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研究

第一節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

　　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職業技術教育都是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進行的，中國的近代教育緣於新辦大學堂和師範學堂。1902年夏，中國近代第一個係統的法定學製《壬寅學製》誕生，1904年1月清政府頒布《癸卯學製》並在全國實施，標誌著中國近代教育進入實施階段。中國近代意義上的職業技術教育一般認為開始於“洋務運動”，中國的農民教育和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則更晚。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了一場鄉村建設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達600多個，建立了各種實驗區1000多處。當時，一些著名的教育家、社會學家，如陶行知、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和由他們發起、組織並領導的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鄉村建設學院等社會團體，有感於中國鄉村飽受天災人禍，經濟凋零，農民愚昧，學校荒廢，而中國又是以農立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欲救中國，必先救中國之農村，他們紛紛提出“到鄉村去”、“到民間去”的口號，試圖從改造農村教育人手，達到改進農村生活，建設美好新農村的目的。應該說，這次鄉村建設運動是近代農民教育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開端。在照搬外國教育理論在城市試驗失敗之後，經過認真的反思，他們把目光投向鄉村，對探討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符合鄉村實際的教育改革與發展之路進行了積極嚐試。鄉村教育運動有組織、有目的；有理論、有實踐；聲勢浩大，影響深遠。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一大批革命者在開展革命運動的過程中，也進行了大量的農民教育實踐。1924年毛澤東在湘江學校開辦“農村師範部”，1925年在韶山開辦了18所農民夜校，對農民進行革命啟蒙教育。1926年他在廣州主持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講了《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等課程。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毛澤東關於“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村教育是農民問題的一部分”、“根據地教育應為革命戰爭和建設服務”等教育思想不斷地豐富並得以實踐。毛澤東把農民的掃盲教育、農民政治教育與組織農民生產互助相結合，以發動農民為目的的農村教育與根據地的幹部教育、軍隊教育交相輝映，成為我國農村教育的第一個輝煌時期。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和根據地的教育實踐不僅對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的農民教育發生了重要影響，對今天的農民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總結和回顧鄉村建設運動和革命根據地的農民運動經驗與教訓，對正確地認識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規律，把握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的趨勢均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

　　中國是一個舉世公認的有悠久教育傳統的國家。自古以來，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教育（教化）在社會控製中的作用；而中國創立的科舉製度也使許多貧寒子弟有了晉身之階。民間有著尊重文人、重視教育的濃厚風氣。中國以其特有的文化傳統綿延承傳數千年，成為全世界惟一延續發展下來的文明；另一方麵，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消極因素使古老的帝國終於走到曆史的盡頭。鴉片戰爭以後，從軍事上到政治上，從經濟上到文化上，“老大”中國在西方“現代文明”咄咄逼人的侵略麵前一次又一次失敗，中華帝國的惟我獨尊已經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地被打掉了，中國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神州大地到處上演著國破家亡的慘劇。繼續閉關自守已決不可能，舊式教育也日漸枯死，仿效西方遂成大勢所趨。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一向是“民族的脊梁”。舊中國災難深重，國土破碎，戰爭頻仍，經濟日趨崩潰，人民流離失所，尤其是處於社會最底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仁人誌士不甘亡國滅種，不忍坐視人民苦難，奮力開展救亡圖存，也不知產生過多少救國方案。但無論哪種方案，都沒有忽視教育的作用，而30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者們更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教育上。

　　“五四運動”以後，在對待農民問題上，存在著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共產黨所主張和領導的農民革命，另一條是一些愛國學者幻想通過改良主義的道路改造農村。後一條道路的擁護者紛紛建立了農村教育實驗區，形成了鄉村教育運動。

　　鄉村建設運動是在中國農村日益走向衰落的曆史背景下產生的。1906年科舉製度的廢除，使中國的近代教育獲得了比較快的發展，新式學堂如雨後春齊般地在各地建立起來。但當時的新式學堂主要設在城鎮，直至民國初，中國並無真正的鄉村教育，甚至無人重視農民的教育。鄉村教育最初的呼聲，開始於“五四運動”之後，一是民主思想的發展，使有識之士認識到農民教育對實現民主的重要意義；二是由於清末推行義務教育的失敗，引起人們的反思。一些學者認為推行義務教育失敗就在於教育隻重視城市，而忽視了占人口85%以上的農村。加之當時有一批在美國學習鄉村教育的回國學者，積極倡導鄉村教育。隨著對鄉村教育重要性認識的深化，“下鄉去”成為教育工作者的行動口號，全國的教育界紛紛把辦學重點轉向農村，在1926年匯集成為鄉村教育運動。但隨著中國農村經濟衰退的加深，人們開始感覺到僅靠鄉村教育不能解決鄉村的問題，還必須進行鄉村建設。

　　1927年鄉村教育運動便向鄉村建設運動發展。江恒源曾對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這兩個概念的區別作過解釋，他認為，鄉村教育主要是興辦鄉村小學和成人學校，教鄉村兒童和成年農民讀書、識字、寫信、記賬，也教給他們了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道理，教給他們做公民的技能習慣。鄉村教育方式有多種，取固定方式的教育設施，統稱為“鄉村學校教育”；取活動方式的教育設施，稱為“鄉村社會教育”，鄉村教育是二者的總稱。鄉村建設是就一個或數個村劃成一個適當的區域，按照理想的預定計劃用最完善、最經濟的方法技術以訓練區域內的所有農民，使區域內農民的生活得到改進。因此，鄉村教育包含在鄉村改造事業中。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梁漱溟和晏陽初的思想與實踐最具代表性。

　　（一）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廣西，生於北京。他是中國著名的文人，對宗教、哲學、印度哲學、東西方文化，特別是儒學和中國農村問題均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他從信仰佛教，轉向對儒學和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最後對中國農村問題的探討產生興趣。1923年他在山東曹州中學講學時，提出了“以農立國”的觀點，強調了農村和農業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他又提出：“隻有鄉村安定，乃可以安輯流亡；隻有鄉村產業興起，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隻有農產增加，可以增進國富；隻有鄉村自治當真樹立，中國政治才算有基礎；隻有鄉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國社會有進步。總之，隻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因此，要民族自救，民族振興，必須從鄉村教育著手，從頭開始。因為中國“現在已被壞到體無完膚，不堪收拾，非從頭建設起不可！這一點從頭建設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們一點一滴的教育，就是一點一滴的建設；一點一滴的建設，無非是一點一滴的教育：隻有從一點一滴的教育著手，才是一點一滴的建設！”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鄉村建設思想。有學者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麵：

　　1.“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梁漱溟認為鄉村破壞的原因，一是天災人禍，二是風氣的改變。社會風氣的改變何以引起鄉村的破壞？他認為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在《鄉村建設大意》中他寫到：“中國人既與西洋人見麵之後，中國文化便發生了變化。自變法維新一直到現在，其中有好幾次的變化，有好些地方變化；尤其隻是近幾年以來，更一天一天地在那裏加深加重加速地變，這樣也變，那樣也變，三年一變，兩年一變，孫猴子有七十二變，中國人的變也和他差不多了……舊的玩藝兒幾乎通統被變的沒有了！中國鄉村就在這一變再變七十二變中被破壞了”。學習西洋之所以導致鄉村的破壞，他認為原因在於中西文化不同源。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其文化是以鄉村為本的文化，其社會是以鄉村為本的社會，農業是中國的國命所寄。而西洋國家都是工業國家，皆以都市為本，他們的文化是一種都市文明。一個以農業、農村為本的文化，遇到了一個以工業為主，以都市為本的文化，就會與自己原有的文化發生矛盾和衝突，以至於畫虎不成反類犬。西洋的文化沒學到，反而使自己的鄉村被破壞了。他認為要救濟中國鄉村就要創造一個新文化。

　　在談到鄉村建設意義時，梁漱溟再三強調：“救濟鄉村便是鄉村建設的第一層意義；至於創造新文化，那便是鄉村建設的真意義所在。鄉村建設除了消極地救濟鄉村之外，更要緊的還是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所謂鄉村建設，就是要從中國舊文化裏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在他看來，所謂”創造新文化“也就是要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稱之為”生活的樣法“梁漱淇指出，要換一個”新的生活樣法“既不能像西化派所主張的那樣，把西方”生活的樣法“全盤移植過來，也不能像守舊派所主張的那樣，堅持中國舊有的”生活樣法“而隻能”返本開新“從舊的”生活樣法“中轉變出一個新的”生活樣法“也就是說從舊的文化中轉變出一個新的文化。他還進一步打比方，中國好比一棵被外來文化摧殘的大樹，新文化的創造就是從中國文化大樹的老根上長出新芽。那麽什麽是中國文化的老根呢？他認為，中國文化老根中分成有形和無形的兩部分，有形的根是”鄉村“無形的根是”中國的老道理“這些老道理就是我們這個民族過日子的方法、製度和規矩。在老文化破壞殆盡，而新文化還沒有建立起來的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最要緊的就是趕快想法子創造一個新文化，好來救活舊農村。‘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村。’這便叫‘鄉村建設’。

　　2.鄉村建設中的組織建設理論。在鄉村建設的實施方麵，梁漱溟認為最重要的是鄉村組織建設。他認為與西方“個人本位，階級對立”的社會組織結構不同，中國的社會組織構造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

　　就“倫理本位”而言，他指出，由於中國自古就缺乏團體生活，因此不存在個人和團體的關係問題，有的隻是倫理關係。在社會方麵，家在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結構中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由此推而廣之的家族、親戚、鄉黨、師徒、朋友、同僚的關係，“或比之於父子之關係，或比之於兄弟之關係情義益以重”。中國社會秩序的維持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倫理關係。在經濟上，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經濟”，具體表現為：父子、夫婦有“共財”之義，兄弟、宗族有“分財”之義，朋友有“通財”之義。人們在經濟上能彼此顧恤，從而使生計問題無形中得到了許多保障。在政治方麵，認為中國人但知君臣、官民間的倫理關係，而不知國民與國家的團體關係，沒有公法和私法、刑法與民法的區分，這和西方講“法治”而不講“人治”的政治迥然不同。

　　從職業分途來看，他指出在西方由於近代貴族與農奴、資本家和勞工對立階級的出現，“遂造成剝削與被剝削的兩麵”。但中國由於沒有出現階級的分野，隻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職業，而沒有兩麵對立的經濟，所以中國社會可稱為職業分立的社會。

　　梁漱溟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結構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遭到了破壞，然而“個人本位”、“階級對立”的社會結構又沒能建立起來，“遂陷於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中”。認為這是一切問題產生的根由。因此主張要從事鄉村建設，就必須“重建一新社會組織構造”。這需要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從理性求組織，一是從鄉村入手”。“從理性求組織”是要“以倫理情誼為本原，以人心向上為目的”，既要發揮“中國人講的老道理”，又要充分容納“西洋人的長處”，如團體組織、社會參與、尊重個人、財產社會化，“這個組織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的組織。所以要”從鄉村人手“有三個理由：首先，梁漱溟認為中國是一個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的國家，構建組織從家人手範圍太小，從國人手則範圍太大，而鄉則是最適應的範圍；其次，新的社會組織構造，要靠多數人的力量而組成，而這多數人住在農村，要啟發他們的力量，隻有從農村下功夫；再次，從農村人手適合於”理性“的發揮，這不僅因為”鄉村秩序原來就是靠理性維持“的，而且中國固有的”倫理的社會情理的社會的風氣，在鄉村還沒有像城市那樣摧殘殆盡。

　　鄉村的新組織是個什麽樣子呢？梁漱溟認為這個新組織即中國古人所謂“鄉約”的改造，他非常欣賞北宋“呂氏鄉約”中“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原則，認為它“充滿了中國人的精神——人生向上之意”。他認為鄉約組織與地方組織不同，地方組織是西方政製的照搬，與中國人的精神格格不人。鄉村組織建設就是要酌鄉約精神，同時將其消極的東西修改補充為積極的東西。經過“補充改造”鄉約而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組織就是鄉農學校。梁漱溟提示說，“所謂鄉農學校這個東西，是補充改造的‘鄉約’中自然要有的機關。這個機關主要的是講求進步；而同時我們用即以鄉農學校來表示‘鄉約’，表見我們的組織。”梁漱溟所設計的鄉農學校是一個集政、教、養、衛為一體的鄉村組織。他試圖通過這個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新禮俗的教化，為建設未來的新社會打好基礎。

　　3.鄉村建設中的經濟建設。梁漱溟是一個以農立國者，“以農立國論”的特征為反都市化和工業化，憎惡現代工業社會和都市生活，向往或企圖維護和恢複農村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梁漱溟的以農立國不同於其他以農立國者，他並不反對中國發展工業，而是主張以農為本，先振興農業，再“從農業引發工業”。據此，他提出了經濟建設的方針路線：“散漫的農民，線知識分子領導，逐漸聯合起來為經濟上的自衛與自立；同時從農業引發工業完成大社會的自給自足，建立社會化的新經濟構造。”梁漱溟詳細論述了不能走歐美日“從商業發達工業”的路子，而隻能走“從農業引發工業”的理由。首先，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幾千年來的基礎，關係著大多數國民的生活，促興農業就是鞏固國本；其次，中國沒有一個近代工商業所需的政治環境；

　　再次，促興農業較發展工業在資本、勞動力、市場等方麵具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如何從農業引發工業？他認為，農村繁榮，工業才有可能發展，而工業的興盛又反過來促進農業的發展。農業的進步沒有不是科學化的，沒有不是工業化的，在農業的發展進步中，工業自然會相緣相引而倶來。例如，從農業土壤肥料等化學問題而引出化學工業；從農業機械引出機械工業；從農產品加工亦可引出許多工業。諸如此類，都是相因而至的。他指出：從農業引發工業，更多工業推進農業，農業工業壘為推進，產業乃日進無疆。

　　如何促進農業的發展，梁漱溟認為技術的改良措施是必要的，但要緊的是“先之以除弊”。在他看來當時有阻礙農民生活的四大問題：第一，匪患嚴重，社會秩序不安；第二，運輸不便，農產品不能正常流通；第三，農民負擔重；第四，自然災害頻繁。誰能承擔“除弊”的任務呢？他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能代表農業和農村的痛癢”，解決這四大障礙的任務隻能是全國鄉村運動大聯合的“中樞機關”。他認為鄉村建設運動代表了多數人的要求，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梁漱溟十分重視引進科學技術，認為這是鄉村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如種子改良、病蟲防治、改良農具、改良土壤、改良農產品製造、科學種田等。他還主張在體製上發展農民的合作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走合作發展的道路。如信用合作、產業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等。在促進農業發展方麵，梁漱溟指出，農業技術的進步不能單在技術本身著想，也非單靠農業推廣機關所能推進。因為零散的小塊土地無法采用進步的生產技術，隻有組織合作社來經營才有采用的可能。農民縱然合作了，沒有足夠的資本也是不行的。所以，建立農村金融係統、引進新技術、發展合作組織，三方麵要同時推進，缺一不可。

　　4.關於知識分子的作用。梁漱溟認為，鄉村建設事業需要“農民自覺”，也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才有可能獲得成功。要“農民自覺”，首先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使他們認識到“天下事無論什麽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機，有活氣”。譬如，一棵樹，隻有本身有生機，它才能吸收水分、養料和陽光，才不會枯萎死亡。鄉村逢設也是一樣，如果鄉下人自己沒有向前的打算，外邊的人也就不可能使他向上。隻有農民認識了這個道理，他們就會獲得自救的熱情，就會產生自救的行動。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動引起了價值判斷的喪失，以及頻繁的天災人禍，鄉村出現了“精神破產”。要解決鄉村的“精神破產”，讓鄉下人活起來，首先要“啟發農民的智慧”，使他們看到前途，變意誌消沉為“樂生之心，進取之念”。

　　“農民自覺”盡管是鄉村建設的關鍵，但僅有農民自覺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代表理性的知識分子與之結合。農民隻能感到問題的嚴重，但不了解問題的原因，他們有解決問題的願望，但無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梁漱溟指出，“鄉村問題的解決，第一固然要靠鄉村人為主力；第二亦必須靠有知識、有眼光、有新的辦法、新的技術（這些都是鄉村人所沒有的）的人與他們結合起來，方能解決問題。沒有第一條，固然鄉村問題不能解決；沒有第二條，鄉村問題亦不能解決。”在梁漱溟看來，知識分子下鄉與農民結合至少可以起到兩個方麵的作用，一是為鄉村擴增“耳目”。他認為鄉村最大的疾病是愚弊，知識分子下鄉可以帶去新的知識和新的信息，開闊鄉下人的眼界。二是為鄉村增添“喉舌”。鄉村人最大的缺憾是受到禍害沒人理會，無法喚起社會的注意。知識分子比較敏感，容易發現問題，加上他們有文化，可以引起社會關注鄉村問題。當然，知識分子下鄉還有第三種更進一步的作用，即為鄉村添一個“頭腦”。為鄉村建設事宜出謀劃策，如興修水利、養豬放魚、植樹造林、改良土壤、引進先進技術等。梁漱溟相信，如果知識分子真正起到鄉村的“耳目”、“喉舌”、“頭腦”的作用，那麽中國民族的前途就有了希望。

　　（二）梁漱溟鄉村建設實踐

　　梁漱溟提出的鄉村建設的理論和方法的主要部分都付諸實施，1931年6月，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宣告成立，並確定部平為實驗區，開始了鄉村建設實驗。到1937年抗戰爆發被迫終止，前後6年的時間。盡管實驗區僅限於山東鄒平、菏澤等縣，但它的影響卻是全國性的，鄉村建設工作受到了方方麵麵的關注。鄉村建設實踐對實驗點縣的鄉村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地農民的生活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其主要實驗內容包括以下四個方麵：

　　1.建立村學鄉學。村學鄉學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組織，它由學董、學長、教員和學眾四部分人組成。村學學董由縣政府從本村人士中遴選，經村民開會同意後由縣政府正式聘請3～5人擔任，本鄉各村村理事及未設村學之各村村長為當然學董，由縣政府聘任本鄉資望素孚熱心公益者1～3人為聘任學董。學長是“村中或鄉中品德最高的人”，他們由各村各鄉村學鄉學學董會依該區民眾群情所歸，於齒德並茂者中推舉一人，經縣政府禮聘產生。教員是村學鄉學聘請的先生。鄉村教員的職責不僅僅是教書，還負有推進鄉村社會工作的責任。鄉學中的輔導員不屬於鄉學的組成人員，而是代表縣政府下鄉工作的。其職責是輔導鄉學的校長、學董和教員各盡職守，並巡查村學鄉學的活動。學眾是一村或一鄉中的所有人，在《村學鄉學須知》中對學眾的行為規範做了具體的規定。

　　村學鄉學的工作主要包括甲乙兩項，甲項工作為學校式教育工作，乙項為社會式教育工作。

　　村學設兒童部、成人部和婦女部，兒童部相當於國民小學的初小，白天上課，課程也與初小基本相同。成人部和婦女部主要是晚上上課，所開的課程有識字、唱歌、精神講話和軍事訓練。除了這四門課外，各鄉村學還根據各自的特點，因地製宜地開設一些實用課程。如植樹造林課、養蠶種棉課、合作社事業課等。還可以結合農時舉辦農業技術培訓和講習班，也可以結合生活舉辦縫紉、烹調等講習班。

　　鄉學設升學預備部和職業培訓部。升學預備部又稱高小，即國民教育五、六年級。課程除了國民小學所設的課程外，還開設新聞消息、鄉建理論、精神陶冶等。職業部主要是針對各村18～40歲成年農民進行職業輪訓，傳授農業科技知識。有的鄉學還設有高級部，高級部的課程增加了曆史地理和農村問題，使農民明白曆史的變遷，培養自己所處的地位的自覺。

　　乙項工作為社會式的教育工作，“為鄉學村學的主要工作”。主要任務是提引問題、商討辦法、鼓舞實行。梁漱溟認為，“所打上述提引問題、商討辦法、鼓舞實行，這三項實為意義至深、關係極大之教育，非尋常所說國民教育生計教育所得比。”這是因為，“所教育者不獨在一般農民，兼及其領袖。成果有效，這個鄉村社會可以活起來，是即解決問題的主力之發動，為村學教隻最大最後之成功。”

　　2.促興農業。在這方麵的工作主要有建立農村金融流通處、他廣優良品種和發展合作事業等工作。特別是推廣優良品種是促興農業的一項重要措施。鄉村建設研究院農場做了很多工作，農場是為了“增進農家生產，提倡農業合理化之經營，及供本院內學生實習”而開辦的，主要從事優良品種的培育和推廣工作。1931年6月農場正式開辦，包括場舍20畝，園藝和育種場40畝，此外還有棉麥良種繁殖場、養雞場、養蜂場等，共計900多畝。還聘請了金陵大學農學院的專家擔任技術指導，從事農業技術的實驗和推廣工作。在這期間他們培育和推廣了優良種豬、種雞，研究推廣了乳牛、乳羊的科學飼養方法，研究了蜂群的放養和種兔的繁殖。在種植業方麵重點進行了棉花、小麥、高粱、大豆、穀子等作物和蘋果、梨、桃等果樹的科學種植實驗，將其中的優良品種推廣到了農戶中。

　　為提高農業技術的推廣效果，農場製定了三個推廣原則。一是因地製宜，分區推廣。他們首先開展了鄉村調查訪問工作，借以明了農作物的分布情況和農家副業經營情景。在調查的基礎上劃定農業改造區域。二是以鄉學村學為推廣策源地。他們認為，優良品種的推廣，從廣義上說是對農民實施關於改良農業生產及生活方法的各種教育。在推廣每一個新品種時，先使農民明白舊品種與新品種的優劣所在，這樣農民才會接受。否則，即使運用政治力量，也難取得實效，甚至會引起農民的反感。基於這種認識，鄒平農場的農業技術推廣首先在鄉學村學舉辦各種農業技術培訓班、講習班，對農民進行有關知識的教育，使他們既懂得了新品種、新技術的好處，也掌握了使用新技術的方法，然後才向農民提供新技術和新品種，由農民去實施。三是推廣與合作相結合。鑒於不少地方因缺乏相應的組織或機構，往往費勁大收效小，他們堅持了推廣與合作相結合的原則，即隻有合作社社員才能領取改良品種作為“表證農家”。這樣不僅便於指導，也有利於優良品種的保存，防止品質退化。

　　3.發展合作事業。鄉村合作社運動是鄒平實驗區有成效的工作，鄒平的合作事業姑創於1931年，到1936年底全縣合作社的總數達到307所，社員達到8828人。合作社的種類有美棉運銷合作社、蠶業產銷合作社、林業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莊倉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為了集中指導力量，推進合作事業，鄒平還成立了縣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全縣的合作社工作。指導委員會以縣長為委員長，由縣政府選聘鄉村建設研究院講授經濟合作的教師、農場主任及有關人員為委員。下設三個小組，第一組負責合作事業的調查統計與合作教育；第二組負責金融及信用合作社的指導；第三組負責其他各種合作社的指導。合作社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的問題，是促興農業的重要措施。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指導農民成立各種合作社的同時，還特別重視合作教育。梁漱溟及其同仁認為，合作社的發展必須依靠合作社教育，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合作運動都不可變更的規律。就鄒平的合作教育而言，其內容大致分為合作精神教育和合作技術教育。鄒平的合作教育，特別重視鄉學村學的作用。1935年7月，鄒平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成立不久，即將鄉學村學實施合作教育的原則和方法寫進了工作計劃。不久又頒布了《鄉學村學實驗小學及其他小學合作教育計劃大綱》。當時的合作委員會委員在《鄒平實驗縣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報告》中明確指出：

　　“鄉學村學之組織，為理想的合作推進機關；其全部教育活動，名嗬視為合作精神訓練。其社會教育活動，尤以合作事業為主要目標。本會以‘多下教育功夫，少用政治力量，引發鄉民之自力’為指導原則；以‘普施合作教育、合作指導’為工作計劃；無不奠基於鄉學村學之組織及活動上。”鄒平的鄉村合作社運對基層農民組織建設和農民的合作教育都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4.衛生建設和移風易俗。1933年鄉村建設研究院與齊魯大學醫學院合作開辦了醫院，對農民病人實施低費和免費治療，大大減輕了農民的醫療費用負擔。在預防接種、傳播科學衛生知識方麵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婦嬰保健工作方麵高度重視，如在鄉裏建立婦嬰保健會，舉辦家庭衛生訓練班，培養新一代接生員等。還在當地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學生加以訓練，使之成為各鄉衛生所的醫衛人員。醫院還非常重視社會衛生教育，在學校裏教育學生養成衛生習慣，經常舉辦衛生展覽，組織醫療隊下鄉，向農民發放衛生宣傳品。

　　鄒平實驗區對革除陋習，移風易俗也頗為注意，在剪長辮、禁纏足、戒早婚、取締賭博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由於在革除陋習過程中他們堅持了“教育化導”與行政處罰相結合的原則，移風易俗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革除陋習無疑有益於社會風氣的轉變和社會的進步。除此之外，鄒平實驗區在豐富農民的業餘生活方麵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排練文明戲，送戲下鄉；鼓勵農民自編自演節目；組織放映隊下鄉為農民放電影；舉辦農民運動會等。

　　（三）對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與實踐的評價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是一次改良主義的運動，他試圖通過一種廣義的教育工程，來挽救鄉村破壞，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文化的複興與中華民族的自救問題。由於他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主張通過和平的手段、通過改良的道路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隻能是事與願違。梁漱溟本人也發現了鄉村建設中的問題，他認為鄉村建設運動有兩大難處：一是尚談社會改造而依靠政府；二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在梁漱溟看來，社會改造最終要對政府實行改造，但是鄉村建設的工作又離不開政府的支持，這是一個矛盾。“是我們用他呢？還是他用我們？倘使我們不能為主以用他，反而落到為他所用，則結果必至完全失敗。”他同時指出鄉村建設運動的第二個問題是不能廣泛地動員農民參加。本來最理想的鄉村運動，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呐喊。退一步說，也應該是他想動，而我們領著他動。現在完全不是這樣。現在是我們動，他們不動；他們不惟不動，甚至因為我們動，反來和他們鬧得很不合適，幾乎讓我們做不下去。此足見我們未能代表鄉村的要求！我們自以為我們的工作和鄉村有好處，然而鄉村並不歡迎；至少是彼此兩回事，沒有打成一片。梁漱溟所述的第二個難處，是國內外農民教育工作者直到今天仍然在探討的問題。

　　關於梁漱溟鄉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學者們有各種各樣的評價，絕大多數學者看到了梁漱溟理論和實踐的改良主義性質，同時也欽佩這一批知識分子愛國為民奉獻實幹的精神。的確，梁漱溟的理論是希望在不觸動現存社會秩序的前提下，運用和平手段和方式，來達到拯救農村、改造社會和複興民族的目的，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把鄉村破壞的原因歸結為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顯然也是錯誤的。但鄉村建設運動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和實踐體係，卻有其獨到的地方，時隔60多年後，回顧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我們今天的農民教育工作有許多值得思考的東西。

　　首先，對待傳統的態度，梁漱溟既不主張全盤西化，也不主張固守中國傳統文化。他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發現中國的固有精神正好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缺憾，因此，他堅持以中國文化中固有的精神為基礎來構建新的文化，即“鄉村組織要以中國的老道理為根本精神”。他比喻說“中國好比一棵大樹，近幾十年來外麵有許多力量來摧毀它，因而這棵大樹便漸就焦枯了。先是從葉梢上慢慢地焦枯下來，而枝條，而主幹，終而至於樹根；現在這樹根也將要腐爛了！此刻還是將腐爛而未腐爛，……必須趕快想辦法從根上救活他；樹根活了，然後再從根上長出新芽來，慢慢地加以培養扶植，才能再長成一棵大樹。等到這棵樹長成了。你若問‘這是棵新樹嗎？’我將回答曰：‘是的！這是棵新樹，但他是從原來的老樹根上生長出來的，仍和老樹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樹。’將來中國新文化的創造，也正和這棵新樹的發芽生長的情景是一樣”。這種對傳統的態度，在今天看來比全盤西化和盲目排外更符合中國現代化的實際。

　　其次，對教育作用的認識。在梁漱溟這裏，教育是“鄉村建設”的必由之路。“鄉村建設”是梁漱溟最根本的政治主張，被他作為“拯救中國，恢複倫理本位社會”的惟一法寶。他認為教育與“鄉村建設”的關係，就是道路、方法與目標的關係，教育是實現“鄉村建設”目標的道路與惟一的方法。他認為，教育是一個有機整體，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不可分，教育宜及於成人乃至終身，教育應盡推進文化改造社會之功。

　　再次，實踐第一的觀點。這是梁漱溟理論的最顯著的特征，梁漱溟曾多次說他“無意乎學問”，也不想著書立說，所以“以哲學家看我非知我者”。他希望別人把他看作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的確，他不僅是個思想家，更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的著作發乎心，出乎口，字裏行間流露的都是真情實感。而且他一且有了想法和見解，就要付諸行動。在他看來理論認識是重要的，但理論的實踐更重要。因為隻有在實踐中形成並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理論，才是最有價值的理論。