結合，政治與業務相結合”。共大的創辦，適應了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因而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僅3年的時間，共大分校就發展到112所，學生人數增加到46000人，形成了“社來社去”、“場來場去”的畢業生就業製度，解決了人才通往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問題。

　　毛澤東聽取了共大的匯報後，非常高興，寫信讚揚了共大的教育形式和辦學方向，指出：“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讚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實是很好的。”並要求各省到江西考察，選派有能力、有見識的同誌抓好這件工作，從而推動了各省農業和農民教育的發展。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

　　1966年“五七指示”發表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農業中學被當成修正主義教育的產物而慘遭摧殘，5萬多所農業中學被砍掉；國家舉辦的中等農業學校和林業學校也深受其害。部分未被撤銷的農林學校，因學生停課，教師被下放或遣散，校舍被占，圖書資料散失，教學儀器受損，職業學校名存實亡。“文化大革命”中的社會教育、業餘教育、成人教育在形式和數量上獲得了一種畸形的發展。在城市、工廠，這類教育一般都歸人“七二一大學”；在農村地區其名目繁多，如“五七大學”、“共產主義大學”、“農業大學”、“勞動大學”、“莊戶大學”、“農校”等，一般統稱為“五七學校”叭辦學體製是複雜多樣的，有地區辦的，也有縣、公社、大隊甚至小隊辦的，學製上有三年的，也有兩年、一年或半年甚至十天的。畢業生有納入國家分配計劃的，也有安排臨時工作的，大都回社隊拿工分，從事農業技術員、醫療人員、獸醫、電工、教員等工作。在名稱上盡管叫“大學”，除了少數學校（如江西共產主義大學總校）外，其他都是職業中學（或農業中學）、技工學校的性質。

　　回顧這一階段的農民教育，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以下四個鮮明特點。

　　1.政治性。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是一段特殊時期，社會主義道路在國內外遭遇的巨大壓力和國家領導人強調階級鬥爭，以及盡快進入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使得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都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這是把握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曆史的前提特征。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活動的開展，首先要滿足的不是使農民獲得職業技能，而是使農民接受黨的政策方針的精神，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為例，促成江西共大建立的原因中，最直接的是滿足經濟建設對人才的需要。但反“右”鬥爭以及隨後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大躍進、教育大革命等一係列暴風驟雨式的運動，最終使擬辦的江西考動技術學校升格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培養目標不僅僅是農業技術勞動者，更是“共產主義的新型勞動者”。與西共大同期建立的還有大批農民紅專學校、農民紅專大學等等。到了1969年後，“五七學校”、“五七大學”、農民政治學校等等又大量建立起來。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與政治的緊密結合，引致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初衷的嬗變。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原本是要培養農業技術勞動者以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但過於強大的政治權力的幹預使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逐漸偏離了正常的軌道，到後來變成了為配合階級鬥爭和維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統一性的需要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運動。在以一套完備的權力體係對所有農民進行控製的同時，國家又以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方式將農民中的精英分子和優秀分子送入農民職業學校進行再教育，使他們不僅在農業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也成為農村政治生活中的中堅力量。因此，政治性是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中最本質的特征。

　　2.普及性。由於國家在農村中具有強大的動員和號召力量，一旦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為國家所意識到，很快便在全國形成了統一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模式。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普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的大量開辦。在每次大的政治運動開始都會出現一些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的樣板，經過推廣和學習，同樣的學校就會大量建立起來。例如，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建立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支持，劉少奇鼓勵全國各地到江西學習共大，學習其辦學經驗，回去再辦同樣的學校，形成了“教育學共大”的辦學局麵。“五七指示”發出後，在全國又掀起了興辦“五七學校”的熱潮，不僅原有的學校紛紛改名為“五七學校”，新的“五七學校”也建立很多。在有的省份，甚至發展到了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也自己辦學。到1976年，全國的“五七大學”有7449所，在校生92.28萬人，“五七學校”9550所，在校生88.19萬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普及性的第二個表現是農民的參與麵廣。自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形成體係後，培訓了為數眾多的農民。江西共大在其存在的22年中培養了大學生1萬餘人，中專生6萬餘人，初技生20餘萬人，還辦過研究生班。作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主要承載體的是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所辦的學校，它們的教育對象的範圍是逐步擴大的。起初這些學校主要是培訓鄉村幹部和積極分子，後來開始培訓青壯年勞動力，再後來又開始關注回鄉的中小學生。拋開當時特定的政治背景，各種各樣的“五七學校”在客觀上卻也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決農村回鄉青年進一步學習知識，提高農民素質的作用。

　　3.自給自足。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致力於建立獨立的工業體係，其他的財政投人十分有限，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能夠得到的經費少之又少，主要依靠辦學單位自給自足。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辦學經費和物資條件自給。除了省、縣辦的學校可以從政府得到一些資助外，公社、大隊辦的學校幾乎全靠自給。一般的生產大隊辦學大多采取了利用本地資源把辦農場、牧場、林場等生產單位與辦學校相結合的策略。這種半工半讀，以農養學，自給自足的方式也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一個特色；第二，師資力量自給。在隊辦學校中，具有一定知識技術水平的公派教師非常少。在農民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學校又大量開辦的情況下，一些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農民經過一定培訓後就成為了農校的教師，二些具有較多的種植經驗的農民也是教師的來源。第三，教學內容自給。教學內容可以分為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在理論方麵，農校普遍缺乏教材，他們就組織力量自己動手編寫，並且往往是針對本地比較實用的農業技術編寫（稱為鄉土教材）。

　　在實踐方麵，把教學實踐和試驗所得到的經驗固定下來，指導本地生產，並向學員傳授。

　　4.靈活性。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靈活性不僅表現為半工半讀，以農養學的辦學方式和針對不同文化程度因人施教的教育教學方法，也表現在教學時間的安排上。農校一般是忙時少學，閑時多學。在農忙季節，上課時間安排在早晨和晚上，到了大忙時節可以完全停課勞動。冬季農閑是集中學習的時間，可以堅持全天上課。同時兼有生產功能和教學功能的農校在教學和生產中也不是截然二分，而是可以既勞動又實踐教學內容。

　　這一時期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從總體上來看更像是一場運動，而不是一項事業。作為事業的教育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然而這一時期的教育從一開始就處於附屬地位，完全不能把握自身的發展，也就必然會造成培養目標的偏離。盡管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存在著諸多問題，師資、教學條件和教學水平的限製以及政治運動的幹擾，使轟轟烈烈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運動大都流於形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演變成對教育的大破壞。但如果撇開這一時期的時代特殊性，結合今天的職業技術教育改革我們仍然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第一，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為農村發展服務。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提出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教育觀點，到1958年把它作為教育方針規定下來，並發動了以教勞結合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這場革命在總體上失敗的原因在於一開始就把它作為“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來搞，沒有找到教育與勞動的結合點，脫離了教育規律。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教育改革的一個永恒的主題，是對現代生產和現代教育提出的客觀要求。教育脫離實踐仍然是我國目前教育特別是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目前所麵臨的突出問題之一。教育隻有同生產實踐相結合才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操作能力，提高技術水平。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農業教育方式顯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對知識和技術的渴求，探索一個怎樣的結合點才能使現代農業職業技術教育同現代農業生產結合，使農村職業技術教育乃至農村教育為農村發展服務，是目前農村教育改革的關鍵問題。

　　第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過程中不應忽視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這一點已為改革開放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實踐所證實。盡管它產生了諸多的消極作用，但結合當時的曆史條件看，它的正功能也是不容忽視的。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村民自治後，農村的政治生活逐漸淡化，農民離政治越來越遠，在沒有自己的組織的情況下，億萬農民處於遊離狀態，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成為農民教育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雖然政治思想教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具有強大影響力，但它仍然足推進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目前對農民進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施教主體缺失的情況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應當承擔起農民思想、政治、道德、觀念教育載體的角色。在完成職業技術教育的同時，重新把政治思想以及道德觀念教育納人其範圍，這才是繼改革開放前過分強調政治教育，改革開放後過分漠視政治教育之後對政治教育的合理定位。

　　第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應當部分推向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市場規律來辦學。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教育，其直接目標就是培養具有思想素質和一定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能夠在一定崗位上迅速產生經濟效益的勞動者，體現的既有社會效益，也有經濟效益，許多內容具備依據市場需要來運行的條件和可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農民要不要進行職業技術教育，怎樣教育，教育什麽內容均是由權力主體說了算；並且在大多數時期，農民沒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他們並無進行職業技術教育的內在需求，很容易導致職業技術教育隻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的局麵。

　　改革開放以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賦予了農民獨立的經營權，農民家庭和個人具有了獨立的經濟利益，這就使農民的致富需求在指向勤懇勞動的同時也指向了專業技術，產生了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內在動機，但原有計劃體製下運行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體製仍在繼續發揮作用，對市場信息缺乏靈敏度，所提供的教育服務不能滿足農民的真正需求，造成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供給與需求脫節的矛盾。部分市場化可以有效的解決這個矛盾。

　　第四，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投資主體要多元化。在新民主主飛革命時期，毛澤東就依據中國國情堅持為農民辦教育，依靠農民辦教育。1956年在《十大關係》中，毛澤東就強調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要好得多”這是“兩條腿走路”辦學方針的理論依據。1958年“教育大躍進”，采取群眾運動的方法，因時、因地、因人，自己教育自己。提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學會兩條腿走路”。“兩條腿走路”包括兩個方麵的含義：一是發展教育事業，要動員一切積極閃素，發揮國家辦學和群眾集體辦學的兩個積極性。二是辦學形式要多類型、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多規格。我們認為這一思想是符合我國國情和特點的。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要走向市場，一個核心的方麵就是投資主體應是多元的。改革開放後，國家成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惟一投資者。這種單一的投資狀況產生了兩個不利後果：其一，由於國家的財力有限，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不足，因此所能提供的職業技術教育服務也就不多，而我國是有著9億農民群體的農業大國，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差距過大；其二，國家投資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是一項公共服務，由於缺乏監測機製，這項服務給多少，怎麽給，基本上是由供給方決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方是有老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的，這就容易使本來就十分有限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服務再打折扣。

　　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所帶來的深刻啟示之一，就在於它的辦學主體是多元的。當時國家財政狀況十分措據，不得不主要依靠鄉、村辦學，國家隻給予少量的補貼。然而正是這種依靠基層的做法，使得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遍地開花。這其中當然有計劃體製的強力支撐，但它從另一個方麵也說明，僅僅靠國家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投資所發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主體的缺失勢必導致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孤掌難鳴。

　　一旦其他利益群體進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市場，目前的窘境將大有改觀。首先，市場可以大量吸引投資，解決了資金來源有限的問題，大批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學校和機構就可以建立起來，可以更多地滿足農民的教育需求；其次，國家與農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在以往條件下，國家是供給者，農民是接受者，兩者是一種非市場關係，農民無法對國家的供給行為作出要求。進人市場後，利益群體取代國家成為主要供給者，與農民之間產生了經濟關係，農民可以要求更好的服務，從而可以提高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質量。國家成為監督和協調者，保證正常的秩序和雙方利益的實現。

　　第五，合理發揮政府在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中的作用。當前我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中的主要症結就是政府主導，這種狀況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就一直存在並沿襲下來的，它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麵臨的諸多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把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推向市場，涉及到政府職能轉換問題。一般而言，政府應當退出微觀操作層次，實行宏觀管理。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國家要建立和完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立法，保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穩步發城。其二，政府應做好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監督和管理工作。政策與法律的重要區別就在於政策是階段性的、不穩定的，而法律是長期的、穩定的。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不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它追逐政策，隨風而動。目前專門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立法還沒有建立起來，在操作中存在較多的無序行為，迫切需要通過立法來規範。國家首先應當明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作用，將它置於與普教平等的地位；並明確國家、職業技術教育供給者、農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協調供求雙方的矛盾，保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在穩定中發展。

　　但這裏也需要指出的是，在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市場化的初期階段，不應當忽視政府管理和投入的重要性。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自發的市場發育不完善，尤其是在市場化的初期階段，政府完全退出職業技術教育市場可能造成諸多無序行為，反而不利於發揮市場的優越性，這使得政府有限度的進人市場成為一種替代選擇。即是說，在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市場化初期，政府可以有限度地發揮行政幹預作用，來對市場中的部分資源進行配置，這種做法在實踐中不乏成功的例子。當然，這同時也需要配套的機製來監督政府的管理行為。

　　第六，在辦學形式、辦學方向、教學內容等方麵，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也有一些值得借鑒的地方：首先，半工半讀，以農養學的方式解決了經濟困難的農民進行職業技術教育的成本問題。原來的農校既有生產功能又有教學功能，農校學員不需要繳納學費，農校的教育經費，完全來自教師和學員的勞動所得。通過農民學員自己的勞動支付他們的教育成本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其次，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應當務實，使學員能夠學以致用。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沒有刻板的考試製度，他們的成果檢測體現在教學內容與實踐的結合上，體現在學以致用上麵。目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比較關注以各種證件文憑來衡量學員的學習成果，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證件的發放處於不規範狀態，容易使學員的注意力轉移到如何獲取文憑這些形式結果上，而忽略了教育的實質結果。況且農民對花錢買文憑並不感興趣，這也是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萎縮的原因之一。其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內容應當有針對性，符合本地的實際情況。改革開放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比較注重解決生產過程中的實際問題，教學內容針對性強，這一點是目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所缺乏的。今天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內容應當為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特色產品服務，注重形成地方優勢。

　　（三）改革開放後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和農村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的變革，農村對科技等各類人才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中圍是個農業大國，又是一個農業科技後進的國家。一方麵農業科技人員比較少，另一方麵農業勞動者還不善於運用現代農業科技。在“六五”期間，科技在農業增產中的作用不足30%～40%，而發達國家占到60%～80%。解決人口多，土地少的矛盾，解決因勞動力素質低限製勞動力轉移和運用現代農業科技的#盾，都隻能靠教育。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擴大職業學校比例，1979年又重申要有計劃地舉辦各類中等職業教育。1980年，中央在批轉全國勞動就業會議的文件時強調指出，要把職業教育作為教育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步建立職業教育網。1982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力加強農村教育事業》，認為目前農村教育的落後狀態同現代化建設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當前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有計劃地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和中等農業技術教育。由於得到了充分的重視，我國職業教育逐漸由試點進入穩步發展階段，農村職業教育也迅速發展起來。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加強和改革農村學校教育若幹問題的通知》中又強調指出，“改革農村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是振興農村經濟，加強農業現代化建設的一項戰略措施。”《通知》還提出“除在普通高中增設職業技術課，開辦職業技術班，把一部分普通高中改為農業中學或其他職業學校外，還要根據可能，新辦一些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力爭1990年，農村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在校學生數達到或略超過普通高中。”

　　在政府和各有關部門的重視下，農村職業中學在1980年之後開始步人正規的發展時期。農村職業中學先由1980年的2924所增長到1983年的4073所，繼之又增長到1984年的4622所。在校學生數也由1980年的32萬人增長到1984年的90.7萬人，發展。“燎原計劃”在實施步驟上，要求逐縣、逐鄉推廣農村教改先進典型經驗，從而帶動周圍的縣和鄉，逐步形成燎原之勢。

　　在改革實踐中，各地普遍把教育、科技和農業部門分別提出的“燎原”、“星火”、“豐收”三個計劃結合起來，通過培養適用人才和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加快了實用技術的推廣，使“科技興農加上教育二字成為科教興農”，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9年8月，農業部、國家科委、國家教委、林業部、中國農業銀行聯合成立了農科教統籌與協調指導小組，下發了《關於農科教結合，共同促進農村、林區人才開發與技術進步的意見（試行）》。農科教結合是匯集許多農村地區的實踐經驗而總結推廣的，安徽、河北等省都較早做了有益探索。農科教統籌的任務大力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推廣普及科學技術，振興農業，加速農村“兩個文明”建設。為此，要求各地要積極推進農村、林區各類教育的協調發展，做到三教（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統籌，廣泛開展實用技術培訓。

　　農科教結合在實踐中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它促進了教育思想的改變，使教育與經濟建設緊密結合；提高了農民采用實用技術的積極性，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有利於農科教各部門的人、財、物力合理配置，形成較好的整體效益；使“燎原”、“皇火”、“豐收”三個計劃配套，科教興農落到實處。

　　1990年我國農村職業教育取得新進展。農村職業學校（含縣鎮）已達6651所，在校學生195.5萬人，全國幾乎每個縣都辦起了職業中學。農業中專與林業中專也發展到427所，在校學生21.56萬人。此外，還對不能升學的小學、初中、高中畢業廣泛開展了實用技術培訓。

　　1991年10月，《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4年增長了1.8倍。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係統地指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改革基礎教育管理體製，實行省、市（地）、縣、鄉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辦法；鼓勵單位、集體和個人捐資助學；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逐步建立起一個由初級到高級、行業配套、結構合理又能與普通教育相溝通的職業技術教育體係。1986年7月，全國職業技術教育會議召開，提出農村職業教育必須堅定不移地確立為振興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和為農民勞動致富服務的辦學思想。

　　1988年5月，國家教委在關於實施“燎原計劃”向國務院的《請示報告》中指出，“目前影響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農業勞動者文化技術素質不高，吸收和運用科學技術的能力以及經營管理水平低。據農業部門的資料介紹，有70%的現成農業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廣；全國仍有2/3的中、低產田；每年因防疫不好而病死的牲畜高達10%。”《請示報告》認為，“從我國的實際出發，農村教育應當在良好的基礎教育的根基上，麵向當地農村經濟建設的實際需要，大力發展靈活多樣的職業技術教育，使學生不僅學好文化科學基礎知識，而且能夠掌握一定的實用技術和經營本領，成為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骨幹。”

　　1988年，在中國500個縣的1500個鄉開始實施由國務院批準的“燎原計劃”。它的主要目標是：“七五”期間擬在全國500個縣內建設1500個示範鄉。“八五”期間爭取擴展到全國大多數縣。示範鄉要實現9年製義務教育，學校教育要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示範鄉還要做到掃除青壯年文盲，建立農民文化技術學校。對在鄉初、高中畢業生要進行有效的技術培訓。鄉的教育設施要綜合利用，促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協調指出，要高度重視職業技術教育的戰略地位和作用，積極貫徹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方針，認為在廣大農村地區，要積極推進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實施“燎原計劃”，實行農科教結合，統籌規劃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采取更靈活的方式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1997年，全國由地、市舉辦的農林中等專業學校已有408所，招生17.6萬人，在校學生51.6萬人；主要由縣（市）舉辦的農村職業高中4900所，招生95.8萬人，在校學生219.5萬人；由鄉鎮和村舉辦的農村職業初中1469所，招生30.9萬人在校學生80.93萬人；農民技術培訓學校44萬餘所，招生6514.6萬人，在校生5340萬人。

　　2000年，全國農村職業高中學校數4255所，占全國職業高中總數的60%以上，在校學生數224.98萬人，占全國的54.28%。農村職業初中1164所，在校學生數為85.89萬人。以職業教育為主要內容的農業中專446所，在校學生17.26萬人。農民技術培訓學校48.63萬所，年培訓農民9047萬人次。在全國多數地方形成了以縣職教中心（或骨幹職業中學）為龍頭、以鄉鎮成人學校為骨幹的縣、鄉、村三級教育培訓網絡，為農村小學、初中、高中畢業生和廣大農民創造了更多的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機會。農業類專業和農村急需專業的建設得到了加強，農村職業中心實驗示範基地的建設速度不斷加快，教學質量不斷提高，湧現出了一大批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好典型，培養了一大批有技術、高素質的新型勞動者，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改革開放後的20年，不僅使我國農村職業教育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對農村職業教育的認識也產生了一個飛躍。首先，人們認識到教育是社會經濟、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擺脫了視政治為教眘惟一功能的思想。其次，將發展職業教育同整個中等教育結構改革聯係在一起，同時采取開放的態勢，注意吸收和借鑒國外經驗。最後，在如何發揮農村職業教育的作用上，提出了實行“農科教”結合和“三教”統籌，將農村經濟、科學技術和教育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不僅確立了農村職業教育在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客觀地指明了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方向和道路。這一時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所取得的成績突出表以下五個方麵。

　　1.農村中等教育結構單一的局麵得到了改變。改革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教育，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教育體製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建國初期和70年代末期，教育的結構很不合理，與經濟建設的實際需要相脫節。根據我國國情，農村學生應從中學階段開始升學和就業的分流，初中畢業生一部分升人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中等職業教育；高中畢業生一部分升人普通大學，一部分接受高等職業教育。1979年以前，我國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畢業生遠遠多於職業教育畢業生，加上高等學校招生規模較小，從而造成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局而，而升學率也極低。農村絕大多數青少年高中畢業後，既不能升學，又沒有就業所需的技能。

　　20年來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改變了農村中等教育結構單一的局麵。1993年，農村職業高中與中等農業學校在校學生963850人，占農村高中階段在校生總數的44.2%。此後，農村職業教育的規模進一步擴大。高中階段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一方麵滿足了經濟建設對各類初、中級人才和勞動者的需要，促進了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另一方麵緩解了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的壓力。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從初等到高等的職業教育體係框架已基本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多種類的職業教育網絡已初具規模。

　　2.培養了高素質的農村建設者。農村職業教育根據職業教育的特點和對初中級人才的要求與成長規律，提高受教育者的基礎職業技術素質，讓其掌握適當的專業實用技術，為當地建設事業培養了適用的初中級建設人才和熟練勞動者，為農村的振興和當地群眾的脫貧致富做出了貢獻。

　　農村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量大、麵廣、專業門類繁多。農村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就業於各行各業，明顯改善了各行業人才隊伍的結構，從整體上提高了各行業勞動者的文化和技術素質。在農村經濟的發展中，職業學校畢業生發揮了科技示範和生產帶頭作用，提高了廣大農民吸收運用科技脫貧致富的能力。據國家統計局對6700農戶的調查，受到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農民收入明顯高於其他農戶。

　　通過職業教育，許多農民群眾不僅學到了致富的技術本領，增強了學文化、學科學的積極性，而且改變了許多不良的舊風氣。賭博、打架、迷信、鄰裏糾紛、偷盜等現象正在逐步減少，種學習文化知識、科技致富、健康文明的新風尚在廣大農村廣泛興起。

　　3.促進了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在大力加強九年製義務教育的同時，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是進行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的突破口。發展多形式、多層次、多規格的職業教育，改變教育結構單一的狀況。在普通教育中也引進職業技術教育的內容，讓農村新增勞動力上崗前以及在崗勞動者能得到必要的職業技術培訓，在農村職業教育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農村教育綜合改革。

　　農村教育綜合改革要求實行“三教”統籌，就是要把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三教”協調發展，誰也不能代替誰。同時，“三教”的教學內容、教師、設備、場地盡可能統籌安排，發揮整體效益。實行農科教結合和實施“燎原計劃”也同樣離不開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事實證明，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對我國農村經濟和精神文明建設起了很大作用。

　　4.辦學條件逐步得到改善。五六十年代以來，我國農村中等職業學校的經費，原則上來自國家財政的辦學單位。中央和地方業務部門興辦的學校所需經費，列人各部門的教育事業預算，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舉辦的學校，列人地方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從1983年起，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每年劃撥一定額度的農村職業教育補助經費；學校主管部門按照“兩個逐步增長”的原則加強對辦學經費的投人；非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職業學校實行學生繳費上學；有的地方還利用外資、內資貸款以及社會捐資、海外僑胞捐助，形成了多渠道籌集職業教育經費的機製，農村職業教育辦學經費逐年增加。

　　隨著事業規模的發展，農村職業教育的教職工隊伍不斷擴大，正在形成一支專兼結合、結構合理、有職教特色的教師隊伍。我國大部分省市建立了職教師資培養基地，以保證職業學校師資的來源。同時農村職業學校可以有選擇地聘請一些有實踐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和能工巧匠到學校來擔任專、兼職專業課教師或學習指導教師。

　　5.職業教育法製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在黨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重視和關懷下，通過廣大職業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職業教育法》於1996年5月15日正式頒布，並於同年9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它標誌著我國的職業教育事業從此進人了有法可依、依法治教的新階段。

　　《職業教育法》確立了職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規定了政府、各行業、企事業及社會各方麵舉辦職業教育的職責、義務；提出了發展職業教育籌資的原則和各項保障條件與措施；指出了發展與改革職業教育應遵循的重要原則；明確了職業教育管理職責分工的基本原則。《職業教育法》是鞏固職業教育成果的重要保障，是促進職業人才培養，落實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保證。

　　據統計，職教法頒布實施以來，遼寧、吉林、北京、山西、河南等省市已出台了地方配套法規，還有15個省市的政府先後製定了貫徹落實《職業教育法》、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職業教育的發展目標、任務和各方麵的職責，使職業教育的發展環境有了進一步改善。《職業教育法》的貫徹落實，使我國職業教育實行依法治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