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研究

第二節 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與實踐

　　晏陽初（1893—1990），四川巴縣人，五歲時人塾就讀，十三歲入西學堂，十九歲赴香港大學深造。1916年夏，他負笈橫渡太平洋留學美國，1918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天，他就應募以教育秘書的身份遠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法國戰場，為在那裏的二十多萬華工義務當翻譯。在法國，晏陽初先生目睹華工目不識丁之苦，由此開辦了華工識字班，並用白話文形式編寫了《華工周報》，從而開始了他從事平民教育的最初嚐試。這也決定了他一生的誌向和事業，“一切高官厚祿，當視之苦屐，惟致餘畢生之力於平民教育。”

　　1920年，晏陽初從法國戰場上回到祖國。他受中國青年會邀請主持了長沙、煙台、武漢三市的城市平民識字教育實驗。1923年，他又在北京倡導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簡稱“平教會”）。在長期的實踐和探索中，晏陽初逐步認識到中國80%的民眾是缺乏基本教育的農民，要普及教育改造中國，隻有到農村中去。所以在1923年“平教會”成立後，晏陽初就選定河北定縣為“平民教育”整體推進計劃的實驗縣。1929年晏陽初及其同仁又舉家離開大城市，遷到定縣，調查和實施“平教會”的“平民教育計劃”，從而開始了平民教育運動的新階段鄉村建設運動。

　　“七七事變”爆發不久，定縣淪陷，鄉村建設運動被迫停止。隨後，“平教會”遷往重慶。1940年初，晏陽初在重慶北碚區創建了中國鄉村建設育才學院（即重慶師範學院前身），為抗戰培養所需的人才。1949年11月，晏陽初赴美定居。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晏陽初致力於國際平民教育運動，先後在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指導各國的平民教育工作。

　　1985年、1987年，晏陽初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先後兩次回國參觀訪問，他對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激動不已，高度稱讚了今天的中國在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其後伴隨著晏陽初先生所倡導的旨在“改造農村、改造中國”的平民教育運動在中國風行一時，後又由他本人將平民教育事業推廣到更為廣闊的國際舞台上。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順應了新文化運動以來民眾教育蓬勃發展的潮流，不僅在我國的教育史上，而且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許多經濟欠發達國家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這一思想對當前的農民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一）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

　　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他強調平民教育對改造國民性的作用，主張通過教育來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知識，提高人民的參政監政能力。晏陽初認為，國家動亂，專製虐政，主要是因為人民大多文盲，任人宰割。他認為，當時中國害了三種病，“即瞎、聾、啞。國民大部分不識字，不能讀書報，非瞎而何？不受教育不知社會情景，所以有耳也等於無耳，非聾而何？社會弄到這樣，發言的是何人，大多數是不作聲的，非啞而何？他根據”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中國古訓，將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有機結合、整體推進，創造出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係統的平民教育思想。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

　　1.“腦礦”論與平民教育理論。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其提出的“腦礦”論觀點。“腦礦”一詞是晏陽初先生的一大發現，也是他的一大創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在法國戰場上當“苦力”的中國東北、華北招募去的華工義務當翻譯的過程中，發現了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腦礦”。他目睹了華工工作的艱辛和他們所受到的鄙視和侮辱，但他們並不是天生愚笨，相反他們大都勤勞勇敢，品德優良。他們並不比外國人差，隻是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而已。晏陽初從法國華工的處境中清楚地意識到了中國人民的現狀，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不但發現‘苦力’的苦，還發現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潛伏力。他們最需要的不是救濟，而是發揚——發揚他們的潛伏力。世界上最大的腦礦在中國。”晏陽初認識到“腦礦”是最寶貴的資源，“腦礦”一旦被開發，將會把人類導人一個新的時代。

　　晏陽初在發現了中國有一個巨大的“腦礦”之後，就立誌要開發這個大礦。晏陽初認為開發“腦礦”的辦法就是推行平民教育，“萬靈丹就是讀書識字”，他並且指出“這個責任完全在教育界”。晏陽初認為，平民教育不是慈善為懷的施舍米粥，也不是為少數人專有的貴族教育，更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國外的教育模式，而應該是培養國民元氣，提高國民素質，鞏固國家基礎的，民族化、平民化的“固本”教育，它必須符合中國的國情。他認為，平民教育不是一般的普通教育，普通教育並不難，要使其切合實際方為難事。“最切合實際教育為農民教育”。農民教育是救國圖存之教育，要達此目的，最迫切的有三點：第一，培養知識力，最低限度須培養其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能夠自覺自強。

　　第二培養科學的生產力，更換那些老農的舊習慣舊技術，使其了然於人力可以勝天，一切自己均可創造，即養成自己自養之能力。第三，培養組織能力，養成紀律生活，方能自衛自保。“談到平民教會的目的時，晏陽初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麽人？做‘整個的人’。什麽叫‘整個的人’第一要有知識力，第二要有生產力，第三要有公共心。”要造就整個的人，需要進行三種教育，即文字教育、生計教育和公民教育。關於教育的途徑，晏陽初認為不要盲目地模仿西方，要有自信，外國的科學我們要學，外國的教育自有他們的背景，我們不能盲目抄襲。1926年4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見》一文中指出，對於教育，要適合各自國家的情況，要有中國的特色，我們有我國的曆史文化和環境，亦應當有我國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適應我國的需要，要知道什麽是中國的公民教育，非有實地的、徹底的研究不可。

　　2.“民族再造”與鄉村建設步驟。在長期的平民教育工作中，晏陽初先生逐步對中國國情有了更為深人的了解。他認識到平民教育主要是對農民的教育，農民是平民教育的第一對象。中國85%以上的民眾生活在農村，平民教育的重點也應轉向農村。縣鄉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著落地，一個縣份，既是行政區域單位，也是一個社會生活的單位，一切改進工作必須從這裏開始。因此，1929年晏陽初先生及其同仁舉家離開大城市，遷往河北定縣翟城村，與農民打成一片，組織了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當時被稱為“定縣實驗”），形成了“博士下鄉”的熱潮，並將成功經驗推廣到其他縣乃至全省、全國，最終找到了他認為適合中國農村特色的治國方略：“人民是國家的根本，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這也就是以教育為工具，推動經濟、政治、衛生、文化全麵發展的鄉村建設理論。

　　他認為鄉村建設的使命不是“救濟鄉村”，也不是辦“模範村”，而是“民族再造”。在《鄉村運動的使命》一文中指出：“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是構成中國的主人，害了幾千年積累而成的很複雜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無起死回生的方藥問題。”幾十年來一切改革與建設的失敗教訓，都證明了這一點。

　　為什麽“民族再造”的使命要由鄉村建設來承擔呢？晏陽初認為這是由鄉村的重要地位決定的。首先，他認為鄉村是中國經濟的基礎，離開了農民和農村，國家就不能存在。工商業不景氣的原因是因為農村的破產。其次，他認為鄉村是中國的政治基礎。中國的政治出路，必須從建設最基層的農村政治開始。再次，鄉村是中國人的基礎。構成國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權和人民，在這三要素中，“人民”又是最重要的要素。中國人民號稱四萬萬，農民則占了80%，因此，真能代表中國的，不是上海的買辦，也不是天津的富戶，甚至不是城市的居民，而是居住在兩千多個姓中無數鄉村裏的鄉巴佬。即使是城市裏的居民，他們的祖先十苻八九也是農民。鄉村地位如此重要，然而長期以來為什麽沒有得到重視和建設，晏陽初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對鄉村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放著成千上萬的農民，固國強國的雄厚力量，無人去運用。讓農民無知無識到底，不給予教育的機會，甚至連他們的生死存亡都不管”。一次又一次的變法維新和改革，都隻足在製度體係上翻花樣，沒有惠及農民，因此沒有生命力。二是受西洋文化的影響。西洋文化是工業文化，集中於城市而不重視農村。中國的許多留學生，搬來了西洋那一套，“放款不以農村為主，教育不以農民為主，政治、經濟、文化，一切建設都以城市為中心”，當然也就沒有農村建設。三是從西洋回來的新士大夫，與中國傳統士大夫一樣，講政治、經濟、教育都不及於鄉村，瞧不起農民，更不屑講鄉村建設。由於上述三方麵原因長期沒有有得到解決，從而導致了民族的衰老、國勢不振。因此要複興“首當建設農村，首當建設農村的人”晏陽初根據其鄉村建設理論，提出了鄉村建設的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實驗研究。他指出，中國近幾十年來教育的最大錯誤，在於一切製度、方法和材料，大都從西洋抄襲而來，不適合中國國情，尤其是不適合廣大鄉村的實際情況。這種教育的惡果，之一是把無數的農村青年變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鄉村不安，到城市無能，不文不武的無業遊民”。因此要實現民族再造的使命，就“不能不深人鄉間從農民實際生活裏去找創造的改造生活的教育，去求方法來研究實驗”。他為鄉村建設提出了幾個原則：首先，要有基礎性。鄉村問題非常複雜，研究實驗的問題要有選擇性，要有基礎性。其次，要講實際性。有些問題雖具有學術上的研究價值，但與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沒什麽關係，就用不著花人力財力去研究實驗，所研究的問題必須具有實際性，研究結果能夠回到民間去。再次，要具有普遍性。研究實驗的結果，能推廣到全國各個鄉村。

　　第二步是訓練人才。晏陽初認為，無論是研究，還是推廣，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要訓練鄉村建設人才，必須解決為什麽訓練、誰來訓練和訓練什麽人三個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在《農村運動的使命》一文中做了論述，指出訓練的目的是為“複興”、“改造”和“建設”鄉村培訓人才。關於第二個問題，他指出，那些鄉村建設的先進者，負有訓練人才的責任和義務，他們一方麵把自己“從實際工作中一點一滴的辛苦經驗、知識技能”整理出來作為訓練人的材料，另一方麵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言行“現身說法，以身作則，緊抱著農村運動的使命，去表演‘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生活’的原則”。關於第三個問題，他指出，訓練的人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實地到農村做鄉村建設的學術研究與實驗的專門人才，一種是實地到農村領導農民從事鄉村建設事業的技術推廣人才。訓練的內容除了基本的鄉村建設知識技能外，還應注重精神上、人格上、態度上和閱曆經驗上的鍛煉。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如果僅僅有知識技能的訓練，而忽視其精神、人格、態度和閱曆經驗的訓練，“結果要弄得垂頭喪氣，消極墮落”。

　　第三步是表證推廣。所謂表證推廣就是將研究實驗所取得的成果通過表演證明的方法推廣到廣大農村。

　　3.“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四大教育”是晏陽初對鄉村建設內容的概括，晏陽初指出，“在定縣，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農村問題是千頭萬緒，從這些問題中，我們又認定了四種問題是比較基本的。這四大基本問題，可用四個字來代表它，所謂愚、貧、弱、私”。所謂“愚”，是指那時中國大多數農民缺乏知識，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所謂“貧”，是指中國農民絕大多數生活貧困，不少人是在生與死的夾縫裏掙紮。所謂“弱”，是指農民大多身體孱弱，無強健體魄，更談不上科學醫療與公共衛生；所謂“私”，又可說是“散”，是指大多數農民不能團結，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識，形不成一種團體力量。這四方麵問題具有因果關係，即愈愚愈窮，愈弱愈私。針對中國社會這四種大病，晏陽初提出四大教育，即以“文藝教育”培養知識力，以救農民之“愚”；以“生計教育”培養生產力，以救農民之“窮”；以“衛生教育”培植強健力，以救農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團結力，以救農民之“私”。這四種教育，包括了平民生活的一切，他相信，這四種教育辦得好，社會便有了基礎。

　　文藝教育包括文字教育和藝術教育。文字是傳播知識的根據，又是尋求知識的鑰匙，讀書是獲得知識的最便利的途徑，要讀書就必須先認字。文字教育的最低目標是要讓農民認識千餘個漢字；為農民輸人這千餘個漢字所代表的常識；引起農民的讀書興趣。在藝術教育的各項內容中，晏陽初最為重視戲劇。他認為戲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感染力，能使人在娛樂中不知不覺地接受教育，是最理想的教育方法之一。當然那些宣傳妖魔鬼怪和才子佳人的戲，沒有平民化的教育價值，不能起到培養農民知識力的作用。因此他主張戲劇改革，把農民的疾苦、願望和要求和農村的真實生活搬上舞台。

　　生計教育的目標有兩個：一是訓練農民的現代知識和技術，以增加生產；二是建立農村合作經營組織，以實現利潤的合理化。他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必須把普及科學知識和訓練農民參加各種合作組織結合起來。關於普及科學知識，晏陽初認為關鍵的是農業科技人員要到農村去，他在《鄉村建設要義》一文中指出，中國自清末張之洞提倡農業科學，派遣留學生學習農業科學以來，不知為農業改良花了多少錢財，但農業科學自農業科學，農民自農民，雙方到今天還沒行見麵禮，還沒有實現結合，農民仍不知道農業科學是什麽東西。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習農業科學的人和學政治、經濟的人一樣，回國後不是去做官，就是當大學教授，從來沒有人到農村去過。根本不知道農民需要什麽。他們雖然天天在講農業科學，但他們講的農業科學根本不適合中國農村。從事農業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和學者，不僅要有“科學的頭腦”，還要有“農夫的身手”，隻有和農民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的學問具有實用價值。

　　衛生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農民的“強健力”，晏陽初認為中國的衛生教育大都設在城裏，農村沒有醫院，農民無處求醫。又因為醫院收費昂貴，農民無力支付，而不敢到醫院看病。這兩個原因是造成農民病死率高的重要原因。在農村實施衛生教育，一是要創建農村醫療衛生製度，以節省農民的醫藥費用。動員大城市的醫生到農村去，以造成公共衛生環境，使農民得到起碼的健康保證。二是重視公共衛生教育，使農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他主張由村而鄉而縣建立係統的鄉村保健體係。

　　公民教育要解決“私”的問題，晏陽初認為一方麵要在一國社會的基礎上，培養農民的團結力、公共心和合作精神；另一方麵要在人類普遍具有的良心上，發達他們的判斷力和正義心，使他們皆有自決自信、公使公非的主張。同時通過良好的公民訓練，使他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識和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礎。

　　這四大教育應連鎖進行，不能分開割裂，這是晏陽初和平教會的同仁在深人民間，向農民學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一個重要原則。

　　為了推行四大教育，晏陽初提出了“學校的”、“社會的”、“家庭的”三大教育方式。他指出：“從前的看法以為學校之課程的教授是教育的全部，從平民教育的立場看，學校的方式隻是一種方式。學校式的實施以文字教育為主，注重於工具知識之傳授與基本訓練，注重於個人的教學。社會式的實施以講解表演及其他直觀與直感教育的方法為主，注重團體的共同教學。家庭式的教育或為中國特殊的而又是必須的一種方式。家庭在中國社會結構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國的生活方式，必須從家庭做起晏陽旬所講的學校式教育與一般人所講的學校教育不同，專指平民式學校教育，而不是普通公民學校式教育。他認為普通公民學校式教育”隻是書本知識和空洞理想，而未去民間與平民生活接觸，從平民生活裏找問題、找材料而且求解決方法“他主張平民學校為學校式教育的主要方式。具體辦有”初級平民學校高級平民學校平民職業學校“和”平民大學初級平民學校“主要針對12歲以上已超過人學年齡的文盲，進行掃盲工作。采用的教材是他們用白話文編寫的《平民千字課》，學完後經過考試，畢業後就取得了繼續學習的識字工具。進人高級平民學校後，這些學員已掌握了識字的工具，並且腦筋靈敏，思想活躍，可以對他們進行比較係統的訓練，以培養鄉村領袖。主要課程有社會、政治、曆史、經濟學、農學等。這種形式的學校在”定縣實驗“的基礎上推廣到了全國各縣及社區。”平民職業學校“主要針對農民進行生產技術、選擇良種、防蟲治病等技能的訓練。”平民職業學校“後來發展成為”平民大學，這是為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培養高層次人才，培養縣級以上的專家和領導人的學校。

　　社會式教育是為了解決平民學校學生畢業後不能繼續升學，而日常生活中又沒有應用所學機會而采取的措施。1931年平教會設立了“社會式教育委員會”，標誌著社會式教育的開始。其教育方式是以高級平民學校或平民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各種活動為中心，使畢業生按照四個方麵繼續接受教育，同時使其參加四大教育的活動，推動四大教育到民間去。更為重要的是培養青年農民求知的欲望和團結的力量。社會式教育主要針對青年農民、成年人和婦女。

　　家庭式教育是中國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聯合各個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當的訓練”，使在家庭中的男女老少都能得到相當的教育。家庭式教育是為年幼和年老者設立的，其目的有二：一是幫助解決家庭與學校的矛盾，擴大家庭的責任感；二是幫助減少家庭年長的婦女對青年婦女接受教育的阻撓和反對，使她們的教育能有收益。

　　4.知識分子“農民化”。晏陽初主張要“化農民”，知識分子必須首先“農民化”。隻有這樣才能理解農民、親近農民，從而影響農民。所謂農民化，就是鄉村工作者要“拋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的眼鏡，去觀察問題，解決問題。”鄉村工作者要實現農民化，首先要深人民間，和農民一起生活勞動。隻有這樣，鄉村工作者才能與農民進行廣泛地接觸，感受他們的痛苦，了解他們的需要，在此基礎上才能為農民提供切實的服務，避免想當然地“空作誤民的計劃”，致使鄉村建設事業遭到失敗。

　　深人農民會遇到很多困難，為此，晏陽初要求鄉村工作者不僅要有“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的堅強決心，而且要有宗教家的犧牲精神。為此，他身先士卒，於1929年秋舉家從北平遷往定縣農村。在他的感召下，許多知識分子放棄了城市舒適的生活環境以及大學教授的優厚待遇，心甘情願地到艱苦的農村，和農民一起生活，為他們辦一些實事。他們中間有許多是學有專長的歸國學者，其中不少是具有博士學位的國內外知名專家，所以當時人們稱之為“博士下鄉”。關於向農民學習，晏陽初曾說：“農民雖然不知科學的名詞，雖然未曾受過書本式的教育，然而對於實際生活的知識與技術，我敢說，值得我們去學。一個青年，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留學東洋西洋，結果，學校進得越多，離社會越遠。一般人以為書本形式的教育越受得多，便越有學識，越能了解社會，其實是很大的謬誤。”他還批評那些看不起農民的人，在他看來，農民“愚”、“窮”是知識分子不重視農村，輕視農民造成的，就其本質而言，農民一點也不愚，比起一些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更聰明。

　　（二）晏陽初平民教育實踐

　　1926年8月，以晏陽初為總幹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選擇河北省定縣作為試驗區，開展鄉村平民教育實驗。他們用學校式、社會式及家庭式等“三大方式”，進行生計、文化、衛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解決貧、愚、弱、私“四大疾病”，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等“六大建設”。該實驗由於投人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多方麵的顯著成果。這裏對社會調查和“四大教育”做些論述。

　　1.定縣調查。平教會在定縣的實驗是從社會調查開始的，社會調查在當時是一項薪新的工作，定縣調查的開創者是生計部主任馮銳。馮銳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獲農學博士學位，並在羅馬萬國農村研究院和丹麥從事農村研究工作，曾在美國農業部工作過半年，回國後擔任嶺南大學、東南大學教授，受晏陽初的感召，北上到定縣實驗區工作。因有農村調査的經驗，晏陽初委托他設計農村調查大綱。馮銳根據自己的經驗參照有關社會調查理論，編寫了《鄉村生活調查大綱》，並與美國調查專家反複討論修改，並在翟城村進行了首次調查。1928年6月，平教總會成立統計調査處，聘請社會學家李景漢為主任，在定縣實施大規模的調查。他們走遍了全縣的村莊，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最後出版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學術界對《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它不僅具有係統性、準確性，而且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在我國調查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晏陽初在給該書寫的序言中指出：從事農村調查的人，必須有到鄉間去的認識和決心。隻有同農民生活在一起，才能了解農民的實際情況，才能得到正確的數字，才能真切地了解數字所含的意義，也才能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合實際的改造方案。他還認為：“調查的目的，既是為了了解事實，但事實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終了，而是工作的開始。所以調查工作不是為了調查而調查，必須著眼於社會的實際改造。”晏陽初還認為，調查者不僅要掌握現代社會調査的理論與方法，而且要注意這些方法如何適應於中國農村。要根據民間生活狀況，確定合適的調查方法和調查技巧，特別要注意農民心理、風俗習慣，又要注意所問的問題農民能夠回答，農民所回答的問題又是我們所需要的。

　　2.“四大教育”。“四大教育”是晏陽初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的主要內容。文藝教育主要包括文字教育和藝術教育；衛生教育方麵的實驗主要是建立保健製度和疾病預防工作；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研究民族精神，他們撰寫了《國族精神論例淺釋》，編寫了弘揚“國族精神”的讀物《曆史圖說》，此外農村自治研究、對農民進行公民知識的教育以及公民的訓練都是定縣公民教療的重要實驗內容。這裏重點介紹一下生計教育。

　　晏陽初及其同事認識到，經濟建設是鄉村建設的重要環節，而要經濟建設有生命有著落，就要進行生計教育。定縣實驗的生計教育內容包括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是公民生計訓練。他們利用農民領導農民的方法，訓練農民領袖，由領袖農民推動全體農民。為此把生計訓練分為生計巡回訓練學校，表證農家和實驗推廣三個部分。生計巡回訓練學校的設立，是為了研究生計訓練教材，教具以及訓練方法。表證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示範。表證農家的作用一是為實驗場促供研究數據；二是把實驗場的東西表證給農民，使他們接受實驗場的精神和方法；三是領導普通農民作農業改進工作。經過表證證實有推廣價值的成果，則由平教會向一般農民推廣，稱之為“實施推廣訓練”。其做法是由表證農戶把所掌握的知識與技術，以及表證經驗與結果傳授給一般農民。按平教會的設計，每一表證農戶負責30戶普通農家的技術指導。

　　第二個方麵是建立合作製度。平教會推進合作運動堅持以教育為主的原則，並製定了一套程序和方法。首先是初步教育，與村中領袖商洽，定期召集村民舉行演講會，宣傳合作的重要性。

　　然後是專門教育，給村中的優秀分子和合作社社員講授合作社經營的專門知識和技術。最後是繼續教育，通過定期訓練和參觀，使合作社成員的知識和水平不斷提高。定縣的合作社製度分兩級、村合作社與縣聯合社。平教會設指導員若幹，巡回指導合作社的工作。

　　第三個方麵是種植養殖技術的改進。在種植方麵他們培養和推廣新品種的棉花、小麥、大豆等優良品種，對白菜、梨和葡萄的品種進行改良，推廣植物病害的防治技術。在養殖方麵主要有豬種和雞種的雜交改良，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增加農民生產的目：的。

　　平教會以研究訓練做準備，通過表證來推廣，是在鄉村普及新思想、新觀念的有效方法。這種方法也證明了中國農民是願意接受新生事物的，但是在農村推廣科學技術和新思想，必須注意農民的接受程度和接受的方式。因此，將現代科學技術簡單化、實用化、經濟化是平教會定縣實驗的一個重要原則。

　　（=）晏陽初平民教育思想與實踐的啟示

　　晏陽初平民教育的許多主張和實踐對當代農民教育工作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麵的。

　　1.注重社會調查。社會調查是農民教育的準備與基礎工作，是對社會實際情況取得科學認識的重要條件，晏陽初十分重視社會調查，他對社會調查的思想和見解，對我們今天的農民教育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認為，目前我國農民教育、農業科技推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缺乏調查研究。由於缺乏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實際了解，一方麵造成了農民教育的無的放矢，所宣傳、推廣的科技成果不符合農村和農民的需要；另一方麵農民迫切需要的技術又缺乏足夠的研究，導致了科學研究、推廣與農民需要的脫節，既限製了科技成果的應用，同時也製約了農村的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重要的是要提高農民教育、農業科技研究和推廣人員的社會調查意識和能力。至今不少農業科技人員對社會調查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甚至不知社會調查為何物，缺乏相應的社會調查技術，有時他們也搞一些社會調查，但多是為了調查而調查，不能獲得他們所要獲得的東西，或根本看不出調查數字背後的真實內容。因此，對農民教育和農業科技工作者進行社會調查技術的培訓對他們了解農民的需要並用以指導農民教育實踐和科學研究實踐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可以通過社會學者與農民教育、農業科技工作者的有機結合解決脫離實際的問題，社會科學工作者對農村的調查可以揭示農村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了解農民的需求，研究某項科技成果的社會影響，為農業科技工作者的研究、開發提供依據。

　　2.把“人”看作是根本的思想。所謂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其核心都是在於“造人”。晏陽初常講，社會的各種問題，不自然發生，是自“人”而生，所以，中國的問題雖然複雜，也必須先從發生問題的“人”身上，從四萬萬民眾的身上去求解決辦法，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正是基於這一思想，他在1923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組織大綱”中就規定設立鄉村教育部，提出農民是平民教育的主要對象，並從1926年起逐步把工作轉向農村，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在農村中，又明確提出把重點放在對15歲至45歲青壯年的教育、訓練和培養上。人的生活需要，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一個整體，是“活的整個的人生”，所以對人的生活的改造必須是整體的改造。這也就是強調對鄉村社會進行整體改造和建設的依據和由來。四大教育中之所以把“愚”擺到第一位，而不是把“貧”擺到第一位，同樣體現了把“人”看作是根本的科學思想。晏陽初提出：平民教育的根本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必須四力具備，才能謂之“新民”，即成為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健康體魄及公德心的“完整的人”。

　　3.對農民實行綜合教育。農民問題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不僅成因複雜，解決的途徑也必須是綜合的。正如晏陽初所說的“鄉村建設不是任何一麵可以單獨解決的，而是連鎖進行的全麵的建設。因為社會與生活都是整個的、集體的、聯係的、有機的，決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支離破碎的解決問題。”

　　對於“愚”、“貧”、“弱”、“私”四大問題，他認為前三項固然是病源，而私欲橫行，但求私利，更是民族自殺的根本，沒有團結組織的能力與習慣，缺乏共同的建設意識，如此農民決不能立足於現代世界。針對這四個基本問題，晏陽初提出了四大教育內容和三大教育方式，進行這四大教育，不是單靠學校教育所能實現的，而是要三大方式連環運用，即學校、家庭、社會共同發揮作用。要從整個鄉村社會所存在的各項重大問題出發，進行綜合治理、整體改造和建設。既不是隻看到或強調某一項問題，比如經濟、或者教育，而忽視其他，也不是把相關的各項問題孤立起來，零散地、各顧各地去解決，而是強調四大教育相互配合、結成一體、相輔相成、連環進行，從而達到對社會的整體改造和建設，以取得整個社會全麵、協調和健康發展的效果。

　　晏陽初還認為，在農村中辦農民教育，僅僅教農民識字取得工具而不使他們運用這些工具進行鄉村建設是沒有用的。鄉村建設的目的也不隻是使農民擺脫困境，增加生產。如果隻是為提高生產而單純地抓生產，而不同時策劃農民教育，不努力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與生產技能，不加強農民道德觀念和社會認識方麵的工作，不提高農民的民主法製意識與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農民的健康素質，不注意鞏固和提高的措施，即使生產一時上去了，也是不能鞏固和持久的。因為“人的發展需要和社會發展需要都是多方麵的，並且彼此之間互相聯係，滿足了一個方麵的需要，隻是解決問題的某一方麵，隻有使各方麵的發展需要得到滿足時才能得到均衡的發展”。所以，農民教育必須與鄉村建設連鎖進行、整體推進，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落後的麵貌。這種對社會進行整體改造和建設的思想和方法，是從定縣實驗中總結出來的，也是科學的思想方法。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列寧講的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的思想，與後來出現的係統論以及今天西方提出的綜合國力論，應該說都是接近或較吻合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條件下，能夠明確地總結和提出這樣的科學思想，並用以指導鄉村改造和建設工作，更是難能可貴的。

　　國內外的農民教育理論研究和農村發展實踐均已證明綜合農民教育的思想是正確的。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鄉村教育的倡導者們已經認識到了物質的改善隻是農村改造的一個方麵，人的改造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如果不對農民進行教育改造，鄉村改造不會有效並且持久，而國家的改造必然是人民改造的結果。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在長期研究的基礎上指出，造成貧困的諸多因素中，資金等物質資源的原因完全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原因是非物質的，即人們的素質。他認為教育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是一切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對貧困地區最好的援助是知識上的援助，贈與有用的知識比贈與物質不知要強多少倍，贈與物質容易使人產生依賴性，贈與知識卻使人獲得了自由。在我們目前的農村教育中普遍存在著“唯科技是舉”的現象，錯誤地認為科技可以解決一切，孰不知科技是由人來運用和推動的，隻有實現了農民思想觀念的現代化，科技才能紮根於民眾之中，變成活生生的現實生產力。也就是說，隻有具備了現代化的人，才能獲得自身發展的能力。而人的現代化並不僅僅指獲得科學技術知識，還包括了觀念和態度的轉變乃至整個人格的改變。現代觀念的培養比科學技術知識的教育更艱巨、更複雜，它表現為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依賴於良好的社會氛圍。

　　4.科學簡單化。平教會在定縣的實驗證明了農村教育運動的倡導者提出的科學推廣的四個階段即研究、培訓、示範和推廣是行之有效的，證明了農民是願意接受新事物的。但同時晏陽初認為農民的科學化隻能漸進，不能突變，要根據農民的能力、財力，把原來的方法加以改造，采取“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循序漸進，發揮農民間的相互示範作用。並主張提高農民自己教育自己的能力，做到滾動發展。在農村推廣科技和新思想，必須考慮農民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教育的原則、方法、技術必須建立在農民可接受的基礎上，現代科學作用很大，但不能照搬書本。又由於中國地域廣大、複雜，也不能簡單地模仿他處的經驗。鄉村教育工作者要將現代科學技術盡量簡單化、實用化、經濟化，做到在最簡單、最經濟的推廣體製下普及高深的科學知識。

　　我國幾十年的農業推廣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推廣程序的重要性，特別是所提出和倡導的科學簡單化的口號對今天我們的科學研究和推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一項農業技術從發明到推廣應用要經過複雜的社會互動過程，為什麽有些很有價值的技術不被農民所采用，而有些技術卻能得到迅速的傳播和推廣？技術自身的特點是一個重要的製約因素。其中包括三個方麵，第一是技術的簡單化程度或稱“傻化”程度，是指該項技術或技術的載體易於為人們操作使用。簡單化的技術可以是普通技術，也可以是高尖技術，技術的簡單程度與技術本身的複雜性並非必然相關。顯然，一項技術越是簡單，越容易為人們所使用。第二是技術的經濟效益，某項技術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越好，並且這種效益越是能及時、清晰地顯現出來，就越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第三是所采用的技術與農民社會心理和文化價值的吻合程度。作為一個農業科技工作者必須了解具體技術的這些特征，並具備根據推廣的對象對其進行改造的能力。一些科技人員在農村推廣技術而以失敗告終的例子是不少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所推廣的技術不能與大眾的素質、需要以及特定的文化價值體係相匹配。

　　5.高等教育要為農村發展服務。平民教育運動的發起者和參與者是以大批洋博士、洋碩士和高校的教授學者為主體，當時有許多知識分子以其拳拳報國之心，心甘情願地離開繁華的大都市，到鄉村施展自己的抱負。雖然他們下鄉工作時間並不長，抗戰爆發後平民鄉村教育運動就被迫中止了，但他們在改良農業生產技術，推廣農業科學知識，改造鄉村衛生條件，推進掃盲運動，普及文化科學知識，提高農民的道德水平和改善農民的精神而貌上，取得的成就卻令人刮目相看。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探索了高等院校如何與農村發展相結合，知識分子如何為大眾服務的途徑。可以說，平民教育運動是最早提出高等院校為農民和農村發展服務這一功能的倡導者之一。高等教育通向農村，既要考慮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要顧及農民精神文化素質的提高，兩者不可偏廢。高等教育為農村服務的前提是要適應農村的實際需要，這不能依靠合理的想象，必須建立於翔實的調查研究基礎之上。學院式的研究，往往容易脫離實際，或者一無所成，或者有所成而無所用。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實踐表明，專家走出書齋，深人農村，就會使知識分子與農民打成一片，從中不斷修改研究課題和研究計劃並獲得新的研究課題。這不僅可以使農村的發展直接得益於高等學校的科研，而且也使高等學校的教學水平和科研質量不斷提高。可見，平民教育運動在探索高等教育為農村服務的道路上，所做出的貢獻是深遠的。

　　§§第三章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